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告台灣同胞書》是勸降書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睿】

就像上世紀達成的“九二共識”，在本世紀因為台灣當局的刺激，才為一般台灣民眾所正視一樣；發表於1979年元旦的《告台灣同胞書》，在四十年後的今日攤開在台灣民眾的眼前與心中，其中也有台灣當局這個激素。

《告台灣同胞書》是改革開放的表現

在兩岸政治壁壘的現實下，由於信息不對稱的關係，一般台灣民眾在上世紀多不知曉《告台灣同胞書》的存在和意義。即便在信息發達的新世紀以來，由於島上“一邊一國”、“不統不獨”、“維持現狀”的政治建構，這篇文告也被有意地忽視或負評，一如當年因為呼應該文告而奔赴大陸的林毅夫。

在1979年版的《告台灣同胞書》以前，大陸方面曾有數次《告台灣同胞書》，其中第一次發自參與過台灣“二·二八事變”的台盟人士，訴求的是“解放台灣”，鬥爭對象是1950年的國民黨政府；到了1958年發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的《告台灣同胞書》，主要圍繞該年炮擊金門的戰事提出聲明，反對美蔣聯盟，訴求兩岸團結、一致對外；至於1979年版，即今日一般所指稱的《告台灣同胞書》。

從文章本身來看，四十年前的《告台灣同胞書》已確立了和平統一的方針，這在1978年12月22日通過的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可見端倪，後者以“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取代了“兩個凡是”與“階級鬥爭”。以1978年5月《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標誌，中國的革命思維自此進入思維革命的階段，形成一個務實的、再解放的新時代氛圍，新版《告台灣同胞書》便是其中的具體表現。

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元旦的《告台灣同胞書》不是發自“國防部”，而是發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且文章不再使用“解放台灣”一詞，這具有重大的歷史和政治意義，台灣（人）不再是階級敵人和解放的客體，而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組成和中國主體的一部份：

“統一祖國，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神聖使命。時代在前進，形勢在發展。我們早一天完成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創造我國空前未有的光輝燦爛的歷史，而與各先進強國並駕齊驅，共謀世界的和平、繁榮和進步。讓我們攜起手來，為這一光榮目標共同奮鬥！”

文中以“祖國”、“我們”、“我國”等用語，一改敵我矛盾、二元對立的思維，説明統一國家是包括台灣（人）在內的中華民族現代化的共同使命，表現改革開放、思維革命的新氣象。

就國際上已多數承認大陸當局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形勢來講，《告台灣同胞書》無論從發文單位、行文用語或文章訴求──“每一箇中國人，不論是生活在台灣的還是生活在大陸上的，都對中華民族的生存、發展和繁榮負有不容推諉的責任。……我們如果儘快結束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則所能貢獻於人類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來看，至少對“台灣同胞”而言，那不是一篇勸降書。

然而，面對大陸改革開放的“三通”呼籲，當時蔣經國主政的台灣以“三不”嚴拒，和平統一的方針仍有待歷史的檢驗。

從武力衝突到和平思維

在此30年前的元旦，《人民日報》發表《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檄文，開篇就以恢弘自信的眼光説道：“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後勝利，這一點，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並且説：“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像蛇一樣的惡人為什麼要憐惜呢？”看得出來繼三大戰役之後，國民黨方面仍被視為中國人民的敵人，敵我對立的革命思維不容妥協，而戰爭是主要乃至唯一的方法。

直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戰事仍然持續。首先是解放軍成功奪取廈門島，但繼而在金門島之戰鎩羽。1950年4月，解放軍攻下海南島，5月攻下舟山島。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武裝干涉台海局勢，大陸當局以武力解放台灣的計劃受阻；台灣當局則反過來利用朝鮮戰爭的時機和美軍介入台海為後盾，加大特務滲透與軍事襲擾等反攻大陸的力度。

朝鮮戰爭結束後，大陸當局騰出手來處理台灣問題。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9月3日及22日，解放軍炮擊金門島。但是，維持朝鮮半島與台海兩岸的分裂和對峙，同是美國介入東亞的重要路徑。於是在1954年12月，美方與台灣當局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換取國民黨軍從大陳島撤退並防止其反攻大陸的相關活動，當然也在防止大陸當局解放台灣。

