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 | 殺醫案就診全過程曝光：民航總院花費近4萬，朝陽醫院繳費3萬_風聞

文 |《財經》記者 姚佳瑩 信娜 辛穎 實習記者 朱賀

2019年12月30日，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官方微信“京檢在線”發佈，對在民航總醫院內殺害醫生楊文案的犯罪嫌疑人孫文斌，以涉嫌故意殺人罪移送審查起訴。

從批准逮捕到偵查終結，只用了4天。

悲劇發生在12月24日早上，北京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楊文在值班過程中，遭患者家屬行兇傷害，頸部嚴重損傷。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不幸去世。

事件發酵過程中，網絡上各種猜測層出不窮，真相愈發撲朔迷離。

12月29日，對於網上所傳的“兇手母親已被轉到朝陽醫院重症監護室，並接受免費醫療”的信息，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神經外科專家凌峯獲得北京朝陽醫院官方回應：家屬自行從民航總醫院辦理了出院，並打了999急救電話，要去朝陽醫院。朝陽醫院讓家屬交了押金，辦理了住院，並沒有提供免費醫療。

犯罪嫌疑人孫文斌家屬也向《財經》記者證實，“在朝陽醫院已經交了3萬元”。關於涉案內容，“錄了口供、簽了字，不能往外透露信息。”

在無盡的惋惜後，人們開始關注這一悲劇發生的原因，孫文斌95歲母親孫魏氏的診療過程成為了焦點。

民航總醫院一位醫生向《財經》記者介紹，在事發前，針對醫生不收患者住院，未作進一步規範治療，患者家屬確實向醫生提出過質疑。

然而，又是什麼原因讓孫文斌的母親在急診重症監護室治療半個月之久？醫院緣何“一牀難求”？

住院20天中楊文接診7天

12月29日，由於急診科兩名醫生請假休息，民航總醫院臨時從呼吸科和心內科各安排了一名醫生前往支援。該醫院一名醫師向《財經》記者表示，當日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急診科接診的患者超過百名。

根據《財經》記者獲得的民航總醫院診療記錄。2019年12月4日清晨7點左右，楊文醫生首診患者孫魏氏。在當日CT檢查申請單的臨牀表現一欄，孫魏氏到達民航總醫院時的狀態是：納差4天（即食慾不良4天），意識欠清，近日肺部感染，臨牀診斷顯示，醫生做出的判斷是肺部感染，消化性潰瘍以及心功能不全，並對是否存在腦血管病存疑。

當時需花費約717元做CT檢查，然而，患者家屬反對，未能順利進行。

民航總醫院的歷次用藥系統記錄着每位患者的用藥和項目檢查信息。該系統顯示，除了拒絕CT檢查，靜、動脈採血以及生化全項III等項目檢查均未能順利進行，只進行了心電圖檢測。

由於患者家屬“僅要求輸點液”，當日，楊文醫生開出了兩袋氯化鈉注射液，兩支醒腦靜注射液和一隻注射用奧美拉唑鈉的處方，最後一種注射劑是用於消化性潰瘍急性出血的治療。同時，楊文為孫魏氏進行了急診搶救診察輸液。

而在此後的留觀期間，除了楊文，民航總醫院急診科的醫生幾乎都為孫魏氏申請過檢查，從檢查記錄可知，除了首診，楊文曾於12月6日、7日、11日、14至16日為孫魏氏進行診療，直至24號遇害。

該院系統顯示，當日凌晨四點，楊文一如既往地與科裏王姓醫生換班，開始一天的工作。意想不到的是，孫魏氏的兒子孫文斌在若無其事地與其交談約20分鐘後，將其殺害。

在孫文斌行兇之後，患者及其家屬的情況受到關注。此前，民航總醫院醫護人員向《財經》記者介紹，患者家屬從入院時就比較激動，多的時候七、八個家屬都在搶救室陪着，每個人看起來都挺容易激動的。

