魏晉南北朝時期科學技術發展的若干問題_風聞

來源：《自然科學史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杜石然

原帖：http://his.cssn.cn/lsx/zgs/201912/t20191225_5064770.shtml?COLLCC=3665334732&

　**內容提要：**魏晉南北朝時期有着顯著的時代特點。這一時期的科技發展在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應該怎樣定位，科技發展與當時的社會、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關係將是本文涉及的問題，對當時的治學方法也將進行一些探討。

　**關 鍵 詞：**博學多能 清談論辯 辨名析理 各從其類

　**作者簡介：**杜石然(1929- )，吉林省吉林市人，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數學史，中國古代科技通史。

　1 時代特點以及對科技發展的定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220年-589年)三百六十餘年間，有三十餘個大小王朝交互興滅，政權更迭頻繁，戰亂頻發。這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期：在魏、西晉(220年-265年-316年)近百年統一之後，北方經歷了匈奴、鮮卑、氐、羌、羯等少數民族國家“五胡十六國”(304年-439年)，最後由鮮卑族北魏統一併迅速“漢化”形成民族融合的北朝(439年-581年)；而南方則經歷了東晉(317年-420年)和宋、齊、梁、陳相繼的南朝(420年-589年)。東晉南遷也促進了中國南北方的相互融合，從而促進了南方經濟、社會的發展。經過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南北融合，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都得到了較大的發展。

　　在思想文化方面：魏晉玄學的興起可謂有聲有色。思想解放、個性解放，伴隨着鏗鏘足響的四六駢文，使得魏晉風流、魏晉風尚的韻味十足。這種流風餘韻，隨着佛、道兩家的興起，儒、釋、道相互辯難又相互吸收，使得南北朝時期的社會思想文化十分豐富。北朝雲岡石窟的宏偉造像，南朝以顧愷之、王羲之為代表的詩文書畫，也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化藝術更加絢麗多姿。當然，科技的發展也為這一時期的文化發展增加了很多的光彩。

　　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科學技術發展，我們曾經給出過的定位是“古代科技體系的充實與提高”[1-2]，現在看來這個定位的高度還有些不夠。因為那不是一般意義的“充實和發展”，如下文即將指出的那樣，那是具有諸多創造性成果的長足的進步。在數學、天文曆法、農學、醫藥學的諸多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的、長期影響後世的成果。因此，應當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科學發展看作中國古代科技體系形成後的一次發展高潮，而宋元時期則是另一次高潮。

　　在天文曆法方面，首先是東晉虞喜提出了歲差概念，南朝何承天、祖沖之對歲差也都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其次，北齊張子信積三十餘年觀測研究，發現了太陽和五星視運動的不均勻性。再次，楊偉和張子信研究了視差對日月交食推算的影響。這些研究，對提高天文認知水平以及曆法日食預報的精度來講都是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成果，而這些成果的取得也和天文儀器(渾儀、渾象)和星圖繪製的精進是分不開的。

　　數學方面，出現了劉徽和祖沖之、祖𣈶父子等人傑出的工作。劉徽以為《九章算術》做注的形式，對書中的算法做出了理論上的論述，創造性地提出了含有計算圓周率的新方法的“割圓術”等等。祖沖之算得小數點後7位準確的圓周率，以及祖氏父子在體積計算中提出的“祖氏公理”等也都是創造性的成果。

　　農學則有北朝賈思勰編著我國最早的農書《齊民要術》。這是後來我國古代四大綜合性農書《弄桑輯要》(元)、《王楨農書》(元)、《農政全書》(明)、《授時通考》(清)的先驅，開創之功用在當時，而垂範之功則續存後世。

　　在醫藥學方面，王叔和的《脈經》和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都是現存最早而且垂範後世的脈診和針灸方面的經典專著。陶弘景的《神農本草經集註》創立了更為合理的以藥物的自然來源和屬性進行分類的新方法，為後世本草著作所採用。他又以病症為綱，作為諸病通用藥，將藥物分別歸入不同病症項目之下，此種方法也很切合實用。

　2 博學多能

　　當人們讀《晉書》列傳時，在魏晉時期的士大夫、讀書人中間，可以觀察到有較多的人次會出現關於“博學”的記述。而在前此的《漢書》《後漢書》中則是頗為罕見的，它僅見於司馬遷和楊雄。司馬氏的《論六家要指》可以看成是來自其“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為治者”提供方略的史學家家學傳統，而楊雄的《太玄》則可以看成是魏晉玄學的先導。

