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達里奧：回顧中國40年改革路
風聞用户“海派沙拉”在文章《美對沖基金教父分析中國40年改革路，有沒有道理？》中，簡要介紹了橋水基金的創始人、美國對沖基金教父、華爾街傳奇人物雷·達里奧撰寫的《回顧中國40年改革路》一文。文章刊出後，引發讀者的廣泛討論，現特翻譯全文，以饗讀者。
【翻譯/觀察者網馬力】
2018年12月是紀念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實施改革開放政策40週年的日子，而且此時也是展望中國經濟未來的關鍵時刻，我希望通過本文深入梳理一下中國在過去40年裏走了一條怎樣的發展道路以及其中的原因。
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美國對沖基金教父、華爾街傳奇人物雷·達里奧2019年1月3日在其“領英”個人主頁發表文章：《回顧中國40年改革路》
下面的圖表展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社會發展指標。不需我講，表格裏的數字已經説明了一切。有如此多人口的中國，在如此多的領域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説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蹟。很顯然，中國人一定做對了很多事情。在中國的這些成就背後，到底存在怎樣的推動力量呢？那些力量還會繼續推動這個國家向前邁進嗎？
我是個幸運的人。中國改革開放的這40年，我親身經歷了其中的34年。我的專業是研究國家成敗的原因，所以我很願意在這裏與諸位讀者分享我在中國的那些經歷以及我在其中的一些思考。本文的大部分內容是對中國所走道路的回顧。關於中國當下的經濟形勢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稍後我會寫一篇更加全面的文章進行分析。
我對中國進行了34年的觀察，我認為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有兩條原因：第一，陷入長期孤立境地的中國開啓了改革開放進程，這使得中國（尤其是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快速縮小了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第二，中國文化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Chinese culture），以及由這種文化所塑造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我第一次接觸中國是在1984年，當時中國剛剛打開大門。我受到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Investment Corporation，縮寫為CITIC，即今天的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信集團。
中信集團是經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親自倡導和批准，由前國家副主席榮毅仁於1979年10月4日創辦的一家公司，該公司的業務主要涉及金融、實業和其它服務業——觀察者網注）的邀請為該公司的員工講解國際金融市場運作。
當時我很快就對中國文化有了一些體會（I immediately got a taste for the culture），我意識到中國的落後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落後並非出於同樣的原因。中國人以及中國的文化是高度成熟的（the people and culture were highly developed），但中國是孤立的，中國人無法接觸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所取得的社會發展成果。在大多數發達國家，可以説情況與中國是完全相反的。
中國由於缺乏與外界接觸所造成的落後令我印象深刻，當時我向街頭的一些中國人展示了一個價值10美元的計算器，他們看了計算器的操作之後連呼“不可思議”。中國的進步也是不可思議的，當時那些被計算器震撼到的中國人如今已對在中國出現的世界上最尖端的一些科技進展熟視無睹了。
在1984年的中國，我意識到中國人身上並沒有什麼特質能夠妨礙他們取得發達國家已經取得的那些成就。我已感覺到中國正在打開大門，我已感覺到巨大的變化即將到來。由於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水平差距是國門封閉所造成的，打開國門自然就會拉平雙方的經濟差距，這與水總是從高處向低處流是一樣的道理。
記得有一天我在中信“巧克力大樓”10層的一個房間裏上課，我指着窗外破舊的街區和衚衕説，那些衚衕用不了多久就會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將是高樓大廈。學員們都不太相信我説的話，他們認為我“不懂中國”。而我對他們説：“你們並不瞭解打開國門之後將要發生的經濟活動可能釋放的巨大能量”。我們之所以看到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裏如此高速增長，打開國門正是這一現象背後的最大推動力。
打開國門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會，而中國人很好地利用了這個機會。中國人在其文化的的影響下對國家進行了改革，而改革使中國人意識到了自己身上藴藏的潛力。
我剛到中國的時候，除了由於封閉而導致的落後現象，我還看到了落後現象背後的另一個原因：這個國家舊式的體制無法為人們的工作提供激勵，人們的工作效率很低。例如，中國人當時無法選擇自己的職業，開辦私營企業是不被允許的，國有企業（實際上所有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運行效率很低，企業制度沒有為員工努力工作提供任何激勵措施。
