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百年變局”下看中美關係

【2019年，是中美建交40週年。40年來，中美關係歷經風雨，兩個大國的關係也隨着世界格局的變化發生着深刻的改變。在當前中美在經貿和技術領域的摩擦加劇的背景下，如何分析美國對華政策的“轉向”？邁入新時期，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和把握當前的中美關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楊光斌教授接受觀察者網專訪，從文明衝突和世界格局變遷的角度解析中美關係。】

（採訪/觀察者網 戴蘇越）

觀察者網：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週年紀念日，您能否為我們回顧一下這40年中美關係經歷了哪幾個階段？當下的中美關係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楊光斌：**首先，我們來談一談40年前中美為什麼會建交。可以説，40年前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是兩國共同的利益需要和必然選擇。

美國的外交政策遵循兩個原則，一個是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另一個就是所謂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對於美國來説，當安全需要首當其衝的時候，價值觀、意識形態就可以放一放。1979年正值冷戰的高峯期，中美兩國都有對抗蘇聯的共同安全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

40年來，中美兩國的外交關係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上世紀80年代的準同盟式關係。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比如里根總統上台的頭兩年，1982年-1983年，給兩國關係製造了一些困難，但是在他1984年訪問中國之後，雙方的關係在整個80年代都維持在了建交之初的一種同盟或者説是準同盟的關係。其間中美雙方有很密切的軍事、經濟合作，美國一些很高端的技術，包括衞星技術、導彈技術都曾在這個時期轉讓給中國。美國在80年代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也給予了比較大的支持。同時，我們也給美國的對華貿易、對華投資提供了很多方便和支持。例如中國開放之初美國人説你們沒有專利法，不能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當時我們就迅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法規。

第二階段，上世紀90年代到2015年，中美一直維持在一種“正常化的國家關係”，其間雖然風波不斷，但是中美雙方各種勢力都在努力調整，維持了兩國關係的基本走向。1989年-1991年，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整體震盪，中國發生了政治風波，隨後蘇聯解體、東歐易幟。對於美國來説，安全的威脅沒有了，意識形態便提升到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高度。

因此在在90年代初的幾年，美國一直是在人權等等方面為難中國，把人權問題與中美貿易掛鈎，每年都有這樣的風波。但是美國當時的商業利益集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每年努力做工作，不讓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掛鈎。中美關係在整個90年代都在調整當中。1999年5月8日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這實際上是一種戰爭行為。但是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主席還是從兩國戰略的高度最終大事化小，沒有影響中美關係的基本走向。

第三階段，2015年之後，我個人稱之為“新階段”。在前一個階段中，兩國習慣於合作，對於美國來説，他們期望在接觸中改變中國。但是2015年之後，美國兩黨的政治精英可能都達成了共識，轉而尋求對中國進行遏制和對抗。有人稱之為“新冷戰”，我個人並不這麼認為。“新階段”是一個比較籠統的説法，到底怎樣發展是有彈性的，有時可能對抗，有時可能合作，但是，我們可以引用基辛格的一個定位來表述這個時代，就是“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了”。

觀察者網：對於中美關係這個“新階段”的變化，現在國內有很多人認為是中國近幾年來過於“要強”，宣傳“厲害了我的國”導致美國做出的反應，還有人認為當前中國應該回到過去“韜光養晦”的策略，埋頭低調謀發展，讓美國能夠放鬆對中國的警惕。對此您怎麼看？

**楊光斌：**這種看法就是把美國人當傻瓜了。其實美國人不是傻瓜，他們的很多精英是非常厲害的。

首先，美國遏制中國的策略不是近兩年才開始的，而是在90年代中期就已經形成。或者説，美國的戰略精英早在20年前就意識到中美的這種基於文明的衝突不可避免。其中最典型的是亨廷頓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提到，西方文明面臨最迫切的衝突當然是來自於伊斯蘭文明，他預測下一個世紀初這兩個文明就會爆發衝突，這一點他判斷得很準確。但同時他認為來自伊斯蘭文明的威脅不是根本性的，因為伊斯蘭文明一是不團結，二是沒有核心大國來挑戰美國。亨廷頓借用李光耀1994年的一個定位，他説中國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參與者，她的到來會改變世界秩序，會使得世界秩序重新平衡。所以亨廷頓和李光耀一樣看到了中國的規模，以及這種規模可能帶來的對於西方統治的世界舊秩序的挑戰，所以説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序言中這樣説：“如果中國政治穩定保持20年，如果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保持20年，那個時候的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挑戰是肯定的”。

