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伯格洛夫：向中國學習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自40年前的今天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一直是個非常優秀的學生。而如今，在經歷4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正日益以一位老師的形象出現在世界面前。隨着海外投資數量的不斷增長，中國對接受其資金的國家的運轉情況也變得日益關注。可是，這個世界是否已做好向中國學習的準備了呢？

近些年來，中國一直在通過其日益自信的“走出去”戰略來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並進行軟實力的投射。在這方面最具雄心的戰略便是其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領導人希望中國能夠回到在世界上的合理位置。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全球事務研究所主任艾瑞克·伯格洛夫2018年12月24日在“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刊發評論文章：《向中國學習》

160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達到了歷史峯值，當時中國的經濟產出佔全球三分之一以上。此後一直到1820年，中國佔全球經濟產出的比例一直緩慢下降；1820年之後，由於工業革命對西方經濟增長的巨大促進作用，中國佔全球經濟產出的比例出現了斷崖式下跌。而到了上世紀60年代，這個比例跌到了不足5%。

1978年，鄧小平開啓了中國的改革進程並打開了對外開放的大門，這個國家開始踏上了創造經濟奇蹟的旅程。自1978年以來，中國已經使數億人口擺脱了貧困，中國佔全球經濟產出的比例也上升到了五分之一，而且這個比例仍在增加當中。如果中國希望自己的發展經驗能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對象並藉此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力，那麼中國就必須搞清楚自己取得經濟成功的內在機制是什麼並證明這種機制是其他國家可以複製的。

這便是北京清華大學新成立的一家研究機構的使命。這家名為“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Academic Center for Chinese Economic Practices and Thinking）的機構有一個頗具暗示性的縮寫ACCEPT（英文單詞，意為“接受”——觀察者網注）。清華大學創建這家機構的目的就在於研究和傳播中國的發展經驗。本月初，該機構發佈了名為《改革開放40年來的經濟發展經驗和教訓》（Economic Lessons Learned from China’s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的首篇報告。

這篇報告闡述了五個主要觀點。首先，中國在過去40年裏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是成立的新企業而非重組後的老企業；第二，土地從農業用地到工業用地和住宅用地的性質變更在鼓勵投資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第三，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指隨着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對金融服務不斷提出新的要求，其金融中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不斷進行創新，市場可以運用的資金潛力不斷被挖掘，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同時不斷走向專業化和複雜化的過程。它既包括金融機構和產品的創新，也包括金融制度和技術的創新——觀察者網注）對鼓勵創業和擴大消費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第四，打開大門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對外國知識與經驗的學習；最後，積極主動的宏觀經濟政策使中國避免了金融危機的發生和經濟增速的劇烈波動。

這篇報告提到了一個關鍵問題，即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問題。實際上，這個問題在任何一篇關於中國自1978年以來發展經驗的分析文章中都會提到。在分析中國經濟成功的原因時，是新出現的民營企業功勞更大還是政府調控政策的功勞更大呢？

這並不是一個新的問題。不過，正如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一場午餐會上所指出的，一些人在給出答案時總是會忍不住涉及經濟領域之外的其他問題。丹尼·羅德里克認為，對於經濟學家們來説，中國似乎為他們提供了一次“羅夏墨跡測驗”（a Rorschach test for economists）。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的這份報告為上述問題的解答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分析視角，這份報告闡述了中國的政府管理與經濟自由化兩股力量之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報告指出，新出現的民營企業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而政府則提供了促使這些企業進入市場的強大激勵。那些企業家們很用心地經營與政府的關係，而政府通過市場信號調控資源的分配並對一些政策試驗進行評估。

除了激勵新企業進入市場，中國政府還動員可觀的國內資源進行投資活動。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央政府還促使各級地方政府進行不斷的政策試驗並從中學習，這將對中國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起到關鍵作用。

不過，解釋清楚中國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還只是第一步。如果中國真正希望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那麼它還需要克服大量其他阻力，首先便是扭轉國際上對中國日益嚴重的不信任態度。

發達國家對中國非常抱怨的一點在於，中國一直在搭其他國家創新成果的便車，這其中就包括，作為市場準入的條件中國要求外國公司與中國合作伙伴分享自己的技術。對於中國這個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説，吸收和模仿外國技術是非常正常的現象。然而中國龐大的規模和強大的市場力量大大增強了它進行技術轉移的能力。而中國也非常樂於利用自己手中的籌碼，這使外國競爭對手感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與此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開始質疑中國的投資是否真地有助於自己的發展。截至目前，總體而言，中國一直避免就自己的投資提出明確的政策要求。不過，一些投資項目的回報率較低，中國必須更加關注資源的使用情況，它也無法忽視信貸接受國的負債情況。

在説服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發展經驗時，中國面臨着一個困境。中國的發展成就是在中國獨立自主掌握自己發展道路的前提下取得的。而中東歐的一些國家卻受制於歐盟強加給自己的發展政策，這一情況極大地刺激了這些國家反建制力量的崛起。

日益增強的中國國際影響力也遇到了日益強烈的牴觸情緒，這使得中國推銷其發展模式的能力受到了嚴重削弱。令形勢更加嚴峻的是，西方堅持認為，一個不符合西方民主標準的國家所採取的發展模式不應在全球範圍內取得成功。我們正在走向危險的衝突，這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制度的衝突。我們需要彼此適應對方。

發展中國家完全排斥中國的發展經驗是不可取的，而西方與中國之間敵意的深化更是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各國在“向中國學習”這件事上應該秉持開放的心態，而中國也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制度並非完美，哪怕是與有缺陷的西方民主制度相比。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8年12月24日“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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