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朱迪斯：英法民粹盛行，撒切爾、密特朗脱不了干係

編者按：

近年來歐洲的民粹主義大有燎原之勢。從英國的“脱歐公投”到意大利政黨五星運動的執政，再到法國近來的“黃背心”運動，這些事件無一不標誌着民粹化時代的到來。

美國政治分析家、資深記者約翰·朱迪斯（John Judis）曾著書《民粹主義大爆炸》（The Populist Explosion），對歐美民粹主義的來龍去脈做了細緻的梳理。本文為其書摘，錄入時略有修訂。

19世紀下半葉，人民黨在美國的政治舞台上表現活躍，而在歐洲，受卡爾·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社會民主黨派風起雲湧。其後的70年間，歐洲左、中、右都出現了一系列黨派，但直至20世紀70年代，歐洲才出現了與美國民粹主義相似的社會氣氛。

20世紀90年代，這樣的社會氣氛演化為一股潮流，各個國家都沿襲了其美式名字——在法語中，民粹主義是“populiste”，在德語中，它被稱為“populist”。

歐洲民粹興起

正如原始的美國人民黨，歐洲民粹政黨也圍繞政治選舉這個舞台，發動“人民”對抗“建制”與“精英”：

法國國民陣線稱其代表“小民”及“被遺忘的人羣”，對抗“等級”。

芬蘭的芬蘭人黨（Finns Party）尋求“一種基於人民授權，而非社會精英及官僚的民主”。

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同樣發動人民對抗階層分化。

意大利的貝珀·格里奧抨擊“三類破壞力量”——記者、實業家和政客。

基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的自由黨代表“漢克和英格麗”對抗“政治精英”。

第一批歐洲民粹政黨來自右翼。他們指責社會精英縱容共產主義者和領取社會救濟的人（包括移民）。這種情況導致“民粹主義者”一詞在歐洲受到了左翼及中間派政治家和學術界人士的輕蔑。

政治學家卡茨·穆德（Cas Mudde）曾寫道：“在公共討論中，民粹主義通常用以譴責某種形式的政治表達——其內涵煽動性強，領袖往往極具感召力，成員定期集會。”近年某頗具名望的智庫發佈了一份有關歐洲民粹政黨的研究，題目為“揭露煽動者”。

但是，在過去十年間，左翼民粹主義政黨正在西班牙、希臘和意大利逐漸崛起，他們反對的是本國建制派或位於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

美國與歐洲民粹主義的最大區別在於，美國政黨及政黨運動來得快，去得也快，而一些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則持續存在幾十年。這主要是因為歐洲有多黨制度，許多國家採用比例代表制，即規模不大的黨派即使在大選中僅擁有不到7%的支持率也能存活。（例如，在法國，大選採用多數票制，但基於比例代表制，國民陣線不僅能夠贏得地方選舉，還能在歐洲議會贏得席位。）

法國前總統候選人、右派民粹主義政黨“國民陣線”主席瑪麗娜·勒龐（資料圖/東方IC）

源於繁榮的終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三十年裏，民粹主義政治在西歐基本處於缺位狀態。社會主義黨、社會民主黨及工人黨與基督教民主黨、託利黨、戴高樂主義者及其他中立、中右黨派權力相當。在法國和意大利，甚至共產主義政黨也扮演着一個次要角色。黨派及其在商業、工人及中產階層中的支持者們渴望避免20世紀20年代的衝突，他們在擴大社會事業方面進行合作。

國家建立了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失業救助、家庭補助和免費大學教育系統。中立及中右黨派往往掌握權力。與新政自由主義支配美國（甚至包括了共和黨執政時期）的情況相似，改革思維下的社會民主政治及凱恩斯經濟主導了西歐。支撐社會民主制的是經濟的繁榮發展。西歐從經濟學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所稱的“良性循環”中獲益良多。

貿易擴張提振了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擴大了社保項目、提升了實際工資水平，社保項目和實際工資有了保證，社會隨之呈現出一片安定祥和，儘管產出擴張迅速，但通脹維持在較低水平，而產出的快速擴張又帶來了高投資率，進一步刺激了經濟增長，為國際貿易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這一時期，失業率極低。20世紀70年代西德的失業率僅有0.6%，英國為2.2%，法國則是2.5%。在法國，這一時期被稱為“les trente glorieuses”，即“輝煌的30年”。