所以90年代中期美國那幫保守派戰略家都看到中國規模帶來的影響，他們主張遏制中國。但是當時由於某些客觀的、偶然的因素，這一戰略沒有立刻實施。比如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是一個主張“在接觸中改變”的自由主義派，另外就是9·11這一偶然事件使得美國的戰略中心迅速轉移到了中東，反恐戰爭從2001年打到2015年，為中國謀得了15年的戰略機遇期。所以簡單地將中美關係的現狀歸結於中國這幾年的外交政策和宣傳口徑，這種看法是低估了美國人的智慧。

另外，我認為所謂“厲害了我的國”這樣的宣傳對國內政治而言也沒什麼可挑剔的，而且這種“厲害”表現為國家實力來説還是有所節制。中國通過幾十年的發展，從二戰之後一百五十多個發展中國家脱穎而出，在綜合實力、經濟規模、產業鏈、科技鏈上發展到今天的水平，宣傳一下，對國內老百姓而言沒有什麼過分的。但是，由於中國對外的聲音往往是一元化的，這就使得外國人聽到之後可能覺得比較刺耳。歸根結底並不是因為“厲害了我的國”而引起了西方對中國的敵對，他們對中國的警惕其實是結構性的，從20年前就預見到中國的規模上來以後對既有的世界秩序是一個根本性的挑戰。

觀察者網：為什麼如今美國這種主張遏制中國的保守派聲音會佔據主流，其形成的原因是什麼？在這其中特朗普這樣一個“非典型”總統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楊光斌：**有一本書叫做《國王的兩個身體》，什麼意思呢，就是説國王一方面身體是自然的，是屬於他自己的，另外一個方面是屬於社會的，公共屬性，不屬於他的。特朗普也可以説是有兩個腦袋，一個是自己的，一個是美國社會的、國家的。

對於特朗普，我的理解就是一個經濟總統，他想來想去總是經濟利益至上。如果把美國政府看作是由大腦，身體構成的一體化，特朗普作為總統就是大腦。現狀是，他背後的精英集團、利益集團也好，智庫也好，這些人組成的美國統治集團的身體，整個保守化了。

為什麼會出現保守化？某種意義上説是一種戰略焦慮。

一是來自制度優越層面的焦慮。蘇聯垮台之後，“歷史終結論”在世界範圍內很有市場：在外交理論上表現為民主和平，而民主國家無戰爭，所有國家民主了，世界也就和平了。當時美國流行的理論是，美國是世界的終端，美國的單一霸權能夠給世界帶來和平和穩定。但是這個理論僅僅流行了不到20年，中國就意外的崛起了，根本性地改變了西方白人統治世界三百年的世界秩序結構，這套“歷史終結論”也越來越沒有説服力。

二是來自文明優越層面的焦慮。從1700年開始算，到2000年這300年之間的世界霸權先是英國然後是美國。其間也曾有過來自歐洲的挑戰者，從高盧人到日耳曼人，再到東正教背景的蘇聯人，但是這些挑戰都失敗了，統治權始終都牢牢掌握在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的手裏，也就是英國人、美國人手裏。但是今天新的挑戰者——中國，屬於另一種文明。一般來説，當老二的GDP接近美國60%的時候，美國就需要出手了，不管你姓誰叫什麼，不管你什麼制度，不管你是蘇聯還是日本，都要下手。中國今天的GDP總量接近美國的70%，如果按照平價購買力來説可能更多。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的精英階級普遍感到焦慮，這是對白人支配的世界秩序的一種焦慮。在這個意義上，中美關係的變化不單單是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它其實是有世界政治、世界文明這樣一個背景在裏面。

