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能級非對稱”下，中俄美三國如何“演義”
【當下中美俄三邊關係是不是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邊對抗？又遇到了哪些挑戰和機遇？在1月6日舉辦的第126-3期文匯講堂《中俄關系：中美膠着下的新走向》上，馮紹雷分析了中美俄之間若即若離、時深時淺、有厭有喜的互動。以下為演講全文】
“中美俄關係”這個提法，學界有爭議。首先，當下中美俄三邊關係是不是冷戰時期的中美蘇三邊對抗？我認為大不相同。其次，中美俄有“三邊官方論壇”嗎？有三方聯接的經貿關係嗎？有互相制約的專有國際協定嗎？沒有。但中美俄三方確實非常微妙、甚至引人關注地相互作用。無論中美俄之間的互動若即若離、時深時淺、有厭有喜，但對當下和今後國際大局都產生着深刻影響。“三邊關係”實際上是國際史上的一個相當基本的範疇。無論任何雙邊、還是多邊關係背後，都還有着作為“第三者”的一國或數國的影子。由此，談三個問題。
冷戰的教訓
二十世紀的冷戰有特定的三大要素
意識形態的高度對立，是冷戰的一大特點。蘇聯體制無論優劣，是否就是“標準的社會主義”？美歐模式是否就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未必。所以，不能以此簡單劃線。
兩極化集團結盟的劃地為牢，是冷戰另一特點。如當年的華約、北約。不光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必須保持高度一致，而且“非我族類”，“黨同伐異”。
全球戰略對抗的軍事冒險，是第三特點。情境駭人聽聞。如古巴導彈危機。1962年10月下旬，當白宮接到中央情報局報告時：蘇聯已經連續幾個月暗中在古巴部署了一批導彈基地，美國各大城市早已在導彈射程之內，雖説“冷戰”不同於“熱戰”，但實際上毀滅性大戰一觸即發。不該忘卻的是1969年珍寶島危機。黑龍江邊疆地區的老三屆知青當年不少已換了裝，剃了頭，準備上前線。當時的邊境陳兵百萬，以戰略武器為後盾。一旦釀成大戰，將何等慘烈，更遑論改革開放進程，不知會被推遲多少年。
今天和冷戰的局面相比，當然是有着很大差別。
1962年發生的古巴導彈危機是美蘇冷戰時期最嚴重的正面對抗事件
從托克維爾預言看美蘇爭霸的特殊歷史條件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早在1835年就預言：當其他國家受到限制、或者無所作為之時，唯有美俄兩家，一個自東向西，一個自西向東，迅速擴張。兩個版圖急劇拓展而“似受天意密令指派”的新興大國，總有一天會成為各佔一半世界的兩大霸主。
從這極具遠見的敍述中，可以觀察到美蘇在二十世紀稱霸的若干特殊的歷史條件。第一，當時不光要有實力和抱負、且也要有擴張的主客觀可能空間與條件；第二，處於“高山之巔”的美國，和自詡為“第三羅馬”的俄國，異曲同工但都有高度的救世情懷，這大大促使了後來對抗性意識形態的形成；第三，除了意識形態，作為海洋性地緣政治代表的美國，和作為大陸性地緣政治大國的俄國，前者的空間阻隔性與後者的空間連續性，形成了鮮明反差，成為深刻影響美蘇爭霸的自然動因；第四，二十世紀中期，美蘇首先擁有核武庫——無論是核威懾、還是核恐怖——這一因素又極大地推動了美蘇稱霸的全球對抗。
總之，並不是單一因素，而是長時間內形成的上述多種因素相互聚合而形成的歷史格局，確實前無古人、後難有相似的來者。所以，歷史還會簡單重複這樣的故事嗎？這完全不是説，可以對未來突發性、大規模的國際衝突高枕無憂。一戰，就是在人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突然發生的。但力量多極化趨勢、新興國家羣體崛起、信息技術突飛猛進、包括人們觀念形態的巨大變化，使未來國際衝突很難再是上世紀冷戰局面的複製。
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
“合作”與“制衡”：大國關係中的常態
