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淡寧：黃馬甲事件背後的法國政治精英主義
【隨着組織者相繼被捕，“黃馬甲”運動漸漸退潮。與英國和加拿大的議會制體系不同，法國公務員系統和政治領袖之間的界限是流動性的，多位總統都出自需要層層選拔的公務員隊伍，因此也帶有一定的“賢能政治”特徵。然而，法國的“賢能政治”帶有深深的精英主義色彩，這也許是馬克龍政府未能預見到黃馬甲運動，並且應對失措的重要原因之一。】
按照尚賢理想，一種政治制度應該旨在選拔擁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領袖。
在戰國時期，政治人才的市場基本上是國際性的。士人們從一國跑到另一個國，希望説服明君，被選為謀士或宰相。正如孟子所説：“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悦而願立於其朝也。”而且，政治制度應該旨在挑選最優秀的人，不看他的階級背景。荀子説：“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
在同一時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柏拉圖將尚賢原則延伸到另外兩個羣體。第一，最高首腦也應該根據賢能選拔（荀子沒有把尚賢原則推廣到國家統治者的任選）。第二，女性也應該有機會成為君主。
簡而言之，尚賢理想意味着人人都有平等機會成為政治官員，無論其社會背景如何，這個政治制度應該旨在在所有競爭者中選拔最有才能和美德的人。
政治尚賢制的早期辯護者思想很超前。但是今天，政治尚賢制仍然認為政治制度應該從儘可能寬泛的人才庫中選拔人才（除了將高等官職留給公民去選擇）。考慮到社會中人才的廣泛分佈，人們可能期待像中國和新加坡這樣尚賢制國家的政治領袖應該擁有多樣化的社會背景。
但是，實際上，政治等級體系中官員的社會背景越來越單一。這導致了一個問題，即政治選拔過程或許漏掉了其他領域的人才；政治尚賢制並不如理想中那麼好。但是，將政治領袖侷限在狹隘的社會圈子內將導致更加嚴重的問題，甚至威脅整個制度的可行性。
首先，政治精英輕視社會背景和運氣在他們的成功中起到的作用，很容易相信自己天生的優越性，以至於瞧不起在所謂的爭奪高位的公平競爭中失敗的人。
對此，新加坡的一個案例很好地説明了問題。曾任建屋發展局兼中央公積金局主席的嚴崇濤曾經注意到：“新加坡的精英團體中不知不覺出現了一種特有的傲慢。某些公務員的行為似乎表明他們有無尚的授權。我們覺得自己就是小李光耀。”聰明的政府獎學金獲得者逐漸覺得，他們在激烈的競爭中勝出理所當然，因而常常產生一種蔑視普通人的態度。
一個引起軒然大波的案例是，名牌初級學院（新加坡的高中）的文科獎學金獲得者在2006年寫的博客中，批評一名曾對外國人的競爭以及年長工人缺乏工作機會表示過擔憂的年輕管理者。“我們的國家由聰明能幹者主導，其他階級都是補充……如果你不夠優秀，生活會給你顏色瞧瞧。人生就是這樣子……拜託，從我這個不屑理你的精英面前滾開。”這篇博客公開之後，馬上引起了公眾的口誅筆伐。
該博客作者的父親（一名國會議員）不得不出面代表女兒發言：“如果忽略語言中表達的冷漠，她的基本觀點是有道理的，即為跨國公司工作的、受到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不應該向政府哭訴，而應該迎接人生的挑戰，不管怎樣，我已經教導她要從中吸取教訓。有些人無法接受殘酷的真相和那樣的語言。”
但針對這位父親的採訪發表後引起了更廣泛的不滿，因為他暗示他繼續相信“殘酷的真相”。
在民眾心裏，賢能政治已經成為那種一心贏得勝利以及將贏家利益最大化，同時限制、弱化弱勢羣體的競爭機會的精英主義的代名詞。
在於1957年出版的諷刺賢能政治的著作中（故事背景設定在2033年），作者邁克爾·楊預測，尚賢制選拔出來的領袖將變得傲慢自大和脱離社會：“賢能政治體制中的某些成員，正像大部分温和的改革者承認的那樣，已經陶醉於自己的重要性，以至於喪失了對他們管理的民眾的同情，甚至讓下層民眾感到冒犯和不快。”他還預測瞭解決辦法，“中學和大學要竭力灌輸一種更加適當的謙卑意識”。
面對民眾的支持率不斷下降，新加坡政治領袖已經重新將其執政的意識形態描述為“仁慈的賢能政治”。與李光耀不那麼謙卑的政治話語相反，他的兒子李顯龍強調，政治領袖必須“謙遜地為人民服務。讓我們做正確的事，把事情做好，但永遠不要自以為是和傲慢。謙遜也意味着政府並不是對所有問題都有答案”。
簡而言之，政府領導人應該謙遜和同情民眾，而不是瞧不起民眾。但是，光同情就夠了嗎？
法國的政治精英主義
法國國家行政學院（ENA）是在1945年由戴高樂創辦的，初衷就是要實現政治尚賢制。該學院的目標是挑選全國範圍內的思想政治精英，不管其社會背景如何，都培養他們為民眾服務。
法國國家行政學院，圖片來源：wiki