　　魏晉學人的傳記，有很多，讀起來是十分精彩的。

　　例如阮籍：

　　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户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痴，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己，由是鹹共稱異。([3]，卷49，列傳第19，本傳，1359頁)

　　再如嵇康：

　　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3]，卷49，列傳第19，本傳，1369頁)

　　二人的共同點：任性不羈、遠邁不羣。博學多能，盡顯時代風流“博覽羣籍，尤好《莊》《老》”，是音樂家兼演奏家，又是著名的詩人、文學家，甚至嵇康還會打鐵。他們都真的是做到了博學而且多能。

　　南朝齊梁時的劉勰説：“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4]這些人“術兼名法”“校練名理”“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始盛玄論”……此時的士大夫、讀書人，從兩漢經學獨尊儒術中解放出來，面向先秦的諸子百家，尤其傾心於《老》《莊》，追求道法自然、思想解放和個性解放。於是，魏晉玄學興起。這正是時代對多人出現“博學”記述的合理詮釋，而“博學”也成了魏晉時期的時代風尚，成了“個性解放”“思想解放”的代名詞。

　　《晉書》列傳中這類“博學”之人，所在多有。魏晉兩代重臣荀勖：“……博學，達於從政”。他是文學，《全晉文》曾收錄其作品，明代張溥輯有《晉荀公曾集》。他還是音律學家“正笛聲樂家之論，盡稱為優。”[5]其孫荀綽也是“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3]，卷39，列傳第9，本傳，1158頁)

　　著名文學家傅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3]，卷47，列傳第17，本傳，1317頁)

　　晉武帝近臣，文學家何劭：“博學、善屬文、陳説近代事，若指諸掌”。([3]，卷33，列傳第3，本傳，999頁)

　　西晉宗室司馬繇也是：“有威望，博學多才”。([3]，卷38，列傳第8，本傳，1123頁)

　　其他如李熹：“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闢三府，不就。”([3]，卷41，列傳第11，本傳，1188頁)劉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3]，卷41，列傳第11，本傳，1190～1191頁)華恆(華表之孫)：“博學以清素為稱，……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3]，卷44，列傳第14，華表傳，1262～1263頁)

　　此外還有束晰：“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3]，卷51，列傳第21，本傳，1427頁)郄詵：“博學多才，瑰偉倜儻。”([3]，卷52，列傳第22，本傳，1439頁)華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箋進之，帝親自覽焉。”([3]，卷51，列傳第21，本傳，1453頁)張載：“性閒雅，博學有文章。”([3]，卷55，列傳第25，本傳，1516頁)劉耽：“博學，明習《詩》、《禮》、三史。”([3]，卷61，列傳第31，劉喬傳，1676頁)①温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3]，卷67，列傳第37，本傳，1785頁)

　　這種以思想解放為實際內容的“博學”，當然也影響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許多科學家。

　　例如著名的地圖學家裴秀就是：“博學強記，無文不該”。“渡遼將軍毋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強記，無文不該。”([3]，卷35，列傳第5，本傳，1038頁)

　　博物學家郭璞：

　　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3]，卷72，列傳第42，本傳，1899頁)

　　煉丹家葛洪：

　　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裏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佔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贍。([3]，卷72，列傳第42，本傳，1911頁)

　　天文學家虞喜：

　　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內史何充上疏曰：“……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傍綜廣深，博聞強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3]，卷91，列傳第61，本傳，2348～2349頁)

　　天文曆法家何承天，受母親影響：自幼“儒史百家，莫不該覽”。生平著述甚多，在何承天之前，“《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併合，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並《前傳》、《雜語》、《纂文》、論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歷》，語在《律曆志》”。“承天素好弈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6]，卷64，列傳第24，本傳，1710頁)

　　歷算學家祖沖之自述：

　　臣少鋭愚尚，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採沈奧，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鹹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圓舊誤，張衡述而弗改；漢時斛銘，劉歆詭謬其數，此則算氏之劇疵也《乾象》之弦望定數《景初》之交度週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歷家之甚失也。及鄭玄、闞澤、王蕃、劉徽，並綜數藝，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眾謬，理據炳然，易可詳密，此臣以俯信偏識，不虛推古人者也。([6]，卷13，志第3，306頁)②