《財經》記者走訪瞭解到，犯罪嫌疑人孫文斌是兄妹五人中最小的弟弟。他有三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據一位與孫家相識的人介紹，其母親大部分時間與二兒子住在一起。

孫文斌的一位兄長如此前網傳，在一所大學餐廳工作。《財經》記者從一位知情人士處獲悉，孫家排行第三的兒子，確實在北京朝陽區某大學內一家校園餐廳擔任經理一職，2015年前後退休。

提起家裏最小的兒子，即孫文斌，上述知情人士回憶，身邊的人都知道，孫經理沒少幫這個弟弟，但後者前前後後換了多份工作，“他的弟弟也曾在這所學校食堂負責採購，不久後便離職了”。

這位知情者曾在工作中，與孫文斌打過幾次交道，“人有些內向，沒什麼朋友”。

上述知情人士介紹，學校在建設過程中徵用了孫家三子的土地，後在校內為其解決了工作問題。“算上加班費，餐廳經理的工資在1萬元左右，退休工資差不多6000左右。”上述知情人説，並且每個月會給其一部分佔地補助費等，大概幾千元。

與網絡上“易激動”的患者家屬形象不同，在王木眼中，孫經理是一個“隨和”的人。王木曾在其管理的餐廳工作了三年。“過年期間，他會優先安排家住附近的員工值班，讓外地的人能早些回家”，上述工作人員家在西北的某座城市，某年，他曾因家裏的突發情況數次請假，“孫經理都儘量安排准假”。

與孫文斌的姐姐相識的一對老夫婦在看到網上的信息後頗為訝異。這條信息顯示，孫文斌的姐姐曾“威脅要繼續殺人”。這與老夫婦口中的“小孫”頗為不同，“她為人熱心，看到我們提着菜，會主動幫忙”。

然而，悲劇還是發生了。12月30日，楊文醫生遇害後的第六天，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內，仍不時有人送來悼念的鮮花。

“一牀難求”的醫院

12月27日，民航總醫院舉行楊文醫生的追悼會。當日，孫魏氏辦理了轉院。然而卻留下了一個謎題，醫患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何起初患者家屬拒絕做檢查？

無法從急診轉為住院是患者家屬與院方的一大矛盾點，而這對孫魏氏家屬或將意味着承擔更多治療費用。

孫魏氏屬於徵地超轉人員。根據《北京市徵地超轉人員服務管理辦法》，超轉人員享受北京市城鎮退休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待遇。這意味着，孫魏氏在急診檢查治療，一年的最高報銷額度為兩萬元，而倘若住院，一年最高可累計報銷30萬。

“患者年紀大、多併發症、病情複雜嚴重。到了年底，可能門診、急診的報銷額度都用完了。”民航總醫院一名醫生向《財經》記者表示。

首診當日，楊文醫生建議進行的項目檢查和藥品總費用共計約2700元，其中，實際發生的診療費用為508.54元，由於患者家屬拒絕做檢查項目，未實施的項目則共計約2200元。在往後的急診留觀時期，患者家屬很少再拒絕院方建議的診療方案，直至孫魏氏轉院，檢查和用藥費用約36000元。

對焦點問題民航總醫院未將患者收治住院的原因，網上各路信息流傳三個版本，一、因臨近醫保控費年底結算，醫院不願收治。二、患者家屬態度激動，醫生對收治住院有顧慮。三、普通病房沒牀位。

上述民航總醫院醫生向《財經》記者坦言，醫院年底的醫保額度確實緊張，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主要還是患者家屬情緒極端，不斷地吵鬧、威脅醫生。急診科醫生將患者轉向住院部時，一般會先進行篩查，根據疾病譜聯繫住院部對應科室，並將患者病情、家屬情緒、配合程度等信息與住院部醫生溝通。”民航總醫院一名住院部醫師告訴《財經》記者。

