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漸進雙軌制”曾被認為最糟糕，但事實證明只有這種模式表現最好

【2018年12月19日下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21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剛剛獲頒“改革先鋒”稱號的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就“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與新結構經濟學”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胡鞍鋼主持。瑞典哥德堡大學經濟學副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鄭京海作點評。

本文根據現場發言整理，內容已經林毅夫教授本人審定，小標題為編者所加。全文約2.2萬字，分上下兩篇，本期推出上篇。】

**林毅夫：**老師們、同學們、朋友們，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謝胡鞍鋼教授的邀請，到國情講壇來跟各位交流我對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跟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考。我也非常感謝剛才胡鞍鋼教授的介紹，他引用了很多數字，其實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回去以後還要好好地學習。

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召開了一個大會，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們取得的成績。如果要講成績的話，確實是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1978年，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156美元。大家印象中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在哪裏？應該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被稱為“黑非洲”。而1978年的時候，他們的人均GDP是490美元。也就是説，中國1978年的整體發展水平，連世界上最貧窮的非洲國家平均數的1/3都沒有達到。當時中國81%的人都生活在農村，以農業為生。84%的人每天的生活費達不到1.25美元，意味着84%的人口生活在國際通用的貧困線之下。而且當時中國還是一個非常內向型的經濟，出口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占5.6%，兩項加起來為9.7%，即90%的國民生產和國際是不接軌的。在出口產品當中，75%是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品。

以上這些數字，在座的很多年輕朋友聽來，可能不容易有切身的感覺，我個人卻是一路經歷過來的。我1979年從台灣回到大陸，在北京大學讀書。當時台灣已經是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大陸高，北京給我帶來了很多生活上的衝擊。現在海淀已經是城市中心區之一，但當時非常偏僻，為了方便起見，需要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自行車不是有錢就能買，還要有票，我記得一輛鳳凰牌自行車的價格是200元人民幣，可當時北大的不少老師一個月的工資也就不到70元，需要三個月的工資才能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開始有電視，比較時興的是9英寸的黑白電視，這種電視要多少錢呢？900元人民幣。一般老師要花上一年半的工資，才能買一台9英寸的黑白電視。通過這些數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發展水平。

但就是在那麼一個低的起點，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增長，這樣的增長速度誰都沒有想到。**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提出的目標是“二十年翻兩番”，也就是説平均每年要實現7.2%的增長。事實上包括我自己在內，當時都認為這樣一個目標不會達到。**因為在發展經濟學裏有一個自然增長率理論，這個理論認為：任何國家、社會，除非在戰爭或者是自然災害破壞以後的恢復期，可能會有一年、兩年以7%的速度增長，正常情況不可能以7%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長。從這理論來看，鄧小平提出的目標好像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有一種智慧，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所以我內心感覺小平同志提出這樣一個美好目標，無非就是政治上要大家加把勁，實現每年7.2%的增長，如果這沒有達到，每年6%的增長率也不錯。那時候比較封閉，同學之間也不敢討論政府的目標有沒有可能實現。剛好北大來了一個紐約大學的外籍教授，我就私底下問他：“中國現在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是二十年翻兩番，平均每年要實現7.2%的增長。您是一位老教授，學術非常豐富，又走過很多國家，您認為中國有沒有可能在二十年裏實現平均每年7.2%的增長？”他聽了以後，也是一直搖頭。

但是現在回過頭去看，我們的增長速度不是7.2%，而是9.5%，不是20年，到去年已經是連續39年每年9.5%的增長。看起來好像9.5%和7.2%之間，無非就是每年2.3%的增長，但實際上如果用指數積累的話，就是天壤之別。如果按照7.2%的增長率持續三十九年，中國2017年的經濟規模會達到1978年的15倍；但實際上是以9.5%的速度增長，按照可比價格計算，2017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1978年的34.5倍。正是在這樣一個高速增長的態勢下，2009年，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美國，變成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與此同時，衡量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指標是貿易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按照美元計算，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平均年增長速度高達14.5%，2017年的貿易總量是1978年的198倍。2010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變成世界最大出口國，而且出口的產品從1978年製造業不到25%發展為現在97%都是製造業產品，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歷史上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最早是工業革命以後的英國；19世紀末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被稱為“世界工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工廠”變成了德國、日本；現在“世界工廠”在中國。2013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中國貿易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約為35%，高的時候曾經超過50%，現在低一點也有35%。但在所有大國中，也就是人口超過1億的這些國家當中，這是我定義的大國，中國的貿易佔GDP比重最高。美國在20%-25%之間，日本還不到20%，而中國現在是35%左右。用這個指標來衡量的話，中國應該是全世界最開放的經濟。