　　醫藥學家、煉丹術士陶弘景：

　　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及長……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又嘗造渾天象，雲“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7]，卷51，列傳第45，本傳，743頁)

　　據今人統計，陶弘景畢生著作約80餘種，內容涉及：儒、道經典、天文、曆法、地理、兵、醫、本草、煉丹、文學、藝術、史學等方面。[8]

　3 清談論辯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大夫、學人之間，由清談相繼而起的論辯風尚，隨着三玄(易、老、莊)以及佛家、道家的興起而日趨熾烈，伴隨着四六駢文的盛行而更加鏗鏘華麗。關於魏晉清談論辯風尚，錢穆先生認為：“東漢之季，士厭於經生章句之學，四方學者，薈萃京師，漸開遊談之風。至於魏世，遂有‘清談’之目。及正始之際，而蔚成風尚。何晏、王弼為時宗師，竹林諸賢，聞聲繼起。至於王衍、樂廣，流風愈暢。典午既東，此風盛於江左，習尚相沿，直至隋業一統，始見革除。”錢先生此説將這種風尚的起、承、轉、衰交待得十分清爽，允為公論。[9]

　　關於論辯體文章，在中國古代，已由來甚久。劉勰《文心雕龍》中即有“議對”“論説”兩類文體。關於議對文體，劉勰説，最早可以追溯至軒轅，其後歷經堯、舜、三代、春秋、戰國，他代皆有“訖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4]，卷5“議對”，176頁)關於論説文體，劉勰説：“論也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説者，悦也；兑為口舌，故言諮悦懌。”“暨戰國爭雄，辨士雲湧；……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如前文已經引述，魏初以來，各家學説多出，論辯常有。“次及宋岱、郭象，鋭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4]，卷4“論説”，130～131頁)

　　東晉李充《翰林論》[10]中有：“研核名理而論難生焉。”“研核名理”，李充給出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論辯、論難文體興起的時代原因。而嚴可均《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則載有“難”文110餘篇，內容大都是和經義、制度、玄學、佛學相關。有人將其歸納為八種：辨析玄理、臧否人物、商榷禮制、駁難刑法、闡明樂理、品評文藝、針砭時俗、研討天文。[1]

　　議對、論説、論難、難、議、駁議等等，指的都是這類論辯文體。

　　“研討天文”，是為科學發展而進行的論辯。它出現在曆法編制過程當中。此即為人們所熟知的：祖沖之和戴法興關於《大明曆》的論辯。這一論辯被完整地記錄於《宋書·歷志》。它依次為：祖沖之的上《大明曆》表，《大明曆》本文，宋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戴法興提出的“歷議”，最後是祖沖之隨戴法興所“難”而進行的“辨析”。

　　這段記載的最精彩部分，當屬戴法興的“歷議”和祖沖之的“辨析”。因為這場論辯已被人們所熟知(包括中學的語文教材)，此處只想指出這種論辯的文體和時代文化背景的關係。

　　戴法興的“歷議”，在三五句開篇小論之後便引入一段“衝之新推術”，寫上一段“臣法興議”，再引用一段“衝之又改……”再寫一段“臣法興議”，引一段，議一段，如此反覆，直至終篇，共計六段。

　　最後，祖沖之隨戴法興所“難”而進行了“辨析”。

　　為了回答戴法興的“恐非衝之淺慮妄可穿鑿”等不實之詞，一如前文已述，祖沖之在“辯析”之首辯白自己曾經“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採沈奧，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鹹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之後，他“尋法興所議六條……陳其目”列清6個問題“隨詰洗釋，依源徵對”，進行辯析。引一段“法興議曰”，用一段“衝之曰”的形式答辯，再引，再答，如此反覆，共11次，將戴法興的“歷議”一字不漏地依次引用完畢，也一一辯答完畢。

　　戴法興的“歷議”和祖沖之的“辨析”所使用的議答方式，很具有時代的特色，和當時的論辯文體完全一致。

　　這場論辯，因為祖沖之的辯析而更加精彩。“願聞顯據，以核理實”，“浮詞虛貶，竊非所俱”，已經是人們所熟知並不斷激勵人們進行科學探索前進的千古名句。③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論辯體文章，這種問答的形式甚為多見。例如《弘明集》，乃是佛教人士為了弘教明法所編輯的文集，由於清談論辯的時代特點，文集中也同時錄入反佛人士的文章並反覆以“誣雲”“正曰”“或問曰”“答曰”“難曰”“答曰”等形式進行論辯，和上述天文曆法的論辯類似。

