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罌粟花：商人依附權力之悲劇_風聞

來源：李不太白（ID：oursir） 作者：李不太白

一

從一個跑腿的小夥計，到中國首富，胡雪巖用了30年。

從中國首富到一貧如洗，只用了一天。

胡雪巖的這一生，像極了他的名字：胡雪巖，即“為什麼是雪中山崖”之意。他的人生之路本來猶如大雪封山，仰頭是萬丈絕壁，他卻找到了攀巖的藤條；可是等到他費盡千辛萬苦，終於爬到了人世的峯頂後，卻又遭遇雪崩一樣的鉅變，一切都瞬間被吞噬，就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

好像他不曾是個窮放牛娃。

好像他不曾富可敵國。

富可敵國本是個誇張的成語，形容一個人財富巨大，但在胡雪巖這裏，它卻是貨真價實的比喻：高峯期的胡雪巖，個人資產一度達到白銀3000萬兩，超過了清政府的國庫儲備金。

晚清政府雖然積弱積貧，但它巨大的身軀與人口擺在那，仍是世界大國。胡雪巖竟以一人之財勝了一個大國的財政儲備，實屬駭人聽聞。

更沒想到過的是，如此金銀滿堂、呼風喚雨的胡雪巖，最後竟然在貧寒交迫中離開了人世。

世人都説，經商要學胡雪巖。

可是到底學他什麼呢？

是學他發跡時的勤勉與膽識、步步高昇裏的長袖善舞呢，還是學他高空墜落裏無可奈何的警訊悲歌？

毛澤東説中國的秘密在農村。沒錯，從社會矛盾的角度而言，“農耕社會”的屬性一直是中國兩千多年來的主體。

但是，假如從農耕文明向現代化轉換進程中的波詭雲譎來説，則中國的秘密在胡雪巖。

二

胡雪巖生活在清朝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童年時是個安徽績溪的放牛娃，沒上過私塾，所有學識都由父親傳授，且只傳到他12歲時為止——那一年，他的父親去世了。

生活窘迫的胡雪巖，一個大概相當於今天的小學生，就不得不孤身一人從浙皖古道輾轉向南，先後寄身於杭州等地的糧行、商行、錢莊之間，從掃地、倒夜壺等雜役幹起，憑着踏實與勤奮，總算換得了一個“夥計”的身份。

隨後的胡雪巖運氣不錯。錢莊掌櫃無後，視胡雪巖為親生，彌留之際將錢莊託付給了他。如果按這樣的人生走下去，胡雪巖應該能夠養活自己，娶妻生子，將一生交代過去。

但他遇到了一個人，生命的軌跡從此改變。

這個人就是王有齡。

胡雪巖到底是如何認識王有齡的，史料上並沒有確切記載。小説裏演繹的胡雪巖早前挪用錢莊500兩銀票，相助王有齡入京找通關係，使得空有“捐官”虛位的王有齡得以實授了個浙吏官職，純屬虛構，並非事實。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王有齡任湖州、杭州知府期間，胡雪巖居然轉身一躍，代理起了政府的“業務”，辦起政府性質的絲綢行，用政府的錢扶助當地農民養蠶，再就地收購生絲，運往滬、杭，脱手變現後再解交浙江省“藩庫”，中間不需支付任何利息。

胡雪巖從中收穫豐厚。

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隨着某人就任某市市長，某個商人的業務迅速在全市擴張，風頭一時無兩。

一點也不難想象，有了政府的委託與支持，胡雪巖的生意很快越做越大。

從絲綢、藥店、店鋪、錢莊，到軍隊糧械、政府漕運，隨着湖州知府王有齡一路高升至浙江巡撫，胡雪巖的生意四面開花。時值太平天國、西方聯軍侵華的亂世之秋，胡雪巖掌控下的商業竟然握有浙江一半以上的戰時財產。

胡雪巖攀上了人生的第一個巔峯期。

讓今日很多胡雪巖的崇拜者想不到的是，其實到了這個時候，胡雪巖已經無限接近了懸崖。

實際上，胡雪巖的故事本應就此終結。

他所以能逃過一劫，不過是純屬僥倖罷了。

三

1861年冬，浙江巡撫王有齡自殺了。

表面上，王有齡死於太平軍。太平軍圍城兩月，杭州城糧盡，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身為巡撫的王有齡苦撐不棄，城破之日殺身成仁，盡了一個封疆大吏的節義。

但實情是，城本不必破，王有齡本不必死。

因為彪悍的左宗棠大軍就在靠近杭州的安徽、江西邊界，只須他揮師東進，杭州之圍便立時可解。因為太平軍李秀成部根本無心戀戰，他們行的是“圍魏救趙”之策，圍攻杭州是虛，調動清軍以解“天京”（今南京）的困境是真。

