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單親家庭調查：媽媽“逃跑”之後
據中國青年報1月21日報道，在農村，有一些母親在孩子很小時就從婚姻中出走，或去了城市打工，或回了孃家，或不知去向，再也沒回頭。她們的孩子就這樣成為另一種留守兒童。
提起自己的媽媽，有孩子直説“嫁漢去了”，還有的説“跑了”，也有孩子憤憤地説，“我不想她！她是個壞女人”，甚至有孩子拉着中國青年報記者去她的家，想讓記者做她的媽媽。
陳箏的作文《給媽媽的一封信》 孫慶玲 攝
這是一次遲到了近24年的通話。
電話從廣東打來，那端傳來一位陌生女人的聲音，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帶着些貴州口音，對方自稱是河北小夥兒孫小隆的媽媽。聽到“媽媽”這兩個字，正在吃燒烤的孫小隆不禁愣了一下，坐直了身板，又問了一遍，“你是誰？”
孫小隆長到24週歲，還從未見過自己的媽媽，除了一張泛了黃沾了污漬的照片。據説在他出生兩三個月時，他媽媽就“跑了”，有人見她上了去縣城的車，有人説她去了南方，但沒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裏，一溜兒煙般消失在茫茫人海。
從小到大，從小學到初中再到輟學，孫小隆不知多少次在彷徨無助時想過，如果自己的媽媽“在身邊多好”。都説有媽的孩子是塊寶，沒媽的孩子像根草，孫小隆覺得自己就是棵“沒人管的小草”，在角落裏生長，人生路上跌跌撞撞。在廣闊的土地上，或許少有人注意，還成長着一撥撥與孫小隆同命相憐的蒲草，在社會的洪流中飄搖，柔弱又堅韌。
自20世紀80年代而起的中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鄉城流動，如今已洶湧成一股前所未有的進城務工浪潮，幾乎席捲、激盪、重塑着每個鄉村。近3億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剝離湧向城市，在那裏堆砌着令人眼花繚亂的城市文明，催熱了的商品經濟，而在被浪潮甩在後面的農村家庭、被城鄉撕扯的農村婚姻已是危機四伏。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推算，全國男女離婚合計人數有3048.84萬人，其中農村（包括鎮和鄉村）離婚人口合計1678.77萬人。
我國離婚率已連續攀升了15年，每個增長的千分點背後就是眾多家庭的分崩離析，那些從婚姻中出走的農村媽媽可能還會增多。而在每個轉身而去的媽媽背後，或許都有一個或多個被留守家中的孩子，正探着頭，踮着腳，望着媽媽離去時的方向。
“沒媽的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進入冬月，大風連刮幾天，隴原上那零星的綠意就被刮個乾淨。站在甘肅省靖遠縣北城小學望去，除了遠處的山上還掛着些白晃晃的雪，四周環繞的山皆是不同程度的灰黃，一片疊着一片，山腳下，黃河則在這裏打了個類U型彎，甩尾繞山而去。
在北城小學唸書的陳箏也想越山而去，找她的媽媽。3年前，她的媽媽就是跨過這條母親河，離家出走了。
“現在和誰在一起生活？”
“爺爺奶奶爸爸姐姐弟弟。”陳箏有些羞怯地説。她今年9歲，瘦瘦黑黑，頭頂着個“朝天揪”，愛低垂着眼睛，紅撲撲的小臉上總帶着羞答答的笑。
此時，不知誰突然喊了一聲“她沒有媽媽”，有那麼一瞬間，場面有些尷尬。但班上有的同學——在八九歲的年紀——彷彿並不覺得，“我也沒有媽媽”“我也是”“我也沒有”……一些同學紛紛舉着手，爭先恐後地嚷着。