　4 辯名析理

　　辨名析理、考核名實，是魏晉玄學的主要內容之一。其代表人物王弼就主張“夫不能辯名，則不可與言理；不能定名，則不可與論實也”。關於“名”“實”，王弼還主張“名以定物”“鑑而正名”“名者尚乎定真”“凡名生於形，未有形生於名者，故有此名者必有此形，有此形者必有其分。”[12]而另一位代表人物郭象則以為《莊子·天下篇》中的辯者們：“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系其思，流於後世”④，在這裏，他明確地提出了“辨名析理”這一四字詞。嵇康在其著名的《聲無哀樂論》中，在討論國家的“治”“亡”與聲的“樂”“哀”過程中，也以“鑑於歷世濫於名實”為論，“內外殊用，彼我異名”“有實”“無實”“正名號”“共當其名”“名實俱去”等等辨名論證，還提出：“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足，然後借古意以明之耳。”[13]在這裏，他提出了：首先要依據“自然之理”來“推類辨物”的方法。在另一篇《難自然好學論》中，嵇康還提出了：“區別羣物，使有族類，造立仁義以嬰其心，製為名分以檢其外。”[14]其實，早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名理》中就曾經提出過與“辨名析理”具有同樣意義的“循名究理”。其原文為：“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循名廄(究)理之所之，是必為福，非必為材(災)”，“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能與(舉)曲直，能與(舉)冬(終)始，故能循名廄(究)理”。[15]文意是“循名究理”是對一個執政者的要求。而玄學家們的“辨名析理”則進一步拓展為用來進行思辨、分析事物的一種方法。

　　在中國現代著名的哲學家中，力主“辨名析理”是魏晉玄學家們普遍運用的方法的是馮友蘭先生。按他的説法“名”就是名詞，代表一個概念“理”就是名詞的內涵，代表一類事物的規定性。

　　早在1946年，馮友蘭即認為：“魏晉玄學家常説‘辨名析理’，辨與析都是分析的意思……照我們的看法，邏輯分析方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16]在1948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哲學簡史》中，馮先生又將“辨名析理”的方法擴展為魏晉玄學家普遍使用的方法。他説：“在三、四世紀，隨着道家的復興，名家的興趣也復興了。新道家研究了惠施、公孫龍，將他們的玄學與他們所謂的名理結合起來，叫做辨名析理’。”[17]

　　馮友蘭在晚年鉅著《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更清楚地寫道：“玄學的方法是辯名析理’，簡稱名理’。名就是名詞，理就是一個名詞的內涵。一個名稱代表一個概念，一個概念的對象就是一類事物的規定性，那個規定性就是理……‘辯名析理’是就一個名詞分析它所表示的理，它所表示的理就是它的內涵。”[18]

　　辨名析理的思潮也影響着這一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探索。

　　例如劉徽在注《九章》序中寫有：“析理以辭”。“辭”的含義，按《荀子·正名篇》的解釋，“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因此也可以説“析理以辭”也就是魏晉時期思想家們經常説到、用到的“辨名析理”。

　　我們也注意到這一時期出現的中國早期有關動物、植物的著作，例如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郭璞的《爾雅注》。

　　陸璣的《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是對《經》所記載的動植物進行註解的著作，也可以説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有關動植物的著作。全書分上下兩卷，上卷為植物部分共記載草本植物60種、木本植物47種，下卷為動物部分記載鳥類27種、獸類12種、蟲類24種(內有鼠類、兩棲類)、魚類11種(含獸類、貝類)。對每種動物或植物不僅記其名稱(包括各地方的異名)，而且描述其形態(種類辨別)、生態(習性)、地理分佈以及栽培、馴化和利用等等。[19]可以説，全書的工作方法就是“辨名析理”，再加上“各從其類”(詳見下文)。正如上文中馮友蘭的詮釋，“辨名析理”(簡稱：名理)中的“名”就是名詞，“理”就是一個名詞的內涵。一個名稱代表一個概念，一個概念的對象就是一類事物的規定性，那個規定性就是“理”。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正是這種思想方法的具體體現。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當時的學者在描述自然現象時，開始應用“自然之理”一詞。例如楊泉曾著《物理論》言及天文、地理、氣象、工藝、農耕、養生等等，特別是在論及“風”的時候説“氣積自然，怒則飛沙揚礫，髮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天地之性，自然之理也。”[20]再如杜預説楊泉“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3]，卷18，志第8，律曆志下，563～564頁)很明顯“理”在這裏有道理、規律的意義，“自然之理”也有探討自然現象規律的含義。

