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劉淑儀：從貿易摩擦到文明衝突，中西雙方如何避免對抗

【文/ 葉劉淑儀】

在鴉片戰爭的硝煙散去170年、新中國成立70年、改革開放40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8年之後的今天，正當中國朝着成為世界強國的目標堅定邁進之時，美國主導的貿易摩擦和技術抵制可能給中國的帶來沉重打擊。

儘管2018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創下歷史新高，但12月中國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分別下降4.4%和7.6%，顯現出特朗普關税戰的破壞性影響。比關税戰更具破壞性的是特朗普政府發動的科技戰。美國禁止向中國出口特種芯片，並強行將中國科技巨頭華為逐出美國和其“五眼”盟國的5G市場，這些舉措發出了明確信號，美國主導的聯盟一心要打一場針對中國科技發展的阻擊戰。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不能把責任歸咎於所謂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或其“惡名昭彰”的國家產業政策。為了實現經濟起步，中國的行為與二戰後日韓等東亞經濟體的做法沒什麼兩樣。

學術界對日本戰後經濟奇蹟早有詳細的記錄。日本先後豎立了關税和非關税壁壘，在特定行業中培養“國家隊”，並通過逆向工程仿製美國競爭對手的產品。這一系列精心設計的經濟戰略都旨在保護其國內市場。

在日本和韓國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國家政府與大企業之間存在共生關係。儘管其他亞洲四小龍經濟體（例如台灣地區和新加坡）的政府沒有構建關税壁壘，但也都對市場競爭的優勝者支持給予強大的政府支持。

當然，在談到中國的時候必須考慮到規模效應。據經濟學家劉遵義介紹，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所佔份額從0.5％上升到10.2％；而其佔全球GDP的份額從1.75％上升到15.2％。作為全球人口最多的洲級經濟體，中國釋放人力和智力，贏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脱貧戰役。

今天，放眼西方媒體，除了中國科技取得的震撼性成就，關於中國涉嫌間諜活動、盜竊知識產權或其他違法行為的報道比比皆是。美國司法部長提名人威廉•巴爾最近表示，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而非俄羅斯。這充分説明“中國威脅論”已經在美國愈演愈烈。

然而，中美關係的癥結比貿易失衡或科技競爭埋得更深。西方許多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持懷疑甚至批判的態度。美國認為改革開放未能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在這個問題上，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記者和各路“中國專家”比歷史學家更敵視中國。

西方學者認為，經濟發展水平與自由程度之間存在相關性。他們提出的假説是，當一個國家邁過人均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門檻”後，就會越來越自由化。西方一面斥責中國實行“大躍退”，嚴格限制人民權利和自由；一面攻擊中國在西方以所謂“隱蔽性、脅迫性和腐蝕性”手段拓展影響力，直接冒犯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西方只有進一步瞭解中國曲折的歷史，才可能從廣闊視角看待中國當下的貿易實踐和對外影響機制。首先，歷史上一直被視為“中央大國”的中國，不願受到外界煩擾。1757年，乾隆皇帝下旨規定南部港口城市廣州為唯一的外貿口岸。中國東部沿海的港口一直到將近100年後，才在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合力下對外開放。

其次，中國仍然不擅長向西方“推銷”自己。很遺憾，中國通過孔子學院向全球各地投射軟實力的做法是在浪費機會。儒家思想強調克己復禮、自我犧牲、遵守孝道、服從上級，這些東西連讓中國年輕人接受起來都很困難，更不用説遠銷西方了。除了大熊貓之外，中國對美國最成功的軟實力輸出就是籃球運動員姚明——他在打比賽時可以遵守美國的規則，但從頭到腳都還是很中國。

第三，由於內戰、分裂和災荒的悲劇在歷史上反覆上演，中國特別重視團結和統一，優先保證讓所有人吃飽肚子，維護社會的公序良俗。中國也深刻地知道，其廣大人口素質參差不齊，提高農村人口素質任重道遠。這也是為什麼千百年來歷朝歷代的中國政府為了維持秩序與和平，都不得不採取一些控制手段。

中國還要好好學習如何與西方相處，如何對外展示自己。同樣，西方應該認識到中國不是一個普通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如果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説明了什麼，那就是中國文明不會輕易向西方式的民主化妥協。如果貿易摩擦與科技禁令長期持續，中西之間的思想交流乃至人類進步都會受到嚴重阻礙，但長遠來看如何避免中西文明的衝突恐怕才是更重要的事。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南華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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