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鋒：民企地位引發輿論震盪，問題還要去體制架構裏找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盧峯】

我是1995年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CCER工作的，現在開會場面跟當年比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也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進步。今天主題是國家發展，時間窗口又是40年改革開放。我想先從40年中國經濟的開放發展中提煉一個規律性現象：宏調求穩定，改革上台階，並由此角度對目前形勢做一點分析探討。

熟悉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40年曆史的人大概腦子裏面都會有這個圖形，40年發展並不是線性的、平穩的，而是有明顯的週期形態。但這個週期怎麼畫有不同的考量，粗略的説我覺得是四次下行週期加三次上行景氣構成三個半週期，目前應處於歷史上最長下行的底部。現在的下行週期不僅是改革開放以來，也是新中國以來最長的一次。

中國GDP實際增速

回顧40年發展歷程，可以觀察到兩點規律性現象。第一點觀察是宏觀保穩定。宏觀調控概念的提出、建立和完善有着非常豐富的歷史，是一個具有中國創新意義的過程。總的來講，我們慢慢學會了當經濟面臨通脹或者不景氣時所謂的逆週期調節這樣一種認識和理論，這方面我覺得中國做得越來越自覺，並且在長期實踐中水平也越來越提升。

當然，幾次經濟上行後迴歸景氣繁榮，功勞不能都記到宏觀調控上。觀察歷史過程有很多因素推動宏觀經濟向景氣階段週期轉換，其中最重要最本質性動力，在於我們在經濟下行調整階段，針對具體束縛經濟增長的短板和瓶頸，實施市場化取向的體制改革創新。主要依靠改革突破推動經濟發展邁上新台階，這是40年發展的一條基本經驗。

這個規律性現象在改革初期就凸顯出來。按照1980年底決策層計劃安排，本來國民經濟調整從1981年開始還要持續多年，“六五（1980-1985）”期間年均增速目標被壓到“保四爭五”較低水平。不過實際形勢是隨着“洋躍進”宏觀失衡因素化解後，當時推進的解放思想、包產到户、特區探索、個體經濟等改革開放舉措組合發力，潛在增長率在1982年後展開勢不可擋的景氣高增長，國民普遍貧困和吃飽飯問題很快找到解決途徑。

第二次我們也很熟悉，1990年前後因為種種原因，中國面臨經濟和政治發展低潮。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推動思想再次解放，破除姓資姓社、市場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的認識障礙，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開始搭建市場經濟體制的四梁八柱，中國經濟再次迎來新一輪經濟高漲，温飽問題在那個階段比較普遍得到解決，沿海地區向小康階段過渡，這是第二次改革上台階。

第三次是世紀之交，中國第一次面臨通貨緊縮困難局面。當時決策層有相當大的勇氣，經濟上推動金融、住房等一系列關鍵領域的改革突破；意識形態領域提出三個代表重大理論突破；對外開放領域我們實施入世戰略，三股力量結合在一塊，奠定了新世紀初宏觀經濟景氣的基礎。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開放經濟高增長，伴隨着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趨勢展開，使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的地位和影響力空前提升，成功邁上“中等偏上”收入水平新台階。

進入新世紀以來，決策層對堅持改革開放有着非常清晰和堅定的認識，新世紀初在很多領域，比如社會保障、民生、金融利率匯率市場化等很多領域做了很多改革，也取得重要進展。十八大以後決策層更加重視改革，三中、四中全會描繪市場體制和法制制度建設藍圖和規劃，2013年年底建立了中央深改辦，最高領導人擔任組長，到2017年10月份開了38次會議，審議了兩百多個文件，破解了很多改革難題。

客觀的説，過去一段時期跟40年前幾次週期情況比較，可能我們在宏觀謀穩定這方面，一系列的政策舉措是比較有效的，但在充分發揮改革效益方面，我覺得還有待完善。由於種種原因，我們針對限制經濟潛在增長釋放的關鍵領域的改革可能還不夠。

至於是哪些關鍵領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個人能舉出的例子包括對房地產領域的城市化，調整企業賦税的改革，户口制度城市化的規劃思路，對民營經濟充分平等待遇，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些不適應，也有待討論。因為時間關係，我想就進一步給予民營企業平等地位講一點探討性看法。

