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鐵軍：去依附——億萬農民救中國
【在12月29日於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福建農林大學温鐵軍教授發表了題為《去依附：億萬農民救中國》的演講，以下為速記稿整理的演講內容，已經本人審閲。】
謝謝40人論壇的邀請。我今天的發言是要嘗試着講好“50”“80”“10”三個年代發生的中國故事。原來想等2010年以後這第三個年代過完再講，現在有這個會，就先跟大家做一個扼要彙報。演講題目是“億萬農民救中國”，顧名思義是講三農問題，大體上用中國人做經驗歸納的“起承轉合”來形成理論上的“格物致知”。從講好中國故事的需求來看，相關的理論體系確實需要重大調整。
1950年土改——億萬農民化解國初危機
大家知道，民國在1948年有一個重大的深改，也是美國人幫助搞的——借入4800萬美金作為貨幣發行依據，改掉了原來法幣制的主權貨幣體系。但，這種外匯本位的貨幣體系4個月就崩潰了，民國隨之惡化了長期通脹，從而導致軍費佔比高達80%以上的高赤字財政不能維持；於是現代金融與財政的失敗導致了其軍事上的失敗。共產黨靠小米加步槍一個連隊能夠讓上萬國民黨士兵交槍，除了革命軍人神勇之外，主要是民國政府沒錢給軍隊發餉了。
共產黨在第三次土地革命時期主要靠發動農民羣眾參加土改來支援解放戰爭，農村根據地沒有現代化的財政金融來支付農民做出的巨大貢獻，解放軍從村裏取走多少小米、軍鞋、門板（擔架），打個白條就可以了。當年解放戰爭的時候給農民打的白條直到2007年還發現有沒還上的。這些事情在理論上都有深意。
那個時候傳統農村沒有現代金融，卻能夠靠農村包圍城市取得革命勝利。但，共產黨剛一打進大城市，立即遭遇到民國政府的問題——必須每天都要有財政開支才能維護城市管理。
民國的軍隊被打垮了可以遣散回家不增加開支，但是城市中的工商管理、教育醫療、街道衞生、警察治安……全部要靠財政維持。於是，時所必然地發生所謂國初危機，主要是指1949年解放之後共產黨首先遭遇的是接管大城市嚴重的財政赤字！雖然比民國低大約10%，但新政權赤字率仍高達70%以上！
於是，新政權為了保證財政開支，只能增發貨幣。但國民黨在離開大陸的時候把所有的黃金和外匯全部帶走了，發出了的貨幣只能是毛票子！
所以，國初當時第一大危機就是舊政權放棄主權幣製造成的惡性通脹不僅沒被革命中斷，反而在奪取了大城市之後延續為更嚴重的惡性通脹。
此時，若繼續按1947年確立“新民主主義”給定的、與一般發展主義無異的私營企業+市場經濟=“民族資本主義”的既定方針辦，則這個新政權肯定難以維持。雖然共產黨明確要發展私人經濟，但是在惡性通脹壓力下任何實體企業都沒有利潤可言。
實際上，所謂脱實向虛不是現在發生，在高通脹的1940年代末期已經是私有制經濟脱實向虛，生活物資囤積居奇、股票市場多空炒作……那確是市場經濟的規律使然。若然，則國初危機是不可挽救的。
那該怎麼辦？幸虧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農民人口占88%的傳統二元結構，1947年共產黨就開始搞土地按人均分的“均田制”，使佔總人口88%的農民恢復了小農經濟，客觀上使得新政權只需管理不足12%的城裏人。
可見，這個歷朝歷代開國之君都屢試不爽的“均田免賦”這個國策，在國初只做了一半（均田不免賦），結果卻是億萬農民救了高通脹之下的財政危機。
具體看，因為一旦土地到手，傳統小農經濟都要滿足簡單再生產的同時還要追求擴大再生產，也就是土地面積擴大，那就節衣縮食儘可能多向國家交售農產品，恰逢私人資本脱實向虛之際必然把白米、白麪、白布這些生活必需品囤積起來哄抬物價，新政權正在從上海到武漢的大城市裏打“三白”戰役，政治上就被認為是在跟共產黨爭奪天下。
這時，新政權通過全國土改從農民那裏得到了大量的“三白”供給用於平抑市場價格，迫使大批囤積居奇的私商破產。與此同時，農民出售農產品還吸納了大約一半的超發貨幣，為了買地還把這些毛票子儲存到銀行不進入流通領域，這就間接地幫助人民銀行吸儲回籠的同時幫助新政權極大地減少了財政赤字壓力……
