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踐行民主理念，西方沒有做到選舉和抽籤兩開花
【2018年12月中信集團出版了王紹光教授的專著《抽籤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本文選取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耶魯學派的興起
達爾本人論述中有關抽籤的部分一般都很簡短，但我們不應由此得出結論，抽籤在他思想中無關緊要。一批曾在耶魯大學學習、工作過的人後來成為抽籤的倡導者，這不完全是偶然的，恐怕都直接或間接受到過達爾的影響。
例如，曾於20世紀70年代在耶魯大學求學的詹姆斯·費希金成為商議式民調的主要推動者。在1991年出版的《民主與商議：民主改革的新方向》一書中，他頗具創意地提出了一種“商議式民調”；這種民調與普通民調的相同之處是從人口中抽取統計上具有代表性樣本；不同之處是，被抽籤出來的人要集中起來對某個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商議），之後才對他們進行調查，其意見可以作為政策建議。
換句話説，商議式民調就是抽籤與商議的結合物。1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到現在，費希金已在這方面出版了好幾本書與很多文章，從規範與實證的角度闡述商議式民調的可行性、可欲性。2
與費希金一樣，伊森·里布從本科到政治學博士學位都是在耶魯大學獲得的。里布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書，題為《美國的商議民主：有關設立第四權的建議》。這裏所謂第四權是指，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外，再設立一種不受金錢、權勢影響的民眾權，它由525位經過分層隨機抽籤的個人組成。
該書十分詳細地解釋了第四權的構成、運作方式，它與其它三權的關係。費希金的構想中，抽籤產生的機構只有建議功能，而里布構想中的第四權則享有立法功能。3
另一位從耶魯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的學者，凱文·奧利裏於2006年出版了《拯救民主：在美國實現真正代表制的方案》一書，他的構想同樣新穎、大膽。他建議，在美國國會的435個選區，分別建立435個民眾大會（Assemblies）；每個民眾大會由在當地選民中隨機抽取的100位公民組成；它們將就本地、國內和國際主要政策議題進行辯論與商討。這43500位居住在全國各地的人構成“人民院”（People’s House），可對參、眾兩院的立法進行否決，也可提出法案供參、眾兩院考慮。
奧利裏的設想受到不少人的好評，包括他在耶魯大學求學時的老師羅傑·史密斯（Rogers Smith），其評語是：“説到美國政治，一個巨大的醜惡現實是，雖然我們在海外販賣民主，沒幾個美國人奢想可以影響他們自己的政府。也許，現實只能如此。也許，在一個三億人的國度，只能由精英統治，民主至多隻能偶爾把幾個無賴趕下台。但是，越來越多勇敢的思想家與行動家相信，我們可以做得更好；奧利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4
還有一些人雖然不曾在耶魯大學求學，但在那裏的工作經歷也讓他們對抽籤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我本人於20世紀的最後十年在該校的政治學系工作時，曾與達爾有過不少接觸。從曼寧1997年出版的書中，5 我第一次瞭解到抽籤在政治制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為此，我專門約達爾見面，希望聽聽他對抽籤的看法。現在回想起來，沒有那次對談，也許我根本不會有編這本文集的計劃。
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約翰·麥考米克曾在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工作過五年。在2011年出版的《馬基雅維利式民主》最後一章，他筆鋒一轉，開始設想如何改造美國現有的代議民主制。他提議，成立一個類似羅馬共和國時期的保民院，由51名不富有、無官職、年齡超過21歲的普通公民組成，經抽籤產生，任期一年，不得連任，不得重複擔任。
保民院是授薪職，每週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六個小時；僱主必須為其成員保留原有工作。該機構的主要職責是研究、討論聯邦政府事務；它可以邀請學者、專家提供相關背景信息；它有權以多數表決方式否決國會立法、行政命令和最高法院的判決，也可以召集全民公投；如果51票中有38票以上贊成，保民官在其一年任期內有權對現任聯邦官員啓動彈劾程序。6
現任耶魯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的法國人海倫·蘭德摩爾對抽籤作用的解釋頗有新意。
耶魯學派出品的“奴隸制三部曲”
她於2013年出版了《民主的理由：政治、集體智慧與多數統治》，為的是給民主提供一個認識論基礎。亞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幾個腦瓜比一個腦瓜好”(many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與中國體現民間智慧的成語“人多智廣”、“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如出一轍。蘭德摩爾的新書力圖論證，這就是民主的認識論基礎。7 除了這本書以外，她還發表了一批論文（包括本文集所收的兩篇論文），試圖從認識論角度為用抽籤方式挑選人民代表提供了支持論據。8
有意思的是，蘭德摩爾這方面的思考受到一位在芝加哥洛約拉大學財務系任教的華裔教授的影響。從那位教授兩篇論文的標題就可以看出是什麼吸引了蘭德摩爾：一篇是“異質主體的問題解決”； 9 另一篇是“不同類型問題解決者組合可以超越強能力問題解決者組合”。