但左宗棠大軍卻一直徘徊在皖贛邊界，就是不入浙江。

左宗棠學歷不高，中舉之後一直考不上進士，只能以幕僚身份躋身官場，所以立功心切，熱愛表現，經常吹牛説自己是當今諸葛亮。這麼一個大神，為什麼不入浙江顯神通呢？

因為曾國藩密令他勒馬觀變，坐等王有齡城破人亡。

曾國藩為什麼要看着王有齡死呢？

因為王有齡的領導叫何桂清。

《清史稿》上對何桂清的評價完全是負分。身為兩江總督的何桂清，人品確實很爛，搶人家老婆不説，還在太平軍兵臨常州時，打死打傷求他留下守城的士紳數十人，棄城逃跑，東南官民對之人神共憤。

但若説何桂清是無能之徒，卻並非事實。

還他在擔任類似今天教育廳長時，就上書朝廷，痛罵本省領導軍事懦弱，並拿出了對抗太平軍的方案。就任浙江巡撫後，何桂清大力整頓地方軍隊，從財政上給予中央軍強力支持，並與浙江提督鄧紹良等人合作，多次擊敗太平軍，收復徽州府、寧國府等浙皖兩省多處失地，深受朝廷軍機大臣彭藴章賞識與支持，稱之為“能臣”。

太平天國攻破清軍“江南大營”後，何桂清卻以功勞升任兩江總督。正是在他的財物強力支持下，“江南大營”得以重建，並一度攻克鎮江、九洑洲，合圍了太平天國總部的江寧。

以一個區區教育廳長的身份，一路幹到包圍太平天國總部，要是何桂清沒點真本事，怎麼可能辦得到呢？事實上，若非這傢伙意志、膽魄不足，外加不得人心，近代史可能真沒曾國藩的湘軍什麼事了。

這就絕不是湘軍精英層願意看到的了。

太平天國以拜上帝教鼓動人心，與兩千多年傳統儒家精神背道而馳，不可能受到社會的普遍支持；而且精神領袖洪秀全一入南京就早早開始享受，上層領導腐化而內鬥激烈，最終釀成“天京事變”，楊秀清、韋昌輝、秦日綱、石達開等各個核心的“王”死的死、走的走。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雖然太平軍勢頭看似很猛，實際卻不可能長久。

這樣的話，由誰領導去剿滅太平軍就是一件不世之功了。

這件功勞背後不但有名垂青史的無盡榮耀，還有實實在在的無數封賞、爵位、財富，哪個有抱負的能臣干將不怦然心動呢？事實也證明，後來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湘軍集團能主導晚清政治大局，湘軍能出15個總督、14個巡撫，全拜剿滅太平天國所賜。

與湘軍爭奪這件功勞的，何桂清算是主要競爭者了。

而王有齡是何桂清的同鄉、主要輔助者之一。

所以身為湘軍核心力量之一的左宗棠，怎麼可能發兵救援王有齡呢？

假如左宗棠及時發兵，幫助王有齡擊敗“髮匪”，那還不是彰顯王有齡、何桂清們守土抗敵有功嘛！還不進一步加強了作為競爭者的何桂清集團的功勞，又能有湘軍什麼事呢？

只有王有齡的浙江丟掉了，曾國藩、左宗棠的湘軍才能去拿回來，擴大湘軍勢力版圖。因為同為朝廷軍隊，湘軍只能收復賊匪侵佔的失地，而不可能從同僚手中奪取朝廷的封土。

在不世巨功面前，犧牲一個王有齡算什麼？

所以就可以看到，當曾國藩取代何桂清成為“兩江總督”後，久拖不決的“何桂清棄城逃跑案”很快就有了定論，在曾國藩的力主之下，朝廷最終置眾多求情聲於不顧，在北京菜市口當街處死了何桂清。

曾國藩湘軍要崛起，何桂清集團就必須衰落。

即使在儒家仁愛、克己復禮的面紗之下，兩千多年的庸俗政治也從來一點都不温良恭儉讓，有的只是千年不變的你死我活。

那麼，糊里糊塗夾雜在其中的胡雪巖又處於什麼位置呢？那個時候，幫辦打理浙江財政的胡雪巖，正是王有齡的左膀右臂，何桂清集團的得力干將。

連何桂清、王有齡都死了，胡雪巖能活嗎?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事實上，如果不是受王有齡之命出城買糧徵糧，被圍困在杭州城的胡雪巖，結局也必然和王有齡大同小異。