我為什麼有機會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2017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屬於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改革開放40年來超過7億人擺脱貧困，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剛才鞍鋼介紹我有幸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這對我個人來講，是一個非常難得、非常榮幸的事。我是世界銀行第九任首席經濟學家，如果看前面八任，當之無愧都是大師級經濟學家，而且也在政治上很有經驗的美國或者是歐洲的經濟學家，其中有得到諾貝爾獎的，有得到克拉克獎的，有當過美國白宮經濟顧問會主席的，有後來當財政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也有當過中央銀行的行長的，一般都是在學術上非常有地位並且很有政治經驗的經濟學家，這個位置被認為是經濟學家在世界上最高的職位。

我為什麼有機會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呢？最主要原因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成立了很多國際發展機構，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地區性開發銀行像亞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這些國際發展機構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就是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減少貧困。但是現在如果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減少的7億多貧困人口刨除掉，世界貧困人口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加。因此我之所以有機會到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根本原因在於“水漲船高”。正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四十年取得的成績對世界減貧作出的巨大貢獻，使得全世界對中國減貧經驗都非常重視，我才有這個機會去當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所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稱之為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一點不誇張，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是這場奇蹟的參與者、貢獻者，也是這場奇蹟的受益者。

中國改革開放長達四十年的發展，回顧起來確實是奇蹟。但是對於我作為一名經濟學家來講，卻是一個很大的謎題。固然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可是隔幾年就會有一次“中國崩潰論”，不僅國際媒體這麼講，還有不少非常有地位的著名經濟學家也都認為中國經濟維持不下去了、快崩潰了。然而實際上，中國卻是過去四十年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過系統金融、經濟危機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不僅沒有出現過，當其他國家、地區出現危機的時候，中國還發揮了穩定的作用。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東亞經濟體原本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發展得最好的經濟體，但是1997年到1998年突然崩潰，當時大家普遍認為東亞經濟體崩潰以後，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恢復，但是實際上東亞經濟體在2000年以後就開始恢復和危機之前一樣的快速增長。當時學界普遍悲觀，為什麼會判斷錯誤？我想最主要是因為中國發揮了作用，中國人民幣沒有貶值，成為東亞在發生危機時一個安定的錨，並且在別人發生危機的時候，中國還維持了8%的增長，有效拉動了周邊經濟體的增長。

再有一例就是2008年得國際金融經濟危機。這次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來勢洶洶，與1929年紐約股票市場崩盤導致整個30年代經濟大簫條相比，從各種指標來看，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最後避免了像1929年最糟糕狀況的發生，固然各國吸取了經濟大蕭條的經驗，在2008年年底的20國峯會，決議共同採取積極財政政策維護世界自由貿易有關，不過與中國也有關。在2008年底我國推出4萬億的積極財政政策，2009年一季度就開始恢復增長，拉動了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在第二季度開始恢復增長，爆發危機的發達國家則在下半年停止了負增長，開始出現了復甦的跡象。國際上普遍承認這是中國的貢獻。

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中國經濟崩潰論”？

對於研究經濟學的人來講，既然中國的經濟是穩定快速發展的，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並且對其他國家地區作出這麼大貢獻，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中國經濟崩潰論”呢？並且講得是有鼻子有眼，好像有很多證據證明中國經濟肯定要崩潰。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為中國1978年底開始，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中率先改革開放，但中國不是唯一的轉型中國家。進入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都在轉型，都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要解決的問題和轉型的目標和中國一樣。實際上不只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整個發展中經濟體都在轉型。這些國家在80年代前普遍推行政府主導的經濟，通常是危機不斷，所以80年代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在從政府主導轉型成為開放型的市場經濟國家。