這兩篇論文證明，解決問題時，重要的是參與者的多樣性、異質性，而不是參與者個體的能力。這就從根本上消解了對抽籤的疑慮，因為不少人對抽籤有保留的理由是，抽出來的人不如選出來的人聰明。而抽籤產生的組合肯定比選舉產生的組合更具多樣性、異質性。10
如果説抽籤只是達爾理論體系中一環的話，在他的學生與年輕同事那裏，抽籤已是他們論述的重心。
由於這麼多在耶魯大學學習或工作過的人從事與抽籤相關的研究，有人稱他們已形成了一個“民主改革的耶魯學派”，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通過不同途徑共同推動抽籤在政治中的運用，如達爾“微眾”、費希金的“商議式民調”、里布的“第四權”、奧利裏的“人民院”、麥考米克的“保民院”、蘭德摩爾的“集體智慧”。11
其實，自達爾出版《革命之後》起，世界各地學者對抽籤的研究興趣越來越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浪潮；所謂“耶魯學派”只不過是一簇比較引人注目的浪花而已。
世紀之交的轉折
在達爾之後，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對抽籤進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學者，而是經濟學者、12歷史學者、13 統計學者、14 決策學者，15 且這些研究基本上是純學術性的，不涉及對現有政治體制的改革。
唯一由政治學者撰寫的書呼籲美國人不再參與毫無意義的選舉，投身於一場憲製革命：取消參、眾兩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國會；國會議員的50-60%應由隨機抽取，其餘40-50%的議員仍由選舉產生。16 這是比達爾更為激進的主張；也許正因為如此，這本印製粗糙的書沒有產生任何影響，幾乎被人忘卻了。17
儘管如此，這本書可以看作發出了八十年代的先聲。在接下來的八十年代，情況的確發生了變化。幾位思路開闊的人士不約而同地提出，應該用抽籤替代或補充票選。
一位是從天主教教士轉化為社會主義者的澳大利亞哲學家約翰·本黑姆， 18他於1981年發表了兩篇題為“統計民主”的文章，歷數票選的弊端，建議用隨機抽籤的方式構建決策機構。 19
幾年後，他出版了一本書，標題是《民主是可能的嗎？選舉政治的出路》，更系統地鼓吹抽籤，並把這種在統計意義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稱為“抽籤民主”（Demarchy）。20
另一位是新西蘭政治學家理查德·穆根，他1984年的文章回顧了抽籤在雅典民主中發揮的獨特作用，並倡導在基層治理中廣泛運用抽籤這種民主機制。21在新西蘭後來的選舉制度改革中，穆根發揮了積極作用。
還有兩位奇人在1985年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公民立法機構》，其中一位作者是歐內斯特·卡倫巴赫，小説家、電影評論家、生態烏托邦的倡導者；另一位是邁克爾·菲利普斯，銀行家、世界上第一種信用卡—萬事達卡的創立者。這本小冊子建議用隨機的方法來挑選美國眾議員，而不是用選舉來挑選。
與本黑姆的看法相似，《公民立法機構》主張廢除選舉，但不拋棄代議制（用抽籤選代表，而不是票選代表），藉以消除代議民主與參與民主之間的對立。這兩位作者認為，如果採取抽籤的方式，任何政治、經濟勢力都不再能造成不平等的利益代表或社會區隔。
這樣一來，就不必浪費競選所需的時間及金錢了，所有的社會羣體都有均等的機會進入國會，國會議員的構成就能在很大程度反映人口的構成。 22
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本傑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響很大的著作《厚實民主》。23
他把代議民主稱作“淺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參與其運作的政治體制稱作“厚實民主”（Strong democracy）。該書的最後一章提出改造代議民主的十二條方案，其中至少四條都與隨機抽籤相關。
1988年，一位政治學者敏鋭地捕捉到了新的時代氣息，他在一篇對幾本新書（包括本黑姆的《民主是可能的嗎》）的書評中指出，民主理論正在開闢“新的方向”。
果然，達爾在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評者》中再次闡揚抽籤的民主潛質。再過兩年，費希金出版了《民主與商議》，力推帶抽籤環節的商議式民調，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25從下圖中可以看到，20世紀80年代的確是抽籤重生的轉折點。在這個十年裏，有關抽籤的出版物數量達136件，是七十年代相關出版物的兩倍多，相當於1749-1969年這220年間同類出版物的總量！
與抽籤（Sortition）相關的學術出版物數量，1749-2017年 數據來源：Google Scholar
進入二十世紀最後十年，如圖二所示，商議民主理論異軍突起，引起了學術界內外的廣泛注意。大多數讀者對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議”過程上，但值得關注的是，參與商議的人如何產生？能否用抽籤的方式產生？抽籤具有何種優勢？
同樣，其它各種替代或補充代議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藉助於抽籤，使得這十年中有關抽籤的出版物數量再上一個台階，達到近200種（上圖），其中一些現在已成為該領域的經典，如費希金的三本書《民主與商議》（1991）、《正義對話》（1992）、26《人民的聲音》（1995）， 27芭芭拉·古德温的《抽籤正義》（1992）， 28 《邁向新社會主義》（1993）， 29 《小羣體中的民主》（1993），30 美、德三位學者主編的《公民參與中的公平與能力》（1995），31 艾米麗•霍普特曼的《將選擇放在民主之前》（1996），32 伯納德•曼寧的《代議政府的原則》（1997），33 兩位英國社會活動家的《雅典式選擇：大刀闊斧改革英國上院》（1998）。34