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湘軍大業中，他們都應該是烈士。

胡雪巖能逃過這一劫，但並不代表他就真的從此逃出了政治犧牲品的序列。

中國不是美國，胡雪巖不是特朗普。從古至今，以商人身份捲入權力範疇的，很少見到能夠落得好下場的。

這是因為以中國商人的思維模式，即便生意版圖做得再大，也並不足以理解中國大歷史背後的政治文化。

四

買了大批糧食的胡雪巖，因為太平軍封鎖了交通而無法進入杭州城，只能眼睜睜的看着王有齡城破人亡。

王有齡殺身成仁了，胡雪巖又該去哪呢？

亂世之秋，鬧饑荒的不止杭州城，左宗棠大軍也好不到哪裏去。因為缺糧，左大將軍的部隊已處於士兵譁變的邊緣。左宗棠心急如焚。

然後胡雪巖就孤身一人去見左宗棠了，就如他13歲孤身南下謀生時一樣。

然後胡雪巖就把20萬石大米送給左宗棠了。

然後左宗棠對這位雪中送炭的大商人就感激不盡、信任有加了。

在左宗棠的提攜之下，胡雪巖因禍得福，生意逢凶化吉，並從此更上一層樓——畢竟，左宗棠作為晚清“中興”的一代名臣，其能量之大，遠非區區一個王有齡可比。

此後，胡雪巖被左宗棠委任為總管，不但再度主持浙江全省錢糧，其胡氏錢莊還經辦軍餉，協助購買軍火，錢莊甚至大量受理清軍從戰亂中掠奪來的錢財存款。

短短几年，胡雪巖就將錢莊、藥店、絲綢、茶葉發展到遍佈江浙，家產超過二千萬銀兩，加冕“中國首富”。

長袖善舞的商人胡雪巖，隨着官商之路可謂越走越遠，生意版圖一步步遍及天下，企業的規模從早年的掌控浙江半省財產，直至到富甲大清天下，個人財富直逼朝廷財政收入。甚至多位朝中大臣、滿族王公、親王貝勒也都成了胡雪巖“阜康錢莊”的客户。

故事到這裏，看起來一帆風順，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

故事到了完美，一般都是悲劇的開始。

這樣的劇情並不稀罕。

比如平西王被法辦前後，福布斯榜上富豪、有着各種“神奇”創業傳説的徐某病死獄中；比如擦掉他們名字、填空成別的一堆名字也一樣。

這些年來，屢屢抓出的腐敗大案，足夠震驚兩千多年曆史的了。它們的背後，又哪一個背後不站着一個胡雪巖的影子？幾乎每一個在被懲處的官員背後，都有搭檔着某個或某幾個商人凋零的身影。

幾乎很難説清有多少個城市或多或少地生長着這樣的故事，更別説眾多縣市、鄉鎮的無數小號的胡雪巖們了。

它們那樣恣意發育着，生長着，不受控制地走向它們的宿命——瞞天過海，或者萬劫不復。

假如只是從道德、法律、紀律層面去刨根問底的話，一定是刨不清楚、問不到底的。

在每一個對權力或滿臉堆歡、或戰戰兢兢的背後，都埋藏着一顆官員、商人、社會三敗俱傷的種子。它是不是發芽，或者什麼時候發芽，只是看機緣是否合適罷了。

因為一旦公器私用之後，身在其中的人，並不像他們想的那樣能有效駕馭人性的慾望列車。

最終，那些巨賈與大卿們起起落落的大劇背後，那些官商悲歡故事的背後，不但是一個個體的失敗，也是一個社會文明要走向未來必須避開的沼澤地。

這樣的故事，是中國社會推翻“三座大山”後的第四座大山，是催弱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慢性病毒，是伴隨着古老的中華農耕文明生長出的一枝妖豔的罌粟花。

這一枝罌粟花，就叫做“權力崇拜”。

它的花瓣有兩朵：

一朵叫做商借官勢，乘風而起。

一朵叫做官取商勢，飛流直下。

胡雪巖的大半生都得意於前者，最後卻倒在了後者腳下。

而它們的源頭，是兩千年的大陸農耕文明。

五

“權力崇拜”本來就是人類的共性之一，並非中國獨有。

不同是，在中國，它更根深蒂固、更深入人們骨髓，其生命力之強勁也更歷久彌新。

**這種意識的形成，是由中國遼闊而不斷擴大的統一疆域、構成農耕社會所必須的適宜平原與氣候、儒家大一統禮教之三者合力造就的。**其中牽涉鉅細，在此前的一篇《自由之花終將開放》的文中，本人李不太白已略略涉及一二，讀者可在文末“閲讀原文”處參閲。它太過説來話長，將來可以獨立長文另説。

此處不再延展過廣，只作簡單分析。

古代的地方官員，有一個特別稱謂，叫做“牧”。

比如三國時袁紹為冀州牧，劉備也做過徐州牧；即使在法儒精神兼備的《管子》一書裏，第一篇也叫《牧民》。

什麼是牧呢？牧就是放牧。

但它可不是説草原上放馬人的，而是論述如何統治人民的。

人民居然可以用“牧”來統治，難道人民竟然是馬牛羊嗎？在古代統治者心裏，差不多是這意思。民多愚則國好治，愚民跟馬牛羊一樣，都是國家的馴化的對象——只不過儒家説得好聽點罷了，叫做“教化萬民”。

雖然儒家一直倡導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但在社會實的際運行中，這個嘴上的次序卻一直是倒過來的：君最貴，江山第二，人民最末，興亡都是一個苦。

牧，這種骨子裏的權力傲慢，一字見真章。

這樣兩千多年一直“牧”下來，就馴化出人民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腦子裏固化地建立了對權力的絕對畏懼、絕對依附以及絕對崇拜。

官是什麼呢？是父母，是老爺，是主子，所以都叫父母官、官老爺。與之相對的，人民當然就是不肖子孫、僕人、奴才了。

哪有一點“民為貴”的影子呢？

**其實“儒家”這種哲學思想，從誕生以來，就是以為權力服務為目標的。**儒家對權力的依附、對權力的禮讚、對權力發自內心的服從，也是諸子百家中最為堅決而深情的——當然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儒家最受歷朝歷代統治者的歡迎，最終也才獲得“廢除百家、獨尊儒術”的壟斷地位。