80-90年代轉型期間，當時整個經濟學界有一個共識：政府主導的經濟或是計劃經濟存在政府幹預、扭曲，政府失靈無處不在，要向市場經濟轉型的話，必須按照當時盛行的“華盛頓共識”，一次性地把市場經濟應該有的制度安排，全部一步到位地建立起來。因此，第一個條件就是“市場化”，讓市場競爭來決定各種價格水平，然後由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因為這些國家在轉型之前，普遍是政府定價，要讓市場能夠發揮資源配置的功能，價格必須由競爭市場當中的供給和需求決定，並且按照價格來引導資源配置。這是當時的一個普遍看法。這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原則，讀過經濟學的人對這一點不會有異議。

第二個條件是“私有化”。如果一國經濟當中的企業普遍是國有的，市場價格就會失掉資源配置的功能。因為如果是國有企業，當生產的產品價格提高了，企業不見得會有積極性多生產，因為多賺的錢是歸國家所有，而不是企業的廠長、經理，也不是工人的；同時，如果投入要素價格上漲了，國有企業也不會有積極性去節約使用，因為虧本沒有關係，政府會給補貼，何必要勞心勞力去節約呢？所以，當時的看法是隻要企業是國有的，市場的價格信號就會失掉資源的配置功能。

第三個條件是“穩定化”。為什麼要穩定化？因為在價格大幅漲跌時，價格信號對資源配置作用會降低，如果是漲價，可能引起囤積居奇，大幅降價則可能引起恐慌性拋售。價格要實現配置資源的作用，必須是相對穩定的。怎麼樣才能讓價格穩定呢？政府就不能有財政赤字，如果政府有財政赤字，最後一定會把赤字貨幣化，當赤字貨幣化以後就會有高通貨膨脹，這樣的話市場機制也會失掉作用。

這些理論可以説是一環扣一環，非常嚴謹而有説服力。所以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笑話。在經濟學界，當你拿一個問題問五個經濟學家，他們會給你六種答案，每個人都講得頭頭是道，但誰也不能説服其他人，大家都認為自己的答案是對的。

不過在1992年，當時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後來當了美國財政部長也當了哈佛大學校長同時還是克拉克獎的獲得者的Larry Summers，寫了一篇文章説：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何向市場經濟轉型，整個學術界有一個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必須以“休克療法”把“華盛頓共識”的市場化、私有化、穩定化，同時落實到位，才能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中國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的辦法去做，而是推行從1978年以來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在轉型期，一方面對老的國有企業，繼續給予保護補貼。另一方面，同時放開一些民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進入。於是在中國的這種“漸進雙軌式”改革中計劃和市場同時發揮作用。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還有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中國這樣的“漸進雙軌制”同時保持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扭曲又放開市場，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而且這樣的經濟體會比計劃經濟時還糟。因為，如果政府繼續對價格信號和資源配置進行干預，就會創造租金，有租金就會有尋租行為，就會有腐敗，進而導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美國哈佛大學的Shleifer和Vishny以及芝加哥大學的Murphy三位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在世界頂級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of Economics）上，用理論模型證明了中國這種“雙軌漸進式”改革是最糟糕的改革方式，甚至比原來的計劃經濟更糟糕。因為計劃經濟頂多就是沒有效率，但是當時的工資都是八級工資制，拿的工資都是一樣的，沒有多少尋租的空間。即使有尋租的話，收錢也沒有用，買東西必須有票，沒有票不能買東西。當時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很平均，如果你錢多了一定是貪污來的。因此，計劃經濟下貪污腐敗問題少，漸進、雙軌就會導致腐敗的普遍化，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化。

