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斯賓塞：世界規則已改，華為這樣的公司該如何自處？（上）-邁克爾·斯賓塞

硅谷裏的人們這樣描述他：當斯賓塞説話的時候，整個硅谷在傾聽。

比爾.蓋茨在哈佛讀本科時，曾經選修了斯賓塞的微觀經濟學課，多年後他在回憶中描述：“邁克爾.斯賓塞教授為我們開啓了一扇想象之門。”

那是1976年，斯賓塞只有33歲，他在哈佛的經濟課堂上向學生們講述了自己的研究——“信息不對稱原理”。

在信息不對稱的市場上，信息的持有者（sender）往往需要通過一些暗示來向自己的對手（receiver）傳達自己所瞭解到的信息，而receiver將以某種形式對這一暗示作出回應。因此我們常常會看到，一個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會在其薪水上有所體現，一家公司業績的好壞，也從它的分紅水平中可見一斑。

最開始提出這一理論時，斯賓塞只有29歲，2001年，他憑藉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諾貝爾獎的瑞典皇家科學院，對於邁克爾.斯賓塞的評價則是：“他揭示了當代信息經濟的核心，他的洞察力引導我們更深地理解現實世界——從通過價格競爭而獲得的資本積累，到那些信息明顯匱乏的廣告，而這些洞察力是極為罕見的。”

在過去的十年裏，新興市場國家迅速崛起，Spence敏鋭地捕捉到了這個可能扭轉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他曾提出中國和印度將率先帶領新興經濟體追趕上發達國家的腳步，可持續增長是它們面臨的一個重要戰略性問題。

受到自然資源與環境的限制，如今的新興市場已經不可能再走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老路。為了實現這一增長目標，新興市場國家必須探尋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而這剛好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40年中不斷在做的事情。

不管是否願意，40年高速發展的中國，已經改變了之前國際間的經濟運行系統，進而改變了世界格局；不管舊格局是否高興看到這個狀態，都必須面對客觀事實——中國很大，很重要。一隻大象邁進水池，無論以怎樣輕巧的步伐，都會濺起水花，攪動波瀾。

中國本身也需要意識到這一點：會有潛在對手防備你，會有新的關係和責任需要去承擔，怎麼做才能讓世界瞭解，這個國家還是那張包容開放，平和友善的面孔？這不僅是政府層面的思考，對每個謀求發展的中國公司而言亦是如此，華為應如何想世界發出信號，他是值得信任的夥伴？

Spence帶來了他的回顧，思考和建議。

一條從未有人走過的路必然是難走的，但它也賦予了世界無限的可能。

It’s better to walk than curse the road.

誰來為中國買單？

**見聞特約記者胡剛：**每當一個國家進行技術轉型、產業升級的時候，總有人要買單：為日本汽車工業買單的是美國汽車工業，為韓國半導體工業買單的是日本人，中國有13億人，如果他們進入（中等收入發展國家的階段），那麼誰來買單？中國和美國能否在非常相似的增長路徑和增長模式下共同發展？

**斯賓塞：**我認為中美可以共同發展，雖然目前兩國的互動方式不能達到這個目的。

先來看中國。當一個國家被稱為中等收入的收入水平，一個現實的問題是：他們是否可以繼續保持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發展以製造業為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

我們在戰後時期觀察到的，即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時期，像接力棒一樣，出現了日本、朝鮮和中國台灣經濟。中國也出現了生產模式的轉化，這樣一個體量的經濟體出現變化，對全世界來説都是個重大事件。

現在中國正在退出這種增長模式。用經濟學術語來説，它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正在迅速轉移。中國經濟更多地是由國內需求驅動，而不是由外部需求驅動。早期多數發展中國家非常依賴外部需求，且每個部門的需求曲線都向下傾斜（恕我用經濟術語），就無法很好的發展。當一個國家經濟體量小的時候，它可以為全球經濟提供服務。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力資本，需要政府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去投入，或者支持這方面的投資，然後能夠獲得更高水平的創新，中國在這方面做得相當不錯。

