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送別中國“氫彈之父”于敏
北京晚報客户端1月22日消息，1月16日，中國“氫彈之父”于敏因病去世，享年93歲。22日上午10時，于敏同志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
22日晨，冬日的暖陽灑進八寶山，距離於敏院士的告別式開始還有一個多小時，殯儀館大禮堂的門前已經排起了上百米的蜿蜒長隊。白髮蒼蒼的學者和年輕的學子胸配白花，紛紛趕來為送這位“氫彈之父”最後一程。
“於家為國鑄重器 寧靜致遠宏謀動天地，敏思篤行創偉業 科學求實精神炳千秋”的橫幅是于敏先生一生的真實寫照。
上午9時許，趕來送別的人陸續到達。記者在大禮堂的休息室裏見到了于敏先生昔日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科院院士張棕燁。“於先生是我的恩師，帶我工作了十年，在他十年指導下，我受益匪淺。他不僅是循循善誘的良師和嚴格要求的嚴師，也是非常關心人的益友。”張棕燁説，有件事令她十分感動，一直不能忘懷，“由於當時的工作原因，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再與他見面了，儘管在我的心裏常常掛念着他，但一直不敢與他聯繫，只將問候經同事轉達。有一天早上，於先生突然出現在我們當時住的集體宿舍。我們在十五平方米的小屋裏聊了許久，仍然意猶未盡。”張棕燁的眼眶裏泛出淚花，“我送他回去時，注視着他在藍旗營站登上公共汽車時，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止不住留下了激動的淚水。”張棕燁幾度哽咽，“他是特別出色，努力，對所做的事從來都是無怨無悔，他生病後我去看過他，他知道我去了，但是他表達不出來，眼睛仍炯炯有神……於先生給予我的太多太多，帶我走進科研工作，教我怎麼做人。”
“我跟於先生算是有着不解之緣。”年逾八旬的北大物理學院教授鄭春開是於先生的北大校友，他沒有跟隨學校的車隊而來，提前來到了告別會現場。“當時我們住的很近，但是並不知道於先生在做氫彈的研製工作。我的當時的系主任給了我們一個研究課題，讓我們進行數據計算，當時也不清楚要幹什麼，就這麼做出來了。後來數據送給了錢三強先生，過了19年之後我才知道我們是給於先生提供了理論計算的基本數據。”鄭春開激動地拿出手機中的照片展示給記者，“後來我還跟於先生合照過兩次，照片很珍貴，我讓我現在的學生幫我複印留下來，珍藏在家裏。我所做的工作能為他鋪路，我感到非常榮幸！於先生追求科研的精神永遠在我心中激勵着我！”
（記者/李祺瑤、王海欣）
翻頁：《中國科學報》22日第3版刊發文章，追憶于敏院士。
追憶于敏院士：他永遠是那個臨門一腳的人
“憶昔崢嶸歲月稠，朋輩同心方案求，親歷新舊兩時代，願將一生獻宏謀；身為一葉無輕重，眾志成城鎮賊酋，喜看中華振興日，百家爭鳴競風流。”73歲那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勳于敏以《抒懷》為題的一首詩，總結了自己沉默而又轟烈的一生。
如果不是獲得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如果不是獲得“改革先鋒”獎章，多數國人不會把于敏這個名字和中國氫彈研製聯繫起來。
作為我國自主培養的傑出核物理學家，于敏28年隱姓埋名，為我國核武器研究和國防高技術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根據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消息，1月22日上午10時，在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向于敏遺體送別。
略去一個力學方程讓研究柳暗花明
1967年6月17日8時，羅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雲升騰而起，一聲驚天“雷鳴”向全世界宣告，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美國用了7年零3個月，中國用了兩年8個月，速度世界第一。這巨大的成功背後，“輕核理論組”功不可沒。
核武器是國之重器，當時國際上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氫彈。
1961年1月，時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簡稱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找于敏談話。錢三強告訴他，我國在突破原子彈之後，將要開展氫彈研究，氫彈雖以原子彈為基礎，但其理論基礎和材料結構等必定比原子彈複雜得多，“現在調你參加，增強力量”。
時年34歲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論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關鍵時刻，毅然決然“轉行”，擔任輕核理論組副組長，開展氫彈理論預先研究。于敏在後來的回憶錄中説：“這次變化，改變、決定了我的一生。30年中，我一直深入實際，晝夜思慮，全力以赴。”