“9·3”炮戰（資料圖）

1955年1月28日，在美國的策動下，新西蘭駐聯合國代表向安理會提出“中國大陸沿岸島嶼停火論”。後者引起兩岸當局的強烈反彈，異口同聲譴責該“停火論”是製造“兩個中國”的國際陰謀。外力公然介入中國的內政，這引起國共雙方領導人的警覺或新的對策：蔣介石拒絕美方從金門、馬祖撤軍的要求，並宣稱金、馬兩島是台灣的生命線；周恩來在同年5月和7月兩度提出“和平解放台灣”的説法，為中國統一的方式打開新局面。

由武力解放轉而和平解放台灣，這是大陸當局領導人綜合判斷朝鮮停戰後的國內外形勢發展，所得出的結論。其中一個因素是國共雙方均堅持“一箇中國”，反對兩岸分裂為“兩個中國”。

正是基於“一中共識”，毛澤東與周恩來曾經在1956年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構想，《人民日報》也在同年2月4日發表《為和平解放而奮鬥》的社論，具體作為則是通過章士釗與曹聚仁等中間人士傳達意思。蔣介石則在1957年選派“立法委員”宋宜山以探親（關押於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胞弟宋希濂）的名義，前赴北京試探中共意圖。

宋宜山（資料圖）

然而，彼時台灣當局正在島內實施反共肅清，那種政治氛圍難以容許“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可能。宋宜山赴京報告書中的正面印象，反而讓蔣介石關閉了國共和談的大門。不過，國共兩黨這一關一開之間，也決定了此後在政治上大陸處於主動、而台灣處於被動的基調。

事實上，1957年4月北京對宋宜山反饋的意見已是後來“一國兩制”的思想雛形，比如和平統一、高度自治等，後來還具體化為所謂“一綱四目”，可是蔣介石並不接受。蔣的極端反共立場與美國見縫插針的作為，有惡化台海局勢的風險。1957年《人民日報》的社論如《絕不容忍美國的侵略行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等，反映了那種一觸即發的態勢。

1958年2月22日，國共兩軍在馬祖島附近爆發海戰。7、8月間，共軍取得福建地區的制空權，蔣介石意識到山雨欲來，先後視察馬祖和金門的防務。8月23日解放軍再度炮擊金門島，並對金門實施封鎖。共軍兩次炮擊金門出於懲罰國軍襲擾大陸和試探美軍介入台海的底線的目的，另還有出於支援中東人民反帝鬥爭的説法。

“八二三”炮戰（資料圖）

就事後結果來看，“八二三”炮戰已證明美國雖然希望維持兩岸分裂與軍事對峙，但不願自己捲入中國內戰或演變成中美直接對戰。蔣介石拒絕美國劃峽而治、金馬撤軍的要求，這使得美援只能間接而有限，從而讓美方“兩個中國”的算計無法徹底落實，美、蔣互相不甚滿意。毛澤東贊同蔣介石保留金、馬兩島，反對美方要求停火的論調，又鑑於台灣當局拒絕和談統一，因此決定以停停打打的高度政治智慧的內戰方式，來維護“一箇中國”的結構。

此後20年間，兩岸當局各自鋭意經營或曲折前進，間或有暴沖和平方式的口號，例如“反攻大陸”與“解放台灣”又此起彼落，但基本無直接衝突的戰事發生。

歷史教訓與美國因素

1975年春，不久於人世的蔣介石通過陳立夫邀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赴台訪問，欲重啓毛澤東20年前就提過的“國共第三次合作”。同年3月，大陸當局釋放在押的國民黨軍政黨特全部人員，任其來去，還發給路費，兩岸關係和解統一的趨勢看好。然而歷史並不總是給錯過的人再一次的機會，蔣介石於1975年4月辭世，葬身於台灣。繼任者蔣經國需要鞏固權位，包括擺平黨內頑固的反共派，自無可能立刻實現這項歷史作業。

正如前述，兩岸政治關係表現為一主動、一被動，在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尤其如此，這首先就表現在1979年元旦的《告台灣同胞書》。

由於大陸當局已被聯合國承認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而台灣當局又宣稱奉行聯合國憲章，且《告台灣同胞書》既然主張兩岸結束軍事對峙，並停止炮擊金門，那麼對台灣當局而言，這篇文告在性質上就不是勸降書，而是和解書。