果不其然，他們講的這些問題，在中國轉型過程當中都出現了。80年代最時興的職業是什麼？就是“倒爺”。因為當時既有計劃價格、計劃物資，也有市場價格、市場物資，就有很多人去倒計劃配置，轉手之間賺取很大的利差。為了去倒這些批件，就要賄賂政府官員，所以腐敗現象出現了，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了。

由於這些問題在中國雙軌轉型過程中的實實在在的出現，所以加深了西方認為中國政府的轉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的看法。但是他們也無法否認，從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市場物資的不斷豐富，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增長呢？當時看法認為，無非就是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轉到城市裏變成製造業勞動力，出現了效率的提升。因此，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慢下來，他們就會説果不其然，中國經濟要崩潰了，因為他們早就説過中國經濟轉型這套方式不行，有那麼多問題。

按照“休克療法”去做的這些國家，又怎麼樣了呢？

可是按照“休克療法”去做的這些國家，又怎麼樣了呢？中國的穩定和快速發展，他們沒有，他們普遍出現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並且經濟發展速度比60-70年代還要低，危機爆發頻率還要高。不僅如此，我們出現的腐敗、收入分配這些問題，他們也普遍存在，而且還比我們嚴重。

在轉型過程當中，表現好的經濟體非常少，其中包括越南、柬埔寨，推行的是類似中國的“漸進雙軌制”，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在東歐國家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和斯洛文尼亞，他們也沒有完全按照“休克療法”，大型國有企業都沒有私有化。我不是説他們的大型國有企業沒有問題，都有問題，就像我們大型國有企業也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問題，但是那些認為大型國有企業有問題就把它私有化的國家一般問題更多；前蘇聯國家普遍崩潰得非常厲害，下降了40%、50%，當中兩個表現最好的是烏茲別克斯坦和白俄羅斯，同樣大型國有企業沒有私有化，基本上和中國一樣老人老辦法，但新人新辦法和中國比更少一點。

中國這種“漸進雙軌制”的轉型方式，在當時被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但事後來看，表現好的都是採取這種最糟糕的轉型方式。而按照當時認為最好的轉型方式，理論上説得一清二楚，邏輯上一環扣一環，很令人信服，但是按照那樣去做的經濟體，卻普遍是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經濟表現得比轉型前還要差。

理論的目的是認識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我們學習理論，是希望把我們所認識到的世界的問題和現象瞭解清楚，然後幫助我們解決問題，推動社會進步。我作為一名學者，老實説也曾經很迷惑過：我在當學生時努力學習的那些理論似乎可以把轉型中國家的問題之所以出現講得很清楚，但是按照那樣做效果都很差。比如説國有企業，我也知道有問題，但是當私有化之後發現問題更多。

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的失靈

不僅轉型問題上是這樣，發展問題也是一樣。我們知道工業革命以後，世界出現了“大分流”，有一小部分國家變成先進的現代化發達國家，其它絕大多數則變成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普遍淪落為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或者是半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民族主義風起雲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發展中國家紛紛擺脱殖民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在自己政府的領導下追求工業化現代化。為了因應發展中國家的這一需要，現代經濟學出現了一個新的分支——發展經濟學，主要是想給這些發展中國家怎麼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提供理論上的指導。

第一代的發展經濟學，現在學界把它稱為結構主義。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些擺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他們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追求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民富、國強：希望老百姓的生活能夠和發達國家一樣，這叫民富；希望國家實力和發達國家一樣，能夠平起平坐，這叫國強。

怎麼實現民富、國強呢？從民富來看，必須要讓工人的勞動生產力水平達到和發達國家同樣的水平，那麼工資收入水平才有辦法達到和發達國家一樣的水平。如果要讓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的勞動生產力水平要和發達國家一樣高，前提條件是什麼呢？就是必須擁有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當時是資本很密集的大工業。不擁有這些先進的大工業，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去支撐很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從國強來看，必須要有很強的國防實力，國防實力依靠軍事工業，當時的軍事工業同樣也是最先進的資本很密集的大產業。