特朗普執政後，輿論關注中美俄關係的新走向。作為其中關鍵人物的基辛格，他曾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是中國人民老朋友；也策劃過美蘇緩和，乃“均衡外交的大師”。近年來，基辛格主張中美俄之間的合作與制衡，他斷然否認了所謂向特朗普諫言“聯俄製華”的傳説。美國學者帕特里克泰勒的著作《六位總統與中國》提到，1968、1969年局勢大變之際，尼克松和基辛格希望和中國、蘇聯都調整關係，兩人當時的謀劃是“從兩邊同時下注”。蘇方反應遲遲未到，而毛澤東、周恩來則釋放了願意調整關係的信號，從“乒乓外交”開始，促成中美關係的重大變化。
可見，國際變局之下，各方尋求大國間力量均衡，會是常態。我們既不為高速發展帶來的榮耀所動，也不為縱橫捭闔中的關係轉換而感到意外；應從容應對，理性務實地經受國際變局的考驗。
黑格爾曾説，人類應該記取的最大教訓，就是從來不吸取教訓。所以，冷戰的重要遺產之一，就是要學會如何避免和化解重大沖突。
普京內政外交的轉型與中俄美關係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進入政壇的。從上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最初幾年，中俄在不同程度上強調學習西方、合作西方。但是，親身經歷了1990年代俄羅斯的艱難轉型，普京於2000年執政後，逐漸轉向保守主義政治路線。
普京的“保守主義轉向”：基於本國立場、尊重本國傳統
2003年普京開始加強聯邦中央權力，抓捕了掌控國家能源命脈的最大私營企業家赫特爾考夫斯基，這被西方視為是對自由化、民主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倒退。2007年，普京在瓦爾代會上公開宣佈：“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
俄羅斯能源企業中最大的私人企業家、前尤格斯總裁赫特爾考夫斯基
我曾當面請教過他提出保守主義價值觀的含義。在他看來，第一，基於本國立場，第二，尊重本國傳統，第三，也恪守人類文明的固有遺產，比如説，尊重宗教、熱愛國家、保護家庭、關懷婦女和兒童等等；他説，現代化高速發展過程中，必須以傳統來維繫過去與未來間的穩固連接。他特別強調：“這裏所説的保守主義不是開倒車、不是搞封閉。恰恰相反，我們所做的，和歐美和亞洲朋友們所曾經做過的，毫無二致。”然而，事實表明，這還是難以見容於歐美精英。
在普京眼中：地緣政治較之於意識形態，來得更為深刻
普京執政後的2001至2002年，曾多次試探能否有條件地加入北約，無果。相反北約、歐盟此後接連大規模東擴。2008年前後，美國企圖將格魯吉亞和烏克蘭拉入北約，此乃格魯吉亞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2013年底烏克蘭危機發生至今，烏克蘭要求加入歐盟或北約的要求，一直是懸在俄羅斯頭上的克利達摩斯劍。1990年代克林頓時期美國防長、作為當時決策者之一的威廉·佩瑞，曾經不無遺憾地回憶道，1990年代後的北約東擴過程中，西方在把東歐國家作為成員國同時，如果也更多考慮俄羅斯的利益和感受，那就不會是今天這樣的對抗局面。
普京多次説過，2002年美國單邊退出反導條約，這是新世紀以來的美俄關係惡化的源頭。以前還用對付伊朗作為掩飾，現在美國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反導部署，則毫不含糊地堅決加以推進。2018年底，特朗普公開表示準備退出中導條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在莫斯科時，稱此舉不是針對俄羅斯，而是中國。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國還是更多地希望通過在俄羅斯周邊部署中短程導彈，特別是用於防衞“新歐洲”國家，以應對俄羅斯的強有力威懾。在2017年，慕尼黑安全峯會講話十週年之際，俄羅斯專家們告訴我：看來，普京警告富於遠見。
關鍵在於，即使意識形態轉換後的俄羅斯，也並沒有能避免來自西方的地緣政治的無情擠壓。正因此，“國際政治中，地緣政治比起意識形態，來得更為深刻”——我曾幾次聽到普京這樣總結他的心得。
