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崗：當“中華民族”的概念受到挑戰，我們該如何回應？

【本文為羅崗老師於2018年11月在第十六屆開放時代論壇“中國話語”發言稿《“何以中國”：“中國道路”的時間維度和空間跨度》。原載於《開放時代》雜誌2019年第一期“中國話語”專題。】

羅崗：

在温老師和潘老師後面發言壓力很大，要講中國話語，他們兩位可以説是“中國話語“的代表性學者。我想到的是，如果要回答什麼是中國話語，可能有一個前提性的問題，那就是“何以中國”？在“中國話語”中，“中國”並不是一個穩定固化的、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種需要不斷重返、反覆表述甚至需要常常“辯護”的“話語”。**為什麼中國成為一個問題？不能僅僅從學術討論的角度來看，而必須把它看成一個被“現實”倒逼出來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可能覺得，作為一箇中國人生活在中國，是一種不證自明的狀態，有着穩固的基礎，不會構成一個問題，所以這些年很多人講中國話語、中國道路甚至中國崛起和“中國震撼”，都把以中國作為一個不言自明的概念或者無須論證的存在，着重點都放在了“崛起”或“震撼”上。

我這樣講，並不是簡單要求在學術上對“中國”做一個概念史的梳理，也不只是需要從歷史上把“中國”的來龍去脈講清楚，這些工作都很有必要，但顯然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何以中國”可以表現為一個學術問題，但僅僅在學術層面是無法説清的，因為這是一個被現實倒逼出來的的問題，是一個需要結合時間的維度和空間的跨度才能加以把握的問題，是一個需要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視野才能看清的問題。

**從現實的視野來看， “中國”以及與之相關的“中華民族”正在經受嚴峻的挑戰，這些年來，無論是西藏的問題還是新疆的問題，都在挑戰中國以及與之相關的“中華民族”的概念，並且將中國逐漸窄化為與“漢民族”/“漢語”密切相關的政治共同體，這使得“中國”是否能容納如新疆、西藏或者邊疆其它各少數民族，就大成問題了。**而且這個問題既表現在現實各種各樣極端主義思潮中，一方面以“一個民族、一種語言、一個國家”的模式強調自身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進而強化了不同形式“獨”的傾向，另一方面則在學術的層面上不斷地“解構中國”，在時間上質疑“中國”是否具有內在的連續性，在空間上強化“中國”內部的斷裂性。

近年來圍繞着新清史的討論，可以看作是一個症狀，“新清史”的核心問題意識，即是將“清朝”與“中國”區隔開來，凸顯“清朝”的滿洲特性，所謂“反清復明”，恢復的不就是明代中國的十八行省嗎？如此一來，清朝與中國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就變成一個大問題了。新清史意義上的“清朝”問題，一旦提出來並被廣泛接受，意味着“中國”在時間的連續性和空間的包容性上都遭遇了極大的挑戰，我們所熟悉的大一統在某種程度上被極大地鬆動了，需要回應的是歷明代中國十八行省和滿洲（東北）、回疆（新疆）、蒙古、西藏以及西南邊陲各少數民族之間是怎樣一種關係？長城內外之間是怎樣一種關係？對這些關係的回應，直接關係到中國在現實層面上如何面對各種分離思潮和獨立思潮，重構中國在學理層面和實際層面上的包容性。

影視劇中論及滿漢風俗對立的片段

與此相關，另一現實問題，也屬於“周邊有事”，那就是台灣和香港的問題，台灣統一問題面對的是台獨的勢力，香港一國兩制需要應對“港獨”的勢力，這兩股勢力對中國概念的挑戰，不再是簡單回溯到歷史中去——儘管也存在着這一“去中國化”的面向——但更重要的是，台灣問題和香港問題的挑戰，動用了非常多的左翼話語資源來討論當下中國的社會性質，其核心就是把中國的現實，對內界定為“資本主義”，一個“帝國主義”，被海外輿論熱炒的“中資”和“中帝”即來源於此。

