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國經濟改革勝蘇聯，理由可追溯到國共大戰
【文/ 孟捷】
我們在改革一開始，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係的調整。當時叫“分灶吃飯”，有一個很形象的説法，叫“大包乾制度”。
當時中央和地方實際上就財税等收入達成一個協議，各個省不一樣。在那以前，地方的所有盈餘都要上交國庫，現在允許你按照和中央談判的某個比例保留。這當然極大地刺激了地方的積極性，而且地方經濟發展得越好，它可能拿到的越多。所以這制度在80年代流行以後，起到了很大作用。
1992年南巡以後，教育部組織一些高校博士去珠三角調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印象非常深刻，經委的一個副主任給我們作報告。這經委同志年紀也不小了，五六十歲，應該是軍隊轉業幹部。當時做報告，講到鄧小平同志南巡，他眼淚盈眶，他們感謝鄧小平，鄧小平讓他們變富，讓他們有錢了。
這制度後來當然對中央不太有利。王紹光教授跟清華大學的胡鞍鋼當時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這個數據計算當時中央的税收佔GDP的比例，大家看到80年代這比例急劇下降，好像到最後只有20%還是多少。我印象很深刻，他們説這比例已接近前南斯拉夫的比例。什麼意思？前南斯拉夫在這個比例下，後來就分裂了，這叫國家能力嚴重下降。所以後來有了90年代初朱鎔基總理推行的分税制改革，這樣就把趨勢扭轉了。
儘管分税制改革和財政包乾制度有所區別，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有一個新的調整，但是有一點沒有變化，就是賦予了地方很大的自主權。在財政包乾制度下，地方是既有財權又有事權；在實行分税制以後，中央把很多錢收回去了，但是把事權留給地方——你不是沒錢嗎？你可以自己去找錢。
因此就有了土地財政。地方突然發現土地財政是一個很好的搞錢門道。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大家都可以想象土地會有一個天量級的增值，這一塊被地方政府拿走了，這塊錢比什麼都大，而且來得很容易。
改革開放到今天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土地是國有的，這是我們區別於西方市場經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決定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
但是土地國有不排斥土地可以商品化，所以在90年代晚期，我們設計了一個制度，土地是國有的，但是可以有償轉讓和使用。這樣就把土地在很大意義上商品化了。
地方政府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生主體，這樣一來馬上就出現一個問題：我們提出一個什麼樣的理論來解釋地方政府的行為呢？打開一本經濟學教科書，資本家追求利潤、工人想要得到工資、土地所有者想要拿地租，在這個畫面當中，我們又增添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想要得到什麼？它的行為模式又是什麼？所以這就決定了關於中國改革的早期的一批政治經濟學，最能反映中國模式的經濟理論，它必須囊括一個關於地方政府的理論，否則就沒有觸及到中國模式的一個根本特點。
我們可以舉出一些理論，比如曾有過的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這是比較早出現的，後來又有地方政府圍繞GDP進行錦標賽競爭的理論。這些理論當然都有它的一些貢獻。比如財政聯邦主義比較了前蘇聯的經濟結構和中國傳統經濟的結構。
為什麼中國容易開展分權制的改革，而蘇聯很困難？我們跟蘇聯確實不一樣，我們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一直是比較有彈性的，不是那麼死板，地方始終有某種自主性的權力。這種自主權，我們甚至可以歸溯到1949年以前。
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們經常看電視劇裏國共兩軍打仗，除了看熱鬧，你們有沒有注意過為什麼共產黨軍隊會贏？當然，除了純粹軍事的原因，其實還可以找制度的原因，看共產黨是怎麼指揮軍隊的，它的制度是什麼。
我記得周總理當時有一句話，他説“你看，我們中央雖然在延安，實際上我們在延安指揮各大軍區作戰。中央第一沒錢，第二也沒軍隊，那我們怎麼指揮呢？我們靠發電報。”所以你看，在解放戰爭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就是一個高度分權的體制，什麼第一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各個軍區的獨立自主性非常強。看林彪跟毛主席的電報或者粟裕跟毛主席的電報，你會看到前線的自主性是非常大的，經常不聽中央命令，中央有時候事後承認你們是對的。
蔣介石不一樣。蔣介石有時候會指揮到前線的一個團長、營長，這是一個非常僵化的體制，是高度集中化的體制。所以它跟共產黨的軍隊比起來，不如共產黨的軍隊這套體制靈活，後者是一個集中和分權結合的體制。
前蘇聯為什麼經濟改革沒有走上成功，很大原因也是因為這個——它沒法分權，沒有分權就沒有改革。最後只能來一個休克療法，而且休克不是療法，光有休克沒有療法。因此蘇聯經濟那時候是一個急劇的滑坡。
中國到解放以後，毛主席寫過《論十大關係》，其中一大關係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建國初我們曾經有大區體制，比如上海當時是華東局，當然後來撤銷了，這體制是從解放戰爭中留下來的。雖然後來儘管撤銷了，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相對來講一直還是有點靈活的，這決定了後來我們中國改革的進步——放權，向誰放權？向地方政府放權。