5 各從其類

　　從方法論方面來看，“各從其類”“比類”“類比”也就是利用分類的方法來研究、整理事物。

　　《搜神記》原本是晉代幹寶寫的一部傳奇志怪的文學作品，但當他對自然界進行觀察和描寫時，也用到了這種“辨名析理”“各從其類”的方法。他説“寄生因夫高木，女蘿託乎茯苓，木株於土，萍植於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蟲土閉而蟄，魚淵潛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乎時者親旁：各從其類也。”[21]

　　在整理故舊、編纂書籍的時候，人們也常常會用到“從類”“歸類”的方法。例如劉徽在編注《九章算術》時就用到此類方法。他説“事物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22]皇甫謐根據《素問》《針經》《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整理編纂《針灸甲乙經》時，認為“三部同歸，文多重複，錯互非一”，於是根據三書內容“使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最後寫成《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一書(簡稱《針灸甲乙經》或《甲乙經》)。[23]根據《宋書·何承天傳》記載，何承天也曾經利用這種方法整編過《禮論》一書，“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合併，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並《前傳》、《雜語》、《纂文》、論並傳於世。”([6]，卷64，列傳第24，本傳，1710頁)

　　當人們在應用“從類”“歸類”方法時，首先就需要“辨類”。這時理所當然的要用到“辨名析理”。因為“辨名”之後方能分類。分類之後才能“選取”，而“選取”也離不開“辨名”。“辨名”之後分類，分類之後“選取”，“選取”之後“歸類”。這是一個十分合理的順序。

　　除去上面的劉徽《九章算術注》、皇甫謐《針灸甲乙經》之外，下面的例子説明魏晉南北朝時期其他一些科技經典也是在這“辨名析理”“各從其類”方法下形成的。

　　例如王叔和的《脈經》，在整理彙總前人成果基礎上，將脈象歸納為“浮、芤、洪、滑、數、促、弦、緊、沉、伏、革、實、微、澀、細、軟、弱、虛、散、緩、遲、結、代、動”共二十四種。但正如他在《序》中所説：“脈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展轉相類。在心易了，指下難明。謂沉為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為遲，則危殆立至。況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脈者乎！”例如“浮”與“芤”、“滑”與“數”、“沉”與“伏”、“弦”與“緊”、“革”與“實”、“微”與“澀”、“軟”與“弱”、“緩”與“遲”等等脈象，很是類似，但是如果診斷錯誤又十分危險，因此必須對每種脈象形狀進行具體、切實的描述。貫穿全書的就是“辨名析理”的過程。

　　在編纂過程中，將古人經典分別納入各該條目之下“各從其類”：“各類例相從”。這也正是王叔和在序言後面所説的：“今撰集岐伯以來，逮於華佗，經論要決，合為十卷。百病根原，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備。其王、阮、傅、戴、吳、葛、呂、張，所傳異同，鹹悉載錄。誠能留心研窮，究其微賾，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夭橫矣。”

　　同樣的例證還可以舉出農書《齊民要術》的編著。

　　正如該書作者賈思勰在書的序言中所説：書的全部內容乃是“起自耕農，終於醯、醢，資生之業，靡不畢書，號曰《齊民要術》”。全書“凡九十二篇，束為十卷，卷首皆有目錄。於文雖煩，尋覽差易。”而他編著時使用的全部資料則是“採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這也就是：相關的經典文獻資料、諺語和民謠、老農的經驗以及實際的農田操作。(見《齊民要術·序》)

　　賈思勰將6世紀以前中國黃河流域下游地區的農藝、園藝、造林、蠶桑、畜牧、獸醫、配種、釀造、烹飪、儲備，以及治荒等關於農、林、牧、副、漁等各項技術，按着一定順序排列，將九十二篇“束為十卷”，各卷的內容為：