台灣從國民黨開始，有所謂親美反共的傳統，但這一意識形態現在產生了變形，它被巧妙地置換了，因為中國變成了“中資”和“中帝”，所以“台獨派”可以站在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動用許多西方左翼也即白左話語來批判中國。如何回應這些批判，同樣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如何解釋中國的崛起，但這些理解的前提，必須回到什麼是中國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來，這也就是為什麼討論“中國話語”需要回答“何以中國”的原因所在。

中國作為一個穩定的文化共同體/民族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確實不能完全按照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概念來簡單理解它的存在。不過，這一穩定的、超大規模的共同體在周邊有事的狀況下收到了來自歷史與現實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從歷史的角度，譬如中國是不是等於漢族，中國是不是要歷史性地追溯到它的雨養農業邊際，是否能夠容納和涵蓋遊牧業？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之間的關係是怎麼處理？清朝之所以成為一個可能質疑中國的問題，恐怕和這些議題有相關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如何理解中國的現實和怎樣界定中國社會的性質？

假如儒家文明、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是所謂討論中國社會性質的“三個維度”，那麼這三個維度如何統一起來才能解釋中國的現實，這種對中國的解釋是否成功，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是否能有效地回應台灣、香港和西方對中國的來自右邊和左邊的批判：右邊的批判大多還是老調重彈，批判中國非民主；而左邊的批判，則更為複雜，在“左”的視野中，當代中國是全球資本主義的“例外狀態”，既得到了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好處，同時卻把資本主義所有的壞處也暴露出來了，是一種和成熟、自律的資本主義區別開來的“野蠻資本主義”，大家熟知的齊澤克喜歡用這張看似非常激進的立場來批判中國。面對這樣的狀況，回應“何以中國”的問題，某種程度上就是回應中國所面臨的來自於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挑戰。

目前知識界和思想界對這個問題，據我的觀察，並沒有一個特別清醒的認識，討論中國話語或是中國道路，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主流話語，但基本停留在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層面上，對中國本身面臨的巨大問題也即中國本身所遭遇的挑戰，包括如何來界定中國社會性質，在姓社姓資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可能……等等這些問題，並沒有很明確的探索和回應。所以我特別希望開放論壇這一次討論中國話語，能夠激發更多來自不同學科的人帶着鮮明的問題意識，進入到這個領域。

因為時間關係，我只能簡單地報告一下我討論這個問題的思路，首先從新清史的爭論進入，最關鍵的文本當然是引起爭論的何炳棣先生的《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這篇文章的意義被我們低估了，何先生為什麼在那個時候，也就是1967年，發表這樣一篇文章？要理解他的問題意識，就必須聯繫他另一篇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合理性的文章《從歷史的尺度看看新中國特色與成就》，何先生早在1970年代就大膽預測：今日的中國，論軍事，論經濟，論國力，當然還趕不上美國與蘇聯……我已推測解釋何以即使新中國的國力趕上或超過美、蘇，也決不會主動地做“超級大國”。

但綜合中外古今之後，我深信新中國廣義的建國，包括經濟建國，一定會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國有曠古未有的組織能力，此點在文本中已一再解説，此處不必重複。此外，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鬥爭的成功，使得一個已有七千年曆史的民族，脱胎換骨，返老還童了。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與靈魂的徹底澄清劑。只有在這個長時段的視野中，新中國與清朝的歷史聯繫才能建立起來。何先生這篇論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的文章，目的是重新奠定清代作為新中國的的根基，而質疑這篇文章，實際上就是質疑新中國的根基，質疑長城以外是否能成為“中國”的必然組成部分。實際上，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之間的關係，正如大家熟知的那句，長城內外是故鄉，是最好的説明。無論是早年拉鐵摩爾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還是晚近王明珂的《遊牧者的抉擇》，都從不同角度證明了這點。

