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天下”型定居文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上一篇寫道，今日中國人站在70年新中國這個新的高峯迴望歷史之路時，會在5000多年前那個起點處看到這樣的景象：一個多元一體的巨大“叢體”在“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這一廣闊的土地範圍內同時發生，並啓動了“中華文明總進程”。
多元一體、巨大“叢體”、總進程……，同一時期或者更早的世界其他文明，也是這樣嗎？當然不是。同一地區更早時期的人類遺蹟、農耕聚落、石質工具、禮器和符號、文化圈特徵……，都是文明嗎？當然不是。如此説來，在距今5000年前後，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總進程的赫然發生，不僅是中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所謂“文明”，就是一個向未來連續演化的進程。而文明之前的原始社會，則是變化非常緩慢的停滯社會。
根據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研究，在他那個時代，西方學者在全世界總共發現了超過650個“具有充分材料的”原始社會，而人們斷定，曾經存在過的原始社會數量還要多得多。然而，從數量巨大的原始社會中，最初只有很少幾個社會直接從中脱穎而出，啓動了各自的文明發展進程，成為第一代的文明社會。湯因比的觀點是隻有6個，即古代埃及、蘇美爾、米諾斯、瑪雅、安第斯、古代中國社會。[1]
圖1：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曾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注意：第一代文明社會中沒有古代印度 [2]，也沒有古代希臘，當然更沒有所謂的西方。因為各種證據表明，它們都不是原生文明，而是以更古老的文明社會（如蘇美爾、米諾斯等）為“母體”的第二代“子體”社會。而西方社會，更是羅馬天主教會和東正教會分裂之後的一個第三代新生兒，其“搖籃地”從古代希臘社會向西北方向轉移而來，距今只有不到1500年的文明史。
關於文明社會之間的比較以及代際劃分，暫時放一下，後面再講。本篇主要講定居文明和“天下”型定居文明的重大意義。
“天下”型定居文明
為什麼絕大多數原始社會最終都自生自滅了，而只有極少數的幾個社會擺脱了緩慢變化或停滯狀態開始了偉大的文明發展進程？
今天的學者們普遍認為，基於農耕經濟的定居生活方式，是完成這一重大跨越的關鍵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震中教授説道：“總之，農業的起源，是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進步，以農耕畜牧為基礎的定居聚落的出現，是人類通向文明社會的共同的起點。從此，由村落到都邑，由部落到國家，人類一步步由史前走向文明。”[3]
今天的世界，大部分人類都已轉入了定居的生活方式，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有固定在某地的家庭。而那些居無定所、四處遊蕩、在遷徙中謀生的人羣已經很少了。這就容易令人產生錯覺，以為歷史上人類一直如此，定居的人羣是多數，遊動的人羣是少數。
其實，情況恰恰相反。如果從今天向過去做時間穿越，觀察者會發現，僅僅在數百年前，世界上還有大量四處遷徙的移動人口，不僅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遊獵民族（如歐亞大草原上的諸民族），還有大量靠長途販運為生的遊商民族（如阿拉伯駱駝商隊），以及靠征伐和搶劫為生的遊盜民族（如歐洲的蠻族和海盜）。相比之下，安土重遷、終生靠農耕為生的定居民族其實反而是少數。
隨着時間向過去一路逆推，遊動人羣超過定居人羣的比例也越來越大，到了距今5000年前中華文明開始發生的那個時期，觀察者才會驚訝地發現：原來，從遊動轉向定居，是文明的一次艱難躍升。而且，定居的範圍越大、人口越多，文明躍升的動力也越大。
這一點不難理解。定居文明的出現，必須同時滿足幾個前提條件：1. 成功實現了野生動植物的馴化；2. 夏秋季的收穫物留有足夠的剩餘可以維持過冬；3. 掌握了使用種子在春天播種和保留幼畜以維持畜羣數量的技術；4. 耕作帶來的土壤消耗很快得到了大自然的補充，使地力得到恢復。
只要上述條件任何一個不能滿足，人羣就不得不時時遷居，要麼完全靠狩獵和採集為生，要麼不斷尋找新的開墾地或放牧區。