陳箏班上的板報。王豪 攝
陳箏所在的班級有16名學生，其中6人單親家庭，擴大至北城小學所屬的雙龍學區，這個單親數字則從2016年的26人逐年上升到2018年的55人。而在離孫小隆家不遠的河北省大名縣孝廉小學，800名學生中也有28人單親。這些單親家庭中多是母親離家，有的是父母離婚後媽媽離家出户，有的婚也沒離，媽媽就不聲不響地走了。
提起自己的媽媽，有孩子直説“嫁漢去了”，還有的説“跑了”，也有孩子憤憤地説，“我不想她！她是個壞女人”，甚至有孩子拉着記者去她的家裏，想讓記者做她的媽媽。問到陳箏時，她沉默了好一會兒，眼睛盯在地上，兩隻小手捏在一起，像不知該往哪兒放才好，極小聲地在記者湊上去的耳邊説了句，“想她。”
這是她的秘密，她不敢在家裏提起媽媽，説“想她”更需要勇氣。一提起，奶奶就會“連着拉長着臉好幾天，會不高興”，如果被發現偷偷聯繫媽媽肯定會捱罵，她害怕。媽媽離家四五個月後，突然回來看她和姐姐弟弟，結果被攆出了門，媽媽只好站回了大門口，孩子們就撲過去抱着媽媽哭。後來不知怎地，家裏親戚就和陳箏媽媽就打了起來，大人們的打罵聲、孩子們的哭聲頓時混成一片。
哭完，日子延綿如舊。陳箏到了上學的年紀，白天就去上學，掙回來不少獎狀；晚上在家幫着洗菜、餵雞，頭髮、衣服都是自己洗，作業一般趴在偏房的炕上或茶几上寫。偏房裏燈光昏黃，炕佔了大半個屋子，上面鋪着一層薄薄的褥子，堆着幾牀髒舊的被子。困了，陳箏就自己去睡。
在她的童年裏，可沒有什麼睡前故事或毛絨玩具，沒有誰在旁邊盯着寫作業還要被氣得“肝兒疼”，不會有媽媽的嘮裏嘮叨，也沒誰可以撒嬌，大夏天還要去幫別人摘枸杞掙錢，幾乎沒人留意過陳箏從沒過過生日，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
想媽媽時，憋在心裏難受，陳箏就會悄悄告訴她的二姐姐，實在想得厲害，就偷偷記下手機號溜到村裏的小賣鋪給媽媽打個電話，給她説着“彩筆沒有油了”這樣的瑣碎事。她在作文中還塗塗抹抹地給媽媽寫了封從未寄出去的信，信中寫道：“媽媽您好，我好想你，你這麼這麼多年不回來，這是怎麼回事呢？”她暗暗下決心，要好好學習，長大去找媽媽，照顧媽媽，“不要再讓媽媽打工”。
孫小隆也想過去“南方”找他媽媽，他從不曾體會過有媽媽是怎樣一種感覺。
襁褓裏的他吃着玉米糊長大，個頭長不高，偏瘦。剛懂事時，他還會追問媽媽去哪兒了，家裏人總説“大人的事，小孩子別多問”。但小孩子之間總難免提起，孫小隆記得上小學時，總被人指着鼻子罵，“他沒娘”“野孩兒”……對於他來説，要麼攥緊拳頭忍，要麼就舉起拳頭打。但他常是被打得鼻青臉腫的那一個，等回家被問起打架的緣由，又免不了一頓罵。
孫小隆心裏委屈，卻不知道該怪誰。他有時會恨那個從未見過的媽，恨他爸和家裏人，甚至恨自己，他不明白為什麼別人都有媽媽，自己沒有，“會覺得對自己不公平，總覺得自己缺了些什麼，會自卑”。
等長大了，他也就不再問了，只是有時會想起那個從沒見過的媽媽在哪兒，過得怎麼樣，以及為什麼丟下自己——這是個心結，他想當面去問個清楚，去解開它。
“那種感覺，沒人理解，至少有媽的人不懂。”孫小隆甚至覺得自己可以本能地甄別出一個人有沒有媽媽，“沒媽的人就是跟別人不一樣”，他樸素地認為，“這個人要麼脾氣特別暴躁，要麼特別不愛説話。”
在過去10多年間，蘭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鄧紅博士也一直在圍繞農村留守兒童，包括單親留守兒童的生存現狀進行調查研究，她的發現和孫小隆的結論竟有些許相通之處——媽媽外出家庭裏的孩子，要比爸爸外出家庭中的更加情緒化。