可是幾年之後，我看到各種令人欣喜的變化迅速出現了。與看到改革成果相比，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中國人進行改革的過程——他們想出了大量改革建議，他們制定了具體的改革方案，他們為推進改革爭取支持、凝聚共識，他們把改革措施一項項具體落實。從做出設想到變為現實，中國人把方案付諸實施的能力之強令人驚訝。
1989年，我被中信公司的朋友同時也是聯絡人的王力（音譯）引薦給一個七人小組（王力也是其中的一員），這七人受到九家公司（這九家公司是應頗有遠見的改革者王岐山的要求）委任，去為建立中國第一個金融市場而創建一個設計機構（也就是“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
當時的中國仍然非常貧窮，他們的辦公室設在一個昏暗的賓館裏面，資金也很缺乏。可是他們具有最重要的品質，他們推動國家重大改革的目標是清晰的，他們頭腦聰明、性格隨和、心胸開闊而且學習新知識的速度很快，他們也具備實現目標的堅強決心。
在此後的幾十年裏，我見證了他們所創建的中國金融市場躋身全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場之一。我本人也參與了其中一部分工作，那些日子是我這一生裏最快樂的一段時光。通過這段工作經歷，我內心對中國人和他們的文化產生了喜愛和敬意，正是中國人和他們的文化使這一切變革快速地向前推進。
由於受到我對中國上述情感的影響，我請求一位姓顧的女士幫助照顧我11歲的兒子馬特，顧女士是一位非常傑出而謙和的中國女性。馬特隨後進入了北京史家衚衕小學讀書。在那個年代的中國，與所有方面一樣，學校的設施也是非常簡陋的。
雖然學校的設施落後（比如在11月末之前教室裏沒有供暖，學生們都穿着厚厚的外衣上課），可我發現，中國的老師們都非常聰明而且有責任心，他們給學生們提供了非常良好而完整的教育，他們甚至會關心學生們的人格成長。
儘管馬特在北京的生活條件不如在美國富裕的格林威治社區那麼好（比如他在北京每週只能洗上兩次熱水澡），可他在北京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感受到了老師的關愛，他的身心獲得了全面的發展，這些好處在美國的學校裏是難以得到的。在北京的學習經歷永遠改變了馬特的人生，他創立了一家旨在幫助中國孤兒的基金會，這家基金會至今已經運轉了12年，基金會的工作使馬特和我有機會與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接觸。
通過上面這些經歷以及與幾位中國領導人的接觸，我對中國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我瞭解了中國文化的現狀，也瞭解了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演變過程。
比如説，在中國，家庭成員之間應該如何相處？儒家和新儒家各是怎樣的思想？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是怎樣的？在中國歷史智慧的語境下，領導者怎樣才能做好一個領導？被領導者應該如何盡好自己的本分？當我提到“中國文化”這個概念的時候，我所指的就是上述內容所體現出來的中國價值觀以及中國式的行為方式。
在中國，我看到這些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在很多事情上都得到了體現。通過中國文化的視角，我發現李光耀和鄧小平的思想有相通之處，因此他們可以坐在一起來探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雖然我並不是一箇中國文化專家，也沒有對中國式的行為方式有很深的理解，不過我認為，對於那些從未接觸過中國文化的人們來説，把我個人對中國文化的一些感受講出來還是有價值的。
我要在這裏提到非常關鍵的一點：如果你從未到過中國，那麼請把對中國任何先入為主的固有印象抹掉，因為那並非客觀事實。中國的制度與你的父輩所瞭解到的那種“共產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可以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這一表述來概括中國的制度，它是經過大規模且有效的改革所得出的結果，它使中國社會變得更有活力、更有創造力而且使中國的經濟變得更加自由。
在與諸位讀者分享我關於中國的一些思考之前，我想先推薦習近平先生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稿。他的講話包括了對過去40年的總結以及對未來的設想，這些內容極為重要。對於希望瞭解習近平思想的人們來説，這篇講話稿是非常有價值的。
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多次使用了“中國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這個説法，不過他並未在講話中為這個表述給出明確的定義。如果您希望真正理解中國的文化，由比我更有學問的中國人來講解是最為合適的，不過我在這裏還是想推薦一位美國學者在19世紀末撰寫的一本關於中國文化的書——《中國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這本書中的一些內容在今天來看依然是有價值的。當然，並不是書中的每一個觀點我都贊同，其中一些內容已經不符合中國的現實。
下面，我就我所理解的中國文化的根本內容做一下不甚全面的、粗淺的介紹。我並不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所以我在這裏所陳述的觀點都是基於我個人有限的經歷和研究得出的，所有內容都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以我個人的經驗以及中國朋友向我介紹的情況來看，中國領導人是把國家按照一個大家庭來治理的。這種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家長希望每個家庭成員的行為都符合很高的道德標準，希望每個家庭成員把整個家族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希望每個家庭成員都能明確自己的角色，希望子女對長輩表現出應有在尊敬，這樣整個家族便會順利地生存繁衍下去。