一個新王朝的建立，從來靠的都是暴力，槍桿裏出政權，哪有儒傢什麼事？但一旦王朝的戰事大局已定，儒家就大受歡迎了，因為它非常有助於幫助統治者馴服人性、收服人心，最終達到制服人民的統治目的。

孔子念念不忘的是恢復“周禮”，那麼一共四萬多字的《周禮》到底是什麼呢？説來實在枯燥無味，**全是流水賬一樣的記錄了西周三百多種不同官位及其職責。**除了君王的各種國家大典的禮儀外，甚至對不同官位的人應該如何穿衣、吃飯、用什麼寢具與餐具，都有非常細緻而嚴格的規定，所以《周禮》也叫《周官》。

孔子一生努力的目標就是通過繁複的“禮”，恢復權力之下的尊卑秩序。

**對於農耕文明來説，這種嚴密的尊卑秩序是有利於社會穩定，從而保護依賴於天時的農耕作業的。**它不但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客觀上説，它對當時的社會來説也是合理的。

**但當時間走到了今天，稍微想一下，就知道這種主張是與現代精神背道而馳的。**現代社會競爭需要的是核心是創新，而創新的種子來自於心靈的平等、自由，來自於打破常規的開拓、探索與合作，這些基本訴求又怎麼可能在這種層層疊疊的權力秩序下開花結果呢？

**因此春秋戰國之後，自秦漢以來，中國社會知識分子的思想基本就死了，一直在翻來覆去詮釋儒家的那一套。**即使是被後人捧為“聖人”3.0版的王陽明，其“心學”之論，也不過是對宋儒“程朱理學”否定人性的再否定，再次回到孟子性本善那裏罷了。

像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那般繁花並茂、思想創見層出不窮的局面，再也沒有在中國出現過。

**因為人們心靈上的那種平等、自由、明亮的春秋風骨，早已蕩然無存了。**漢代儒家統治地位確立後，華夏思想的天空進入了萬古長夜。

封建王朝需要的知識分子，不過只是維護權力三綱五常的順從者、守舊者與執行者罷了。

傳統社會的儒家知識分子，毫不誇張的説，他們面臨的處境只有兩個：

不向權力靠攏，就不得好活。

不向權力臣服，就不得好死。

二十四史讀來讀去，都是以“權力”為中心的歷史。所謂成敗得失，説的都是哪個國君明，哪個昏；哪個大臣忠，哪個奸；哪家興，哪家亡，全是圍繞“權力”展開的。

很少有作為獨立個體的“人民”層面的記錄。

權力崇拜根源如此之深，正是兩千多年農耕文明社會自然發展的結果，實在難以輕易撼動。

以至於到了民國的近現代社會，權力崇拜者仍然視自己為天下主人，依然可以無所顧忌的予取予奪，即上文説的第一朵花瓣：官取商勢。

而近代企業家們從誕生之日起，就無法擺脱對權力的心驚膽戰。

比如民國的企業家先驅們。

六

民國的企業家有過黃金時代。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結束前後的二三十年間，世界物資普遍匱乏，市場需求旺盛，再加上中國鬼使神差的居然站隊到“協約國”一方，稀裏糊塗的賭對了方向，於是作為“交戰國”與“勝利國”的中國企業家們，產品並不擔心銷路問題，只需開足馬力生產就是了。

但到了1930年代後，市場趨於飽和，日子漸漸就不好過了。

正是在這樣的情形下，1934年春夏之際，無錫榮氏兄弟的申新公司就遭遇了經濟危機。

榮氏兄弟的公司是個超級大集團。創辦人榮宗敬、榮德生兄弟是我國近代著名實業家，即原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父輩。其創辦的紡織、麪粉等21家企業，“在衣食上擁有大半個中國”，是享譽民國的“麪粉大王”、“紡織大王”，也是毛澤東口中的“我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户”。

這樣一家公司遭遇危機，背後是十幾萬工人及家屬的生計，其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實在堪稱是民國東南半壁江山的大事。

榮氏兄弟於是向南京民國政府求助，希望能得到貸款支持。

民國中央政府一定施以援手了吧？

手的確是伸過來了。

不過不是援手，而是權力的貪婪之手。

時為民國政府實業部長的陳公博，**盤算着乘榮氏公司的危機，由財政部以撥款300萬元，以救助之名行蛇吞象之實，接管榮氏價值高達8000萬的產業。**好笑的是，陳公博最後之所以沒有得逞，還是因為財政部長孔祥熙也跟他一樣在覬覦榮氏產業，特別不想讓陳公博的實業部獨吞他們眼中的這塊“肥肉”。

逃過一劫的榮氏企業，兩年後再遇第二劫。

這次是扮演狼外婆的是宋子文。

到了1936年初，紡織市場仍然處於棉花貴、紗布賤的“倒掛”行情，生產一件紗就虧本一件，但不出紗的話工廠就要倒閉。榮氏公司的危機並沒有緩解，榮宗敬只好找到中國銀行求助，卻不料正中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的下懷。