“母親與孩子情感上的交流、對孩子生活上的關懷是父親很難做到的，包括母親的很多語言都是互動性的，爸爸則是指令性的。”在鄧紅看來，孩子是一個家庭的“複印件”，和監護人的表現息息相關。
離家3年多，陳箏的媽媽偶爾會通過給丈夫發紅包，來換取和孩子們短暫的視頻時間。她覺得陳箏變了不少，以前自己帶孩子時“孩子反應特別快，鬼點子很多”。
“不想上學了，沒意思”
或許因同樣來自單親家庭，剛滿30歲的班主任王耀很快就注意到了陳箏——半年前，他來到北城小學不久就發現，陳箏不愛發言，即便被老師叫起來回答問題也不説話，課間別人去玩，陳箏就在一邊看着。
“其他幾個單親孩子也是比較內向、敏感。不比我小時候，現在的小孩子其實什麼都懂，我那時（爸媽離婚時）還比較懵懵懂懂。”在王耀看來，陳箏算是很自律的學生，有些單親家庭的學生就很難管教，課堂搗亂、不寫作業、打架。
前不久，班上有名學生三番五次不交作業，王耀急了，追問她為什麼不交作業，誰知這名學生突然哭了起來，邊哭邊説自己想媽媽，想到沒法寫作業……他猜想，“也許，這些孩子是想通過這些行為來吸引同伴或老師的關注，得到他們的反饋。”
1000多公里外，孝廉小學（鄉村小學）校長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村裏孩子媽媽一走，爸爸一般就去外面打工，有的直接在外面另組家庭就不回來了。很多孩子由爺爺奶奶帶着，也有一些跟孤兒差不多。” 眼下讓張建華頭疼的是，由於隔代撫養，學校這28名單親家庭學生普遍生活、學習習慣比較差，最大的問題是不愛寫作業。
記者在與張建華一起走訪單親家庭學生張歡家時，一進屋便聞到一股嗆人的煤氣味，有同行者實在聞不下去就閃到了屋外。然而張歡和姐姐張圓兩人卻全然不覺，正坐在離電視機不足1米的地方，聚精會神地看電視。電視機是她們唯一的玩具，在這約20平方米的房間裏，還放着兩張大牀，一張睡人，一張充當她們的“書桌”。但她們要先過完“電視癮”才去寫作業。
1月4日，張歡張圓姐妹正趴在牀上寫作業。孫慶玲 攝
“我認的字都忘了，作業都是她們自己寫。”張歡張圓姐妹倆由50多歲的奶奶拉扯。她們的生母在生下她們沒幾天就去世了，後來爸爸又給她們娶回來一個媽媽，給她們生了個弟弟，但在一起生活五六年後就離了婚，弟弟也被後媽抱走了。後來張歡張圓爸爸常年在外務工，一年回來的次數一個巴掌就能數過來，不過父女可以經常視頻，張歡總嚷着讓爸爸給自己買個電腦。
奶奶可以説是與孩子最親密的人，吃喝拉撒洗涮都是奶奶跑前跑後去張羅，生病了也是奶奶守在身邊喂水餵飯，晚上睡覺時，姐妹倆都爭着挨着奶奶睡。張歡説她不喜歡待在學校，反倒最喜歡待在家裏和奶奶玩，至於以後，她想去打工掙錢，“掙很多錢”，因為“那個傻女人就嫌俺家窮才跑了”。姐姐張圓夢想着當個警察，因為她看電視劇裏的警察很帥。
對於倆孫女的學習、升學，奶奶倒是順其自然，“她們不是上學的料子，家裏墳上也沒那個勁兒。”
這也正是讓張建華憂心的地方，“小學正是學生養成好習慣、打好學習基礎的好時期，這時候耽誤了，以後就得費勁了”。他注意到，學校中單親家庭孩子的學習成績往往呈現出一種“兩極化”的趨勢，只有極個別學生學習成績特別好，多數成績處於中下游的水平，比如説張家兩姐妹。
雖説義務教育階段，總不至於沒學可上，但據記者瞭解，在孝廉小學，只有成績拔尖的學生才有資格參加對口縣中的選拔考試，其他學生則要就近入學，進入附近的多所鄉鎮中學。
但在孫小隆看來，鄉中是“實在不行的學生才去的”地方，“現在但凡家裏有點門路，買得起房，塞也要把孩子塞到縣裏頭去上學。”孫小隆小學畢業後，自己想都沒想就去了鄉中，因為“學習差”“離家近”“不用花錢”。