古代埃及是第一個實現了向定居文明躍升的社會，並在古代世界創造最早、最輝煌的文明。原因很簡單，因為“尼羅河的贈賜”實在是太好了。每年的7-8月尼羅河都會發生週期性的洪水氾濫，為河谷低地覆蓋上肥沃的淤泥層，等到10月進入減水期，人們就可以在上面開始耕作。每年週而復始，古代埃及人就不必遷居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塊定居文明就自然而然出現了。
圖3：尼羅河流域地形圖
但若與中華大地相比，這個區域還是太小了，只有一條河流，文明只發生在河流兩岸的狹長河谷和下游的三角洲當中。
兩河流域的情況也屬於得天獨厚，希臘語“美索不達米亞”的意思就是“河流之間的土地”。在北部的上游地區，許多支流形成了一個三角形網狀地區，冬季降雨量較豐沛，成為無需人工灌溉的定居農業區。中下游地區是平坦的沖積土地，緩慢流動的河水使泥沙沉澱導致河牀升高，經常漫過河堤甚至改變河道，成為了可以通過人工灌溉維持的定居農業區。[4]
圖4：兩河流域地形圖
但這個區域更小了，合計不過40多萬平方公里，不過是今天中國的四川省大小。儘管也有高度發達的區域文明，但終究抵抗不了蠻族遷徙浪潮的衝擊，亡於公元前17世紀前後喜克索斯人的南下。
不用説，印度河流域和中美洲等其他幾個獨立發展出定居農業的地區，也都是首先具備了得天獨厚天然條件的地區。因為當時的人類憑藉自身的能力僅夠勉強維持生存，而想要獲得更多的收穫物，必須依靠充沛的雨量，至於地力的恢復，則全賴河流的週期性氾濫。
然而，一旦將目光移出西亞和南亞，轉到喜馬拉雅山脈向東直到西太平洋海岸的這一廣闊的東亞地區時，一切都不一樣了。因為這裏分佈着現在被稱為“三江四河”的多個巨大的水系，而且還有充沛適度的降水量和非常適合農耕的肥沃土壤。
圖5：東亞地區與西亞、南亞地區地理環境對照
不僅是水系巨大，根據賈蘭坡、周本雄等先生的研究，距今8000-2500年的“全新世中期”，中華大地的氣候條件比今天還要更温暖濕潤，更適合大面積的農耕。
“當時華北地區的年平均氣温比現在高得多，闊葉林的植物羣落向北擴展，曾分佈到現在的蒙古高原”，當時的長江中下游地區，年平均氣温比今日高3-4度，降雨量比今日多800毫米。“我國的黃土高原直到‘歷史時期初期’還分佈着廣大的森林，森林之間，間雜着草原。應該説是屬於森林草原地帶。當時黃土高原的森林地區相當廣大，所有的山地幾乎無處沒有森林。渭河中上游的森林直到隋唐時還保持着一定的規模。
尤其值得稱道的是現在所謂乾旱地帶，史前時期都長期為森林繁茂的地區；七八千年前的太行山脈及其以東的山地丘陵都為森林灌叢，而且有較大的竹林；豫中和豫西一帶的山地丘陵也佈滿了樹木，當時太行山和泰山之間的華北平原是一個湖泊區域，在其上點綴着許許多多的小丘，山東河濟之間《禹貢》兗州地區，因森林草木繁盛，土壤中腐殖質增多，使這裏的土壤顯得帶有黑色。”[5]
所以，在中華大地上，迄今為止已經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竟有六七千處之多，龍山文化遺址有八九百處之多，而且遍佈遼河、黃河和長江流域，呈現出巨大“叢體”的形態。
如果考慮到第一代的原生文明，除了中華文明之外，其他幾個都早早就滅亡了，那麼，中華文明的巨大“叢體”形態，也就有了重大的世界人類歷史意義。因為正是這一巨大“叢體”確保了規模足夠巨大、數量足夠眾多的定居聚落，使之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部落聯盟，抵抗住無處不在的蠻族遊團的入侵，守護住第一代文明的僅存碩果。
18-19世紀的西方學者，在驚奇地發現了古代埃及和蘇美爾那些神秘的文字符號的同時，也絕望地發現，在當地已找不到任何一個能讀懂這些符號的人。於是埃及學、蘇美爾學，包括古印度學、瑪雅學、安第斯學等都先後成為了西學體系之下的歷史和考古學科，與今天那些土地上的居民們毫無關係了。而這樣的事，能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發生嗎？偉大的中國先祖們，不僅捍衞了自己的文明，而且事實上也捍衞了全人類的第一代原生文明。
對於這一點，西方歷史學家們一向視而不見，從未公開承認。恰恰相反，他們最熱衷的事，是給自己的晚近文明嫁接上古代文明的起源，同時將東方文明整體上貶損為停滯文明。
如果中國學者們也不特別強調這一點，就沒有人主動提了。其實，所有中外歷史學家都應該意識到：5000多年前的中華先祖，是世界上唯一在一個廣闊區域裏大規模、短時期完成了從遊團部落轉變為定居聚落的人類羣體，於是，幾乎從一開始就開創了一個巨大的“天下”型定居文明。
這個定論，應該促成人類文明史和世界歷史的改寫。
分子生物學的佐證
近20年來，生命科學分子人類學領域的發展，在通過基因遺傳研究描繪史前人類的遷徙和擴散路徑方面，對於中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形成，似乎也提供了某種佐證。
根據復旦大學跨學科研究項目“中華民族形成及其遺傳基礎”的研究成果，可以歸納出如下幾個結論：