從1961年到1964年，于敏和黃祖洽、何祚庥一起，做了關於氫彈作用原理和可能結構等方面的探索。在此期間，于敏“善於抓主要矛盾”去解決問題的特點得到發揮，在一些複雜紛亂的現象中，總能理出頭緒，找出物理上的原因，從複雜的計算中找出其中的物理內容，使認識有所前進。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至今都記得與于敏一起合作的點點滴滴。“研究氫彈機制的時候存在一個鏈式反應，如果把它編成計算機程序計算，工作量極大，而且當時的計算機條件並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于敏想了個辦法，他建議完全略去介質的運動，而首先構造一個靜態無限大的中子增殖模型，專門計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時也就給出了升温速度。”何祚庥對《中國科學報》説。
通過於敏的辦法，氫彈機理研究略去了求解輻射流體力學方程帶來的巨大麻煩，大大節省了計算工作量。
談到對於于敏在氫彈研製中的貢獻，何祚庥以“足球隊”作比喻。他説：“球隊在場上踢球，起關鍵作用的人員往往是場外教練和舉足射門的前鋒，于敏正是這支足球隊的教練兼前鋒。關鍵時刻，臨門一腳、應聲入網的總是他。”
識別一個可疑數據揭示硬件錯誤
“除了核聚變的概念以外，當時我們最有經驗的物理學家也不知道氫彈的原理和結構，所以首要任務是弄清楚氫彈的原理。在二機部九院（現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論部，讓我印象很深的是學術民主。無論年長年輕的，無論職位高低，大家在一個大教室裏，誰有想法就上台説。”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回憶説。
在那個時候，于敏擔任理論部副主任。為了突破氫彈原理，鄧稼先、周光召、于敏、黃祖洽等部主任分別帶領一支研究隊伍從不同途徑進行探索。
為了提高科研人員的業務水平，活躍學術思想，理論部經常舉辦等離子體物理、二維計算方法等各種問題研討班，組織專題學術報告會。那時，大家的學術思想非常活躍，幾乎每週都要召開的學術討論會被戲稱為“鳴放會”。在會上，無論是已經成名的科學家，還是年輕科研人員，人人都有發言權。
有一次，于敏和周光召分別帶領攻關小組進行交流研討，吸引了眾多同志。整個會議室座無虛席，牆邊也擠滿了人，許多人不得不站到了門外。會議的氣氛十分熱烈，雙方對問題的討論越來越深入，不時激發出新的思路火花。
杜祥琬説：“在討論中，氫彈最後被歸納了4種構型。但是哪一種能夠做成？這個要到計算機上做數值模擬。1965年的下半年，由於北京的計算機不夠用，于敏就帶隊到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去算題。”
在杜祥琬的記憶中，計算機是把每個時刻的計算結果打印在一張紙帶上，于敏和幾位搞物理的同事，盯着紙帶上打印出來的隨時間變化的物理量。突然，于敏指着一個物理量説：“不對，這個物理量錯了！”。
於是，大家開始查找錯誤的根源，最後發現執行這個物理量計算的晶體管壞了。“于敏由物理量的概念，能找出計算機一個硬件的錯誤，着實令人佩服！”杜祥琬説。
在這3個多月裏，于敏以其深厚的理論功底和嚴謹踏實的工作作風，帶領科研隊伍實現了氫彈原理的偉大突破——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會戰”。
中國工程院原院長朱光亞曾這樣評價他：“于敏組織領導的小組率先發現了實現氫彈自持熱核燃燒的關鍵，找到了突破氫彈的技術途徑，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一個“和衣而卧”的場景成就偉大事業
“我們這個單位不習慣稱呼頭銜和職務，而是以‘老、小’相稱。50多年來，我們一直稱呼他‘老於’。我感到，這不僅是一種稱呼，也是一種温度，是這個集體的一種凝聚力吧。”杜祥琬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在這種凝聚力的感召下，“老於”憑着滿腔忠誠的熱血，踐行了一位科學家對國家的忠誠。于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後，他領導和組織科研隊伍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突破，把我國核武器推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在上世紀70年代隨於敏加入實驗工作隊，在他的記憶中，于敏十分注重實驗設計和裝置細節。為了更好地觀察實驗情況，他堅持在現場作分析，甚至徹夜守在實驗場地，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倒卧在地板上。
這是于敏留給他的戰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恰恰是這“和衣而卧”的熟悉場景，繪就了我國“兩彈一星”事業的壯麗藍圖。
“那時候，老於健康狀況很差。每天吃得很少，從車間到宿舍，經常是步行來回，走着走着，就想要嘔吐。就這樣，在他的帶領下，大家實事求是，加強分析，尊重實踐，終於澄清了技術問題，最後順利完成了核試驗的考核。”胡思得説。
于敏家的客廳高懸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
于敏嚴於律己、淡泊名利，對國家、民族的事業總是滿懷熱忱，有極高的責任感，他的治學方法與治學精神對周圍的科研隊伍有着潛移默化的影響。
“我在於敏老師指導下學習工作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看到于敏老師對人對事使用激烈言辭，從來沒有聽到于敏老師高聲表達他的學術觀點。”于敏的學生藍可説。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于敏曾一句句教孫兒《滿江紅》這首詞。回顧他的一生，于敏的身上有諸多標籤，但在同事和學生心中，他永遠是那個獨一無二的“老於”。
（觀察者網綜合北京晚報客户端、中國科學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