一位中國領導人曾向我解釋中文裏“國家”一詞的含義，他説“國家”一詞由“國”和“家”兩個漢字組成，這種構詞方式影響了中國領導人對自己國家的情感，他們是把國家像自己的家庭一樣去看護照顧的。
也許有人會説，中國政府有家長式作風。比如説，中國政府會為“兒童可以玩什麼類型的電腦遊戲”、“每天可以玩多長時間”這樣的事情作出規定。一般來説，當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個人，就像一部機器上的零件。
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國家會致力於塑造、促進、獎勵好的公民思想和好的公民行為。比如説，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社會信用評分（a social credit score），公民品行的好壞會從中得到反映。每個人都應該把自己視為整體的一部分。
在這種自上而下的國家治理模式下，人們可以對5年、10年、20年之後國家的狀況做出展望，並且會制定具體的跨越多年的發展計劃把這種展望變成現實。中國人這樣做的目標就是：使中國成為一個越來越好的國家。也可以換一種説法，中國就像一家規模十分龐大的巨型公司，它有很多子公司，一些子公司受到直接領導，另一些則不受直接領導。
在過去40年裏，中國對經濟體制進行了改革，一個更加以市場為導向的、更加便於人們自由地追求個人利益（前提是這種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不能違反一個良好公民的行為規範、必須體現對中華大家庭家規的尊重）的經濟體制已經形成。在這一過程中，私有經濟實現了增長，私有財產權得到了保護。
我們已經看到，在過去40年裏，圍繞傳統的國家治理模式，中國進行了很多重大而切實的改革。正如習近平主席在最近的一次講話中所説：“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他的這一表述意味着中國在進行重大改革（big changes）的同時，仍然會維護中國傳統的國家治理體系（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governance system）。
雖然中國文化一直處於不斷演進的過程中，可是在最基本的層面上來講，這種文化對中國人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影響已經持續了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之久，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在各個時代是相似的，在相似的行為方式影響下所得到的行為結果也基本是相似的。我最近就世界儲備貨幣的興衰史展開了研究，在這一過程中我對世界大國的興衰史也有了一些瞭解。
我所領導的研究小組把自1500年以來世界上曾出現過的主導性國家的六大指標（體現了一個國家在六個不同領域的實力）做了分析：創新能力和競爭力（innovation&competitiveness）、國內經濟產出（domestic output）、進出口總額佔世界貿易額的比例（share of world trade）、金融中心規模與實力（financial-center size and power）、軍事實力（military strength）以及儲備貨幣地位（reserve-currency status）。
研究小組把這六大指數進行了綜合，形成了一個綜合指數，這個綜合指數可以體現一個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優勢佔有程度（最高數值為1.0）。
如下圖所示，在1500年到1800年之間，中國的綜合優勢指數一直排在前兩位。此後中國的綜合優勢指數開始一路下滑，直到40年前中國開啓改革開放進程，中國的綜合優勢指數開始強勁躍升，現在已經是第二位，而且仍在不斷攀升，中國即將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我認為，中國如此優異的表現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強大的文化和施行改革的結果（I believe that excellent performance was largely the result of China’s powerful culture and its reforms）。
下面的這幅圖展示了自公元900年至今中國的六大指數各自的變化情況。
接下來的這幅圖展示了自公元900年至今中國的綜合優勢指數的變化情況。你可以看到，近1000年來，中國一直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只是在最近的150年裏陷入了衰落（其中的原因我在這裏暫不進行討論）。
鑑於中國在歷史上長期的優異表現以及支撐這種優異表現的深厚的文化基礎，我們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是非常穩定、不易變化的。因此，雖然美中兩國之間會進行一些表面的交易，不過任何試圖對“中國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加以改變的努力（尤其是試圖改變中國自上而下的社會治理模式、改變中國人建設偉大國家的理想追求）都是不會成功的。
雖然人們把關注的目光都投向了美中貿易戰，不過我認為更加值得關注的是美中兩國在思維方式領域展開的競爭。
美國人的思維方式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並無太多相似之處，甚至可以説是完全相反的。從最根本的層面上來講，美國是一個極為重視個體、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的國家。美國的社會運轉模式是自下而上的（例如“一人一票”的民主體制賦予人們選舉國家領導的權利），對於美國人來説，發動革命是好事情，衝突（相對於和諧）被賦予了更高價值。
