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源：除了把《祭侄文稿》做成醬油碟，這些事兒我也忍不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戴源】

這幾天，台北故宮博物院將有“天下第二行書”之稱的顏真卿《祭侄文稿》出借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事件在國內引發強烈爭議。網友把批評的矛頭直指“台北故宮”，指責他們對國寶、尤其是這種極其脆弱的紙質文物的輕率做法。也有網友從另一個角度評論：

“一個敢借 一個敢收”

然而每當大家討論“保護中華文物”“不要讓文物外流”這樣的話題時，總會出現一些“逆向譴責”的聲音，而且頗有市場。總結起來就是——歷史上我們中國人自己毀壞了太多自己的好東西，而國外的博物館更專業、更“識貨”、能更好地保存和修復文物，所以還不如把國寶都放在國外的博物館裏，省得咱們自己糟蹋祖宗的好東西——更有甚者面對文物走私、文物盜竊的新聞都有人發表這樣的言論。

正當國內文博專家向讀者解釋“東京國立博物館有着豐富的古代書畫收藏與保護經驗，他們的古書畫保護與展陳在全球博物館中也是前列的，通過現場圖片可以看得出這次東京對這一書法名跡的保護極其重視”，試圖緩解國內輿論的情緒時，日本方面展覽的一個“文創”小插曲再一次讓中國的大眾心裏感到不舒服：

在這樣一幅凝聚了作者國仇家恨的極端悲憤和中華文明一段刻骨銘心的悲壯歷史的書稿作品中，東京國立博物館截取了“愛”，和“心”兩個字做成了醬油碟。同時還把《祭侄文稿》印刷在小零食的包裝盒上，那些點心上同樣也印着祭文上摘出來的字。只要花一千多日元，摺合人民幣7、80塊錢就可以把這些“可愛小物”帶回家。

平心而論，根據文物的外形開發文創商品也是如今各大博物館的通行做法。但是這些“限定版”醬油碟和小點心至少向我們傳達了一個信息，那就是對於外國人來講，他們欣賞這件國寶級文物，覺得它珍貴，一是因為它“漂亮”，二是因為它“稀少”，至於這篇滿是塗改痕跡的手稿內容是什麼，他們並不關心。

因為“漂亮”，他們選擇用這些看上去高大上的漢字來裝飾紙盒和點心；因為“稀少”，日本展方會以“即使顏真卿復活也寫不出的真跡”“超越王羲之”這樣的賣點作宣傳。而如同網友@蘇耷水在微博長文裏寫的“《祭侄文稿》是我們能看到的最鮮活的大唐遺蹟，沒有之一。那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老英雄，一代書法宗師，在那樣一個空前的盛世崩塌的時刻，把半生的淚留在了那張破紙上”，文物所承載的可以讓一個普通中國人見之落淚的感懷，絕大多數國外的文物愛好者是無法體會的。

中國人看本國的文物，是帶有很強烈的“朝聖”心態的，因為這些歷史遺蹟是中國人幾千年綿延不絕文化信仰的外在的、具象化載體和寄託。然而，一個長期被國內媒體和大眾迴避和無視的現實是，國外的專業人士和那些聲名顯赫的專業機構、博物館，對待他們手中的中國文物，態度在我們看來是相當地“隨意”甚至“輕慢”的。

2015年，為配合紐約年度時尚盛事Met Gala和亞洲藝術部成立100週年，在負有盛名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辦了一場名為“中國·鏡花水月”的時裝藝術展，還邀請了王家衞、張藝謀、鞏俐、章子怡、吳亦凡等名人出席。

正當國內媒體都在宣傳這場特展如何“星光璀璨”，“中國元素”如何閃耀時尚界，細心的國人發現，這場展覽的展廳居然是大都會博物館亞洲部的陳列廳——展廳內陳列的中國文物全部成為了這次時尚活動的背景和道具。在陳列早期中國佛教藝術的賽克勒展廳，那些出現在我們歷史課本里的著名文物：龍門石窟浮雕《北魏孝文帝禮佛圖》、元代壁畫《藥師佛佛會圖》都成了閃光燈下眾多名流佳麗的“背景板”，連同展廳內那些碎瓷片拼起來的時裝裙、一羣喇嘛照片後面的龍袍、毛澤東的後現代波普畫像一同構成了西方人眼中神秘的“東方元素”。

