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 | 清代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
清史的重要意義一般來説，在於它的存續介乎傳統與現代之間。它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古代政權（ancien régime）不管後來的中國發生了多麼大變化，清代的遺產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不論瞭解較早期的中國，還是當代中國，清代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時期。
清代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如果沒有1600至1800年間滿族統治者極為勤奮努力地，並且技巧嫺熟地致力於拓展疆域，中國永遠都不會有今日這樣廣大的疆域。今天中國之所以如此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大小以及它的邊疆的區域位置。清代對近代中國的形成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使今日中國成為了一個地理與民族的實體。簡單地統計或許能告訴我們部分的事實。
就所謂中國“本部”（China proper）在中國歷史上大部分的帝制時期中，中國擁有有效管轄權的邊界大致為1532800平方英里，這隻有美國一半的大小。到清末，當滿洲帝國的疆域從它擴張的頂峯時期（18世紀末）經歷了顯著的縮小後，它仍然擁有接近4278000平方英里的土地，比中國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要大606000平方英里。
儘管漢唐巔峯時期亦曾經略西域，擴張到今日俄屬突厥斯坦，蒙古帝國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世界帝國，但前者的統治是短暫的，後者的組織結構過於鬆散，以至於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多少烙印。相反，唯有滿洲帝國能成功的制定政策以統治幅員遼闊的區域，並且設計出複雜的行政與軍事機器，以鞏固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穩定而持續的龐大帝國。
清朝疆域圖（1820年）
除了蒙元帝國與早期的一些非漢帝國，如拓跋魏之外，任何中國朝代所能期待的有效控制線很難逾越長城一線，以防止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因為鄰近蒙古，有遠見的早期滿族統治者，甚至早在1644年之前，就已經制定了良好的基礎政策以統治內蒙古地區的蒙古人，這一統治不斷鞏固而且一直持續到朝代的結束。這一政策包括持續不斷的滿族宗室與蒙古王公的通婚；定期授予蒙古統治階層成員以各種貴族頭銜。認可喇嘛教作為蒙古的官方宗教。建立起行政機器，從公侯，直到盟、旗等，這不僅適應了蒙古人的習慣，而且有利於滿洲人對其分而治之。所有這些事務，由北京的理藩院（或殖民事務部the court of colonial affairs）負責。
儘管早期的法律規定禁止漢人進入蒙古人的遊牧領地，但實際上，帝國政府從17世紀後期起，就默許漢人移民到內蒙古，特別是出現饑荒的時候。而蒙古貴族也默許了漢人的移民，因為他們發現，這樣一來，他們的角色就會變成食利者。在各地，一旦漢人的農業殖民具備了一定規模，政府就會設置固定的行政機構如州縣等以進行管理。晚清以降，漢人移民程度越來越大，內蒙古已經相當程度上被漢化（sinicized），而在滿洲人統治前，這一地區始終是被排斥於中華文明之外的，這顯然是清朝的功勞。同樣的漢人移民也發生在滿洲地區，特別是19世紀中葉以降。儘管有帝俄與日本人的覬覦，但他們依然使得滿洲被徹底漢化了。
17世紀末葉，處於喀爾喀（Khalkha 外蒙古）防衞中國北方好戰的突厥民族的需要，滿洲人發動了一系列的戰爭，其結果是清朝建立了在外蒙古與西亞的宗主權（suzerainty），並征服了Kokonor（青海）與中國屬突厥斯坦。滿族運用多樣化的手段建立了對這些遙遠區域的有效控制，在距離、地形、人員交通與財政資源補給等方面，這些區域距離越遠，控制的難度越大。清朝建立對這些邊遠地區的複雜而靈活的統治系統，效果是非常顯著的，眾所周知的事實證實了這一觀點。中國屬突厥斯坦與Kohonor分別於1884與1928建省，成為新疆與青海，而清朝在拉薩的官員與駐軍在1912年之前也一直常駐。從法律上看，1946年1月之前，外蒙古也並沒有正式中國分離出去。
