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羅奇：美國在貿易、科技與知識產權領域指控中國的證據很單薄

【翻譯/ 觀察者網 郭涵】

近日，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在彭博社撰文表示，美國聲稱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外資強迫技術轉讓”等問題上“作弊”，以此為理由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然而，得出這些結論的方法與數據均十分可疑，美方的説法經不起嚴肅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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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斯蒂芬·羅奇文章：《中國真的“作弊”了嗎？》

同樣的話重複一萬遍就成為真理，在中美兩國間的“經濟冷戰”逐漸發端之際，這話用來形容美方對中國的指控可謂恰如其分。美國兩黨政客均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政府“強迫”在華美國公司轉讓關鍵技術，“大肆偷竊與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並對本國的高科技產業提供“龐大且不公平”的政府補貼——這些指控加深了美國人的恐懼，認為中國對美國的繁榮構成“生死存亡”的威脅。

同很多長期觀察中國的人士一道，最近幾個月我也頻繁接受採訪。典型的流程是，採訪者上來就基於錯誤前提拋出一堆問題，比如：“所有人都知道，中國每年‘偷竊’的美國知識產權價值數千億美元。難道現在不應該站起來，反擊這個對美國來説最大的經濟威脅嗎？”

但是，“所有人”到底知道什麼呢？這個説法源自一份“知識產權委員會報告（IP Commission Report）”，該委員會主席包括兩名知名公務員，前國家情報局局長丹尼斯·布萊爾（Dennis Blair）與前任猶他州州長、現駐俄大使洪博培（Jon Huntsman Jr.）。

“知識產權委員會”2017年發佈的報告

該委員會2017年估計，美國每年因“知識產權偷竊”問題導致2250億至6000億美元左右的經濟損失，範圍波動很大。其中，80%到90%的部分由“被偷走”的商業機密組成，剩下的則是偽造與盜版的軟硬件。

不過，對於這些“被偷走”的商業機密存在一個問題，即沒有具體數據能支撐其估值。“知識產權委員會”的計算基於普華永道（PwC）與“責任企業與貿易中心”（CERATe.org）一項2014年的研究。而這份研究本身則依賴可信度存疑的“代理模型”（proxy modeling）方法——一言以蔽之，對於給美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其統計學意義上的猜估是基於相關犯罪活動的現成數據，比如毒品走私、腐敗、職業欺詐與非法資金流動。

這些情況在各國都不少見，但“知識產權委員會”聲稱，因知識產權問題造成的損失約為美國1%到3%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從上述對非法活動的猜估到這個結論，“步子邁得也太遠了”。

美國國務院網站介紹，美國每年因知識產權相關犯罪損失約2270億美元

而對於因中國造成損失的部分，該委員會的估計就更有待商榷了。他們的數據來源於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衞局（CBP），後者2015年收繳了價值13.5億美元的偽造與盜版商品。接下來，他們通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另一個模型，將其轉換成對美國總共造成的損失。

然後他們得出結論，稱其中87%的部分來自中國——大陸與香港地區的被收繳品分別佔52%與35%。此外，在缺少有關盜版軟件直接數據的情況下，他們在報告中又使用了來自“商業軟件聯盟”（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的一個“模型”，聲稱有61%的盜版軟件來自亞太地區。

與此同時，對於美國整個“失竊”的商業機密中，有多少份額是因中國導致，報告也沒有提供量化的結果，畢竟以他們的説法，中國才是美國知識產權損失的“罪魁禍首”。

整件事説到底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所謂“中國偷竊知識產權”的指控，其實建立在高度可疑的模型與單薄的證據基礎上。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在去年3月所謂的“301調查報告”中也通過這類可疑的方法，試圖為美國對華髮起關税進行辯護。其指控的核心在於，美國公司在中國開展業務需要與中國公司建立合資企業，並“被迫”向後者轉讓技術。

建立合資企業是兩方自願簽署的協議，在這一架構裏，美中商業夥伴相互分享才華、戰略、操作系統、流程設計以及生產技術，都是為了共同拓展生意，這不值得大驚小怪。

何況，就連美國貿易代表處也承認，他們沒有確鑿證據證明美國公司確實“受到脅迫”而轉讓技術，這正是美方指控的核心。在182頁的301報告書中，USTR在第19頁承認，“（技術）轉讓的政策與實踐已經變得更加含蓄，通常是基於口頭指示與‘後門’商議”。

“301報告書”第19頁末尾稱，2001年以後，中國的轉讓政策與實踐“更加含蓄”

在這裏，USTR採取了類似知識產權委員會的十分可疑的方法——代理調研（proxy survey），來源於非政府組織“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開展的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19%的受訪者稱在華有過被“強制技術轉讓”的經歷。

有意思的是，在該委員會2018年的最新調查中，99%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年來，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上，情況並沒有惡化。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在北京揭牌成立，即日起履行法定職責 圖源：《解放日報》

這些偏見甚至蔓延至USTR關於網絡攻擊的“證據”上。儘管最近有報告稱，美國遭受了來自中國政府支持的黑客攻擊，可USTR在聲明中記載的絕大多數來自中國的攻擊都發生在2015年9月，也即時任總統奧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網絡協議之前。

最後，中國有如“中國製造2025”等政府支持、“獨特且不公平”的行業發展政策，其目的號稱是在人工智能等高新領域搶佔制高點。儘管如此，卻很少人提到日本、德國長期以來對有關行業提供支持的政策。就連美國國防部，也通過相關的研發項目在這類領域提供國家支持。

而對於貿易戰中的“政治避雷針”——美中貿易不平衡問題，沒有人去做認真嚴肅的經濟學分析。畢竟對於儲蓄不足的美國經濟來説，這僅是其與102個國家逆差的一部分。

中國遠非完美，對於其被證實的經濟違規行為，也要追究責任。但美國現在對中國的指控建立在道聽途説與可疑的證據之上，經不起嚴肅推敲。隨着如今“貿易戰”有向“冷戰”轉變的傾向，這屆美國政府若足夠明智，就不該打着所謂的“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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