抽籤理論：從邊緣到主流
21世紀剛剛過去了十六年，但我們已經可以很有把握地説，這將是抽籤重生的世紀。上圖很直觀地告訴我們，本世紀頭十年，有關抽籤的出版物數量接近此前二十年的總和；而過去七年有關抽籤的出版物數量幾乎相當於此前260年的總和！
最近一些年，涉及抽籤的理論探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籤與公共政策”系列叢書，現已出版九本專著。35一些大學與研究機構舉辦了相關的研討會，如2005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了有關公民大會的專題研討會； 36 2008年，普林斯頓大學舉辦了研討會，討論“超越選舉：新型代表的民主正當性”；37 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別於2008年、2011年與2012年舉辦了三次有關抽籤的研討會；38 愛爾蘭的都伯林三一學院於2012年10月舉辦了研討會討論“作為民主體制的抽籤”。39
另外，一些學術刊物出版了與抽籤相關的特刊，如《星座：批判與民主理論國際季刊》（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於2010年出版了有關抽籤的專刊，其中包括當代著名政治理論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 40又如《美好社會》（Good Society）於2011年出版了八篇評論約翰•麥考米克《馬基雅維利式民主》一書的專輯。41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除個別例外，參與抽籤討論的多是學術界的邊緣人物；但隨着巴伯、費希金、曼寧、麥考米克等人加入，越來越多學術界主流人物也開始參與其中，如布魯斯•阿克曼、42喬恩•埃爾斯特、43桑福德•列文森、44尼爾•達克斯伯裏。45
2010年以前，討論抽籤的場合往往是小型研討會，難以引起廣泛注意；現在這類討論已開始登堂入室、進入大型學術活動。在美國政治學會的2011年大會上，主席卡羅爾•佩特曼的年度演説談及了抽籤在民主參與中的作用。46
一年後擔任同一職務的簡•曼斯布里奇也對抽籤很有興趣， 47 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説中再次提及抽籤對民主的意義。
千禧大學生不待見民主——英國《旁觀者》週刊2017年8月26日一期封面
到了2016年，美國政治學會的年度大會不僅專門安排了一個圓桌討論，關注“抽籤與民主理論轉型”，48還有多個小組討論涉及與抽籤相關的議題，這在以前是從未出現過的。 49
在這次大會上，一本剛剛從佛蘭芒文譯為英文、並受到歐美大眾媒體廣泛關注的小書《為民主而反對選舉》也引起了政治學家們的熱議，而這本書倡導的正是，以抽籤為基礎、重構民主制度。 50該書的主張也得到了古希臘史學家保羅•卡特利奇的呼應。51
最近參與關於抽籤討論的學者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敢於跳出主流民主理論的無形緊箍咒，探索在現代條件下重新啓用抽籤這個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與適用性。
抽籤可以從哪些方面彌補以選舉為特徵的代議民主的弊端？抽籤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實現更高質量的代表性？抽籤與商議應如何結合？從認識論角度看，抽籤有何種價值？這些價值對人民當家作主有什麼意義？抽籤適用於哪些領域？只是特定領域，還是可以適用於所有決策領域？抽籤適用於哪些層級？
只是基層、地區、全國，還是也包括像歐盟那樣的超國家組織？由抽籤產生的機構產生的商議結果應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政府最終決策？它們是隻具有參考價值，還是也應具有約束力？這些都是他們試圖回答的問題。儘管他們看法不盡相同，但努力的方向卻是一致的，即必須進一步開發抽籤的民主潛能。
抽籤逐步擺脱邊緣地位、引起越來越多主流學術界人士的關注，這説明代議民主框架內的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闢蹊徑、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一大批學者試圖發展與抽籤相關的理論，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國，抽籤之所以被採用，往往沒有任何理論的引領，幾乎都是為解決實際問題不得已而為之。政治思想家們對它基本上視而不見；即使對它有所評論，往往不過是隻言片語，導致有關抽籤的思考無法系統化、理論化，難以隔世流傳。結果，威尼斯共和國於18世紀末消亡後，抽籤在政治中的應用便從人們的記憶中徹底消失近200年。這也就是説，缺乏相關理論大概是抽籤長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 52反過來，抽籤理論的逐步繁榮也會促進抽籤在實際政治的復興。
抽籤實踐：遍地開花
的確，在對抽籤的理論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時，抽籤試驗也遍地開花了。從20世紀70年代起，各國出現了一系列抽籤/抽籤的實踐。如德國的“計劃單元”（Planning Cells）、53 丹麥的“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英國的“公民審議團”（Citizens’ Jury）、巴西的“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54