很多發展中國家往往會在轉型過程中放慢腳步，遵循舊的模式。例如在認定本國貨幣將貶值、國際收支將增加後，該國家就可以安心地做一段時間生意，這不會帶來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增長，它唯一導致的就是讓這個國家保持原來的經濟結構，中國沒有犯這方面的錯誤。

我從許多發展中國家總結到的經驗是，經濟增長過程與結構性改革息息相關。需求的來源發生了變化，人們的工作發生了變化，全球供應鏈的運作發生了變化，人們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結構性的變化到處都在發生。那些在中等收入轉型過程中遇到困難的國家都想實施一些政策來保持他們的經濟結構，但同時，這也會抑制經濟的增長。顯然，中國沒有這樣做，中國將實現目前為止最大的、最成功的、相對高速的中等收入轉型。

江蘇省連雲港某服裝出口企業

**見聞特約記者胡剛：**處於中等收入轉型期的國家往往也正處於勞動密集型轉向技術驅動型的經濟過渡期，這勢必給其他國家帶來競爭壓力。那麼中國的成功轉型是否意味着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美國的直接競爭對手？

**斯賓塞：**是的，當一個國家發展的同時，它對其他經濟體有着不同的影響。中國對美國的影響起源於中國開始發展之時，特別是2000年以後以及“多種纖維協定”失效後。大多數人可能不知道這個協議，我來解釋一下。

這是冷戰時期的遺留問題。當時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為發達經濟體生產商品的時期，發達經濟體佔到全球的70%以上，而不是現在的45%。國際貿易就是在一個國家裏生產，然後到另一個國家去銷售。“多種纖維協議”基本上是在紡織和服裝領域的一套配額。這樣一來，每個人都在做生意，當生產者達到配額時，買家就會停止購買。這一協議使得重要產業分佈在世界各地，但是，到2003年-2004年，這個運行了很久的協議停止了，結果是，紡織和服裝行業集中到了在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這給北美和歐洲國家的紡織品產業帶來重大打擊。

中國早期的發展打擊了其他經濟體，取得了進步，開始創新，製造更多不同的東西，在不同的產品市場參與競爭。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再和孟加拉國或埃塞俄比亞競爭了，它已經成為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的競爭對手，並開始和德國與美國競爭。這是目前貿易摩擦產生的部分原因，以前從未有過這種貿易摩擦。

國際關係格局正在重塑，華為這樣的公司該如何自處

**見聞特約記者胡剛：**我們注意到，有時兩個國家之間會相互對抗，在另外一些時候又是相互合作的，他們的關係在兩極之間來回膠着。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斯賓塞：**是的，他們的關係經常出現反覆，合作和競爭總是交織在一起的。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很有效的方式來思考我們正在經歷的重要轉變，這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國的崛起所推動的。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體，因此我認為，未來經濟結構的一大特點將是頂級大國之間成為在戰略、技術和經濟多領域上的競爭對手，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

回顧二戰後國際合作的主要形式就會發現，這種合作結構從那時起就已經在支持並促進經濟復甦——它始於《貿易和關税總協定》，即佈雷頓森林會議，是國際合作的核心。它開創了長期的開放全球經濟，促進了世界經濟復甦，也確實啓動了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經濟、促進發展的進程。

美國當時的領導人，我們稱之為“最偉大的一代”，老布什也是他們之中的一員。他們經歷過戰前那段可怕的大蕭條時期，也經歷過二戰，他們認為無論我們在20世紀早期做了什麼，我們如今都不應該重複當時所發生的事（指對抗與戰爭）。

這種架構在當時主要圍繞着發達經濟體而建立，因為當時它們在全球經濟中所佔的比重非常大。這些發達經濟體中有私營部門，有市場，還有一個“小政府”——作用比較有限、某種程度上只是對市場經濟作出補充。

有時候市場經濟對財富的分配比較糟糕，應該由政府出面干涉，進行監管並補償各種各樣的市場失靈，這很有效，發展中國家總有一天也會這樣配置的，中國就是一個對中央計劃經濟做出重大轉型的很好例子。

當國家經濟體量足夠小，國家干預經濟在某種程度上是自由的（如產業政策），不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他們就能找到自己的道路。中國沒有那種精確的組織形式、治理形式，甚至沒有那種潛在的價值觀，國家的作用可能更大，不過這種模式在中國實行得相當成功，所以我沒看到任何跡象表明中國會結束這種發展方式。