三是來自國內社會的焦慮。2008年之後，美國國內社會分裂空前加劇，這裏面有幾個原因，一方面，有色人種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和之前自由派的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這些對於保守派來説可能有點受不了，於是在政治上他們分裂了。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分裂，拉美的幾千萬移民，他們會組成自己學校和社區，很難被美國同化。再加上工業上脱實向虛，傳統的工業地帶衰敗，就業困難。一個是經濟上的矛盾，二個是社會上的矛盾，加上之前提到的世界政治結構的變化，這三重矛盾疊加，使得美國精英階級很焦慮。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對於一個大國來説，有時候適度的外部緊張關係，製造敵人，有利於彌補國內的團結。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內部和美國內都比較團結，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蘇聯的存在，使他們國與國之間、美國兩黨之間鬥爭是有限的、而合作是主要的。但是當蘇聯的威脅消失之後，美國的兩黨政治就變成了你死我活。不妥協不合作，變成了否決制政治。為了打破這樣的局面，美國需要製造一個外部敵人，某種程度上來説需要讓中國代替原來蘇聯的位置，以幫助他們緩解國內這種普遍焦慮的困境。

觀察者網：當前中外很多人都擔心中美關係會發展為“新冷戰”，特別是前段時間美國副總統彭斯針對中國的演説，被媒體形容為“新鐵幕演説”，您對此怎麼看？

**楊光斌：**首先，我們需要界定，什麼是冷戰？

冷戰最主要的特徵是全面對抗。當年的美蘇冷戰，雙方的對抗不但是軍事上，也在思想上、經濟上。但是今天，雖然美國有些人想要製造這樣的“鐵幕”，但是兩國在經濟上很難回到當年美蘇那樣的關係，軍事上也不可能像當年北約組織和華約組織那樣全面對抗。我的理解，其中根本性的原因還是我們的民族性、文化不一樣。

蘇聯和美國之間，他們的問題總體上來説是西方文明內部矛盾的一種延續。在近300年（1700年至今）比較短的時間，也可以推到1500年發現新大陸，就是500年，這個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人塑造的，它的起點，用新全球史的奠基者、美國人麥克尼爾的話説，歐洲人是血腥、殘暴、好鬥的，與東方人相比，他們統治的起點是非常血腥，過程是非常殘酷的，而結果是不平等和霸權。這樣的特徵在西方文明內部反覆上演，最極端的就是一戰、二戰。這種殘酷是他的民族性所決定。西方國家不論叫什麼，叫蘇聯也好叫美國也好，都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在歷史上民族主義國傢俱有天然的擴張性，所以民族國家之間的故事都是很慘烈的。美國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民族國家，而中國不是一個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體。文明體的行為方式和民族國家的行為方式是不一樣的。

中美兩國如果出現冷戰，意味着第一是要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全方位對抗。在當前的大國博弈中，當美國這樣的帝國遇到了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的時候，中國不太可能像俄羅斯這樣的“戰鬥民族”去硬碰硬，而是有可能會四兩撥千斤，用比較彈性的方式去應對。換句話説，美國可能有一部分人想搞鐵幕，想搞冷戰，但是中國如果不接招怎麼辦？第二，這種對抗是有組織化的對抗，需要結盟，最終發展為盟國與盟國之間的對抗。中國是結伴而不結盟，我們周圍有很多夥伴，在國際關係領域強調廣泛合作、求同存異，在形式上和冷戰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中國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有的人可能比較強硬，但是總體來説，當年美蘇冷戰那樣持續數十年全面對抗的情況，我認為不太可能發生。