總之，新政權靠土改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靠增量農產品穩定供給幫助共產黨壓低了城市物價和吸納了過量增發的貨幣，到1950年下半年就把從1948年民國金圓券改革造成的這種惡性通脹危機壓下來了。
這個故事過去沒有誰認真講過，所以講好中國故事一定要從頭講起，不能中間截斷了再搞另一套英雄史觀。
中國人民大學温鐵軍教授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上演講
1980年的二次土改——億萬農民第二次救中國
從國初到改初，農村的做法一脈相承：毛澤東的土改是為“起”，鄧小平的土改則為“承”。1980年代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體現農村集體經濟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表述一口氣讀下來有難度，實質是“大規模動存量”的財產關係調整——按農民人口均分土地到户的“二次土改”。
中國經濟50、60年代先後被美國和蘇聯封鎖，借鑑薩米爾阿明的理論，1960年之後中國進入完全“去依附”時期，其中會有對失去依附紅利的“錯覺”和實現去依附的成本。據此可以認為，60-70年代的普遍貧困是中國維持完全的主權獨立國家所帶來的制度成本，由此加劇了原來全盤蘇化時期形成利益羣體對依附紅利的“錯覺”，並延續而為今日思想界之混亂。
從7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利用尼克松訪華之前放鬆對中國封鎖的機會，開始引進外來技術和設備調整工業結構，這就造成了引進外資的成本，即120多億美元的負債。其實70年代任何引進外資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出現了債務危機，中國也同樣，直接表現為1974年超過百億，1979年突破200億的財政赤字危機。
在這種情況下，城市產業資本其實沒法進行擴大再生產投資，甚至連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投資都不夠，於是出現了大面積的城市就業不足；這時又有“讓步政策”讓數千萬知青回城。我們一代人有幸遭遇了幾次大變故，1980年那次得到大回城的好處，但是回了城卻無業、無家、無老婆……遂有第一次被城市承載大危機硬着陸代價，也因此，催生了放權讓利為主要內涵的改革。改革不是誰拍腦袋就拍出來了，實質上是應對危機的產物。
那麼，我為什麼説這次又是農民救中國？因為就和毛澤東當年土改一樣，鄧小平也給中國農民分了一回地，內容一樣，但叫法不同。與上一次的差異是什麼？主要是解放了農民這個第一生產力進入鄉村工業化，出現史無前例的內需拉動型高增長。
因為第二次土改時農民人口占85%，仍然是城鄉二元結構。一方面大包乾之後政府又不用管農民了，國家對三農的財政開支下降到低於3%，極大地緩解了赤字壓力；而農民卻説“有吃有喝不找你”，沒有任何怨言更沒有上訪鬧事。另一方面85%以上的出口創匯來自農產品和以農業為原材料的加工品，農村輕紡原材料的增長和社隊企業出口都成為緩解國家外債壓力的主力軍。
由於政府給農村賦予了自主發展權，並且在1979年正式實行了“雙軌制”，很快造就了農村百業興旺帶動內需拉動增長。
大包乾之前，農村人口和勞動力都在大幅度增加，加之基礎教育普及，幹部羣眾在“五小工業”為代表的社隊企業發展中初步有了工業化經驗；一旦政府放權讓利，帶動的就不僅僅是糧食生產和農業多種經營，更重要的是出現了鄉村百業興旺——鄉鎮企業興起並很快達到兩千萬多家，不僅創造了大量出口換匯減少了國家的外債壓力，而且形成巨大的對城市工業的拉動，然後帶動了農村城鎮化而非城市化。這是中國這麼多年唯一的一次內需拉動型的增長。
一般講四十年改革，更多是説92年以後的事。以前呢？也許因為有過一次88年的滑鐵盧，就不再講80年代了？或者，僅僅把80年代歸結為家庭承包，不講鄉鎮企業和城鎮化的發展。儘管中央2005年以後強調城鎮化，但卻沒人真正把80年代的城鎮化當成中國故事中的重要內涵。
歸納一下：伴隨着鄉鎮工業發展起來的城鎮化，帶動40年改革時期唯一靠內需拉動的10年增長。我們都講的三駕馬車，請問內需駕轅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就是向農民放權讓利的那個80年代。
