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從管企業轉為管資本

【在12月29日於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召開的“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上，東南大學華生教授發表了題為《從管企業轉為管資本》的演講，以下為作者修訂的演講內容。】

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政治經濟學的論壇。我認為這個會開的非常及時。因為改革開放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新時代，給政治經濟學研究提出了許多新問題、新挑戰。政治經濟學研究責任重大。我認真準備了一個長篇講稿。限於時間，我在會上只簡單地講立論的幾個要點。

1 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新挑戰

原來我給會議準備的題目是“公有經濟改革向何處去”，為什麼是這個題目呢？因為之前關於對民營經濟的問題有一些爭論和風波，中央定調民營經濟也是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也是自己人以後，很自然就會有一個公有制經濟的意義何在，公有經濟改革向何處去的問題。可以説，從1980年代開始，我對公有制如何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問題就情有獨鍾。當時寫過好幾篇文章探討。特別是那時與同伴們寫的“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的報告，分上下兩個部分，第二個部分題目就是《微觀經濟基礎的重新構造》，這篇文章發表在1986年的《經濟研究》上，當時還獲得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這個問題為什麼重要？因為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主要就是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想要成立，要被承認，要在歷史上站得住，不在於我們現在喊多少高大上的口號，而在於你能不能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找到它的微觀基礎。沒有微觀經濟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好，政治經濟學創新也好，就都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因為你沒有基礎和根基，一陣風就吹跑了，直到這次看到開會通知的時候我還在思索這個問題，沒有基礎光喊口號是沒用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偉大，第一步已經邁出去，就是已經搞了開放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從理論研究的角度，我們要清楚，在馬克思那裏，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是絕對不相容的，因為馬克思設想的是社會佔有全部生產資料，實行計劃生產和調配。馬克思做夢也沒有想過社會主義還搞什麼市場經濟。因此，我們今天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根本性的顛覆和超越。這樣就有大量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要回答，要解決。

東南大學華生教授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中國政治經濟學40人論壇”上演講

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功，證明了市場經濟是可以被請回來的。這是一個偉大的突破。但是，這裏的一個非常根本性的問題是，市場經濟回來了，它跟公有制怎麼銜接？這個問題應當説我們探索了幾十年，還一直沒有解決好。計劃經濟的微觀基礎不能直接成為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就如過去農村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集體所有制，就只能適應計劃經濟，而不可能作為今天市場經濟的基礎。解散了人民公社，進行了土地家庭承包的改造等，這才為後來的發展和繁榮打開了通道。不言而喻，城市裏的國營企業現在叫國有企業，當然也同樣存在這個改革和改造的問題。

2 國有企業不是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國有企業不是市場經濟中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個命題一看起來似乎有些扎眼，因為我們天天講國有企業。其實仔細一想道理也很簡單。從理論上來説，如果國有企業這個形式就行，那我們何必用40年來探索各種各樣產權制度的改革？一會兒是股份制，一會兒是混合所有制，只要搞好管好國有企業就行了。

我們企業改革搞了四十年還在這裏找出路，就是因為我們被國有企業這個特定的形式給束縛住了。其實**中央在多次文件當中講過，公有制可以有多種實現形式。**我們確實不必要在一種形式一棵樹上吊死。

從實踐上來看，由於大多數國有企業都已經進行了股份制改革，大部分國有資產已經進入了混合所有制企業。單一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實際上也不是我們公有制的主要資產和主要內容。現在全民所有制國有企業的好資產都進入股份制企業了，都拿去上市了，真正的優秀資產全部進入了股份制，都變成多種所有制了。所以從實際情況來看，現在的國企也不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和主要部分。

3 國有企業不是社會主義的專利

對於國有企業的這個問題，為什麼要多説兩句？國有企業其實完全不是新的東西，本來與社會主義毫無關係。不要説資本主義，幾千年前的農業社會皇權時代國有企業就有很多。中國兩千年前西漢就有鹽鐵官營。商業可以賺錢，朝廷就把它壟斷了。工業上也一樣，我們現在拍賣那些東西，明清的瓷器，上品都是官窯生產的，就是當時的國營企業。

所以，其實國有企業的歷史很長，出身也不好。近代資本主義興起了以後，國有企業在西方更是得到了廣泛的發展，二戰以後，國有企業在法國、英國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了經濟當中的主要部分，所謂國民經濟命脈差不多都是國有企業。我在英國的時候趕上撒切爾政府推進私有化，把航天航空、鐵路、水煤電氣等統統私有化，在那之前全部是國有企業。

所以國有企業本來跟社會主義沒有關係。恩格斯曾經辛辣地嘲諷説，如果國營就是社會主義，那俾斯麥的煙草國營乃至妓院國營，就都成了社會主義的先驅了。馬克思主義設想在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以後，全部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實行計劃體制，進行按勞分配，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根本沒有企業，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國有企業。

我們受國有企業這個概念的影響這麼大，實際上主要是從前蘇聯來的。因為前蘇聯把社會主義變成實踐的時候他們發現，雖然你可以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也可以消滅大多數的市場關係，但是如果不用貨幣商品關係這個外殼，連最基本的經濟核算都做不了。因為你只能統計一個個蘋果，一件件產品，都沒辦法加總。因此商品貨幣形式保留下來，需要用商品經濟的外殼來進行核算。這樣就有全民所有制的單位，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工廠商店，也稱為國營企業。國家包不下來的部分叫做集體所有制企業。其實集體自己也沒有任何權利，全要聽國家的。集體的含義就是你沒飯吃了，國家財政是不管你不包你的。