觀察者網：到目前為止，中美兩國的衝突還是表現在經貿和科技領域。您覺得未來兩國的摩擦會不會升級，以至於擴展到政治、軍事、意識形態的進一步衝突？

**楊光斌：**目前來看，無論是技術衝突還是貿易衝突，都是屬於低政治（Low Politics）的，會不會走向外交和軍事上的對抗，作為學者很難説，也很難做預測，這裏面不確定性因素太多。比如説換個總統，換個黨，情況似乎會不一樣。從目前特朗普政府來看，美國真正受過良好教育的一流學者不願意與特朗普“有染”，導致他的班子裏充斥着一批二流以下的“智囊”，這在某種意義上增加了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假設2020年特朗普將繼續當選執政，大國之間會不會出現軍事摩擦，比如説在南中國海，在台灣問題上，我認為不排除這樣的可能。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另一個大國，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俄羅斯採取的行動在美國看來是威脅更大的。比如收回克里米亞半島，這對美國人、歐洲人來説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現在他們之間關係很僵，彼此處於一種類似於冷戰的對峙狀態。我認為，雖然大國之間出現軍事上的擦槍走火，可能也難以避免，但是即使這種情況發生，它的結果我們也不用想象得過於嚴重，因為大國之間的關係不是單向的，而是一個彼此牽制的關係。至少目前在軍事層面上，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半島、在敍利亞上與美國和西方的衝突，對他們來説軍事威脅要比中國人來得更大。

至於意識形態領域，一方面隨着顏色革命國家近況的失敗和西方國家內部危機的加劇，使得曾經被視為“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已經從道德高地上被拉下了馬。另一方面，特朗普是一個經濟總統，他明確宣佈不願意在自由民主人權問題上干涉別國內政，他認為這些都很荒唐。如果他繼續執政，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不太可能升級與中國的對抗。

觀察者網：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場合曾提到“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您覺得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中國的國際關係層面、尤其是中美關係上我們應當怎樣理解？

**楊光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的理解並不是一百年，而是一個影響世界300年甚至500以來格局的變化。我剛才提到，白人統治世界的舊秩序正在動搖，這種動搖首先表現於物質財富的轉移：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的工業產品總值的對比從1980年的西方國家佔90%，非西方佔10%，到2010年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印度這種新興市場國家，佔到40%，西方國家佔60%，這個結構還在繼續發生變化。也就是説，權力確實在發生轉移，尤其是從物質財富這個角度來説。而帶領這個權力轉移的是中國和印度，尤其是中國。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初GDP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不到2%到今天佔15%，巨大的變化有目共睹。

更重要的是，一些可能進一步改變世界秩序的要素正在出現。比如説西方統治世界的做法是通過一些重要的國際組織：政治上是聯合國，經濟上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等。以IMF為例，目前IMF受制於美國國內法，改革舉步維艱。另一方面中國在IMF雖然特別提款權的量在增加，但是中國無法取得更重要的地位，因為美國在IMF擁有一票否決權。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搞了亞投行，用和西方一樣的遊戲規則去投資，這顯然就削弱了美國主導的IMF、世界銀行等組織的作用。更讓西方人更緊張的是“一帶一路”，其實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這個倡議之前，中國已經是大約120個規模以上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這個在歷史上是很空前的。現今再加上“一帶一路”這一國家戰略一步步推進，假設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60多個國家形成你中有我為中有你的密切關係，和這些非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達到中國和歐洲日本這樣的經濟密切程度，我們很難想象未來的場景是什麼樣子，或者説，中國會強大到什麼樣子。

對於西方的保守派來説，這樣的未來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們會不遺餘力地遏制中國。但是對於一些自由派，他們認為美國不得不接受這樣的變化。包括美國前中央情報局就曾經發文説，“要樂見中國崛起”。包括像《必有一戰》的作者哈佛大學艾里森教授，他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他的主張是如何避免這些陷阱，言外之意就是説中美並不必然有一戰。這樣的觀點美國內部有，中國國內更多，雙方都有相當大的力量在努力尋求避免更加激烈的衝突。

最後，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世界政治的本身是很殘酷的。中國人的個性不那麼好鬥，因此，每當出現一些對抗性的事件，很多人就覺得不可理解。然而大國之間的對抗才是世界政治的常態，也是歷史的常識。我們新中國建國7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承平日久，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認為世界政治理所當然應該是和平、合作和發展，然而，歷史的現實是，70年的和平局面在整個近現代歷史上都非常罕見。

總體來説，未來的三到五年如果出現對抗性加劇的事件，我也不感到大驚小怪，也沒什麼可怕的，這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成長的必由之路。歷史上，從落後到發達，從二號到一號，大國成長的道路都是非常血腥的。我們要做好這方面的心理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説，如果中國能夠不經過流血的戰爭而只是一些對抗，最終在對抗中崛起，完成這樣的“變局”，已經是非常幸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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