　　卷一：耕田、收種、種穀共3篇；

　　卷二：穀類、豆、麻、麥、稻、瓜、瓠、芋等13篇；

　　卷三：種葵(蔬菜)、蔓菁、蒜等素菜類12篇，苜蓿、雜説各1篇；

　　卷四：園籬、栽樹(園藝)共2篇，以及棗、桃、李等果樹栽培11篇；

　　卷五：栽桑養蠶1篇，榆、白楊、竹以及染料作物10篇，伐木1篇；

　　卷六：畜、禽及養魚6篇；

　　卷七：貨殖、塗甕各1篇(釀造)，釀酒4篇；

　　卷八、卷九：釀造醬、醋，乳酪、儲存22篇，煮膠、制墨各1篇；

　　卷十：非中國(指北魏以外)物產者1篇，記熱帶、亞熱帶植物100餘種，野生可食植物60餘種。

　　賈思勰將全書分列各卷，編排各卷內容，這需要經過較長的分類、分篇和歸攏以成為各卷的過程。各篇以及篇中的各個小的類目則是全書寫作的最基本的單元，例如豆、麻、麥、稻、瓜、榆、白楊、竹、醬、醋、乳酪等等即是。然後再將“採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等長期積累的素材歸入這些基本單元小類目。

　　這其間的過程，實際上也就是連續、反覆使用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家、著作家普遍使用的“辨名析理”“各從其類”方法的過程。

　　“採捃經傳”：有人統計全書引用了經部30種、史部65種、子部41種、集部19種，書名不可考者尚有數十種，總計達二百餘部。通過“辨名析理”從這些經典中將相關的語句摘錄出來，再“各從其類”歸入各該單元小類目中去。而來自“歌謠”“老成”“行事”資料，也同樣是可以如此處理的。

　　從另一方面來看，“採捃經傳，爰及歌謠，詢之老成，驗之行事”中列出的四大項，可以説，它們自身又形成了在當時條件下相當完備的科學的方法“採捃經傳”“詢之老成”，查找文獻資料和向名師請教自不待論“爰及歌謠”也是中國古代經常使用的方法，特別在是推廣普及成果的時候。除了農謠之外，計算方面有各種口訣，天文方面有“步天歌”，醫藥方面有“湯頭歌”。一些口訣歌謠還一直被應用到今天。“驗之行事”，從現代所謂“試驗”“實驗”方面來理解，就更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科學方法了。

　　正因為如此《齊民要術》必然會被確立為中國古代五大農書之首，功在當時而垂範後世。

　註釋：

　　①劉耽為劉喬之孫。

　　②後“(祖)衝之隨(戴)法興所難辯析”。

　　③關於這場論辯，請參閲杜石然《祖沖之》(杜石然主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上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年，221～231頁)、陳美東《祖沖之的天文曆法工作——紀念祖沖之逝世1500年》(《自然辯證法通訊》，2002年第2期)。

　　④見“天下篇”尾“卒有辯者之名”句下的郭象注。

　參考文獻：

　　[1]杜石然，範楚玉，陳美東，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M].改訂版，第5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杜石然，主編.金秋鵬，副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通史卷[M].第5章.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3]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4]劉勰.文心雕龍校注[M].楊明照，校.北京：中華書局，1959.130.

　　[5]張溥.晉荀公曾集 題詞[M]//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第60冊.北京：中華書局，成都：巴蜀書社，1984-1988.

　　[6]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7]姚思康.梁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8]曾敬民.陶弘景[M]//杜石然.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240～247.

　　[9]錢穆.魏晉清談[M]//國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41～143.

　　[10]嚴可均.全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560.

　　[11]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150.

　　[12]王弼.老子指略[M]//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兩漢隋唐部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308～322.

　　[13]嵇康.聲無哀樂論[M]//嵇康.嵇康集校注.戴明揚，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345～401.

　　[14]嵇康.難自然好學論[M]//嵇康.嵇康集校注.戴明揚，校.北京：中華書局，2014.446～456.

　　[15]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經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

　　[16]馮友蘭.論分析命題[M]//新知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17]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塗又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

　　[18]通論玄學[M]//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9]苟翠華.陸璣[M]//杜石然.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179～183.

　　[20]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資料簡編兩漢—隋唐部分[M].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357～366.

　　[21]幹寶.搜神記[M].第12卷.長沙：嶽麓書店，2015.109.

　　[22]劉徽.《九章算術》序[M]//算經十書.錢寶琮，校點.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9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