然而，70年代早期，歐洲經濟出現了下行，與美國的情況相同，其主要原因是激進的勞工運動導致利潤空間被擠壓，而紡織及鋼鐵等戰後核心工業出現了全球產能過剩。在西歐，對資本控制的拋棄及美國廢除固定且高估的匯率加劇了經濟的下行形勢。1973年開始的能源價格狂飆突進也嚴重打擊了能源依賴進口的歐洲。增長速度放緩，失業率上升。

對比1950年至1973年與1973年至1995年，可以發現法國的平均增長率從5.1%跌至2.7%；德國從6%跌至2.7%；瑞士從4.1%跌至1.5%。20世紀60年代，西歐國家的平均失業率為1.6%，然而到70年代末，該數字躥升至7%之多。1971年意大利的失業率為3.2%，到了70年代末，該國14—29歲勞動力的失業率已大幅上漲至17.2%。

隨着經濟增速放緩，政府財政收入降低，社會福利開支卻陡然激增。1976年，赤字急劇增加，國際收支嚴重不平衡。英國及意大利需要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貸款。

在整個西歐，面對通脹壓力，政府試圖限制工資增長，卻遭到強大的工會力量的極力反對。1969年至1973年，意大利見證了一系列工人罷工及學生抗議事件，政府只好在工資和社會福利上一再妥協。在英國，1974年年初發生的礦工罷工事件導致保守派政府宣佈一週工作三天以節約能源。

意大利1969年的“熱秋”罷工運動

經濟蓬勃發展的時候，工資增長可被不斷提升的生產力消化掉，然而當經濟下行，通脹問題顯現，工資居高不下只會導致產品價格高企，威脅貿易平衡。

總的來説，經濟下行削弱了社會民主及凱恩斯主義政策，將“良性循環”轉為“惡性循環”。隨着油價和食品價格的上漲，原本為了刺激經濟、降低失業率的財政赤字措施更加劇了通脹，這進一步打擊了投資，拉低了就業率。在全球自由市場競爭愈加激烈的背景下，赤字會導致進口需求增加及貿易逆差擴大，威脅着一國的匯率。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歐洲的民粹主義政黨沒什麼大動作，直至90年代，因為與美國社會相似的原因，民粹主義之勢才熊熊燃燒。在歐洲，經歷了70年代的經濟下行，新自由主義代替了社會民主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經濟。

新自由主義加劇不平等

在英國和法國，人們首先發現，舊有的發展模式陷阱重重，而歐洲版本的新自由主義恰恰也誕生於這兩個國家的發展經驗之中。

1978年至1979年冬，工黨首相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的限制工資增長計劃遭遇了一股罷工潮，人們用“不滿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來形容勞動者的不滿。卡拉漢沒能控制住英國的通脹和失業問題，這導致他於1979年輸給了保守黨的瑪格麗特·撒切爾。

撒切爾拋棄了保守黨所忠於的凱恩斯主義，從新自由主義中尋求解決方案。她將重心放在“供給側”——提升企業利潤率——而非需求側上。通過限制貨幣供給，她提高了利率，這雖然招致了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但緩解了工資、價格壓力及進口需求，將落後企業驅逐出市場，為倖存企業利潤率的提升注入了力量。

撒切爾夫人（資料圖/視覺中國）

撒切爾還取消了工業和金融業的各項規定限制，為企業和富人減税。她將某些由政府控制的行業私有化，同時縮小其他政府行業的規模。1984年，煤炭企業拒絕大幅裁員，正如羅納德·里根下令解聘所有罷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員一樣，撒切爾在這方面也毫不退讓。國家工業雖然喪失了25萬個就業崗位，但這項舉措提升了工業發展的效率。

1984年後，英國經濟逐漸好轉。歷史學家託尼·朱特（Tony Judt）寫道：“毫無疑問，經歷了1979—1981年的經濟衰退後，英國經濟的表現在撒切爾時期的確得到了改善。”