這些試驗的共同特點是，除了都包含着參與、商議的成分外，這類活動的參與者都是經過抽籤挑選出來的普通民眾。與古希臘和中世紀城邦不同，這時的抽籤已經沒有了宗教的神秘主義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看作神的選民。經過歐洲與俄羅斯統計學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探索，無論在操作上還是在理論上，隨機抽樣已被確定為在人口中挑選出有代表性樣本的方法。55
因此，隨機抽籤出來參加這些活動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體的正當性。在20世紀的最後二十來年，世界各地基於抽籤的試驗在代議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陣陣漣漪。
進入21世紀後，抽籤方面湧現出兩大類最引人注目的試驗。一類是“商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類是“公民大會”（Citizens’ Assembly），兩種試驗已經遍佈各國。
商議式民調的主要推動者是前面提到過的詹姆斯·費希金，這種民調與普通民調的相同之處是從人口中抽取統計上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不同之處是，被抽籤出來的人要集中起來對某個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商議），之後才對他們進行調查，其意見可以作為政策建議。56
換句話説，商議式民調就是抽籤與商議的結合物。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幾個國家進行過商議式民調，而中國是試點最多的國家，包括浙江的温嶺、台灣、香港和澳門。57
公民大會的大規模試驗始於加拿大的兩個省。英屬哥倫比亞省於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大最大的省）於2006-2007年舉辦過有關選舉制度改革的公民大會。58其參與者都是從本省各個選區以抽籤方式挑選出來的，每個選區一男一女，他們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職業政客。59
選舉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讓選舉產生的議會攪和，是因為議員們都各懷鬼胎，讓他們改革自己從中受益的選舉制度，無異於與虎謀皮。讓沒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眾討論選舉改革，結果才會更客觀、更公正。公民大會經過反覆商議形成的改革建議最後需要經過高門檻的全民公投批准。 60
與以前的試驗相比，近年來的抽籤試驗適用範圍更廣、影響力更大。抽籤的理念開始引起越來越多國家政治人物的關注。
在法國，2006年總統大選時的社會黨人候選人塞格琳·羅雅爾（Segolene Royal）許諾，如果當選，她將組建一個由抽籤產生的市民議會；市民議會將與現存的國民議會一道參與修憲的討論，最後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決。
在荷蘭，2007年全國性的選舉制度改革採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由抽籤選取的公民經過大半年的討論、最後向議會提交改革建議。
在冰島，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了其銀行體系的崩潰，由此引發了民眾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2010年，議會決定啓動修憲，但不允許政黨染指新憲法的準備與起草過程。61
作為替代，冰島設立了“國事論壇”(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計算機隨機選出950個18歲以上的公民，提出他們認為應該被列入新憲法的議題，並且將討論結論公開於網絡上。而制憲會議（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成員不是來自體制內的政治精英（議會成員不得參選），而是從522位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公民中選出，包括教授、記者、學生、工會工作者、物理學家、牧師等。這25人起草憲法的過程完全透明，時時與民眾溝通。 62
雖然這次修憲因程序問題（實質是政治精英的抵制）並未最終完結，但它被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勞倫斯•萊斯格稱之為全球憲政史上最民主的修憲過程。63
在芬蘭，政府也考慮借鑑冰島的經驗，讓集體智慧在未來決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64
在愛爾蘭，2011年設立的制憲大會（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鑑了加拿大模式，它的100位成員中，66人是隨機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黨推選的政客，主持人由政府任命。 65
制憲大會共提出18項憲法修改建議和20項對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議。為了應對另外幾項極具爭議性的政策議題（如墮胎、公投、議會任期限制、氣候變化），愛爾蘭於2016年設立公民大會，其成員由99位隨機抽取的普通公民構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擔任主席。公民大會最終會向議會提交修法建議。66
在英國，早已有人建議用抽籤的方式改造上議院， 區域性的公民大會也已有先例， 現在議會上、下院已開始認真討論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國性的制憲會議。67
除此之外，美國加州也曾有人提議為選舉制度改革設立公民大會。68