**宋子文一年前就已謀劃以增加資本、發行公司債、以債券來還舊債的方式來吞併榮氏公司的方案了。**其吞掉榮氏公司的方式也很見他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博士派頭：簡單直接！他説：“申新這樣困難，你不要管了，你家裏每月兩千元的開銷，由我負擔。”

最後由於其他銀行家的反對，宋子文才罷手。

這兩次劫難真是讓身為企業家的榮氏心驚膽戰，傳記中的描述是榮宗敬連當面拒絕宋子文的話都不敢説，只是之後與人説起時，表情痛苦到要哭的樣子。

其實榮氏兄弟並不孤單，另外幾個著名實業家都曾遭遇到了與他一樣的險惡算計。

抗戰勝利前夕，宋子文又想要吞併民國“火柴大王”、“煤業大王”劉鴻生的煤礦，就幾次找他商量，要與他合營。既怕又恨的劉鴻生無力抵抗，不敢拒絕又不能答應，只好聘請“中統”首腦陳果夫、陳立夫CC系的人擔任總經理，利用宋子文與“二陳”的矛盾，從而避過產業被吞掠之災，卻從此處處受宋子文的打擊。

在權力的羣狼環伺中艱難求生的，還有民國赫赫有名的盧作孚的“民生公司”。

盧作孚是一個立志以實業救國的民族英雄，他一手創辦的民生航運公司，不但在與英美船隊長江競爭中勝出，而且是在抗日戰爭中為民族立過大功的。

據傅國湧先生的《大商人》所記，1938年，抗戰最緊張的時候，若非盧作孚不捨晝夜的親自制定運輸方案、親自指揮民生公司22條輪船打破長江枯水期航運規律、無條件出死力搶運，遍地堆積在宜昌的9萬噸軍用物資、兵器航空工業設備、機器工業及輕工業設備，是不可能逃過日軍的轟炸的，那可是當時中國僅存的一點國家元氣。

假如這些物資沒了，則中國在二戰時就再無生產能力了。

此後，民生公司又搶運出武器彈藥30多萬噸，運送出川軍隊270萬多人，民生公司為此損失高達400萬元之巨、死傷船員近200人，但他們像戰士一樣在所不辭。

晏陽初説這是**“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大公報》説它“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刻爾克的大撤退並沒什麼兩樣”，盧作孚自己説“我們比敦刻爾克還要艱鉅的多”。

就是這樣一個真正的民族英雄企業， 宋子文、孔祥熙也一直想據為己有。

宋子文先是安排其兄弟宋子安做了民生公司董事，接着又要他掌控下的中國銀行投資民生公司，這樣他就可以成為民生公司董事長了。早就看中民生公司的還有孔祥熙，幾次想通過中央信託局名義投資民生公司、出任董事長。

不能如願時，宋、孔就處處刁難民生公司。

小企業，自有小吏敲詐你，等到企業做大了呢？又有權力大鱷的血盆大口盯着你。

民國那些做出規模的企業家，表面上是人前人後一馬平川的繁花似錦，其實無時不處在風雨飄搖的黑夜裏。

**盧作孚説：****“我自從事這樁事業以來，時時感覺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斯言已矣，其中辛酸甘苦，只有身當其中的人才能體會的吧！

勤勤苦苦一生經營，到最後家大業大了，誰負誰勝出卻只有天知道。

**文藝青年們懷念的民國腔，不是對歷史殘忍的無知，就是惺惺作態的矯情。**只須看看那些真正民族的實業家們的傳記，你就會知道他們在面上對民國政府重重攤派、搜刮是怎樣地敢怒不敢言，又在內心深處對權力的巧取豪奪是怎樣地如驚弓之鳥。

申新九廠的廠長吳昆生，就曾在凌晨四點醒來，看見榮氏兄弟中的大哥榮宗敬一個人在放聲大哭：****“我弄勿落了（吳語，不好辦了、亂套了的意思），欠政府的統税付不出，政府卻要來沒收我幾千萬的財產，這沒有道理！我現在一點辦法都沒有。”

其實早在1927年，榮氏兄弟就因為沒有認購足國民黨攤牌的50萬元庫券，而被蔣介石密令查封產業與家產，通令軍警緝拿。

什麼鬼黃金時代？

不過是吃人時代罷了。

七

近現代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算是非常徹底的解放運動了，對傳統意識的打破非常深。

比如第一次建立了上層建築下的鄉村基層組織，第一次取消了地主階層，第一次實現了男女平等，第一次破除了封建尊卑禮序而號召人民當家做主，毛澤東也第一次親自否定了儒家思想，如毛詩云“孔子名高實秕糠”……但近現代革命結束幾十年了，社會也推倒重建、煥然一新了，可是兩千多年中國的巨大慣性，“權力崇拜”濃厚意識仍然深深地長在人心中。