據此看，誰緩解了1979-1980年外債危機？中國農民。
2010年代——億萬農民第三次救中國
再説“轉”——2010年代國家生態文明轉型還是要靠農民。生態化的內涵是多樣性，三級台階五大氣候帶覆蓋下“十里不同風”的農民最有條件轉向與自然多樣性結合的多業態的鄉村復興，實現習近平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產業化”和“生態資本深化”。
我們這幾十年在幹什麼？連續強調了25年的城市化，現在仍認為一個人進城能帶動20萬的投資，如果3億打工農民都進城轉户口呢？如果真的實現了70%的城鎮化率呢？那就是120萬億的投資需求。這個假説會認為中國繼續沿着發展主義走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從2005年公佈污染普查報告，這個稱為“世界排放最大的國家”，07年就開始強調轉向生態文明，12年確立生態文明發展戰略；意味着中國沿着一般資本主義的道路走不下去了。
中國現在變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為代價造成工業產出和化學農業生產總量最大，2010年以來的主要矛盾是工農兩大部類生產都過剩，都需要“三去一降”。並且按照大類算，工業大類的三分之二是外資為主的，產業資本中至少1萬億美元以上是外資。各地政府常説我家大門常打開，張開懷抱等你來，“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外國資本來了，財富和收益都不是中國的，造成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枯竭、社會衝突都是中國的。
剛剛史正富老師分析中國M2總量很大，是不錯，但那三分之二是對沖外匯造成的，跟1948年金融深改有可比性。此外，中國確實因為本來就買全球賣全球的外資流入而變成了世界貿易總量最大的國家，如此看中美貿易戰對美國有振興實體經濟的意義嗎？如果沒有，那美國執政團隊打的當然不是貿易戰……
所以我們中國的執政黨從07年就提出生態文明的包容性可持續發展理念，現在是以生態文明為指導推動戰略轉型，最主要強調的是自然多樣性與人類社會文化多樣性之間的有機整合。自然多樣性在城裏有辦法體現嗎？比如説上海就沒有條件，這是一個地面不斷沉降的城市，克服不了大自然與大城市的互相傷害。真正能跟自然多樣性有機整合的就是鄉村社會。老天爺保佑中國還沒有完成激進發展主義的自毀鄉村……
中央2017年正式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作為十九大貫徹落實生態文明轉型的舉措和戰略。所以，希望大家自覺地把鄉村看成國家向生態文明轉型的載體。
面對當前中美貿易戰，無論轉換成什麼領域讓步都得練好內功夯實基礎。那麼基礎就是鄉村振興。大多數部門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確實跟不上中央高度重視鄉村振興的轉變，所以農村工作會議開會的時候習近平帶領所有在家的政治局常委上會，不論部門職責而要求五級黨委直接抓，各種優惠政策向三農傾斜，並且指出鄉村振興是21世紀中國發展潛力最豐富的領域。這是有深意的，也是有所指的。由此，我們已經開始轉變以往激進發展主義的粗放數量型增長。
其中，鄉村產業興旺怎麼借鑑80年代經驗，怎麼進一步利用一息尚存的中國主權貨幣完成本土生態資源的自我貨幣化，怎麼構建自主資本化體系來實現生態資本深化需要的三板或“在地化”板外融資？都需要深改--改變過去粗放的數量型增長時期的粗放市場經濟制度！至少一定程度上，要用鄉村資源貨幣化來吸納現在過量增發的貨幣，擴大鄉村物業價值化的增長空間，也就是實現習近平講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若然，則中國在2010年以後遭遇到美國把中國當做主要矛盾方面的百年未見之大危機也就得到了軟着陸的基礎。
也就是説，若國家推進生態文明轉型，則億萬農民有可能第三次救中國。
至於什麼是“合”，已經呼之欲出；咱們下次再説。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