但這樣一劃分，把生產資料公有制劃分成一個一個條塊分割獨立的單位去佔有使用，造成了計劃經濟時代所出現的條塊分割：如果部門的權力被強化，就變成了條條專政，這是當時毛澤東主席深惡痛絕的。如果把權力下放給地方，就又變成了地方主義。同時雖然每個單位都是全民所有制企業，但都有本位主義。社會佔有生產資料，變成了部門、地方、單位分割。各單位不能不講經濟核算，但又要強調不講價錢的服從統一計劃調配。這就是我們當時所面臨的情況。隨着馬克思主義設想的社會主義在現實當中變成了前蘇聯版，蘇聯版分屬條塊的國營和地方國營企業被固化，成為人們頭腦中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代名詞。

4 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兩難定位

因此從根本上講，國有企業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性質？應該是按照斯大林説的，要服從國家的超級盈利和整體利益，不能強調自己的個別利益，還是説它要進行獨立核算，要算自己的經濟賬？這個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從來沒有解決。

這樣一直到了市場化改革，有了市場經濟，我們開始把國營企業改稱國有企業，試圖説明國家和政府不直接經營企業了。國有企業開始從過去一種核算的工具變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盈利的中心。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經濟改革確實在推動國有企業成為一個獨立的市場主體。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們也不時強調國有企業不能光算經濟賬。政府在需要的時候，經常劃撥、調撥國有企業的資產，經常調動國有企業的負責人到其他不相干的單位乃至以前的競爭對手那裏去繼續當負責人。從這個角度看，國有企業又不是一個獨立的競爭主體和單位。這是我們國有企業在改革中所面臨的困境，不是我們國有企業的幹部職工不行，素質不行，而是我們的體制問題，是我們的經濟學家沒有把這些問題研究好、説清楚，我們的制度政策沒有給國有企業好好的定位。

國有企業的管理體制那就更混亂了。本來市場主體的企業要由職業的企業家去主導，而職業企業家是要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產生的。但我們是把他們當成黨政幹部去任命調配。同一級別的黨政幹部調到國企去當領導，反過來也是一樣。國企領導的待遇薪酬，也要兼顧同級官員，不能市場化，必須由政府限薪。這樣的企業領導，眼睛當然主要盯着書記市長，而不是盯着市場。所以我一直説，雖然我們國企也出了很多問題，出現一大批不死不活的殭屍企業，吃裏扒外的人更不少，但能搞成現在這樣已經不容易了。但是很顯然，這樣的制度和做法，不是會搞活公有制，而是會搞死公有制，敗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名聲。

我們知道，計劃經濟的微觀基礎，是全民所有制的工廠、商店，當時也被稱為國營企業，還有一些集體所有制企業和農村的人民公社。但是，市場經濟能夠在計劃經濟的微觀基礎上搞成功嗎？那肯定是不行的。

5 從管企業到管資本

前面説我原來準備的題目是公有經濟改革向何處去。為什麼現在改成了“從管企業到管資本”呢？我看了剛剛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報，這個會議是在我們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大會開完以後第二天召開的。我覺得這個會解決了向何處去的問題。

會議裏面提了一個新的東西，一個企業改革的根本性轉變和突破，也是能為我們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基的東西。但非常奇怪的是我們很多人包括媒體現在對一些不那麼重要，那麼根本性的東西，成篇累讀的宣傳，但是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由主要領導同志提出的，開創性的突破和歷史性跨越的內容，卻沒有人宣傳，也沒有人關注。所以我今天借這個論壇，首先要來給中央精神做一點宣傳。這個會議裏面講了什麼呢？就是我今天的題目：“實現從管企業到管資本的轉變”。

這個類似的説法第一次出現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上，原文是“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兩年以後的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又增加了新提法，《指導意見》提出實現從管企業為主向管資本為主轉變。當然中國人聰明的很，詞彙也很豐富，馬上就有人解釋了，“為主”不是不管，企業還得管，這樣除了管企業，即管人、管事、管資產，還新加上一個管資本。這樣導致不是管的更少了，而是管的更多了，管的更死了。《指導意見》提出來的是從以管企業為主轉到以管資本為主，結果主的來了，輔的也沒有丟，還加強了。這顯然跟改革的精神是衝突的。所以改革開放40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來了要改革開放再出發。再出發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所以這次的經濟工作會議的新提法，就是解放思想。我不知道你們研讀了沒有？我是認真學習了。

這次提法不一樣了，知道説“為主”你們還會把“為輔”抓住不放，這次就把為主為輔都去了，乾淨利落地“加快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你別給我説主輔了，咱們就加快轉變。另外過去的《指導意見》説的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

這兩個從國有企業向國有資本，從管企業向管資本的轉變，我認為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的重大的突破。真正做到的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可以開始一個新篇章。在座大家都是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是專家名家，當然知道馬克思花了畢生精力的最主要著作就是《資本論》，其通篇講的就是資本。市場經濟的靈魂和生命是資本。今天我們把市場經濟請回來了，資本也必然要回來，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市場經濟中不抓資本只抓企業是捨本逐末。所以這次中央提出的轉變，我認為是根本性的飛躍。這就像1984年的時候，當時中央出台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小平同志看了就説，這寫出了老祖宗沒有説過的新話，寫出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我看這次也是一樣。因為上一次是解決了市場經濟的方向問題，這次是解決市場經濟的公有制基礎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都解決了，政治經濟學就算有了個完整的稿子。當然，要真正實現這個轉變，難度還是很大的，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有很多陳腐過時的觀念還纏繞着我們，很多認識誤區還需要糾正。

因此，實現這樣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需要研究和解決許多新問題。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特別是做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人大有可為。怎樣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怎麼樣丟掉國有企業的外殼，抓住國有資本這個靈魂，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正有它的微觀基礎，是一個挑戰性的大課題。但唯有如此，中國經濟改革才會迎來全新的局面，中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也才會迎來新的天地。

時間到了，我就先講到這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