回想起來，孫小隆覺得初中和小學過得差不多，除了離鄉上的網吧更近了。老師一不留神，他就會偷偷溜出學校去泡網吧，那時候的QQ號還沒超過8位數字，他喜歡在QQ上和別人聊天，喜歡打些網絡遊戲，“網上比身邊要熱鬧”，這會讓他覺得自己沒那麼孤單。對此，除了有位同村的老師偶爾敲打敲打，根本沒人管，加上底子差，又總是和人打架，沒多久他就從學校跑了出來，“不想上學了，沒意思”。
對於輟學這個決定，孫小隆的家人也支持，“覺得成績不好也考不上好大學，還不如去打工，一個賠錢，一個賺錢，十幾年下來能差二三十萬元”。在孫小隆所在的村裏，初中就輟學去打工的並不鮮見，外出務工已成為村裏青壯年的主流生活方式，甚至是離開學校的年輕人的人生“必由之路”，“考上學算哪門子光榮，誰掙了錢開上車，縣城裏買了房才算出息”，對城市、對金錢的躁動似乎瀰漫在整個村子。
不過，當時只有14歲的孫小隆對掙錢也沒太多概念，只是覺得打工“好玩兒”，身邊都是同伴。此後10來年，孫小隆四處打工，在鞋廠流水線上幹過活兒，在飯店當過廚師，最近又在物流公司開大貨車，一個月拿8000元的工資，算是迎來了“人生巔峯”。
“在這個家不歡樂、不自由”
孫小隆計劃着攢攢工資，再借些錢，買房、娶媳婦……那通突然來電卻不在他的計劃之內，讓他有些慌亂。
他記得有次看到別人網上尋親成功，心裏一動，試着把他媽媽留下的那張照片發在了網上，沒承想真會有人打電話來。於是，過了24年，孫小隆終於和“媽媽”隔空進行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對話。
他有太多問題要問，但之前縈繞心頭的很多話一時都梗在了嘴邊，腦子裏一片空白。在那持續了近兩個小時的通話中，孫小隆記得自己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彷彿這20多年積攢了太多的情緒，相互碰撞、撕扯，最終爆發。
在電話那端，孫小隆媽媽不知説了多少遍“對不起”。但再多的道歉又怎能彌補得上那消失的24年？那聲“媽”，孫小隆怎麼也叫不出口，他始終不能釋懷，“她為啥扔下我走？為啥？”他為她想好了太多可以不這樣做的理由。
而關於這個問題，孫小隆的媽媽卻不太願意對記者多提。她是貴州人，20世紀90年代初，當地流行外出打工，她也前往廣東討生活，在那裏認識了孫小隆的爸爸。1994年，兩人回到河北結婚、生子。但孫小隆媽媽發現這裏的空氣乾燥，飲食也不習慣，最重要的是和婆婆不好相處，“我弟弟來看我，生怕我弟帶走她家的東西，還翻我弟弟的包袱”。雞零狗碎的事情多了，孫小隆的媽媽覺得過得憋屈，便決定生完孩子回孃家去。婆婆不讓走，她就偷偷走了，後來就再沒回來。
婆媳矛盾可以説是一個千古不破的難題，“它使得任何一個男人如果想維繫家庭就不得不遷就妻子，也就是説，婆媳發生糾紛時他必須站在妻子一邊，否則家庭就可能出現分裂。”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曾在湖北省某村調查時發現，婆媳矛盾導致的家庭分裂雖不普遍，但其影響和威懾作用很大。
陳箏的爸爸也選擇站在自己母親那邊，陳箏媽媽覺得在家裏活得沒有任何地位，實在忍不下去就走了。村裏，像陳箏媽媽這樣離婚或出走的媽媽有10來位，“有的因為婆婆，不過很多都是因為在外面打工，打着打着就跑了。”一位留守村裏的年輕媳婦告訴記者，村裏人主要靠種地和種大棗為生，近幾年棗子都賣不出去，不少村民就任它爛在枝頭。近看，顆顆乾癟的紅棗像是一個個被剪了燭芯、蒙了灰塵的燈籠，懸在空中。
“家裏掙不了錢就得出去（打工），不出去的話就一個人在家，伺候完老的伺候小的，還有幹不完的活兒，一年四季都要去剪棗樹枝，你們不知道剪棗樹枝多累！”這位年輕媳婦有些抱怨説，“像我這樣願意留在家裏‘活受罪’的，不多了。”