中國很大也很重要，我們現在已經開始看到中國的發展對系統的衝擊。我認為，那種舊格局未來將不復存在，如今發展中國家已經佔到全球經濟的55%，中國是其中最大的一個國家，而且還在不斷發展。我們不知道中國的結構未來還會怎樣演變，但是在重新設計合作形式時，需要包容這些差異。有人會説，隨着發展中國家變得更富裕、人民收入更高，它們的組織形式會越來越像發達國家，然而這種説法與事實不符。這意味着我們現在必須改變全球經濟的多邊結構和規則。

任正非在深圳總部接受媒體採訪 @視覺中國

政府在中國擁有大量的公司資產，在經濟的其他領域也有更多樣化的涉足。從私營企業的角度來看，十年前，我在中國還沒有看到那麼多跨國公司，但現在中國已經有了很多對外的投資。當一個國家這麼做的時候，就會面對來自其他國家的衝突和摩擦。有一種觀點認為，發生摩擦的國家會相互融合，但在我看來這是完全不對的。互聯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十五年前每個人都認為互聯網是完全開放的，非常精彩，但後來我們發現了一些問題，比如網絡安全、隱私數據安全、壟斷、專營等等。所以現在我們每個人都知道互聯網會受到監管，但它不會在國際層面上受到監管，而只是在國家這一級別傳播，各國的制度將是相同的。現在中國用特殊的方法來處理網絡安全問題，歐洲也已經介入了隱私方面的討論，但這一切都令人困惑，似乎有什麼力量在引導我們走向部分碎片化的市場，經濟，以及投資。

也許現在有一些美國的大型平台在中國運行的並不好，因為他們的規則和中國的規則相矛盾。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有的國家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激烈。華為在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可能還有英國都收到了制約，所以華為必須要講清楚，他們在海外發展項目時並不受其他因素控制，而且，華為必須發出可信的信號，證明他們是擁有市場準入權的。這意味着我們現在還處於發展國際合作的早期階段，也是未來的挑戰所在。那些説貿易摩擦終會結束，國際關係將恢復到過去狀態的觀點，我認為是不現實的。

**見聞特約記者胡剛：**您剛才提到，在一國經濟規模很小時，可以隨心所欲地選擇發展方式，但如今中國已經成為GDP第二大國，您認為此時的中國在全球經濟體之中肩負着怎樣的責任？這些責任對中國意味着什麼？

**斯賓塞：**中國在很多領域都揹負着責任。這對中國非常有挑戰性，因為中國的人口和經濟規模都非常龐大，收入水平比以往任何一個跨越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都要低。

這就意味着中國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中國正在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收入水平仍然相對較低。中國已經基本上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所有東西，在體系結構演變方面也有着絕對的發言權。讓我感到很有趣的是，中國想建立一個有利於小型貧窮經濟體的開放多邊結構。中國似乎希望通過行動造福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得到他們的尊重，同時大力進行海外投資，如“一帶一路”計劃以及在非洲的投資等等。所以我認為中國基本上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無論如何，當人均收入上升到一定高度後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處理。我們看到的一些貿易摩擦，我認為是中國的發展方式引起了部分國家的怨恨，這也説明了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必須注意技術轉讓。也就是説，我們不能阻止思想的流動，有很多辦法可以讓它放緩、可以讓它更難，但我們不能阻止它。技術轉讓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認為，中國正在尋找一條路徑，有一點讓它變得更加困難，那就是技術問題。數字技術被認為是國家安全的一個關鍵因素，發展數字技術似乎和經濟利益無關，而更像是不想落後於其他國家。我不會説它是零和遊戲，但它有着不同的特徵。這一議程正在跨越經濟議程。

我認為，國家之間可以更容易地建立有益的經濟關係。因為專業化和比較優勢等等原因，無論人們在美國和歐洲發展得如何，他們都可以有效地進行貿易，有效地進行相互投資。但如果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他們對潛在對手會比較防備。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這種情況在發生。

【本文作者華爾街見聞路琰、高姝睿，依據訪談內容編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