不過，正如美國所面臨的情況，英國高收入者與中低收入者的差距拉大了，中等收入藍領工人幾乎要從歷史舞台上消失。

在撒切爾時期（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從60%降低至40%），收入處於最上層1/5的富人，其收入佔全民收入的比重從36%增至42%。製造業是許多中等收入工作的來源，撒切爾執政初期，製造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為18%，1992年她卸任時，該數字降至15%。經濟不平等在其後工黨和保守黨政府執政期間持續蔓延。2010年，製造業僅佔GDP的10%，不平等問題持續加劇。

英國基尼係數變化趨勢（圖/The Equality Trust）

1995年，工黨首相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上台，他繼續執行撒切爾夫人的金融及商業自由化政策。因此2002年，撒切爾夫人被問及什麼是她最大的政績，她回答道：“託尼·布萊爾和新工黨。因為我們迫使對手改變了他們的想法。”

在法國，到1981年總統大選時，通貨膨脹率飆升至14%，150萬人失去工作。這種狀況促成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首位社會主義政黨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上台。

密特朗希望發展出一套與撒切爾新自由主義不同的改革方法。

1981年，在中右翼政府未能抑制住法國經濟衰退勢頭的情況下，密特朗及其顧問推測，經濟下行應該已經見底，需求將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恢復。佔據議會多數席位的密特朗及其社會黨人士啓動了一項大規模的社會支出刺激方案，旨在重新分配社會財富，提振消費者需求，並推行廣泛的國有化，以保證企業所賺得的利潤能夠得到再投資。如果不將這樣的改革稱為社會主義式的，那麼也可以認為，這是夏爾·戴高樂計劃經濟的左翼版本。

法國前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資料圖/東方IC）

密特朗的政策的確提振了經濟增長。在他執政的最初兩年，儘管歐洲大多數經濟體仍處於衰退之中，法國經濟獲得了2%的增長。然而相應地，因為歐洲和美國尚處於衰退之中，從法國進口產品的需求遠遠跟不上法國消費者對他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法國的貿易赤字在密特朗執政第一年幾乎翻倍了，這造成了一場國際收支危機。

一般來講，貿易赤字嚴重的國家可以選擇本幣貶值，此舉會使進口商品的價格上升，但也會使出口商品價格相應地下降。法國懼怕貨幣貶值。石油是以美元計價的，如果法國選擇本幣貶值，其石油賬單數額將扶搖直上，抵消掉任何本幣貶值可能帶來的貿易額。

除此之外，因擔心浮動的美元會破壞其貨幣穩定性，1979年，法國同意與西德及歐洲經濟共同體中的其他四個成員國，聯手成立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歐洲貨幣體系成員國之間的貨幣匯率保持在一定區間內。

時任密特朗政府工業研究部部長讓·皮埃爾·舍韋內芒（Jean-Pierre Chevenement）提議，離開歐洲貨幣體系，允許法郎貶值。然而深受“強勢法郎”這一概念影響的密特朗仍舊認為堅挺的貨幣是法國強盛的標誌，最終他還是選擇了撒切爾走的那條路。

1982年起，密特朗通過削減支出、增加税收、凍結工資來降低進口需求。失業率從1981年的7.3%上漲至1985年的10.5%，通脹放緩，貿易賬有所改善，一度急轉直下的經濟增長率又一點點爬了上來。

社會黨人利昂內爾·若斯潘（Lionel Jospin）是密特朗繼任者雅克·勒內·希拉剋（Jacques Chirac）的政府總理。後來，他將密特朗國有化的許多公司私有化，併為富人減税。雖曾對歐盟出台的限制貿易赤字規模的《穩定與增長協定》保持着相當的質疑，若斯潘還是選擇尊重這一協定的要求。

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工黨中的某些黨派成功組閣，甚至贏得連任，比如布萊爾，然而，因為他們拋棄日益擴大的公共部門和製造業，支持自由貿易、金融自由化和全球資本主義，這相當於他們捨棄了工薪階層選民對自己的忠誠。隨着蘇聯解體，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瓦解，工薪階層代言人的位置空了出來。而歐洲移民人數快速增長、工作機會不再充足這一事實則給右翼民粹主義的進入增添了砝碼。

約翰·朱迪斯《民粹主義大爆炸》

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