當然，到最後中國的地方政府競爭，它已不光是在中央向省一級政府放權，而是省再往市，市再向縣，所以中國地方政府競爭是以縣為單位基礎的一個競爭。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一個非常波瀾壯闊的競爭畫面：一個縣級市——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蘇蘇州的崑山市，它是縣級市——它的GDP可以超過一個省會城市的GDP。也就是説，一個地級市未必一定要跟地級市競爭。所以現在經常出現這個情況：我們可以把廣東的GDP跟某一個國家相比。這是中國經濟非常生動活潑的一個景象，它帶來了非常多的變化。
回到財政聯邦主義理論。我們説這個理論有貢獻，但是也有缺點。為什麼有缺點？因為它對政府行為的解釋，失之狹窄。為什麼説“失之狹窄”？因為它認為在中國的改革當中，政府的作用僅僅是界定產權、監督合同的履行等等，這個作用非常有限。但實際上在中國的經濟當中，地方政府的作用比這個要大得多。
比如我是安徽人，我經常喜歡講一個故事，就是奇瑞汽車。
在奇瑞汽車以前，中國汽車有三大業：德國的桑塔納，這是大眾汽車；跟長春合作那個叫捷達，兩家都是大眾；還有一個法國的叫富康，富康是兩廂小車。當時我們學開車都學那個，那車開起來很痛苦，車很小，賣得很貴，桑塔納最貴能賣到近20萬。你今天一看這車質量是非常低劣的，它能賣那麼貴，所以可以想象德國人拿了多少壟斷利潤。
奇瑞汽車是安徽省政府和蕪湖市政府投資做的一個項目。隨着奇瑞汽車和其他自主品牌汽車入市以後，你會看到汽車價格馬上就開始下降了。在這情況下，政府起什麼作用？它絕對不僅僅是監督合同的履行或者界定產權，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直接扮演了熊彼特意義的企業家。
所以企業家絕不僅僅是像馬雲這樣的個人，它可以是一個組織，比如説地方政府。如果從這角度來看，現有的中國關於地方政府競爭的理論，雖然有它們各自的貢獻，但缺陷也是非常明顯。
這裏我還想簡單地評論一下所謂的新結構經濟學。大家都知道這是林毅夫教授的理論，這理論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它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明確的關於地方政府的理論，而且也沒對現有的幾種地方政府理論給出它自己的評價。這樣一來，它對產業政策的描述在相當程度上是空洞的。
大家都記得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關於產業政策的討論。這討論應該説在相當程度上跟中國現實不完全符合，甚至我們可以説它不太切題。因為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要不要產業政策，或者有沒有產業政策，在中國經濟當中，問題的核心是產業政策能否有效。
在中國我們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政府，這意味着中央政府有產業政策，地方政府也有產業政策，這是一個雙層的結果，所以我們可以叫它“雙層產業政策”。那麼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這兩個產業政策未必是一致的。
用電動汽車舉例。特斯拉是電動汽車，中國也有電動汽車，而且我們還有一種電動汽車叫低速電動車。山東省是生產低速電動車的一個大省，低速電動車很便宜，小幾萬塊錢。特斯拉50、60萬塊錢，但是我2萬塊錢的也是電動汽車。那麼對這種電動汽車產業政策，我們就能看到“雙重產業政策”非常好玩的一個效果——
在中央層面，對這種產業發展是不鼓勵的。到地方政府層面，就存在一種選擇：你是跟着中央產業政策走，還是另闢蹊徑？我們看到不同的省有不同的選擇，某個省可能完全聽從這種產業政策，那這種低速電動車在你這兒就沒法發展；但是以山東省為代表的省份，沒有完全跟隨這政策，自己奉行另外一套產業政策，所以它現在是低速電動車的大省。
這故事是非常有趣的。中央來一套產業政策，地方政府馬上有選擇，這個選擇意味着什麼？實際上我們是不同的產業政策在競爭。針對一個部門的產業政策，在地方政府這個層面它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他們在政策執行上在相互競爭，然後由此決定具體的產業政策是有效，還是沒效。
經濟學家總是試圖用一些既有的理論來理解中國實際，但中國的經濟模式實際上遠遠超出了這些原有理論框架所能設想的。我們是“摸着石頭過河”，我們沒有從某一個現成的理論版本出發來做事情。
比如小平同志説什麼是社會主義？我們搞了幾十年，現在還不清楚。那意思就是説，我們要解除對實踐的一些條條框框的束縛。然後又説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我們搞了幾十年計劃經濟，小平認識到，要真正發展生產力，市場經濟是不能逾越的一個選擇，所以從此找到了一條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的這麼一條道路。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包括習總書記也這麼講，改革是一場社會革命。把這話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話比較，很相像：毛主席當時直接談我們就是革命，革命是為了摧毀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障礙是“三座大山”；從小平到習總書記的表述，改革同樣是一場社會革命，變革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和解放制度障礙，且改革沒有完成時，改革永遠是進行時。
從這意義上來講，我們説從小平以來到今天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一個巨大發展。所以才有了我們今天GDP總量這個巨大成就——我們不僅超越了日本，而且接近達到美國的百分之六七十。這些成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去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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