從過去四十餘年的演變可以看出，一度失傳的抽籤現在已失而復得。它在二十世紀末還只是激起一陣陣漣漪，現在已經擴展為一波波潮湧。未來，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嗎？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不是為了證明，抽籤是實現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確方式；也不是為了證明，選舉一無是處。69
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實現民主理念也許可以採取很多種、甚至無數種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種唯一正確的方式，選舉不是，抽籤也不是。70推進民主應該多輪驅動，不應單輪驅動。如果這有助於釋放大家對民主理念實現方式的想象力，我們的目的就達到了。
（本文摘自《抽籤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曾單獨發表在《中國政治學》2018年第一輯，翻頁請看書的詳細信息和註釋）
1 James S. Fishkin,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tic Refo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James S. Fishki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James S. Fishkin, When the People Speak: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uce Ackerman是耶魯大學法學院與政治學系雙聘教授。
3 Ethan J. Leib,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America: A Proposal for a Popular Branch of Government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4).
4 Kevin O’Leary, Saving Democracy: A Plan for Real Representation 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5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 John P. McCormick,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Chapter 7 “Post-Electoral Republics and the People’s Tribunate Revived,” pp. 170-188。
7 Hélène Landemore, Democratic Reason: Politics,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nd the Rule of the 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8 Hélène Landemore, “Deliberation, Cognitive Diversity, and Democratic Inclusiveness: An Epistemic Argument for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s,” Synthese, No. 190 (2013), pp. 1209–1231
9 Lu Hong and Scott E. Page, “Problem Solving by Heterogeneous Ag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97, No. 1 (2001), pp. 123–163.
10 Lu Hong and Scott E. Page, “Groups of Diverse Problem Solvers Can Outperform Groups of High-Ability Problem Solv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01, No. 46 (2004), pp. 16385–16389.
11 J. H. Snider, From Dahl to O’Leary: 36 Years of the “Yale School of Democratic Reform,” Journal of Public Deliberation, Vol. 3, No. 1 (2007), http://services.bepress.com/jpd/vol3/iss1/art9/.
12 Dennis C. Mueller, Robert D. Tollison and Thomas D. Willett,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via Random Selection,” Public Choice, Vol. 12 (Spring 1972), pp. 57-68.
13 E. S. Staveley, Greek and Roman Voting and Elections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72).
14 Stephen E. Fienberg, “Randomization and Social Affairs: The 1970 Draft Lottery,” Science, Vol. 171, Issue 3968 (January 1971), pp. 255-261.