整個中國文物展廳都被用來作為展示時裝的場地

展覽打造的“中國風”充滿了西方人視角中的詭異混搭

去過大都會博物館參觀的人不難發現這些源自中國的珍貴壁畫真跡日常都是直接暴露在空氣中展覽的，而石刻、壁畫類文物對光照、温濕度變化十分敏感，參觀者呼出的二氧化碳都會對壁畫造成不可逆的損害。目前，中國對許多古代壁畫都採取無光線全黑條件保護，同時限制遊客人數，在文物和觀眾之間會採取隔離措施。

在陝西歷史博物館中，唐壁畫館館內的光是紫外冷光源，展櫃內部的空氣質量控制由一套特殊的空氣循環系統完成；山西永樂宮為了使壁畫免受光線侵蝕，所有窗户都以深色的布簾遮着，人必須在進殿後適應了殿內的微弱光線後才可以看到壁畫；在敦煌莫高窟，實體洞窟與遊客中心實施了“綁定”參觀的運營方案，遊客前往莫高窟參觀實體洞窟前先通過主題影院、數字球幕電影等數字形式提前觀看關於絲綢之路和敦煌的背景信息，最大程度縮短遊覽時間從而保護珍貴且脆弱的壁畫、彩塑。

陝西歷史博物館唐代壁畫珍品館

而這次由大都會博物館精心籌備的活動中，在人潮洶湧的展廳“冠蓋雲集”，各大媒體的閃光燈為了捕捉“東方元素時尚”和那些明星，整整閃了一晚上。

無獨有偶，在美國另一家享譽世界的中國文物展廳——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考古和人類學博物館的“中國圓廳”，你甚至可以在中國“國寶級”文物的環繞下開Party、喝喜酒！這些文物包括有一面牆那麼大的元代佛教壁畫、唐代的觀音塑像、北魏的釋迦牟尼像、六朝的麒麟，還有被盜墓者砸成一塊塊偷運到國外的見證唐太宗一生輝煌的“昭陵六駿”！如此有“排面”的婚宴只要付錢就可以訂到，賓大博物館有專門的廣告頁面還拍攝了主題宣傳小短片，一個包含食物、服務人員和會場佈置的“套餐”只需要2000多美元左右。

賓大博物館有專門的頁面和宣傳片推銷展廳宴會租賃

展廳可以根據客户需求佈置成各種主題，佛像、壁畫和鎮墓獸都是宴會的裝飾品

在一幅微博用户上傳的圖片中可以看到宴會廳裏有唐太宗昭陵六駿中的“颯露紫”

人類藝術的瑰寶是全世界共同的文化遺產，我們也希望有更多人通過“國寶”瞭解中國文化。文物當然可以在博物館與博物館之間流動展覽、這是文博界的正常交流，甚至那些由於各種歷史因素流散海外的中國國寶也可以被外國收藏家收藏、被那些享譽世界的博物館展覽，被全世界的觀眾欣賞。

作為外國遊客，在欣賞完美輪美奐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後花錢購買相關的文化創意產品，也許是出於對文物的熱愛，對文創產品精巧心思的讚歎，但作為一箇中國人，我很難吃得下印着血淚祭文的小點心，下得了手買印着“父陷子死，巢傾卵覆”的食品包裝盒。我們也不會在一堆古墓的陪葬品和佛菩薩的斷頭中把酒言歡、新婚愉快。

現如今，很多懷有“歷史虛無主義”價值觀的人總喜歡刻意強調文物的“純粹價值”。在我看來，這種所謂“純粹價值”並不存在，因為世界上從來沒有一種一般等價物可以去衡量單個文物的“珍貴性”。就像你分別去問一箇中國書法家和西方基督徒“《蘭亭集序》的真跡和耶穌的裹屍布哪個文物更珍貴？”，答案不言自明。

我認為，中華文明作為迄今唯一活着的古文明最大的魅力，就是我們和幾千年前的中國人是真正的心意相通，那些歷史書上的上古人物，甚至是上古的普通人，他們的精神意志，喜怒哀樂都是可以被幾千年後同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感同身受的。而那些被我們珍視的文物，正是視這種精神意志的載體。