不過，如姚大力先生這樣的觀點，在當今依然還是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目前流行的關於中國歷史的標準敍事，基本上是把兩千多年以來中國國家形成與發育的歷史，描述為由秦漢確立的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這樣一種國家建構模式在被不斷複製與向外延伸的過程中逐漸調整、充實和進一步發展。但是這樣的解釋存在一個巨大的缺陷。它雖然足以説明漢唐式的國家建制如何跟隨在漢語人羣向淮水和秦嶺以南地區的大規模移民行動之後，最終將南部中國的廣大地域納入有效的府縣制治理範圍，卻也反過來向我們證明，在無法從事雨養農業、因而為漢語人羣如鋪地毯般的滲透式移民活動所不可企及的西北中國，上述國家建構模式的施展空間就會因為缺乏由漢族移民及被漢化的當地土著構成的有一定人口規模的編户齊民作為社會響應的基礎，而受到致命的壓縮。

所以當年他和汪榮祖先生的爭論，同樣值得我們好好反思，按照汪榮祖先生的看法，**清朝的漢化，從中國歷史看，一脈相承，並非新鮮事。漢化這一事實貫穿整個中國歷史，又如何動搖得了呢？**新清史承襲前人“內陸亞洲”理論，好像開拓了清史研究的視野，然其刻意想要以內陸取代中原，極力去漢脱中，不免輕重本末倒置，顛倒了內外以及中心與周邊的現實。大英帝國的“內”不會不是英倫三島，美國史家也不會從印第安人的視野來寫美國曆史。雖然説得通俗，但與英美歷史相提並論，卻頗有啓發。

蘇力老師的《大國憲制》儘管不是從歷史學家的角度，卻把中國上升到憲制的問題，正面回答了中國是如何形成、怎麼構成的。這部書中內部有一些具體的討論，我個人也是持保留意見的，但在大問題的判斷上，應該是站得住腳的：古代中國最核心的憲制問題就是, 如何在一個只有無數小型村落共同體, 卻沒有大型社會共同體, 沒有政治經濟文化輻射力強大、輻射面極廣的都市, 建立起一個跨越地域的大國政治架構, 一個統一的有足夠政治統治和動員力量因此才能捍衞自身抵抗遊牧民族的國家。

**對這一憲制問題的回答是，一個核心政治精英集團利用天時地利人和，通過其強有力的政治組織力，以軍事實力戰勝與之競爭的其他政治軍事集團，在廣闊疆域內完成政治軍事統一，為所有民眾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並贏得他們的接受或“歸順”，將遍佈了無數農業村落以及其他族羣的這片廣闊土地組構成（constitute）一個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有政治治理的中國。**進而採取各種措施，努力吸納全國的政治文化精英參與全國政治，以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措施促使不同地區的、互不相知，沒有而且本來也不需要什麼相互聯繫的高度離散的民眾，展開各種形式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交往，逐漸形成廣泛和基本的文化和政治認同，分享基本的社會規則，最終構成了一個有廣泛的基本政治和文化認同的共同體，這就是“中國”。

科舉資料圖

在大國憲制的意義上，美國和中國之間確實有不少可比性，美國也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也是多民族國家，都需要合眾為一，是什麼構成了有效整合、多元一體的文明國家的憲制，這是一個前不見古人，至少尚未見來者的憲制。蘇力敢下這個大判斷，是因為他希望回應關於“中國”的根本性問題。早些年甘陽的《通三統》同樣是回應“中國”的根本問題，當時從理想的層面來講，三種傳統的融合似乎可以處理得很順暢，但2000年以後中國的巨大變化如何納入這個論述中，在這個巨大的變化中，中國特色是被高度凸顯出來了，即使對中國發展模式持批評態度的黃亞生，在他的書中，也用“中國特色”來批評中國以國有企業為發展主體的上海模式。

可見，如何界定當下中國的社會性質，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意涵是什麼，必然成為我們討論中國話語繞不開的問題意識。十九大報告對於中國經驗與中國道路予以瞭如此定位，它們“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大家可能很熟悉這段話，但怎麼理解也許還是一個問題，尤其在中國遭遇來自歷史與現實的挑戰，不再是一個不證自明、無須論證的存在，而需要在“何以中國”這個根本性問題給予強有力回答的當下此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