探索危機中，同期發生的外交壓力拉近了中俄距離
中俄關系在上世紀末以來的發展並非偶然。1989年中蘇關係的恢復，首先來自於雙方對冷戰期間交惡歷史相當深刻的反思。同時，友好合作和共同發展與安全的願望，導致了1990年代中期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建立。當時雙方確認互不對抗，互不以意識形態立場處理雙邊關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經過了四十年的協商，中俄在新世紀初，徹底解決了兩國政治邊界問題，使兩國從此能專心於國內建設。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為中俄在周邊地區的合作穩定提供了堅實的鋪墊。我當時參加過不少西方國家組織的國際會議，對中俄關系的穩定發展，給予相當不錯的正面評價。
但實事求是地説，中俄兩大國的舉手投足，不可能不受到內外環境的影響。世紀之交的科索沃危機，對俄羅斯來説，是美俄關係從冷戰終結和解後急轉直下的第一個重大轉折點，刻骨銘心。而對於中國來説，則有在這場危機期間中國駐南使館被美國導彈轟炸的切膚之痛。相似的同期壓力拉近了中俄的距離。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俄聯手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同一年，連曾將冷戰結束視為“歷史的終結”的美國學者福山，也體認到90年代轉型的艱難，提出了加強國家建構是保證成功轉型的關鍵的觀點。值得關注的是，福山的觀點只不過印證了正同步推進的中俄加強國家建構的實踐。
2008年8月8日晚上，一方面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震撼了世界輿論。而恰恰在同一天當晚，發生了格魯吉亞戰爭。雖然，這兩件事幾乎毫不相干，但西方媒體立場大有偏頗，美國新保守主義學者羅伯特·卡剛當即就發表了一篇評論，稱這兩件事的同時發生，表明“中俄威權主義軸心已經形成”。
2008年8月8日晚上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震撼了世界輿論
此後若干年，全球性的政治經濟競爭，進一步逐漸轉入地區。東亞有朝核危機、東南亞有南海糾紛，歐亞地區是格魯吉亞戰爭和烏克蘭危機，中東則有敍利亞戰爭。連綿不斷的地區衝突的背後是什麼？文明。儘管不同意亨廷頓“文明衝突”將是世界的主旋律，但從這十多年的進程來看，地區衝突至少經由文明背景的一系列較量而激化。作為非西方文明大國的中俄的求素，在這樣的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後，高速增長中的中國，因能源價格提升而出現的“黃金十年”的俄羅斯，與面臨危機挑戰的歐美之間，仍然在探索和構建新型關係的過程中。一方面，上合組織的深化、金磚機制的建立；另一方面，世界經濟治理平台由G7向G20轉換。隨後，烏克蘭危機的發生，特別是克里米亞危機，表明大國間博弈進入一個地緣政治經濟競爭＋文明較量的新階段。中國外交部表示：烏克蘭危機源自於複雜的“歷史經緯”。在處理大國間錯綜關係的進程中，中國越來越趨於成熟與穩健。
特朗普現象背後的西方文明觀念的自我衝撞
現在中美俄三邊關係碰到了“特朗普現象”,不能僅以個性問題來解釋特朗普的作為。強調“美國第一”有其現實基礎。特朗普旨在調整對俄關係，也並非沒有道理。更為深刻的背景則猶如美國藝術史學會會長、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巴贊所言，自文藝復興、工業革命以來幾百年中的一些關鍵性的西方觀念，現在正出現自我碰撞。居民的流動和遷徙曾是美國移民國家的治國之道，但現在難民遷徙成了災難；民主選舉制度是人類文明的創造，但接連不斷的民粹政治家執政，正在引起憂慮；言論開放和以事實為根據，本來是西方文明的精粹，現在網絡上言無不盡，但伴隨着大量假新聞產生，真相難覓。
