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特·舒赫：法國“黃馬甲運動”——西方發達經濟體深層問題的表徵

【翻譯/觀察者網吳迪】在過去的6個星期裏，“黃馬甲”（gilets jaunes，黃色背心）佔領了整個法國。尤其是在週末，大約5萬到30萬的法國人都受到動員參與其中（注意法國的總人口只有6500萬），這些“黃馬甲”運動的參與者造成了道路交通的嚴重堵塞，並持續發酵出一系列後續效應，幾乎每一個法國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法國人將這種行為稱為“社會運動”，但我半開玩笑地稱之為“反社會停滯”：一小撮少數羣體對整個社會公眾造成巨大損害。發動者幾乎把其他所有人都變成這場運動中的人質，甚至包括那些完全不相干的人。

然而，在民意調查中，大約70%的人對這場運動表示同情或贊同。在沒有核心人物組織協調的情況下，這些活動分子通過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和油管（YouTube）將人們組織起來。他們用每輛車必須攜帶的黃色警示背心當做共同的活動制服。

到目前為止，約1800名活動參與者和1000名警察受傷。10人死亡。

然而由於法國政府放低姿態逐漸滿足了人們的一些要求，超過85%的人不贊成過度暴力，並且又處於聖誕節期間，這場運動正在逐漸失去動力。

這場運動背後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誰？這場運動又將如何發展下去呢？

我是德國人，我妻子是法國人，我們兩個兒子都有雙重國籍。我們這個小家庭從2010年起就住在法國，位於法國的佩皮尼昂和西班牙的巴塞羅那之間。上次我從德國先飛到了巴塞羅那。通常情況下，我只要2小時就可以到家，但那天足足花了4個小時。我知道還有一條小路，於是我明智地在距離邊境30公里外就離開了高速公路。在小路上開車時，我能看到高速公路上長達20多公里的交通堵塞，一輛接一輛的車堵在那裏。那些人肯定要花幾天時間才能通過邊境，而在通常情況下，邊境之間是沒有任何監控的，那條有6個車道的高速公路也總是暢通無阻。

這一天，黃馬甲封鎖了邊境和全國各地數以千計的十字路口和環形路。更諷刺的是，這些黃馬甲懲罰的是同一家卡車公司，而這家公司也是燃油成本上升的最大受害者。這些黃馬甲的目的是：造成儘可能多的經濟損失。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希望得到政府對他們需求的關注。

而他們的訴求究竟是什麼呢？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這場運動是由不同的人發起的草根運動。第一次是抗議對汽油和柴油增税，而燃油增税舉措是法國實現氣候目標的長期計劃的一部分。在巴黎舉行的第21屆COP氣候峯會順利達成巴黎氣候協議，法國人為此很是自豪。但一如往常，當改革政策對公民個人既得利益產生影響時，他們突然就不那麼熱心了。是的，我們要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你不能強迫我為汽油和柴油支付更多的錢來督促我少開車或換一輛更經濟節能的車。

由於黃馬甲運動沒有集中統一領導，任何出於某種原因而感到不滿的人都開始加入進來並通過這場運動來發泄自己的情緒。主要的矛盾點圍繞在購買力問題上：汽油價格、高速公路通行費、超速監測、税收和社會貢獻、最低工資、養老金等等。許多參與者被認為是下層中產階級。甚至連高中生也用這場運動來要求更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和餐食。

沒有共同的目標和領導，這使得談判非常困難。一些“代表”想要與總理談判，然後遭到了運動內部強硬派的人身懲罰威脅，這些強硬派不希望進行任何談判。因而他們放棄了這個計劃。

讓我感到震驚的是，在法國一些人很快就將不滿訴諸暴力，這一點竟然得到了廣泛地認同。參加抗議的人可能會以任何藉口進行暴力活動。他們成功闖入香榭麗舍大道，破壞了拿破崙·波拿巴時期建造的著名的凱旋門，破壞了雕像，並在國家紀念碑上噴上了標語。汽車被燒燬，消防人員受阻，商店被洗劫一空，警察不得不使用數萬枚催淚彈。而這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暴行卻幾乎沒有損害這場運動在全國範圍內的受歡迎程度。

法國的罷工通常比德國更為暴力。焚燒輪胎或整輛汽車通常只是儀式的一部分。我曾親眼目睹過，當公司破產即將關閉時，工人們把首席執行官扣為人質，或者威脅要炸燬機器。

但這次卻有所不同。通常，罷工是由一些工會組織的。而這些組織是可信賴的，並且願意進行談判。在法國，人們有集會和示威的權利。但他們同時也有義務告知他們的示威活動，以便警察可以陪同集會。然而這一次，沒有任何領導，沒有統一目標，也沒有任何組織來承擔任何責任。

事實上，所有更極端的政治派別，從最左翼到最右翼，都試圖利用這場運動，宣稱這些人只是在表達他們政黨的要求。他們在人羣中都穿着投大眾所好的黃馬甲，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能聲稱自己代表了大多數的示威人羣，因為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他們是死對頭。

