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少宇：2018——外交“有”小事元年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岑少宇】

“外交無小事”，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話。

據説，這是在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總理對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的諄諄囑託，要他們“切不可掉以輕心”。

舊中國積弱積貧，新中國百廢待興，需要和平的發展環境，需要在全世界爭取形成統一戰線，而新中國的外交幹部絕大部分並無經驗，“外交無小事”是必要的準繩。

然而常年累月下來，“外交無小事”不僅從過去的特殊歲月傳承至今，還從外交系統溢出，各行各業只要是有與外方打交道的場合，負責人往往會對下面的人來上這麼一句。

狹義的“外交”原則，被放大到廣義的所有“對外交往”上。

你有沒有見過，辦事的人因為“外交無小事”，對各種並不重要的細節反覆推敲，改來改去？

你有沒有聽説過，要押金要不回來，假扮外國人寫封郵件，瞬間就搞定了？

因為“外交無小事”被濫用，以至於有些人已經對這句話滿腹牢騷。

有趣的是，2018年外交部倒是給出了不同的方案：“外交”是有“小事”的。

在回應杜嘉班納辱華風波時，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説：“本質上不是外交問題，中方也不希望其上升為外交問題，與其來問外交部發言人，不如去問一問中國的普通民眾，看他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外交部的回應，看上去似乎沒有多少火藥味，但理應入選年度十佳，因為一下子點透了，把刻意拔高成“大事”的問題，打回了“小事”的原型。

不能再用舊思維看中外互動

首先，中國民眾有相當的自由，對涉外事務表達觀點。中國政府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包辦一切。

外界一遇到事情就盯着政府問，顯然只是遵循了一種“妖魔化”的思維定式，彷彿抵制、批評背後都有中國政府的影子。

在部分外媒的渲染中，中國民眾沒有獨立思想，千人一面，只要政府一聲令下，就會集體戴上歡迎外賓的笑臉；換一個命令，就變成怒目圓睜，抗議抵制。

只要在中國住上一陣子，和普通老百姓有真誠的接觸，就會發現事情不是這樣。可架不住有些外國記者，即使身在中國，也要繼續販賣那些錯誤認識。

其次，由於大強度的人員流動、信息流動，中國民眾對外界的認識，也有了飛躍。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最初的情緒波動之後，人們對於各種“辱華”事件也能夠有理有據地展開更多討論。

比如，一個拉美人做“眯眯眼”是否刻意辱華，還是無心之失？中國超級英雄被設定為傅滿洲之子，如何看待？

同樣地，中國政府要統一這些觀點，顯然也是既無必要，也不可能。抵制也好，諒解也罷，遠征、對噴，都只是民間的“小事”。

中西民間的碰撞才剛開始

除了杜嘉班納風波，2018年還有一件涉外“小事”引發廣泛爭議：瑞典旅店事件。外交系統在這件事情上是出手了，但僅限於瑞典官方在處理過程中不合常規之處。

而關於旅客、酒店對錯的是是非非，並沒有過多幹預，基本上停留在民間的“小事”狀態。

這件“小事”同樣值得玩味。

國內關於酒店風波的輿論高度多元化。許多人認為首先是中國旅客行為欠妥，自己的入住都還沒有完全處置妥當，出門轉一圈就帶回來一個陌生中國女性，引發酒店的警惕和不滿很正常。但也有人理直氣壯地説，出門在外，就是應該幫助同胞。

許多人認為旅客後續的表現完全是“撒潑打滾”，但也有人覺得看見家人可能有恙，孝心、親情使然，可以理解。

在網友們的你來我往中，似乎隱隱浮現一種“中國意識”。從中國人的思維出發，探討當時中國人的想法，固然無可厚非。但真要把它在中西差異上拔得太高，反而“大事化”了，脱離了現實。

中國人的文化習慣、歷史與西方有諸多不同，可仗義、盡孝這樣的美德並非中國獨有。

西方不是沒有樂於助人的精神。從教會傳統的救助到“白左”幫助穆斯林難民，有些“善心”都能超乎大多數國人可以接受的範圍，甚至讓你“瑟瑟發抖”，細思恐極。

習慣、理念的表現，還與環境有關：環境不同，交往邊界自然發生變動。比如出國在外，基於個人安全也不應鼓勵與陌生人（無論國籍）過多接觸，承擔不必要的責任，以免被毒販或其他犯罪分子利用。

甚至接受幫助也要保持清醒。女留學生在海外孤立無援時，因為得到幫助（同樣無論國籍）而感激，萌生感情，最終卻被欺騙，也是常事。留學生羣體裏，這種故事一把一把，就不展開了。

西方民眾與血親的關係，未必符合“冷漠”“疏遠”的標籤。國內對當事人呼天搶地的多元評價，也反映出“孝道”對某些行為的解釋並不能贏得公眾的認可。

中西民間在初步交往之後，形成了一些“標籤化”的印象，但隨着交流範圍更廣、程度更深，則將進入碰撞的新階段。

出國的人從外交官、學者，擴展到高學歷學生、商人、富裕的遊客，再到低齡學生、大爺大媽，西方所見的中國人，其面貌越來越多樣。

雙方都會逐漸認識到，雖然總體上中外有別，但中國人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是多樣化的，西方人或其他國家、族羣的人，其價值觀念、行為方式也是多樣化的。

在這種去標籤化的碰撞中，在一堆“小事”產生的多元化認識中，可能會慢慢重新浮現出新的“總體印象”，但將與過去的刻板印象大為不同。

從反對辱華的“底線”，到商店、酒店的管理方式，也都可能在“小事”中逐步帶上與中國人碰撞後留下來的痕跡，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中國人的觀念、習慣。

當然，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也沒有必要過多指責酒店事件的中國當事人。

一提“外交無小事”，人們往往會首先想到，自己在外國人面前代表着中國人的形象、國家的形象云云，這自然小不了。從這個標準看，酒店事件中國當事人的行為怎麼説都是有損形象的。

但“外交有小事”的基礎，正是交流規模越來越大，維持一個固定的刻板印象，越來越難。負面個例對整體印象的破壞力，也會降低。當事人確實是中國人，卻不能代表全部，而只是中國人的一部分，可以讓“小事”止步於“小事”。

西方有些人，想要維持對中國人刻板的舊印象，無疑是徒勞的；有些中國人要維持“無小事”的舊習慣，一涉外就“神經過敏”，也是白白勞心勞力。

至於誇大中西區別，拔高成新的“標籤”，既正中某些西方人的下懷，也和“小事”碰撞增加的大趨勢不符，更有可能背離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願。

中國的體量越來越大，包括我們在內的全世界，都要慢慢習慣各種各樣的中國人不斷向外“自然生長”。

而曾強調“外交無小事”的周總理，看到在中國國力增長的支撐下，對外交往空前繁榮，甚至能夠向“外交有小事”轉變，想必也會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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