15 Peter C. Fishburn, “Acceptable Social Choice Lotteries,” in Hans W. Gottinger and Werner Leinfellner, eds., Decision Theory and Social Ethics: Issues in Social Choice (Boston: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8), pp. 133-152.
16 Ted Becker, Un-Vote for a New America: A Guide to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76), pp. 183-185， 192-193.
17 谷歌學術搜索顯示，截止2017年2月7日，這本共被引用5次，除去一次作者自引，兩次俄文引用，其餘剩下的兩次引用來自同一位作者。
18 見他的自傳John Burnheim, To Reason Why: From Religion to Philosophy and Beyond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11).
19 John Burnheim, “Statistical Democracy,” Radical Philosophy, No. 27 (1981), pp. 5–12; John Burnheim, “Statistical Democracy: How Is a Socialist Democracy Possible?” Thesis Eleven, No. 3 (1981), pp. 60–71.
20 John Burnheim, Is Democracy Possible? 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1985), 可在此下載http://setis.library.usyd.edu.au/democracy/。哈耶克大概是最早發明“Demarchy”這個詞的人，但哈耶克賦予這個詞的意義是“受到限制的民主”，與本黑姆的用意完全不同，參見F. A. Hayek, “The Confusion of Language in Political Thought,” Occasional Paper, No. 20 (1968),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 pp. 31-36.
21 Richard G. Mulgan, “Lot as a Democratic Device of Selection,”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6, No. 4 (October 1984), pp. 539-560.
22 Ernest Callenbach and Michael Phillips, A Citizen Legislature (Berkeley: Banyan Tree Books, 1985).
中譯本把書名譯為“強勢民主”，似乎容易引起誤解。本傑明•巴伯（彭斌、吳潤洲譯），《強勢民主》（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3 Benjamin R.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003), Chapter 10, “The Real Present: Institutionalizing Strong Democracy in the Modern World,” pp. 261-
24 Barry Holden, “New Directions in Democratic Theory,” Political Studies, Vol. 36, No. 2 (1988), pp. 324-333.
25 James S. Fishkin, The Dialogue of Justice: Toward a Self-Reflective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6 James S. Fishkin,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7 Barbara Goodwin, Justice by Lotte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8 W. 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Cottrell,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Nottingham: Bertrand Russell Press, 1993).
29 John Gastil, Democracy in Small Groups: Participation, Decision Making, and Communication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3)
30 Ortwln Renn, Thomas Webler, and Peter Wiedemann, eds., Fairness and Competence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aluating Models for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Boston: Kluwer Academic, 1995).
31 Emily Hauptmann, Putting Choice before Democracy: A Critique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32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3 Anthony Barnett and Peter Carty, The Athenian Option: Radical Reform for the House of Lords (London: Demos, 1998).
34 見Imprint Academic 出版社的網頁http://www.booksonix.com/imprint/bookshop/category.php?09。
35 研討會的成果是上文提到的Mark E. Warren and Hilary Pearse, eds., 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36 見研討會網頁http://lapa.princeton.edu/eventdetail.php?ID=243。
37 第一次研討會的成果被收入Oliver Dowlen and Gil Delannoi, eds., Sort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harlottesville, VA: Imprint Academic, 2010)一書。第二次研討會的主題是“直接民主與抽籤”，其論文集可在此下載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publication/978/publication_pdf_cahier.56.23.pdf。第三次研討會的廣告見http://www.cevipof.com/fichier/p_rencontre/210/rencontre_programme_fr_programmesortition3rd.pdf。
38 研討會的初步報告可以在此下載http://www.tcd.ie/policy-institute/assets/pdf/Lottery_Report_Oct12.pdf。
39 見Constellations, Vol. 17, No. 3 (September 2010).
40 見Symposium: John McCormick’s Machiavellian Democracy, Good Society, Vol. 20, No. 2(2011).
41 Bruce Ackerman and James S. Fishkin, Deliberation Da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2 Jon Elster, 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Juries, Assemblies, Elec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43 Sanford Levinson, Our Undemocratic Constitution: Where the Constitution Goes Wrong (and How We the People can Correct I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4 Neil Duxbury, Random Justice: On Lotteries and Legal Decision-Mak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5 Carole Pateman, “APSA Presidential Addres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Revisite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0, No. 1 (March 2012), pp. 7-19.