想要獲得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錄取需要通過世界上最嚴格和最折磨人的考試。考生需要參加5場筆試（內容包括公共法、經濟學、公共知識、有關歐洲法律和政策或社會法與政策的文件概述以及由考生從數學到語言等各科中任選的一門學科）；成績優異的考生將繼續參加5場口試（內容涉及公共金融、國際政治、歐洲或社會議題、外語，最後一場是時長45分鐘的面向公眾的口試，公眾可以提出任何問題，包括個人問題），以及一項檢驗身體素質的考試。
每年選拔的人數不足100人。在經過了長達兩年的競爭超級激烈的教育和培訓後，畢業生會根據學業成績排定名次。他們通常會被保送到公務員系統，排名進入前15名的人幾乎都會選擇進入三大行政機關：最高行政法院、財政總監察局和審計法院。原因很簡單：這些機構是行政、商業和政治領域令人豔羨的職業平台。
與英國和加拿大的議會制體系不同，法國公務員系統和政治領袖之間的界限是流動性的：當選或者被任命擔任政治職務的公務員無須辭去在公務員體系中的職位；而如果他們沒有重新當選或者被任命新職務，可以要求回到公務員隊伍中。
因此，若干著名政治人物都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如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雅克·希拉剋、弗朗索瓦·奧朗德）和總理（洛朗·法比尤斯、米歇爾·羅卡爾、愛德華·巴拉迪爾、阿蘭·朱佩、利昂內爾·若斯潘、多米尼克·德維爾潘）等。（觀察者網注：法國現任總統馬克龍也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
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畢業的政府首腦，不只是法國的總統、總理，還有一些非洲國家元首。至於部長名單，鼠標都要滾很久
典型的情況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法國曆屆內閣中1/3到一半的人（除了薩科奇政府之外）都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雖然這麼説，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校友中只有3%的人進入政界，80%的校友在公務員系統工作，剩下的人則進入私營領域。
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教育旨在培養能夠勝任行政管理、政治和企業工作的通才。他們應該擅長解決問題，無須擔憂引發媒體的關注。在校期間，他們學習了諸如公平對待所有公民、忠誠於民主政府、符合道德要求地使用公共資金等價值觀。他們應該是有能力處理異常複雜的管理問題的技術型官員，同時並沒有忘記那些政策是要應用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
總之，一個完美的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應該既是個懂技術的官員，又具有人文情懷。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成功在於，其畢業生常在權力部門擔任職務，並從為民服務中獲得自尊心的滿足。
不幸的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畢業生的公共形象並不那麼正面。他們越來越多地被看作傲慢自大、脱離民眾，更關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民眾服務。現實情況是，越來越多的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出身於特權家庭。
在2011年的畢業生中，50%的人的父親或母親在國民教育領域工作，而全部81名畢業生中只有3人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一開始，法國國家學院的畢業生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包括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前總統希拉剋）。但是，後來出身貧寒的人就越來越難擠進該學院了：竭力保持自身特權利益的富人和白人精英會為自己的孩子提供通過考試所需要的社交技能、經濟支持和文化知識。
為準備考試，考生會在預科學校經過額外兩年的深入學習。結果就是畢業生的相對同質化，而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現任院長伯納德·波考特（Bernard Boucault）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對於國家管理意味着什麼：“為了清楚瞭解社會的需要，行政機構的人員必須來自整個社會的不同領域。我認識到，這是一個會引起爭議的觀點，但無論一個人思想多麼開放、才華多麼橫溢，總有一些東西是隻能從個人親身經歷中才能獲得的。”