河北冀南某村，老黃家的兒媳在二女兒還沒滿週歲時，就慌着出去打工，非要去天津（她老公是在北京打工）。不到半年，兒媳就鬧離婚。老黃在二人離婚後收拾東西時，在櫃子裏不經意翻出兒媳的日記，讓他驚訝的是，上面寫着她與另一名男子的聊天記錄。
“都是手機惹的禍！她生了二丫頭，在家就天天玩手機！”兒媳不想去北京打工時，老黃心裏就隱隱有些不安，他以前常在新聞中看到，很多外面打工的，兩口子不在一塊兒就都離婚了，“這世道，結婚的沒幾個，離婚的可都排着隊。”
而張歡奶奶至今也想不明白她的兒媳婦為什麼要離婚，她覺得自己算是個好婆婆， “人家（張歡媽媽）説自己在這個家不歡樂，不自由，誰知道咋才算歡樂，才算自由？”張歡奶奶像在自言自語。
或許她可以從劉燕舞這裏找到答案。農村離婚現象很早就引起了劉燕舞的注意。他根據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推算，全國男女離婚合計人數有3048.84萬人，農村（鎮和鄉村）離婚人口合計1678.77萬人，農村離婚人口占15歲及以上的農村人口的比例為1.44%，而在20多年前，這一比例僅為0.49%。
在調查中，劉燕舞還發現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在江浙一帶，男性提出的案例較多，而一些在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女方提出離婚的更多。
“女性的個人意識在覺醒，如果不幸福她們就不再講究、湊合。”在劉燕舞看來，這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興起的打工大潮不無關係。外出務工使得婚姻圈更大、更開放，不僅為農村女性提供了再次追求幸福的機會，對於已婚女性也是能夠威懾丈夫的有力武器。因此，夫妻發生矛盾時，女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只會跑回孃家，而是會跑向遠方一個讓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尋找她們的幸福。
在這些從婚姻中掙脱身的農村媽媽中，記者採訪瞭解到，有的是丈夫出去打工，自己在縣城陪讀，“陪着陪着人就跟別人走了”；有的是妻子留守家中，在網上和別人聊天，聊着聊着夫妻也就散了；有的妻子出去打工，回到家就鬧離婚，離婚不成就直接躲起來跟別人過日子；因外出務工而組成的“臨時夫妻”也不是少數。
“也許某一天，丈夫突然看到又跑回來了的妻子，很可能她不是想重歸於好，而是來要求辦理離婚手續。”劉燕舞説，這種想法像瘟疫一樣在村莊裏面擴散，因此，當看到離家出走後4年杳無音訊的女人回到村子裏時，很多村民想到的不會是女人終於回來了，而是女人終於要回來離婚了。
至於孩子，大多數離婚媽媽選擇留給男方。“在丈夫與自己，在孩子和自己這兩對關係中，她選擇了自己，這其實是一種觀念的深層次變化，即家庭幸福觀念在向個體幸福觀念的轉變。”劉燕舞説。
“如果有媽，我的人生可能會不一樣”
但這不是劉燕舞所期待的“個體化”，只講權利而忽略責任。
他曾在村莊調查時，遇到過一位媽媽走掉了的單親女孩，就那麼怯生生地站在爺爺奶奶身邊。劉燕舞能明顯感覺到她和那些同樣是爺爺奶奶帶着的留守兒童不一樣，“這些孩子會無數次面臨來自各方的‘你媽媽跑了’這樣或明或暗的提醒，而留守孩子所面臨的也許只是‘你媽媽什麼時候回來’。這樣的‘提醒’對孩子的心靈創傷，我們可以去想象。”