最高領導人在10月1日講話中充分肯定了民營企業貢獻和地位。從40年發展經驗看，大體可以説穩定靠國企、增長靠民企，託底靠國企、創新靠民企。何破除一大二公的傳統意識形態束縛，為民營企業掙到合法空間，是我國改革開放時代經濟發展重要驅動力。目前對民企在法律、體制、政策上仍有系統性區別待遇，有必要繼續堅持“三個有利於”標準，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賦予民營企業體制性平等地位。

第一是民企的市場準入講了多少年，我覺得仍然需要進一步改進。我給大家看一個簡單的圖，前六個最大的創造利潤部門中，國企80%的利潤是這六個部門創造的，和民企沒有交集，因為有很多市場準入，國企確實經營狀況挺好的，可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靠壟斷、半壟斷的政策體制來獲得利潤，這在接下來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思考。

2015年不同類型企業利潤分佈差異

第二要在法治基礎上提升保護民營經濟產權有效性。完善產權保護對矯正並穩定社會預期，激發增長活力具有重要作用。改革開放階段性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協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然而一段時期內，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出現某些不利變化，一些地方民企面臨選擇性執法、亂攤派和強要捐贈、翻幾十年前歷史舊賬等多方面風險，少數地方甚至出現公權力剝奪民營企業財產案例。產權保護不完善影響長期預期，中國民間投資增速從2011年34%降到2016年低谷3.2%。針對這一形勢，中央2016年出台了《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隨後最高法也發佈相關法律實施意見，這些舉措具有重要積極意義。然而，轉型期尊重保護產權是一項長期艱鉅任務，讓保護民營經濟產權的政策真正落地仍需持久努力。

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與民間投資同比增速

再次需探討如何通過特定程序賦予民營經濟平等法律地位。我國民營經濟從早年被看作“階級異己力量”，到改革初期被接受為社會主義經濟“必要補充”，後來進一步被肯定為“重要組成部分”，其體制地位發生巨大變化，推動了改革開放時代經濟社會發展。然而依據我國目前法律框架，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比較仍有明顯不同待遇：國有經濟是國民經濟主導力量，國家“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民營經濟受到“鼓勵、支持和引導”，同時接受“監督和管理”。應肯定現行民企和民營經濟地位法律表述代表了歷史進步，然而從完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和現代治理體系需要看，依據企業所有制類型決定政策方針取向是否適當需反思改進。筆者個人認為，需進一步超越企業所有制屬於制度本質認識，依據所有制中性立場賦予民營經濟平等法律地位，最終把兩個毫不動搖調整提升為一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保護中國企業產權，支持中國企業創新發展。

最後需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進完善現行意識形態個別與改革開放實踐要求不相適應因素。意識形態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內容，鄧小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建發展，重要貢獻之一是一次又一次解放思想突破傳統意識形態某些重要命題，否則在“階鬥+無專”為核心的革命意識形態束縛下，不可能有40年經濟探索與社會發展成就。然而與時俱進地繼續完善意識形態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例如今年出現一個新現象，就是一篇提出民營經濟應退場的網絡短文，就能在社會上引發議論紛紛和軒然大波，影響之大以至於需要最高層親自澄清以正視聽。

出現這個看似奇怪現象，不是因為引發爭議的網絡文字本身有什麼高明之處，而是我們轉型期意識形態仍有個別不適應改革開放實踐深入推進的內容，這些因素通過意識形態特有的“場域”效應影響社會心理，導致個別輿情甚至一點網絡噪音也能產生超級放大的看似怪異效果。這從反面顯示，進一步改進完善主流意識形態個別不適應改革開放實踐的因素，是推進我國改革創新和走向現代化面臨的亟待回應的挑戰性任務之一。

我想講的基本意思是，對我國改革開放時代經濟成長階段性成功故事，可以從“宏調保穩定、改革上台階”兩個方面探討認識。從這個規律性現象觀察，目前我國宏觀經濟處在改革時代第四輪下行調整期的低谷，也處在新中國歷史上最長下行調整期的低谷。從“改革突破上台階”規律看，目前短期經濟困難形勢客觀上藴含重要現實發展機遇。我們如能在減税降負、農地流轉、户口管制、城市化規劃、民企待遇等問題上果斷推進改革，並與擴大開放政策組合發力，定能推動中國經濟迎來新景氣和邁上新台階。這無疑將有利於實現中共十九大加快現代化目標，也將為我國應對外部環境變化贏得更大主動與更大勝算。

【2018年12月15日，第三屆國家發展論壇“國家發展進程中的改革開放”在北京召開，本文為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盧鋒發言。觀察者網已獲授權發佈。】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