與中國社會里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同，大多數美國人強烈希望政府不要對自己的個人選擇施加影響或干預。美國人認為，兒童人格向好或壞的方向發展純粹是孩子自己或其家人的事情，與政府無關（所以很多美國單親家庭或貧窮家庭都不太重視孩子的人格養成）。
與中國自上而下的、目光長遠的社會發展規劃不同，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民主社會里，國家的運轉是自下而上的，這種運轉更多地受到短期商業利益考慮以及社會大眾好惡的影響。
我並不是在説哪一種模式比另一種模式更好。每一種文化和模式都有其優點和缺點，在這裏我暫且不在這方面進行詳細的分析。貿易戰會開始，貿易戰也會結束，這些並非最重要的事情。
那麼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第一，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已經順利地運行了數千年，所以人們不應要求中國對其進行重大修改；
第二，美國的文化和制度也已經順利地運行了很久，所以人們不應要求美國對其進行重大修改；
第三，中國的制度和美國的制度（以及其他國家的其他制度）之間是一種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各種制度之間競爭、合作得如何將對全世界產生重要影響；
第四，每一種制度實際運轉得如何將對施行該制度的國家未來的國際地位產生重要影響，其影響要比那些國家之間簽署的協議條款大得多，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應該仔細檢討自身制度的缺點並針對那些缺點進行改革；
第五，對於在背後為如此巨大成就起到基礎作用的中國文化以及在這種文化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我們應該表達極大的敬意；
第六，美中兩國之間應該互相學習，在合作與競爭的過程中實現共同發展，而不是阻礙對方的發展；
第七，我們應該繼續在中國投資，與中國一起前行。
下面是一些讀者在本文後的留言，觀察者網選取部分翻譯如下，僅供參考：
Godfree Roberts：人們很容易認為中國的政府與我們的大同小異，可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專家，有的花25年時間逐一治理一個小鎮、一座城市、一個省，有的管理過銀行，有的領導過航天項目。中國的國家主席曾學習化學，他們的總理有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中國，官員職位越高，他們就必須變得越誠實而透明。他們只對中國人民負責，不會受到遊説集團的困擾。這就是蓋勒普調查結果顯示中國領導人的政策支持率高達95%的原因。
Kevin S Nolan, CSM,CSPO,ITIL：雷·達里奧，我特別贊同你關於中國何以能實現如此發展的觀點。1988年我曾去中國做進修生，因為這段經歷我最終選擇了攻讀中國歷史專業。我知道，如果當時半途而廢，我就不會具備今天這樣的對中國的理解程度。當時中國老百姓都騎着自行車，而領導們坐的汽車是豐田牌的。你在文中提到的陰暗的旅館，我也是住過的。當時如果你能在北京住上長城飯店，那麼説明你的運氣還算不錯。上海完全變了樣，如今上海的城市天際線在80年代是不存在的，不過外灘附近的倉庫如今還保留着。你在文中給出的歷史數據圖表不僅準確，而且生動地展示了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裏面是如何實現如此大幅的增長的。20世紀大轉折之前他們直線下墜，而在2000年左右開始陡然上升。我想補充一點，我尤其喜歡這句話：“‘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經過大規模且有效的改革所得出的結果，它使中國社會變得更有活力、更有創造力而且使中國的經濟變得更加自由”。
Sushant Misra, MHA：中國的發展變化令人印象深刻，中國在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與開啓貿易、創新活動之間取得了良好的平衡。中國的這種模式與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所提出的“反脆弱”（antifragile）概念異曲同工。我想中國的模式在印度這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社會是無法複製的。
erold Martin：在過去30年裏我也曾多次去過中國，對於中國的發展變化，我也是親眼所見。在某種程度上來説，中國人是羨慕我們的自由的，可他們並不羨慕我們互相掣肘、妨礙國家發展的兩黨政治，他們認為自己的一黨制正處於發展過程中而且有利於那些最聰明的人把事情辦成。中國人的目標是建設和保持一種“和諧的社會”，而不是個人主義的特權。中國人的觀念與我們“無所顧忌的個人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文化觀念是完全相反的。我們可以批評他們的觀念，不過正如雷·達里奧在文中所説，中國的模式的確是行得通的。在我個人看來，如果中國能破解經濟和房地產泡沫難題的話，他們很快就會超過我們。
Martin Alexander Schaletzky：非常謝謝您的這些觀點！我們總是從外部看中國，我們總是根據自己有限的經驗或所獲得的非常有限的信息來對中國做出判斷。中國有10多億人口，而且我們已經見證了中國所取得的經濟和文化成就。如果西方希望在未來幾十年裏繼續在世界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話，我們就必須找到與中國人共存的辦法。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1月3日雷·達里奧先生“領英”個人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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