極右派利用這個平台來表達種族主義和極端仇恨；一些較為温和的人用它來抗議聯合國移民協定，即使連中國也採納了該協定。

而唯一一件似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事是，他們都想要更好的生活，並且他們認為馬克龍總統應當為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錯誤負責。

幸運的是，我們住在一個寧靜的小鎮上。這裏沒有燃燒的汽車，但是黃馬甲擋住了交通環島。一個人撞在了佩皮尼昂附近一輛作為路障的卡車上不幸身亡。

我們周圍的人不是支持就是反對這場運動，似乎沒有中間地帶。許多人把他們被要求攜帶的黃色背心從後備箱放到儀表板上，透過擋風玻璃就可以看到，以此來表達他們對這場運動的同情。顯然，有些人這麼做只是希望在下一個被封鎖的道路上得到更好的對待。事實上，運動活躍分子經常讓司機按喇叭向他們的事業致敬，這讓我更加明白：這些“社會活動人士”只是通過封鎖街道來濫用他們一點點權力，強迫司機遵從他們的觀點，而非尊重觀點自由。我就不會屈從去按喇叭。

當我開着車四處觀察時，我數着那些有黃背心的車的比例。這個比例一度有二分之一，而現在可能有四分之一。真正讓我震驚的是：居然還有很多昂貴的汽車。幾天前，我看到幾輛大型SUV，有些還是全新的，甚至還有一輛保時捷卡宴，都放着黃馬甲。由此可見參與這場運動的不僅僅是下層的中產階級。如果開保時捷卡宴的人對油價感到不滿，那麼環保税的目標是正確的：我們不可能用更結實、更笨重的SUV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與錢包直接掛鈎一直是引導消費者和行業發展最有效的途徑。

而抗議者的想法恰恰與此相似，只是採取了另一個角度：如果他們能造成足夠大的經濟損失，他們的聲音就必然會被聽到。除了破壞、暴力和事故，他們還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損失。他們封鎖了卡車的運行，例如在我們與西班牙的邊境上(由於山區原因，這是僅有的兩個主要邊境口岸之一)。遲到的卡車意味着商店或工廠的貨架空無一人，沒有原材料，成品不能及時交貨。

而這些參與頻繁罷工的人並不理解中國的那句至理名言：做大蛋糕再分配。如果我已經做好了一個很大的蛋糕，那麼分配將變得相對容易，因為我有足夠的蛋糕去分給每個人。這也是法國在“光輝30年”（1945-1975）中所做的事情，而這段時期也類似於今天中國的繁榮時期，可支配收入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着。從那以後，法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購買力水平也逐漸以接近1%的速度增長。而當下，大家都聚焦在如何公平分配蛋糕的問題上，而缺乏對於如何恢復經濟增長的關注。

不幸的是，當人們在努力解決問題時，蛋糕反而變得更小了，這樣可分配的總額就更少了。據估計，“黃馬甲運動”的造成的損失約為法國GDP增長的0.5%，而這可能只計算了其中一些主要的影響，而沒計入那些隨之而來無止境的連鎖反應成本。從簡單的數學計算來看，法國人一年工作大約200天。如果他們只缺席一天，那就已經相當於他們每年GDP的0.5%了。如果他們因為缺乏材料而處於技術性失業，即使他們沒有抗議的意圖，也足夠造成相當的損失了。還有對旅遊業的影響，比如來自中國的遊客，如果他們看到這座“愛情之城”中燃燒的汽車，還有誰想來這裏呢？損失是難以估量的，但這並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正相反損失非常嚴重。這場運動將使法國倒退好多年。

大多人的訴求可以用“增加人們的購買力”來概括。這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提供更高的工資和薪水來實現，或者也可以通過降低税收和社會貢獻來實現，這就要求政府減少財政支出。更高的債務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因為法國是受到歐元穩定性標準約束的。例如，歐盟限制新年度債務規模小於GDP的3%，法國很難實現這一點。

削減法國的社會福利極為可能引發類似“黃馬甲”的運動。我確實認為政治機構的效率十分低下。法國是公共部門在GDP中所佔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我們個人在税收和財富再分配方面都面對着大量的官員冗餘、表現不佳的官僚機構。在這兩者之間大量的機會都蒸發了。與此同時，還有很多領域面臨公共支出資金不足的問題，比如護理行業等，而這樣的情況將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變得更糟。

那麼該怎麼辦呢?前兩任總統薩科齊和奧朗德都失敗了。薩爾科齊積極嘗試去縮減公共部門、開放勞動力市場，但缺乏細緻的工作，也沒有支持改革的民意基礎。他的個人生活方式也使他喪失了所有的信譽。奧朗德先是給人民承諾了一個人間天堂，後來又不得不承認這些設定的數字不合理，而後面想要再扭轉局面已經為時過晚。所以兩年前，人們認為前兩個總統任期都是在浪費時間。我周圍的人也都無精打采，沒有希望或長遠的打算，但他們都願意去嘗試任何事情。這個時期也是救世主是最受歡迎的時間。