比如説湖北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越王勾踐劍”，小小的一個，比古裝劇裏的各種大寶劍袖珍多了，可能從“純粹文物價值”來看無非是“代表了春秋冶煉技術的巔峯”“領先西方N年的某種合成材料”“歷經千年依然寒光閃閃能一次切掉N層紙”之類的，可能圍觀者還會討論上面的菱形花紋迷之相似某國外奢侈品LOGO，但是當你在博物館深沉的背景中看到越王勾踐曾經用過的寶劍和吳王夫差曾經用過的矛並肩靜靜佇立在冷色的寒光中相距不到五米的時候，那種肅穆和儀式感絕不是一句“代表了極高的青銅鑄造水平”可以形容的。

同樣，在國家博物館地下中國歷史展的秦漢廳，一進大門就是一個將近一米八的秦始皇陵兵馬俑真品，然後旁邊就是一塊看似不起眼的黑色石碑，這是秦始皇一統天下後東巡琅琊命李斯刻下的銘文，下面就附有百年之後司馬遷《史記》中相應的記載，秦始皇、李斯、司馬遷還有你，就在相距30釐米的狹小空間裏交匯，而載體就是這個看似不起眼黑不溜秋的石頭——你、秦始皇、李斯、司馬遷都曾站在過同一塊石碑前。

2017年，中蒙聯合考古隊在蒙古杭愛山發現了班固所書《封燕然山銘》，引起了國內從學術界到普通百姓強烈的震動。為什麼幾行荒原中石頭上模糊不清的文字能引起這麼大的關注？因為這是竇憲大破北匈奴之後的“記功碑”，標誌着漢匈之間百年戰爭的終結；也因為“燕然石勒”是中華文學史上重要的典故以及後世功臣名將嚮往的功業巔峯，“流傳了一千多年的史書和史料記錄，這次完全匹配上了”；更因為這幾行早已湮沒在歷史中的文字，在其後的千年歲月裏陪伴了我們民族的幾多浮沉，在一種傳承中如明燈一般照亮我們度過最艱難的歲月。

漢軍勒石記功的地方如今已是人跡罕至的荒原，但“燕然”這個詞從未離我們很遠

我第一次知道“燕然石勒”並非直接來自竇憲、班固，而是小學的時候背范仲淹的詞：“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范仲淹，一個北宋人，離蒙古千里之遙，想到“燕然未勒”會痛苦，會哭，雖然匈奴早已不在，朝廷也從“漢”變成了“宋”。時間又過去好幾百年，民國年間的人再去看宋朝，小孩子在學堂學會了《滿江紅》，回家唱着：“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也會哭，也會動容，也會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即使范仲淹一輩子沒見過燕然山，民國人也見不到傳説中的賀蘭山……那個時候的所謂中華，面臨的就四個字——“亡國滅種”，可謂是落魄到不能再落魄，這個時候的青年毛澤東依然在哀悼同學的詩歌裏寫：“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多年之後的他在祭掃黃帝陵時寫的是：“琉台不守，三韓為墟。”——一羣剛在絕境中死裏逃生的人，面對黃帝，説的還是琉球和朝鮮半島沒守住，慚愧啊慚愧！

今天公眾的情緒爆發於顏真卿的《祭侄文稿》而不是同一批次同一等級的國寶級文物《自述帖》，就充分説明了不僅是“文物保護”相關的技術問題有多麼嚴重，而是源於《祭侄文稿》背後的精神內核讓千年後的普通中國人內心產生了共鳴，從而激發出了濃烈的“家國情感”，這也是每一箇中國人都會有而且應該有的“文化自覺”。

還記得當年讀《明朝那些事》最令人激動的不是作者如説書般秒的精彩故事，而是當他生動地講完明軍有啥啥特別厲害的武器然後通過機智地使用取得了多麼輝煌的勝利後，在後面輕輕加上的一句：“這個東西今天還在”。後來我去北京時還專門去了趟軍博，瞻仰了一下這個“今天還在”的歷史。

是啊，今天還在。山河還在、文物還在、精神還在。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一卷流傳千年泛黃的紙對我們為何如此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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