從客觀上來説，包括土地革命、取消地主階層、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在內的近代中國“新民主主義”運動，是對“權力崇拜”的一次暴風驟雨式的摧毀，從邏輯上來説，新中國應該是個平民式的公民社會。

但是，歷史卻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加減法，並不是一下子將“權力崇拜”意識從社會中減掉就完成了。

“權力崇拜”意識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從地上消失。

歷史這條大河，總是曲折地、迂迴地向前奔流不息的。

僅百餘年的現代化運動，哪裏是運行了兩千多年的“權力崇拜”意識的敵手呢？

易變者，只是形態。

難變者，意識。

即便到了今天，“權力崇拜”這枝罌粟花雖沒那麼花枝招展了，卻依舊在風中搖曳——這就是無處不見的“官本位”思想。

比如，你看時代走到了後工業文明社會、信息文明社會了，仍然能常常看到類似農耕文明社會那樣一個奇怪的現象，即使一個縣市的科長、局長，也敢在比他閲歷深厚的多、年紀長得多、社會貢獻大的多企業家前擺足架勢，吆三喝四，而很多企業家也多是陪着笑臉，好像雙方都已經天然默認了這種情況的合理性。

你再牛，也就是個民營企業家。

他再小，也是官府的人。

事實上，權力也確實足夠傲慢的。

早年間，開創了健力寶商業傳奇的李經緯，其含淚仰天長嘆的畫面所帶給世人的心靈震撼；一手創造華晨汽車繁榮局面的仰融，卻被迫避走異國他鄉，而最終企業、社會、政府三敗俱傷的等悲劇性故事，不都是權力飛揚跋扈的劇本嗎？

仰融，曾經創造中國企業第一個海外上市融資、以金盃客車引爆華爾街，也是“中華第一車”中華汽車的開創者，一度將華晨汽車打造成在國內車企第四，還是在2000年初，企業資產就達到了300億元。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傳奇人物，卻在2002年突然被地方政府掃地出門，並被全球通緝，最後被迫流落美國。而拿下了華晨汽車的權力大員們，視野侷限在權力範疇內，並無企業家的經營精神與辦法，最後把如此一個優秀的企業折騰到鉅虧。

振興東北的雄心，從此只有扼腕嘆息。

投資不過山海關，是擔憂在權力崇拜者的壞情緒裏，視自身權力的尊嚴與利益遠大過其他任何有價值的事物而已。

與仰融悲情相似的是，李經緯説健力寶是他養了十八年的孩子，但被説被人抱走就抱走了。傲慢的權力階層最後寧願把健力寶賣給後來被判入獄的詐騙犯張海，也不賣給李經緯團隊。

而那個創造了“東方魔水”健力寶、品牌價值超過60億元的李經緯，最後不但沒有實現東方可口可樂的夢想，而且以兩手空空、72歲高齡，在2011年以涉嫌轉移資產罪被被判刑15年，他被沒收的個人財產有多少呢？15萬元。

這樣的荒誕劇，一點也讓人笑不出來。一時之間，彷彿讓人想起了那句名言：“寧與外人，不與家奴。”

兩年後，一代著名企業家、時代英雄李經緯，悲憤地離開了這個曾經讓他奮鬥、激動、滿懷喜悦的世界，寒透人心。

當權力崇拜者不能放下自身權力的傲慢，不能包容那些真心做產業、拒絕臣服權力的企業家時，中國企業要想能夠走出本土、進而以全球視野建立世界性品牌，是不可能的。

沒有內在篤定與洋溢的心靈，就不可能自信地外爭雄長。

無論如何，美國的一個毫無營養的垃圾食品可口可樂汽水賣遍了全球，而我們自己的“東方魔水”健力寶、曾經在奧運會上與女排一起開創傳奇的健力寶、最有可能走向世界市場的中國飲料品牌健力寶，最後卻只能眼看着它在權力的任性之下逐漸歸於沉寂，凋零。

這是一個企業、更是一個社會的大悲劇。

因為這種社會心理蔓延所及，將極大地壓抑那些真正堪稱偉大的企業羣體的自覺湧現。

同時將催生出眾多依附於權力的、無助於塑造一個民族核心競爭力的、資源型的投機企業。

而這正是耗散中國精英羣體雄心的新鴉片。

也是吞噬中華文明突破創新的黑洞。

八

與這些“官威”相對的是，這種權力崇拜的潛意識表現在公民社會的商業世界裏，即是許許多多商人的內心世界裏，一方面是下意識地向對權力依附靠攏，另一方面又是對權力的憂懼與不安。

尤其是那些大賈鉅富。

向權力靠攏，是企圖因此獲得資源支持、商業空間，或者是獲得心理上的安全保障。

對權力畏懼，是擔心哪方面觸犯了權力，或者攀附的哪方權力大樹倒下了，企業就會隨之墜入風雨飄搖、甚至萬劫不復之境。

所以這些年來，就會有許多奇怪的現象。

比如這幾年，很多企業忽然熱衷起“扶貧”來。本來一個企業的成功，是企業家才能與時代機遇結合的產物，財富的獲取離不開社會的大環境，所以回報社會也是應有之義。

但奇怪的是，從前他們並不是這樣的。

十年前，因為汶川大地震賑災之事，有兩個商業標誌人物，一個説捐款不要超過十元，一個説並不提倡員工捐款，從而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社會大爭論，差點沒被道德衞士的吐沫淹了。