因此，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的發展經濟學都是想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這些非常先進的現代化的資本很密集的大產業。可事實上碰到的挑戰是什麼？大家都知道這些大產業很重要、很好，可就是在市場當中自發發展不起來。當時的認識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市場失靈，靠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現代化的大產業發展不起來。為什麼市場會失靈呢？因為他們當時都是農業經濟國家，繼承了很多農業社會的生活習慣、價值體系、生活方式，儲蓄率低、缺乏投資意願、沒有現代化思維等等，這些“結構性”因素造成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沒有辦法積累資本，並把資本配置到現代化的大產業，所以，第一代發展經濟學被成為“結構主義”。

“結構主義”所提出的政策處方是：既然是由於發展中國家市場失靈，無法由市場配置發展大產業，那麼自然必須用政府幹預、政府主導的方式，去發展現代化的大產業。當時推行的政策，後來一般稱之為進口替代戰略。這些發展中國家，本來是出口農產品或者自然資源產品，進口現代化的製造業產品，現在要自己生產，因此叫進口替代戰略。這個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在世行工作時我到很多發展中國家去，他們的許多知識分子還接受這種觀點，其實現在國內很多知識分子也看不出來這個邏輯推論的缺點，不少還是主張中國應該發展先進大產業，才能趕得上發達國家。但是，在這樣一個進口替代戰略的政策引導下，這些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狀況是什麼？起初會有幾年的經濟快速增長，但是把現代化大產業建立起來以後，經濟效率非常低，接着就是停滯，各種危機，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還在擴大。

二次大戰以後有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成功追趕的非常少，能夠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到只有兩個，一個是我國台灣，一個是韓國。中國大陸可能到2025年左右，會變成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1960年有101箇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時也只有13個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當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國家像西班牙、希臘、葡萄牙，本來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就很小，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就是日本和亞洲四條小龍。

**從這幾個少數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來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他們的發展政策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除了與西歐本來就差距不大的國家或者是石油生產國，這些東亞經濟體在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發展的主要是傳統的勞動力密集的小規模製造業，而不是結構主義所主張的大規模、現代化、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當時東亞推行的不是進口替代戰略，而是出口導向的戰略。從結構主義的理論來看，這是一個非常笨、非常不可思議的發展路徑，因為發達國家的產業那麼先進，生產力水平那麼高，發展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的小規模的生產力水平很低的製造業，怎麼能趕上發達國家？但事實證明，後來真正趕上的只有那幾個，結構主義的政策被認為是錯誤的。

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想方設法去追趕發達國家，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希望自己能夠民富國強。按照當時的盛行的結構主義在“認識世界”上很有力，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窮的是因為勞動生產力水平低。為什麼勞動生產力水平低呢？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些先進的大產業。那些先進的大產業為什麼發展不起來？是因為市場失靈，資源沒有辦法到那些產業去。

同樣地，80年代中國開始轉型的時候，計劃經濟效率為什麼那麼低？因為政府扭曲干預太多，政府有扭曲、有干預，就會有資源錯誤配置，效率自然會低。新自由主義和其政策處方“華盛頓共識”認為，計劃經濟之所以發展不好是政府失靈，這個看法很有説服力。但是按“華盛頓共識”的處方推行的結果卻跟理論預期不一樣。實際上現在少數幾個轉型期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都採用了漸進的雙軌的這種當時認為最糟糕的轉型方式。

因此，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為什麼上述理論可以把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或者是轉型中國家的問題講的一清二楚，可是按照那些理論的處方去做基本上都失敗了？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問題在於他們老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老是看發達國家有什麼、發展中國家缺什麼，就建議發展中國家去擁有發達國家擁有的，或者是看發展中國家什麼東西做不好，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能做好，就建議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那樣去做。這樣的出發點很好，但是，從改造世界的角度來看卻失敗了。我主張“唯成乃真知”，如果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無法幫助我們改造好世界，就不是真正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理論，我們就需要自己去認識現象，提出新的理論能夠改造好世界的理論。

當我開始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主張回到亞當·斯密，但不是回到《國富論》的結論，而是回到亞當·斯密獲得《國富論》的結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