所以當現任總統馬克龍開始他的運動的時候，他甚至還不是來自一個政黨，更不用説一個成熟的政黨了。“En marche”的意思是“前進”，然而傳統政治往往令人失望，而現在的人民代表又停滯不前。其他當選的候選人要麼極左派要麼是極右派。我敢肯定，相當一部分“黃馬甲”成員當時也把票投給了馬克龍。他剛滿41歲，還很年輕，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他似乎對真正的改革持嚴肅的態度，而且在關於艱難的削減以及削減產生效果之前的時段問題上説了實話。

然而，今天，許多人感到失望。像往常一樣，他們只會去聽自己想聽的。他們忘記了這需要時間。最重要的是，他們忘記了他們個人的切身利益，而不僅僅是其他人，會受到影響。就像吸煙者認為總是別人得癌症一樣。

就在今天，我還跟一位因為反對暴力而不想參加黃馬甲運動的退休女士聊了一會兒，但她稱自己為“精神上的黃馬甲支持者”。自從馬克龍執政以來，這對夫婦不得不面對社會保障支出的增加，同時還面臨着丈夫養老金的減少。當汽油價格上漲到巔峯時，他們失去了對這個政黨的耐心。就她而言，我知道她受過良好的教育，一生都在勤勤懇懇地努力工作，並且勇於承擔風險。這似乎確實很不公平。

此外，法國還有很多的工匠，因為目前法國正在不停地修建或翻修各種建築。這裏面其中有一些是黃馬甲運動的參與者，也有一些不是。一位在法國工作了16年的葡萄牙人告訴我，這些年裏，他一直付出同樣的努力在工作，但收益卻越來越少。一個主要原因是越來越嚴格的規範和條例。

所有的工匠都告訴我：“我們最大的問題是是找不到想工作的年輕人，儘管許多人生活得很好，他們為自己建造了非常漂亮的房子，並且住在風景迷人的旅遊勝地。因為現在年輕人不想把自己的手弄髒，也不願去幹體力活，更不想早起。”與此同時，該地區的失業率為14.5%。如果不是社會保障體系過於舒適，這樣遊手好閒的生活怎麼可能呢?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經營一家魚罐頭工廠。他説，現在的員工更喜歡工作半年，另一半處於失業狀態，因為這一安排是工資、政府補貼和休閒時間的完美組合。如果他不解僱他們，他們主動提出辭職，這樣的話他們就得不到補貼。所以員工們往往要求他解僱他們。如果他不願解僱那些員工，他們就會採取破壞機器等措施強迫他解僱他們。然後，他們就跑去仲裁，反正結果總是有利於員工的。而且只要他們想，他們就可以重新回到公司。

如果這是法律，如果這是人民的職業道德，那麼想保持一個有生產力和競爭力的經濟，怎麼可能呢？這也是大多數德國人的想法。我們擔心的是所謂的“歐洲統一的引擎”，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法德友誼。而對幾乎所有德國人來説，如果他們不得不為他們的鄰居來買單，那麼友誼就會結束。

然而，極左派和極右派卻都試圖將黃馬甲運動引入德國。在德國也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潛在情緒。總的來説，我們的情況變得更好了，幾乎實現了充分就業等等。但是越來越多的人並不以工作來維持生活，在我們這代人退休後，大約40%的人都將面臨貧困問題。

在法國，馬克龍總統首先試圖拖延時間，但這並沒有奏效，於是他派他的總理宣佈，汽油價格上漲的政策將被推遲實施。但是這個妥協太小，也太遲了。並且馬克龍也應該親自去宣佈這個決定。他最終撤回了一些決定，也推遲了其他一些改革。現在一個新的要求是實行類似瑞士的更大程度的全民公投。

馬克龍自以為聰明的策略是，在一開始就把所有難以推進的改革都放到正軌上，然後期望人們痛苦的記憶會逐漸褪色，在他五年任期結束時可以看到改革成果。現在他必須承認，他嘗試得太多、太快了，而對於法國的復興來説，這還遠遠不夠。他似乎也與普通人面臨的問題太過疏遠。法國政治家居住在古老的宮殿裏，籠罩在帝王的光環之中。如果以後他們採取一些類似廢除財產税等政策的話，他們的吃相就很難看。很難去論證使鉅額財富從這個國家轉移出去的政策是個壞主意。我認為只有謙虛和謙虛的榜樣才是可信的。即使是成功的改革也會把許多人趕出他們的舒適區，這在一個民主國家着實是一個挑戰。

岡特·舒赫（Gunter Schoech）先生其他文章詳見https://www.zhihu.com/people/gunter-schoech/activities

（本文是作者賜稿，原文為英文，觀察者網吳迪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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