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克疾：印度大規模騷亂事件的背後，是意味深長的政治局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毛克疾】

2019年1月3日以來，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發生大規模騷亂。在印人黨（BJP）和國民志願團(RSS)的支持鼓動下，數以萬計的狂怒印度教信眾發起大規模暴力示威，騷亂席捲喀拉拉邦多個地區，造成大量設施、車輛、公物被損毀，暴徒還與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領導的喀拉拉邦政府和警察發生衝突激烈衝突。截至目前，喀拉拉警方已登記在案接近2000宗相關刑事案件，逮捕了近6000名嫌疑人。

這起造成巨大震動大規模騷亂事件的原因在外人看來無關宏旨，但是在印度當下的政治語境下卻顯得意味深長。1月3日下午，兩名本地婦女在喀拉拉警察的護送下，進入薩巴利馬拉寺廟（Sabarimala Temple）禮拜，這觸犯了薩巴利馬拉寺廟的傳統禁忌。

雖然印度最高法院早在2018年9月就已經裁定，薩巴利馬拉寺廟禁止特定年齡段婦女進入寺廟的作法違憲，但即便如此，這兩名婦女行動仍點燃了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劇烈衝突，最終上升為喀拉拉邦印人黨和印共（馬）之間的總較量。

印度人在抗議兩名女子進入薩巴利馬拉寺廟（@東方IC）

衝突從何而來？

作為印度南部香火最旺的寺廟之一，薩巴利馬拉寺廟每年有近百萬信眾前來朝聖。在諸多女性權力團體和進步組織的申訴下，印度最高法院2018年9月28日宣部“喀拉拉印度教聖地公共禮拜法（1965）”違憲，在此之前所有經期年齡（10至50歲）的女性一概禁止進入供奉着“永恆單身之神”的阿亞帕（Ayyappa）的薩巴利馬拉寺廟。

由於典籍混亂，經期年齡的女性被禁止進入薩巴利馬拉寺廟的原因有多種説法。一種最流行的説法涉及印度教三大主神中的兩個：阿亞帕是毗濕奴主神和濕婆神主神的兒子，他擊敗了一個受詛咒的女魔，並將其美麗少女的真身還原。少女出於感激之情向阿亞帕求婚，但是阿亞帕推脱逃離，此後對女性避而遠之。在傳説中，阿亞帕不再接受經期年齡的女性膜拜，而女性信眾害怕自己玷污阿帕亞作為獨身者的神性，也選擇避免前往薩巴利馬拉寺廟。

一方面，以印共（馬）為代表的進步力量支持最高法院的裁決，認為廢除婦女禁入令是印度憲法弘揚男女平等，保障個人信仰自由的體現。他們認為，將婦女經血等用於宗教意義的“不潔”只不過是一種體現父權的“發明”，因此必須糾正。另一方面，以印人黨和國民志願團為代表的保守理論則反對最高法院的裁決，認為最高法院無視印度教傳統習慣，粗魯的把社會變革“強加”到信眾頭上，是一種蓄意而為的“滅教”行為。

最高法院做出裁決以後，在國民志願團和印人黨的支持和操縱下，大批狂熱的印度教信眾以“保護印度教信仰”為名從各地串聯湧入喀拉拉邦。為了激發印度教信眾的宗教狂熱，印人黨甚至將印共（馬）的領導人比作歷史上曾經大肆毀滅印度教寺廟的莫卧爾皇帝奧朗則布。在2019年1月3日兩名婦女在警察的護送下進入薩巴利馬拉寺廟，這引爆了早已聚集在喀拉拉邦的印度教信眾，尤其是警察護送這個細節被認為是印共（馬）密謀消滅印度教傳統的陰謀。

印共（馬）為首的進步力量仰仗最高法院的裁決而有恃無恐，帶領進步力量和喀拉拉邦警察堅決守護秩序和法律權威，而以印人黨和國民志願團為首的保守力量則仰仗印度教的神性和號召力，帶領串聯聚集的信徒堅決維護宗教的尊嚴。正是這種雙方都自恃得理的局面，導致了衝突幾乎沒有自動調和的可能，因此衝突烈度陡然走高。

衝突為何政治意味濃厚？

這次薩巴利馬拉寺廟之所以政治意味濃厚，恐怕還是要從印人黨近期的選舉形勢和策略説起。在最近結束的印度地方議會選舉中，印人黨遭遇慘敗，以懸殊的選票差距在切蒂斯格爾邦（Chhattisgarh Pradesh）和拉賈斯坦邦（Rajasthan Pradesh）輸給了國大黨，中央邦（Madhya Pradesh）也以國大黨用微弱優勢勝出而告終。距離印度2019的大選只有5個月不到的時間，這場大潰敗讓莫迪領銜的印人黨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2018年以來，印人黨還失去了幾個關鍵的地方盟友，包括安得拉邦的泰盧固之鄉黨(Telugu Desam Party, TDP)、比哈爾邦的國家人民平等黨（Rashtriya Lok Samata Party, RLSP)等等。此外，印人黨與在馬哈拉施特拉邦實力強大的傳統盟友濕婆神軍黨（Shiv Sena）也齟齬不斷。與此同時，國大黨則趁着五邦選舉勝利的浪潮，重新集結起反對印人黨的動能，形成了強大的反現任（anti-incumbent）力量。原本自信滿滿的印人黨，在遭遇五邦選舉的大潰敗之後，為了確保大選的勝利，幾乎已經進入了狗急跳牆的“應急狀態”。