46 Jane Mansbridg, “Should Blacks Represent Blacks and Women Represent Women? A Contingent ‘Y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3 (August 1999), pp. 628-57; John Parkinson and Jane Mansbridge, eds., Deliberative System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t the Large Sc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47 Jane Mansbridge, “APSA Presidential Address: What Is Political Science Fo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12, No. 1 (March 2014), pp. 8-17.
48 Ahmed R Teleb, “Sortition finally in the public eye? A report-back from APSA in Philadelphia,” Equality by Lot, The Blog of the Kleroterians, September 5, 2016, https://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16/09/05/sortition-finally-in-the-public-eye-a-report-back-from-apsa-in-philadelphia/.
49 David Van Reybrouck, Against Elections: The Case for Democracy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16).
50 Paul Cartledge, “Ancient Greeks would not recognize our ‘democracy’ – they’d see an ‘oligarchy’,” The Conversation, June 3, 2016, http://theconversation.com/ancient-greeks-would-not-recognise-our-democracy-theyd-see-an-oligarchy-60277; Paul Cartledge, “And the lot fell on… sortition in Ancient Greek democratic theory & practice,” March 31, 2016, https://blog.oup.com/2016/03/sortition-ancient-greece-democracy/.
51 Oliver Dowlen, The Political Potential of Sortition: A Study of the Random Selection of Citizens for Public Office (Exeter: Imprint Academic, 2008), pp. 217-218.
52 Detlef Garbe, “Planning Cell and Citizen Report: a report on German experiences with new participation instru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14, No. 2 (1986), pp. 221-236.
53 參見Ortwln Renn, Thomas Webler, and Peter Wiedemann, eds., Fairness and Competence in Citizen Participation: Evaluating Models for Environmental Discourse (Boston: Kluwer Academic, 1995); Usman Khan, Participation Beyond the Ballot Box: European Case Studies in State-Citizen Political Dialogue (London: UCL Press, 1999); Brian Wampler,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 Brazil: Contestation, Cooperation, and Accountability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4 參見Jelke Bethlehem, The Rise of Survey Sampling (Hague: Statistics Netherlands, 2009)。如果説以前對如何抽取有代表性的樣本還有爭議的話，奈曼在1934年發表的論文被認為在這方面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轉折，見Jerzy Neyman, “On the Two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Representative Method: The Method of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the Method of Purposive Selec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Vol. 97, No. 4 (1934), pp. 558-625.
55 James S. Fishkin, Democracy and Deliber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Democratic Refo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1)
56 有關商議式民調的試點，見斯坦福大學商議民主研究中心的網站http://cdd.stanford.edu/polls/。實際上，温嶺的作法並非是受到費希金理論的啓發，而是本土智慧的產物，參見慕毅飛，“温嶺公共預算民主懇談的實踐與思考”，見劉平、魯道夫•特勞普-梅茨編，《地方決策中的公眾參與：中國和德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9年），第106-115頁。除了温嶺市的澤國鎮以外，近十餘年來，江蘇無錫市、黑龍江哈爾濱市、上海閔行區、河南焦作市、四川巴中市白廟鄉、安徽淮南市、廣東佛山市順德區等地都進行過參與式預算改革，其中有些地方參與羣眾是由隨機抽取的方式產生的，如雲南省鹽津縣的四個鎮，參見馬駿，“鹽津縣‘羣眾參與預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層探索”，《公共行政評論》，2014年第5期，第5-34頁。
57 Mark E. Warren and Hilary Pearse, eds., Design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he British Columbia Citizens’ Assemb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atrick Fournier, Henk van der Kolk, R. Kenneth Carty, André Blais, and Jonathan Rose, When Citizens Decide: Lessons from Citizen Assemblies on Electoral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58 羅雅爾建議的英文版見http://www.southsearepublic.org/article/626/read/royals_participative_democracy。
59 Patrick Fournier, Henk van der Kolk, R. Kenneth Carty, André Blais, and Jonathan Rose, When Citizens Decide: Lessons from Citizen Assemblies on Electoral Refor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6Press, 2011), pp. 25-26; J.H. Snide, “Citizens Assemblies: A Mechanism for Enhancing Legislativ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June 19, 2007, http://www.w3.org/2007/06/eGov-dc/papers/NAS-eGovernmentPositionPaper.pdf.