那時候，似乎“富人到底該不該救濟貧困人羣”都成了個社會議題。

可是十年後的今天，又有兩個大賈的標誌人物，一個説幾千萬的極端貧困人口是中國富人們的恥辱；一個在公司成立了專門的扶貧部門，納入績效考核指標。

濟世不必問動機，誰不仰慕那些心懷世間蒼生的仁人志士呢？只要是願意扶貧的，管他真心還是假意，統統放馬過來好了。

可是，十年之間，商人的説辭變化如此之大，真是世界觀昇華了嗎？

與之相對的另一個奇怪現象是，這幾年中國足球突然火了：一個個巨型企業好像着了魔似的，紛紛投資足球隊，動輒以數億元天價從海外採購超級外援，好像他們突然良心發現，扮演起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來，要勠力同心地拯救那個一直倒黴的中國足球似的。

在下李不太白也算是十年球齡的資深球迷了，伴隨着屢戰屢敗的中國足球一路走來，早已熟悉了它那舅舅不疼姥姥不愛、一副我是屌絲我怕誰的模樣，對這些忽然從天而降的鉅富大賈的真愛，一時還真是挺不適應的。

難道野百合真遇到了春天？

足球被世人稱為和平年代的戰爭，總是能激發全球男人的荷爾蒙指數，又有哪個球迷不希望本國足球雄起呢？可是作為商人，以前沒見你怎麼鍾情足球，以後估計也未必，卻偏偏在這幾年熱愛起來，企業的投資邏輯又在哪裏呢？

這些事情本是人所樂見的好事，但是認真一想，卻實在是商人那兩千多年來不變的、淺薄而卑微的權力崇拜意識在向光起舞。

領導人有着與普通人一樣的情感，熱愛足球的各國領導人很普遍，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就是德國隊的超級粉絲，更不用説巴西總統、意大利總理了。可是也沒見人家企業忽然呼啦啦的一齊湧向足球啊。

一個企業根本之道難道不應該把心思花在探索創新、技術研發、產品打磨上嗎？它所應熱愛的難道不是用户、市場嗎？它的着眼點難道不是應該是消費趨勢變化嗎？

投領導所好，想領導所想，能幫助中國企業在全球競爭中勝出嗎？

以這樣的權力崇拜意識，又怎麼能夠真正建設起一個社會的現代文明呢？

須知沒有公民人格上的平等、心靈上的自由，是不可能催生思想、科技、文化上的偉大創見的，也因此是不可能真正引領世界向前的。

當一個社會的潛意識還是以權力為崇拜對象時，一些企業就會很自然地把心思花在攀附權力、投機取巧上、以及所謂人脈網絡搭建上，這樣建立起來的企業，或許放在國內還能表面繁榮，爆買爆賣似乎很威武，但是拿到世界上去競爭，怎麼可能有核心競爭力呢?

一個優秀的現代企業，應該以其卓越的產品在世界面前保有自尊，應該憑着它光輝的理想與追求成為社會進步的標杆。

而不必把心思放在怎麼迎合權力、琢磨領導的個人喜好上。

人類價值的光芒，從來都建立於人格獨立的基礎之上。

商人熱衷權力崇拜，不但是對企業家創業、創新、創造精神的褻瀆，也勢必將會把企業自身置入不可測的未來之中。

九

1885年11月，當家產被朝廷欽差查抄一空後不久，62歲胡雪巖便於一貧如洗的悽風苦雨中鬱鬱而終。

胡雪巖是因為什麼被抄家的呢？

據記載，胡雪巖以超常膽識投資2000萬兩巨資設廠囤積生絲，以圖擊敗洋人對中國生絲市場的操縱把持——然而不幸流年不利，遭遇歐洲生絲產地意大利大豐收、及中法戰爭爆發等事件，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對，結果在與洋人的鬥法中敗下陣來，造成150萬兩虧空。雪上加霜的是，隨後為了挽回損失，胡雪巖又到上海做銀錢投機生意，再次大虧400萬兩。

兩次鉅虧引發了信任危機，再加上時年市面銀根緊縮，胡氏“阜康錢莊”隨之爆發了一系列擠兑風潮，在各種債主、顧客泰山壓頂之下，上海總部及各地錢莊紛紛倒閉。

錢莊的破產又進一步引發官場反彈，因為包括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文煜在內的朝廷王公大臣在胡氏錢莊的存款也隨之蒙受了鉅額損失。