醫保結算，醫院是可以拖延的，把這筆費用結算到明年。“實際上，一些正在住院患者的費用我們就會這樣處理。”上述民航總醫院醫生坦言。

而對於沒有牀位的説法，民航總醫院每月都會進行內部科室考核，考核內容包括出院患者數、超過30天的住院患者數量、平均住院日、搶救成功率等，在考核標準一欄，平均住院日不超過12天為達標。在11月的內部考核結果中，各科室的平均住院日期一欄均達標。因而，不至於兩週沒有牀位。

在一篇以楊文同事身份介紹患者就診經過的文章中也有解釋，“天天犯渾的一家人，誰敢接診收治？”

年底考核指標較多，醫生收患者確實有選擇性。北京一家公立三甲醫院醫生向《財經》坦言，“像95歲的高齡危重患者，在急診搶救病情又不見好，收治住院肯定首要考慮家屬態度，萬一老人最終沒治好也不想惹麻煩。”

就未收治住院的具體原因，民航總醫院院方對《財經》記者表示，不予回應。

無論這一個案中的真實原因如何，公立醫院醫生所要面對的此類情況很普遍。多位醫生向《財經》記者介紹，一方面，他們在患者對治療方案的質疑和醫療治癒能力的客觀有限間做解釋，一方面在上級考核指標與醫院營收任務中掙扎。

在中國，大醫院醫生的超負荷工作，眾所眾知，而在擁擠的人羣中穿梭看病也幾乎是每一個人都有過的經歷。當“看病難”成為醫患雙方每天都要面對的困局，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善意也在被日益消磨。

除了應對患者，醫保額度、牀位週轉率、藥佔比等每一項指標都壓在肩上。

所謂的醫保額度，其實是醫保支付的總額預付，基於醫院的歷史信息、考慮一定年度增長率確定下一年對醫療機構的預付總額度。本意是為了激勵醫院控制成本、減少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

一位地方醫保部門工作人員告訴《財經》記者，醫院到年底會有總額預付額度用完的情況，“但是醫院以這個理由拒絕接待患者是不合理的，在醫保同醫院簽訂的協議中明確規定不允許。”

但在實際執行中，醫院往往以採取少收病人、減少醫療服務等應對措施。一位三甲醫院科室主任向《財經》記者介紹，醫院會將指標分解到每個科室，每週都會統計醫保費用數據，每個月開會都會強調，誰也不想每次開會都被批評吧。

既然醫保控費工作從年初就開始，為什麼總要等到年底才出問題？

“年初不會過分強調，大家手腳被束縛了影響醫院營收增長怎麼辦，所以通常就年初松，年底緊。”上述三甲醫院科室主任説。

除了醫保額度，衞健委對公立醫院考核指標的也是影響醫生對病人選擇的因素之一。“不僅上面考核，醫院互相之間都比較這個指標，越高的週轉率説明治癒的病人越多，創造價值越高。”上述三甲醫院醫生説。

問題指向了患者數量。北京大學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主任史錄文向《財經》記者分析，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價格固定，那麼醫院想要增加收入就必須通過增加醫療服務，希望更多的患者來就診。

患者與醫院的目標不謀而合，他們湧向大型公立醫院，因為那裏有最好的醫生，他們擁有最好的技術，會採用最先進的設備。然而，患者越向大醫院聚集，矛盾也就越集中。

動脈網數據顯示，2018年基層醫療機構數量佔比95％，但診療人次佔比僅為55％；而數量佔比僅為3％的醫院，診療人次卻高達41.2％。

“三級醫院門診量的增速明顯高於基層醫療機構，有悖於我們最初啓動國家醫改時的目標。”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國恩在此前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曾説。

當矛盾最終在醫生和患者之間爆發時，癥結卻如此遙遠。史錄文認為，這既有醫療系統內的問題，也有整個社會對醫療服務系統定位的問題。醫保方面正在在探索對醫療服務的戰略性購買，希望通過更精細的支付方式引導患者的分級診療。但是如同此前的諸多嘗試，如果我們不能在社會系統內解決公立醫院的收入模式，那麼醫保支付的引導效果將非常有限。

（文中王木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