一個基本的問題是，表達對民眾同情的謙卑政治話語無論多麼真誠，都不足以驅使決策者站在民眾的利益，尤其是弱勢羣體的立場上制定政策。也就是説，代表民眾利益制定政策不僅取決於同情，而且取決於社會背景。
政治決策的制定，尤其是政府高層的決策制定涉及不同利益間的權衡和取捨，政治家在面對競爭性的考慮時，很有可能為與他來自同樣背景的民眾羣體爭取利益。
這樣説並不是要否認有些人能夠超越自己的階級背景，甚至卡爾·馬克思都不否認存在資本家（比如恩格斯）會站在無產階級一邊的可能性，但讓整個社會羣體都這樣“背叛”自己的階層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政治精英團體是由來自某個特定社會背景的人組成，即便他們會做出特別的努力幫助其他社會背景的人，統治者或許仍會缺乏執行有利於其他族羣的政策所需要的知識。即使由傑出的政治顧問提供詳盡的介紹，出生於富裕和特權家庭的領袖仍將缺乏在特定社會背景下從親身體驗中獲得的知識。因此，政治精英由越來越狹隘的富裕特權家庭子弟組成的事實是個令人擔憂的現象。
無論對弱勢羣體的同情等話語説得多麼動人，這樣的領袖常常缺乏足夠的動機和知識去為這些人爭取利益。簡而言之，政治領袖的社會背景越多樣，政策制定的質量就越高。
那麼，怎麼辦呢？在民主國家，問題並不是很難解決，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比如，在法國，民眾不會投票支持被認為是特權精英的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因為他們既沒有動機也沒有知識為民眾的利益服務。
尼古拉·薩科奇當選總統的至少部分原因是，他被視為是與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政治精英不同的人。人們渴望看起來更像他們自己的領袖，希望他們擁有高情商而不是單純的高智商。
更加令人擔憂的是，極右翼國民陣線領導人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在選區選舉中利用充滿敵意的民粹主義發言打敗了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畢業生讓–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cois Cope）：“何其蔑視！何其傲慢自大啊！科傭先生，這種傲慢自大將葬送你的政治前途。法國人民會轉身離去。國民陣線的候選人是學生，是失業者。他們也是為家庭辛勞的母親和工人。這些都是你拋棄的人。當然，他們不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我們更願意與該校畢業生和高級管理者為伍。啊，所有這一切都結束了。”
無論人們是否傾向於讓極右派的民粹主義者而不是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的畢業生統治國家，似乎很有可能的情況是，進入政界的該校畢業生將會越來越少。
在政治尚賢制中，如何對付相對封閉而且要求維持自身特權利益長存的政治精英這一問題並沒有確切答案。避免統治階級基本上由來自特權家庭的人組成的唯一方法是，提升政治精英中代表不同社會階層的代表比例。
在新加坡，民主過程存在諸多的限制，政府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大可能失去政權，但執政黨已經針對民意支持度下降做出了反應，如頒行了限制以家庭背景為基礎的學校錄取以及將獲得政府獎學金的機會擴展到非名牌學校，覆蓋更加多樣化的學生羣體等政策，目的是讓機會變得更加平等，並最終增加政治精英中來自非特權階級的代表比例。
……
但是，這些措施仍然不足以對付政治等級體系的僵化和不靈活。即使政治領導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但如果他們是依據死板的、並沒有適應當下情況的賢能標準選拔出來的話，就仍然存在問題。新情況要求不同類型的領袖擁有不同的品德。
在邁克爾·楊的反諷意義的賢能政治中，社會背景的影響已經被最小化，但是，因為領袖是根據狹隘的賢能標準——智商加後天努力選出來的，結果是統治階層往往缺乏社交能力和公共服務精神。
在法國，受馬克思主義啓發的社會學家認為，對於像數學這種抽象能力的重視將稀釋家庭和社會出身對學生成績的影響，於是形成了名牌大學重視數學能力的招生選拔制度。而在眾多考生之中只有數學成績頂尖的5%的人才有機會進入名牌大學。
結果就是，法國精英的分析能力很強，但是在團隊協作、傾聽他人意見、實際問題解決能力等方面比較弱，而且往往很傲慢，因為他們逐漸相信，自己的成功歸功於自己優秀，不是因為好運氣或強大的社會背景。
（本文摘自貝淡寧《賢能政治》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