60 Björg Thorarensen, “Why the making of a crowd-sourced Constitution in Iceland failed,” Constitutional Making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http://constitutional-change.com/why-the-making-of-a-crowd-sourced-constitution-in-iceland-failed/.
61 Björg Thorarens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 in Iceland: Involving the People into the Process,” paper presented at Oslo-Rom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emocracy, November 7-9, 2011, https://www.uio.no/english/research/interfaculty-research-areas/democracy/news-and-events/events/seminars/2011/papers-roma-2011/Rome-Thorarensen.pdf.
62 Paul Fontaine, “Why Does The New Constitution Matter? An Interview With Dr. Lawrence Lessig,” Reykjavík Grapevine, November 11, 2016, http://grapevine.is/mag/interview/2016/11/11/why-does-the-new-constitution-matter-an-interview-with-dr-lawrence-lessig/.
63 Tanja Aitamurto, Crowdsourcing for Democracy: A New Era in Policy-Making (Parliament of Finland, January 2012), http://cddrl.fsi.stanford.edu/sites/default/files/Crowdsourcing_for_DemocracyF_www.pdf.
64 Alan Renwick and Jean-Benoit Pilet, Faces on the Ballot: The Personalization of Electoral Systems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208-209.
65 抽籤過程中共抽取99位成員與99位替補，如果被抽中的成員因種種原因無法到任，則由替補接任。見公民大會官方網站https://www.citizensassembly.ie/en/。
66 Anthony Barnett and Peter Carty, The Athenian Option: Radical Reform for the House of Lords (London: Demos, 1998).
67 Citizens’ Assembly project, “Citizens’ Assembly Pilots,” http://citizensassembly.co.uk/#.
68 The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Committee, Do we need a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UK? March 28, 2013, http://www.parliament.uk/documents/commons-committees/political-and-constitutional-reform/CC-Report-FINAL-to-TSO.pdf; The House of Lords Library Not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Possible Options in the New Parliament,” March 20 2015, 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LLN-2015-008/LLN-2015-008.pdf; Lucinda Maer, “Citizens’ Assemblies and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Briefing Paper No. 07143 (July 28, 2016), http://researchbriefings.files.parliament.uk/documents/SN07143/SN07143.pdf.
69 iSolon.org, “Government Reports & Legislation Completed Citizen Assemblies,” http://jhsnider.net/CitizensAssembly/GovernmentDocuments.htm.
本書是王紹光教授繼《民主四講》後歷時十年的心血之作。此書以翔實的史料和嚴謹的分析證明，在過去2600多年曆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裏，實現民主、共和理念的主要方式是抽選而不是選舉。全書各章分別敍述了從雅典到威尼斯的民主、共和政制中，抽籤所扮演的角色，包括運用抽籤的原因，抽籤過程如何操作，抽籤對當時的政制發展起到什麼作用等等，全面探討了抽籤這種遴選方式在民主、共和制度中的重要地位。作者通過大量史料，復原雅典民主、羅馬共和國、佛羅倫薩共和國、威尼斯共和國的政治運作，細緻展現了抽籤模式在其中的具體實踐。
《抽籤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目錄：
前 言
第一章 雅典民主與抽籤
雅典並不是第一個民主/ 004
雅典民主的興衰/ 007
雅典民主的支柱/ 012
雅典民主與抽籤/ 022
雅典民主: 小結/ 048
第二章 羅馬共和國與抽籤
“共和” 概念的演化/ 061
羅馬共和國的興衰/ 065
羅馬共和國的支柱/ 072
羅馬共和制與抽籤/ 081
羅馬共和制: 小結/ 135
第三章 佛羅倫薩共和國與抽籤
意大利城邦共和國的興衰/ 145
佛羅倫薩共和國的支柱/ 159
佛羅倫薩共和制與抽籤/ 171
佛羅倫薩: 小結/ 221
第四章 威尼斯共和國與抽籤
威尼斯共和國的制度變遷軌跡/ 237
威尼斯共和國的支柱/ 260
威尼斯共和制與抽籤/ 276
威尼斯: 小結/ 350
第五章 抽籤: 從式微到重生
民主抽籤與共和抽籤/ 369
抽籤的式微/ 377
選舉與民主的變異/ 390
抽籤與民主的重生/ 419
注 釋/ 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