1981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刊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的九項對台政策方針；次年7月25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致蔣經國的信，廖以蔣的同窗故交身分再提兩黨合作、完成祖國統一的願望。

然而，蔣經國以“三不”對“三通”，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回應“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原國民黨贛東青年服務總隊少將總隊長蔡省三是1975年被釋放的戰俘之一，他以人在香港的自由之身表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兩大兩小──偏見大，容量小；誇口大，能量小──奉勸其老上級蔣經國勿再錯失歷史機會。可是，蔣經國仍然走上蔣介石的老路，臨到生命盡頭才託人試探兩黨合作的可能。蔣經國辭世後，這個中間人沈誠還以“意圖非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的罪名，被李登輝主政後的法院投進監獄。

蔣經國最初固拒兩岸兩黨談判統一，原因除了歷史心結、穩固政局的需要和台灣較好的經濟表現之外，主要是美國因素。

美國一方面歡迎中國大陸對美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卻相當忌憚大陸當局對台改革開放，這不利於他對台海經營的“戰爭邊緣政策”——儘量保持兩岸分裂對峙的同時，又儘量避免發生戰爭，以免這種消耗中國的政策破產。所以在中美公告建交、大陸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的當年，美方又簽署了《與台灣關係法》，以便掣肘兩岸對立的解放。同年12月，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其受刑人和辯護律師紛紛成為日後民進黨的要角。取代兩蔣的李馬扁蔡藍綠團隊執行上述政策，其似統似獨、不統不獨的脈絡一以貫之。

即便在2018年台灣“九合一”選舉過後，勝選的國民黨依然需要向美國問安。比如12月初，藍營“立法委員”赴美宣稱國民黨最好的長期盟友是美國；再如12月底，藍營首先表態參選2020的人宣佈春節時期要赴美訪問。

由此回顧1955年中共領導人在主張和平解放台灣的同時，為何堅持美軍撤出台海的立場？毛澤東為何不做放棄使用武力的承諾？為何説美國軍艦抵達高雄之日，就是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之時？也就有了清晰的解釋。

時勢使然與人民覺醒

《告台灣同胞書》時過境遷40年，“一箇中國”的國內外共識與原則未曾改變，但兩岸雙方的條件則不斷變化。

台灣在冷戰架構中的一黨專政經濟績效，已經一去不返，政治上沒有任何一個黨派具有超過半數台灣人支持的代表性；但大陸在一黨專政下的改革開放，卻創發舉世矚目的中國範式與經濟規模，並具有大多數民眾向心的體制和道路。就兩岸關係來看，正如前述，政治上一方主動、一方被動局面的對比，有增無減。

也就是説，台灣已不具備和大陸“黨對黨對等談判”的條件；或者説，台灣已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在實力和位階上，足以和中共就“一箇中國”平起平坐。《告台灣同胞書》裏沒再提國共兩黨和談，但説“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似乎預示了這種消長態勢。後來“葉九條”雖然重提國共對等談判與第三次合作，但也揭示“台灣地方財政遇有困難時，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補助”，兩岸政治關係的主張已昭然明白。

“九二共識”在大陸當局看來是兩岸政治關係的基礎，在台灣島內的實質則是選舉工具，但至少還是可用的工具。而且，國民黨自身已成為台灣選民要求維繫“九二共識”的工具，這是國民黨將“九二共識”工具化的必然結果。《告台灣同胞書》後40年之間，台灣人的中國（人）記憶漸行漸遠，常需要靠民調來刺激身份認同的思考，這正是由於“台灣當局”操作的結果。換句話説，台灣同胞要在“一箇中國”的立場上與所有中國人平起平坐，已無法寄望於台灣當局。

資料圖來源：中時電子報

從40年後來看《告台灣同胞書》：“遠居海外的許多僑胞都能回國觀光，與家人團聚。為什麼近在咫尺的大陸和台灣的同胞卻不能自由來往呢？”這個問題質疑戰爭，質疑心中的壁壘，也質疑一切人造的歷史對立和隔閡。台灣人只能覺悟“九二共識”的真諦，不是由兩岸來看“一箇中國”，而是由“一箇中國”來看兩岸，既看清台海兩岸，也看清太平洋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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