1. 東亞地區最早的智人，主要是兩支，一支是距今3-4萬年前從南方的緬甸、中南半島先後穿過中國的雲南、廣西一帶進入到長江和黃河流域的，另一支則於更早一些時間就抵達了渤海灣西部各地；[6]
2. 大約距今6千年前，一部分人羣離開原來的“仰韶文化”羣體，從今天的黃河河套地區向西南遷徙進入了高原，成為了今天藏族的祖先；
3. 在漫長的遷徙過程中，每一次有人羣離開，就發生了隔離，隔離日久，就發生了生物學和非生物學的變異，一旦不同的人羣再次相遇，就互相認為“非我族類” ，這就是同一地區逐漸出現了大量不同族羣並相互征伐的原因；
4. 從距今2500年之後，北方人羣不斷向南方大批遷徙，基因的貢獻隨緯度的降低而呈線性降低；
5. 民族或族羣，都是“想象的共同體”，同族的人只是想象共享相同的“血統”，這與人們希望通過DNA來求證的事實上的共同血統，完全是兩回事；例如漢族，雖然都説漢語，但攜帶三個顯示特異性的單倍型（O3-M122、O3-M134、O3-002611）的人口比例，也不過佔54%，另有接近一半的人，僅憑Y染色體DNA的證據，根本説不清他們究竟屬於哪個特定民族，都是通過想象融合進來的；[7]
6. “從遺傳學上來説，現代人都是‘雜種’。我們的祖先往上推的話，都是各個地方來的，混得一塌糊塗。世界上幾乎不存在一個純種的人。”[8]
圖6：根據遺傳結構描繪的智人在東亞地區遷徙圖，翻印自金力《寫在基因中的歷史》
基於上述幾點比較明確的遺傳學結論，可以推定：於3-4萬年先後進入了東亞的智人，首先在南方地區擴散開來，而在向北方和東方遷徙的數萬年過程中，由於不斷髮現適合生存的好地方，所以又頻繁發生分裂和隔離，逐漸轉變成了體貌和文化都大為不同的族羣，例如史書上記載的南方地區的“百濮”、“百越”等。
而從“仰韶文化”羣體分離出來向西遷徙的那一羣，由於遇到了完全不同的自然環境，逐漸放棄了原始灌溉農業，發展出半農半牧的流動畜牧生活方式，最終變成了被泛稱為“五胡”的諸多北方族羣。
但最終，“向東發展的仰韶文化與由東向西擴展的龍山文化，在充分的交流中間產生逐漸融合的趨勢。在公元前2000年之後，從華北的原始文化中間，終於產生了由原始的史前文化跨越早期文明門檻的突破，中國早期國家就這樣從成百上千的一大羣酋邦社會中誕生了。”[9]
圖7：翻印自姚大力《誰來決定我們是誰》
70年對話5000年，今天回顧地看，作為第一代人類文明的古代中華社會從一開始就形成為“天下”型定居文明，這一重大事件的意義，無論怎麼評估都不過分。
《史記·五帝本紀》記黃帝，“撫萬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衞。……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
中華大一統的原始氣象，自此蔚然而成。
下一篇70年對話5000年之（3）：定居與遊牧的千年變奏。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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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英）湯因比著；（英）薩默維爾編《歷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印度河文明出現於公元前2500～前1700年，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達羅兩個大城市以及100多個較小的城鎮和村莊。但湯因比認為這不是原生文明，他猜測，在印度河流域出現的更早的文明，即年代在公元前3250-前2750年的兩處遺址，是蘇美爾-阿卡德文明的一部分。而發生於公元前2000-前1500年間的雅利安人入侵，一支取道東南方向進入印度，創造了屬於第二代文明的古代印度社會；另一支向西南進發，進入了安納托利亞並隨即佔據了伊朗、伊拉克、敍利亞和埃及，在埃及歷史上被稱為喜克索斯人（Hyksos），正是這支蠻族毀滅了屬於第一代文明的蘇美爾社會。
3. 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4. 劉文鵬主編《古代西亞北非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10
5. 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6. 姚大力《誰來決定我們是誰》，轉引自韓昇, 李輝《我們是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9
7. 同上
8. 金力《寫在基因中的歷史》，轉引自韓昇, 李輝《我們是誰》-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9
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