所以有時看到這樣的家庭或孩子，劉燕舞是“真的不忍多問”，或者也不敢多問，“目前真的沒有好的辦法，問多了就會感覺跟他們一樣絕望”。曾經有位村裏的婆婆誤以為他是上級派下去了解民情的，就找到他，“問我能否幫孩子把媽媽找回來，我只能很殘忍地告訴她，我沒有這個能力”。
大概同樣因為無能為力，張圓在5歲時就在心裏決定不再想媽媽，她感覺自己因為沒有媽媽“受了很多屈”。有另一個來自單親家庭的小女孩問她，“如果你在快手上找到自己的媽媽，你會不會聯繫她？”
張圓想了好一會兒説，“不會。”
但張圓總還會夢到一個女人，“她總戴着面具，看不清，但我認為那就是我媽媽。”
年齡越大，他們或許可以越好地深埋那些關於“媽媽”的秘密，更能控制自己不去觸摸那些或深或淺的傷疤。在甘肅省古浪縣第四中學，一所鄉鎮寄宿制中學，多數單親學生不會告訴別人自己的家庭情況。但一提媽媽，他們有的還是瞬間紅了眼眶，有的變得沉默，有的還在把媽媽曾説的夢想當作自己如今努力的方向。
面對這些孩子，自己能做些什麼？是北城小學教師王耀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除了正常上課，王耀只要課間不忙就陪着班裏的同學玩遊戲，與孩子聊天談心，有時中午做飯會叫學生一起來吃，偶爾還會給他們買些作業本等小物件，但不會表現得刻意關注單親孩子。
慢慢地，王耀發現，這些看似內斂、孤僻的單親家庭孩子，內心很渴望別人的關注和關懷，“它們就像扇虛掩的門，渴望更多光照進來，如果你願意去試一下，就能打開”。記者注意到，王耀班上，有些孩子下學後仍喜歡賴在學校，老師一遍又一遍催他們回家還是不走，“因為他們覺得這裏有人陪他們”。
甘肅古浪縣第四中學則要求全部學生寄宿在學校，統一的住宿條件、餐食，老師也和自己班的學生們住在同一樓層，吃在同一個餐廳，學校正在盡最大的努力來營造一種“家”的氛圍。
該校副校長薛天魁告訴記者，作為經濟欠發達的生態移民區學校，很多學生的家長不在他們身邊。學校想多為家長承擔些責任，以學校的臨時性家彌補了真實家庭的缺失，讓學校裏豐富的生活感染學生，使家長安心打工，學生安心學習，所以“不管是留守，還是單親的孩子在這裏都是平等的”。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雷望紅在進行田野調查時也發現，在條件允許的條件下，學校進行寄宿制管理，學生大量時間在學校生活，學校在課外通過大量的文娛活動、師生深度交流，可以淡化家庭缺位和母親缺失帶來的影響。
不過薛天魁也坦言，寄宿制並不一定適合所有年級的所有學生，“什麼時候適合寄宿，這也是值得思考的。”
“在幼兒階段，孩子最重要的人是爸爸媽媽，在小學低年級階段是老師，高年級以後便是自己的同伴。”鄧紅覺得，如果家庭和學校能將這些因素進行良好的鏈接，這些單親孩子不會和其他孩子有顯著性差別，“最怕的是家長放棄了，學校不要了，孩子過早跑出去，跟着壞人學壞了。”
如今，在這些單親家庭的農村孩子中，有的正夢想着考大學，有的正為順利升入高中奮戰，有的已經成為一名教師，有的成了大貨車司機……也許曾被拋棄，不過他們沒放棄自己。
這個春節過後，孫小隆的媽媽説會過來看他，他既期待又有些緊張。他説，“如果有媽，我的人生可能會不一樣。”
“會有什麼不一樣？”
“我也不知道……”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孫小隆、陳箏、王耀、張歡、張圓均為化名）（原標題： 媽媽逃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