清政府於是立即出面查辦胡雪巖，一代商業梟雄就此煙消雲散。

但壓倒胡雪巖的真是虧空嗎？

只是550萬兩虧空，就能摧垮長袖善舞的中國首富胡雪巖了嗎？

即使不説不是，也至少不僅僅是。

從胡雪巖的起家過程、時代的人事背景分析，就會發現胡雪巖的消亡是大概率事件。

因為在胡雪巖跌落深谷的關鍵時候，左宗棠病逝了——也就是説，彼時世界上保護胡雪巖的最大力量已消失了。

但即使左宗棠在，也未必能再施以援手了。因為早在去世之前，左宗棠就已經在與李鴻章的權力對峙局面中日薄西山了。左宗棠既已失勢，胡雪巖就不可能不陷入危機。

因為疆防、海防之爭，左宗棠與李鴻章早已成了水火不容的政敵。作為左宗棠的鐵桿搭檔，當財富熏天的胡雪巖遇到了權勢熏天的李鴻章，就不能不成為後者收拾的對象。

就像曾國藩不可能救援王有齡一樣。

就像取代左宗棠、胡雪巖組合的新勢力搭檔，是政客李鴻章、商人盛宣懷一樣。

另一方面，胡雪巖經由替左宗棠協辦軍火而中飽私囊、大發橫財，生意因此擴張遍及天下，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官員反感、彈劾。

比如時任駐英大使的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當他從英國人口中得知英國的借款利息僅為三釐半，而左宗棠奏報到朝廷的胡雪巖所借洋款利息卻為九釐七之多時，就憤慨之極，認為這等禍國殃民的奸商，即使以“漢奸罪”加以嚴懲也絕不為過。

還有旁觀者的眼紅，嫉妒，以及覬覦。

比如胡雪巖的大客户、朝廷大學士文煜就在胡雪巖錢莊倒閉時，僅以18萬兩銀錢就吞沒了胡雪巖價值數百萬兩的胡慶餘堂。

商人即便身入政治，看見的還是商。

他無法超越自身的侷限性。

十

商人為什麼不能依附權力？

**因為第一，商人的普遍屬性，首先是追求利潤；**其次是追求更大的利潤。

這就是導致了商人有不可遏止的不斷擴張的衝動，而無限的擴張必然放大人性無限的貪婪，而權力並不喜歡貪婪的依附者。

因為第二，權力的運行規律，在商人能力邊界之外。

商人理解的權力，是商業化的權力；而權力理解的商業，是權力治下的商業。二者有交集，但本質不同。

王有齡跟胡雪巖説，我的心裏頭實在有一些恐懼，有一些害怕，我們太順利了，福兮禍之所依啊。這是官員跟商人説的，商人沒聽懂。

胡雪巖逃過了曾國藩與何桂清的第一劫，但沒有逃過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第二劫。當李鴻章發現左宗棠所以能平定西部西北迴民暴亂、剿滅分裂勢力、收復新疆，都與胡雪巖的財力運籌、支持密切相關時，他就決定了欲扳倒左宗棠必先扳倒胡雪巖。

區區一個商人胡雪巖，雖然有朝廷的二品官職的封賞，卻又怎麼可能是李鴻章的對手？連晚清史都幾乎是李鴻章留下的，胡雪巖是誰？

胡雪巖曾風趣地跟王有齡説，我發現商界和政界是一樣的。這就是幼稚。他到死也不會明白亂世之中的政界比商界更危險。

**因為第三，官員也有一般人都有的光明與弱點，而商人的依附、利潤化的追求，將不斷敦促官員遮蔽自己人性的光明、放大人性的弱點。**最終，這種結合將為他們埋下地雷，不爆則已，一爆就是爾曹身與名俱滅。

在替清政府向外國銀行貸款時，左宗棠多報了利息。以左宗棠自比諸葛亮的心性，他會主動尋求這樣的人生污點嗎？誓要青史留名的左宗棠，看中的功業，而不是錢財。他這麼做是為了回報胡雪巖。而這種回報最終給他們留下了把柄，最後東窗事發。

因為第四，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尤其是在通過權力輕易獲得的利益面前，沒有人可以保證自己永遠心如止水、不起貪念，包括權力本身。

當官員嫉妒或覬覦商人的財富時，商人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胡雪巖娶了十幾個小妾，自家庭院造的比朝廷親王府還闊綽、奢華得多少倍，這種通過權力依附而獲得的超級財富，怎麼能不挑戰權力階層的情緒？

事實上，最後佔有了胡府庭院的真是朝廷大學士文煜——胡雪巖的大客户。

**經商要學胡雪巖？**沒有比這更加糟糕的商業模式了。

胡雪巖，乃是今日中國最糟糕的商學院。

也因此，胡雪巖式的故事一天不消失，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就一天沒有安全防護軟件。

儘管如此，我們後人並無資格批評胡雪巖。

他的侷限，是他所處時代的侷限。

何況胡雪巖對現代中國的建立是有大功勞的。如果沒有胡雪巖在中外商人之間苦苦周旋，傾力籌取左宗棠西征軍費；如果胡雪巖在西方軍火商之間比較來比較去，以最優惠的價格購買20000多杆最新式洋槍洋炮；如果沒有胡雪巖以最快速度將軍費、軍火、軍糧運到西北前線，左宗棠就絕對不可能平定西北迴民的暴動、就不可能阻止暴徒們對漢人的滅絕式的屠村屠城。

如果沒有胡雪巖，左宗棠也絕對不可能從西北分裂勢力與俄國人的聯盟中收回新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