這些都對中美俄三邊關係帶來了挑戰，但是也有着機遇。從長遠看，抵制建制派過度意識形態的炒作，給人帶來啓示；從多邊主義立場的大規模撤離，帶來混亂，但也騰挪出調整的空間；基於民族國家立場的要價，底線清晰；包括在若干地區的合作姿態，並非不是建立穩定合作的機遇。
中美俄關係的當下和未來的走向
2018年，是中美俄三方關係演變進程中第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
2018年的關鍵轉變：美以中俄為主要對手、普京再任，十九大召開
這是美國官方文件把中俄確定為主要競爭對手後的第一年，是普京第四任總統任期的第一年，也是中共十九大召開後的謀篇佈局的第一年。這三件事情幾乎同時發生，標誌着一個較長曆史階段的開始。這個階段帶有過渡性，國際發展機遇期依然存在。但是，被美國視為主要對手後，中美之間抗爭程度與頻率不可避免地會有所提升。這也是一個自1990年代中期中俄戰略伙伴關係建立、中美關係大體上以“非敵非友”的定位發展以來，我們第一次觸碰的實質性的重大戰略變化。
世界近代歷史的多樣化軌跡，顯示中俄和平共處的深厚淵源
在三邊關係裏的中俄合作，有着深刻的內在邏輯。回顧有關地區近代史發展，學界至少認為有三種模式。主流的觀點以歐洲為中心，歐洲的發展帶動了全世界。第二種看法，存在着中國為主導的“東亞朝貢體制”。中國幾千年文明的輻射，使得周邊地區地區維持了長期的穩定。
而若干年來專攻歐亞地區的“內亞學派”的興起，則強調在歐洲和東亞之外還有一個軸心：蒙元帝國在歐亞大陸擴張所造成大陸樞紐部位的政治格局，及大陸東西兩側激發起的後續政治變遷。1689年，作為蒙元帝國的兩個主要後繼者，清朝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簽定的《尼布楚條約》，不僅是中俄雙邊關係上第一個平等條約，至少確保了在19世紀後期沙俄大規模地向中國進行擴張之前，近兩百年左右的時間裏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且開創了一段既不同於東亞地區原有傳統，也不同於西歐民族國家體系的新的國際局面：這兩個帝國都是中央集權制度，但這兩個專制政權不同程度上學習和吸收西方，彼得大帝大規模模仿西方體制，而康熙對於西方文化的關注也令人印象深刻。
所以，今年在紀念中俄建交70週年之際，值得關注中俄的共處合作有着這樣深遠的歷史背景。
中美俄互動四大特徵：長期影響和制約各自內政外交
中美俄之間互動的總體特徵是什麼呢？我認為：“能級非對稱、衝突易發生、力量宜均衡、合作有可能”的結構性特徵，將會在一個很長時期中影響和制約各自的對外戰略和內部發展態勢。
經濟上能級不對稱，首先在於美國的科技和經濟力量總體上還是超過中俄。從中美俄之間的每一組雙邊關係來看，中俄、中美之間總體上較為互補，而美俄之間經濟關係過於薄弱，貿易額僅為1％左右。中俄2018年雙邊貿易突破1000億，一定程度上還得益於能源價格的一度提升。此外，中俄經貿關係也還是沒有擺脱較多依賴能源資源的結構慣性。
政治上呈不太均等的狀態，中美俄之間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依然使得三方各呈鼎足之勢。美國沒有擺脱對中俄的政治偏見。而中俄在改革傳統體制，美國朋友有多少改變呢？中俄主張的是意識形態不妨礙雙邊關係，但美國主流觀點是強化意識形態和結盟關係，抗衡中俄。
安全領域來説，中俄背靠背有着廣大的空間。但海陸地緣政治的確存在深刻的差異。從烏克蘭危機到格魯吉亞戰爭，歐亞大陸上的大國周邊地緣政治複雜性遠超過美國所居住的安全島的環境。這樣一種觀念之下，很多東西被人為敵對化。相反，由於一半面向海洋，一半面向內陸，是否暗示着中國立場的構建可走一條既跟純粹的海洋性國家不一樣，同時又和純粹內陸大國也不一樣的道路？可以在海陸地緣政治衝突中起調節作用呢？
“能級不對稱”下，中方在中美俄三邊關係的關鍵作為
在“能級不對稱”前提下，美國出現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總體不明朗走向將會延續；美俄關係也難以在短時期得以調整。但是2018年的變化表明：事在人為，關鍵取決於中方能否高屋建瓴、理性務實地調處中、美、俄三邊關係。