印人黨歷來就有“婆羅門和巴尼亞黨”之稱，被認為是高種姓宗教人士和中等種姓商人的控制的政治力量。

雖然莫迪領導下的印人黨有向新型全民黨發展的趨勢，但其的政治本色仍離不開宗教虔誠和商業利益，因此“教派政治”和“經濟發展”本質上仍然是印人黨賴以贏得選舉的“兩架馬車”。莫迪當選以後印度在很多領域都取得了巨大進步，但是在創造城鄉就業機會這個關鍵指標上，他5年來的表現卻與競選承諾相距甚遠。

因此，莫迪如果在2019年選舉中繼續選擇打“經濟牌”，其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況且，在距離大選只有5個月的情況下，除了短期的財政刺激以外，莫迪對於經濟問題並沒有太好的辦法。

印度工會抗議莫迪政府的勞動政策，要求政府控制物價上漲、保障就業，提高薪資

在這種“兩架馬車”中的經濟增長已經無法發揮作用的情況下，印人黨只能更加依賴宗教動員。在印度北部，印人黨通常用穆斯林問題來做搞宗教動員，但是到了穆斯林人口較少的南部，則因地制宜開發了新的議題。這也是為什麼印人黨會在薩巴利馬拉寺廟事件上大做文章，利用狂熱的宗教情緒動員信眾，把“保衞印度教”和把“擁護印人黨”等同起來。

此外，隨着大選日期日益迫近，印人黨對於宗教議題這架馬車的重視，還體現在印人黨近期針對其“基本盤”的維護。莫迪領導的內閣近日批准了一項提案，允許政府和高等教育機構為經濟弱勢的高種姓羣體劃定10%的招錄“保留席位”，使他們和“表列種姓”和“表列部落”同樣享有特殊的錄取通道。

此後，印人黨還將把此提案作為“憲法修正案”提交印度議會，如果這一修正案得到通過，將成為空前絕後的歷史性事件——這意味着印度的“保留席位政策（Reservation Policy）”的基礎將從純粹的以種姓為基礎，變為綜合考慮經濟情況和種姓。這種變革對於印人黨的高種姓基本盤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利好。

薩巴利馬拉寺廟事件背後的歷史映射

對於印人黨來説，薩巴利馬拉寺廟事件不僅是煽動全國印度教徒宗教熱情的抓手，同時這也是打擊喀拉拉邦執政黨印共（馬）的絕佳機會。印共（馬）在喀拉拉邦長期執政，而喀拉拉邦在印共（馬）的領導下，雖然不太富裕，卻是印度人類發展指數最高的邦，這和印共（馬）長期重視教育、衞生、土地平權的政策密切相關。例如，喀拉拉邦女性識字率高達92%，遙遙領先印度平均水平。

雖然喀拉拉邦在印共（馬）的帶領下取得大幅社會進步，但是其執政的歷史卻並不一帆風順。1957年，南布迪裏巴德（Namboodiripad）成為印度歷史上第一個在民主選擇獲勝的印度共產黨候選人。1959年，南布迪裏巴德推動了顛覆性的《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Bill）》和 《土地改革法案(Land Reforms Bill)》，這些具有社會革命性質的法案顯然傷害了既得利益羣體。

隨後，喀拉拉邦的穆斯林、天主教徒和印度教信徒聯合起來一致反對“異教徒”，發動了名為“自由抗爭（Liberation Struggle）”的大規模社會運動，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動亂。當時，在中央執政的國大黨政府對於喀拉拉邦的社會動亂也樂享其成，最終以“恢復法律和秩序”的名義將民選執政的共產黨首席部長南布迪裏巴德推翻。

有趣的是，此次在薩巴利馬拉寺廟問題上，國大黨中央和喀拉拉邦國大黨的意見並不統一：黨中央希望維持擁護最高法院的決定，以此體現國大黨的世俗、進步的色彩，以爭取低種姓、穆斯林和女性選民，但是喀拉拉地方的國大黨卻想借薩巴利馬拉寺廟敲打執政的印共（馬）。

此次薩巴利馬拉寺廟事件以當年的“自由抗爭（Liberation Struggle）”如出一轍——各種保守勢力聯合起來，製造動亂反對印共（馬）的進步政策。不同的是，1959年時還沒有進入政壇的印人黨現在成了執政黨，而當年在中央坐享其成的國大黨現在成了最大反對黨。而相似的是，在喀拉拉邦的地界上，當年不管穆斯林、印度教徒、天主教徒都團結起來反對信仰唯物主義的異教徒，而今不管喀拉拉邦的國大黨和印人黨都借薩巴利馬拉寺廟事件來挑戰印共（馬）的執政地位。

可以想見，如果喀拉拉邦的局勢再惡化下去，那麼印人黨中央政府就有可能像1959年的國大黨中央政府一樣出面迫使印共（馬）政府下台。這樣一來，高舉“保衞印度教”大旗的印人黨就能借勢在大選之前衝擊喀拉拉邦這個左派的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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