第一，關於未來國際秩序，值得從理論上和體制機制上加以探討。
基辛格在新作《世界秩序》中認為，構建世界秩序的關鍵，一是權力均衡，大國之間互相均衡才能建立國際秩序，二是合法性。但他認為，哪家都有一套對於世界秩序的看法和立場，但是，世界秩序只能有一個。中美俄相互之間有沒有一個能夠切磋的共同的基礎呢？我認為還是存在的。美國關於世界秩序問題早已有過汗牛充棟的討論。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普林斯頓大學權威專家約翰·伊肯貝瑞曾樂觀地提出，無論是從世界秩序的時序發展以及它不同的內容譜系來看，百多年來的變化表明，西方體制是逐漸地趨於接受多元化的國際秩序，是朝這個方面在發展。當然，這是在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伊肯貝瑞著作中説的話。近年來，他與其他學者類似，立場趨於強硬。
但不管怎麼説，我認為，世界秩序問題上，還存在着討論空間。可以以此為未來的中美俄三邊關係發展提供鋪墊。中國學界可以通過這一領域的思考和具體研究，深化與各方的溝通。未來世界秩序問題的討論，有可能成為多樣化進程與普遍化進程相互連接的一個空間。
基辛格在新作《世界秩序》中認為，構建世界秩序的關鍵，一是權力均衡，二是合法性
第二，戰略安全領域的三邊關係新變化。
美國不光早已退出反導協議，而且正在加速推進退出中導協議，勢將引起國際安全秩序的深刻變化。此舉第一要務旨在恐嚇歐洲，其二為了打壓俄羅斯，其三，一定程度上瞄準中國，並且想在中俄之間起到分化作用。中國有必要站在維護國際與地區安全的高度，堅決抵制美國的退出。首先，歐洲不甘心與重陷中導射程下的巨大威脅，俄羅斯不甘心於被美方拋離“中導協議”，美國內部反對軍費增長的呼聲、包括亞洲地區日韓東盟等方對於地區安全局勢惡化的高度關切，這都表明美國的退出將大大與各方意願背離。同時，有必要進一步以理服人，中國並不是在美俄巨大核武庫同一等級上的核國家；中國有限的核裝備目的在於自衞。
另一方面，從長計議，可以從構建未來國際與地區安全秩序的大國責任的高度，以更為建設性的態度和符合和均衡各方利益的安全主張，把無端壓力儘可能轉化成構建未來（包含控核、非核、廢核、無核）新的國際秩序的動力。
第三，次區域形勢撲簌迷離，但依然有可能成為未來中、美、俄互動的可選領域。
朝鮮半島無核化的進展，表明了中俄合作的有效性，美國及其盟國實際上還是無法離開中俄共同主張的三階段方案的基礎，中俄合作有必要向中美俄三邊深化溝通與合作的方向邁進。無論是在聯合國安理會、還是在原有的六方會談的框架內，中美俄三大國身份乃是未來地區構建的重要保障。
此外，在阿富汗，不光因為特朗普政權難以維持對該地區安全承諾，急於脱身；俄羅斯既想介入，但也因歷史教訓而有所顧忌；中國在當地有着傳統合作關係，應力所能及地為維護當地穩定與發展作出努力。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嘗試發展三邊對話機制，為次地區的安全穩定尋求出路。
第四，中俄合作有其內生性的深刻動力。
中俄都是處在發展中、轉型中的大國。中俄合作有必要更加朝向現代化建設的長期目標。要充分發掘中俄合作的潛能。一方面俄經濟發展持續地面臨艱難挑戰。但另一方面要看到，世界銀行等幾個國際權威的金融評估機構最近兩年俄羅斯宏觀經濟的評價接連提升。幾年前，普京有過豪言壯語，他決心把當時處於124位的俄營商環境要提高到20位以內，這是世界銀行的年度指標。從近年來的實際指標看，已經大大躍進到30－40位的區間之內。又比如，普京最近發出的有關國家經濟建設的一系列構想，如城市化規劃、發展高科技和新興產業的國家構想，包括農業與遠東西伯利亞地區發展的加速推進，等等。
今年是地區合作年，如何把已有的承諾，轉化成切實的合作成果；如何將現有合作項目與上述長遠規劃呼應，需要做出切實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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