歷史檔案中的蒙古朝審案例 圖自蒙古勒呼《清代蒙古秋朝審考》，《國學學刊》2017年第3期
1842年之後，清帝國被迫認識到現代強權政治的事實。漸漸地，俄國、英國、法國、日本不再將中國的邊疆區域與附屬國的法律狀態問題當作純學術問題來進行探討了。所有的派別都從現實政治中認識到：中國外圍的任何部分的法律地位，根本取決於中國對其實施有效控制的實際能力。
在總結清代的領土遺產時，或許應該指出，清代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雖然看似並非帝國建構（empire-building）那樣的洪業，但其歷史重要性毫不遜色。儘管中國內部邊疆的擴張史幾乎與中國自身的歷史同樣悠久，但直到雍正(1723-1735)以降，才制定了更強有力的政策以將那些非漢族羣（Non-Han ethnic groups)漢化。這些族羣主要居住於湖南的山谷中以及湖北的高地，還有云、貴、桂、川等省的羣山之中。政策的核心是改土歸流。從1723年開始，這一政策被廣泛運用於甘肅、青海、中國屬突厥以及西藏東部地區，後者於1928年至1949年間設立西康省。值得提及的是，在滿族統治最後幾年中，這一政策依然在西康反覆施行。倘若沒有這些西南省份內陸疆域的拓展與鞏固，那麼日後在抗日戰爭（1937-1945）中，大西南是否能成功地作為支持抵抗戰的大後方值得懷疑。不論從外部還是內部看，清代最大的貢獻在於建構起了近代中國鞏固的地理實體。
明清時期，西南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廢除了土司制，實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
第二，清代的第二個重要遺產是它的龐大人口。在清代之前的官方記錄中，中國人口的頂峯是6千萬，儘管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一些朝代，如宋代與明代，實際人口可能超過了1億，但基本的事實是，在一個前工業化時代，若無特別適宜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如此持續的高增長率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如我在《中國人口史研究1368-1935》中討論的，這一優異的經濟與制度因素出現於1683年後直到乾隆晚期的國泰民安的繁榮時代，在這一時代中國人口暴增至3億。儘管後來經濟出現惡化，人口與土地比例也不容樂觀，但這一增長趨勢依然無法阻止，直到1850年，人口已經突破4億3千萬。儘管中國受困於人口過多與大眾的貧困，他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7億。即便是歷史上最嚴酷的斯巴達式政權也無法改變這一趨勢。要了解人口增長的歷史根源，清代的統治又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曆代人口變化圖
第三，清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征服王朝。而它成功的關鍵無疑在於早期滿族統治者制定了徹底系統性漢化的政策。清代提供了一個完美的研究文化吸收的複雜進程的個案，它塑造了我們對於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的內在力量的認知。本文空間不允許我給出一個系統的解釋以闡述為何早期清代統治者會採納這樣一種政策。但這裏我們足以認為，對一個征服族羣來説，當它的人口遠遠少於被它所征服的漢族時，最有效的長期政策是：支持中華民族特別是其關鍵階級，即士大夫階級所視為正統的那些制度與文化系統。5世紀時北魏孝文帝的系統性漢化政策，以及法國的亨利四世在1598年的改奉天主教，都是取決於類似的政治必要性。
滿洲帝國宗室、貴族與官員系統性漢化可由如下事實證明：從立國起，就完全吸收了明代的政府制度，再輔以少數滿族的理性的改進與制度創新。無論是康熙皇帝，還是他那些在社會政治關係上持保守消極態度的繼承者，都積極扶持新儒家作為官方正統的意識形態。清代的皇帝對孔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高度尊敬。（在北京二跪六拜，在孔子的家鄉曲阜三跪九拜）對皇室後裔進行以正統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嚴格的中國歷史教育。儒家正統思想被用於為廢止滿洲八旗制度中的某些封建關係而進行的辯護。在國家支持下，展開了大規模的印刷出版活動，將程朱學派的新儒家著述，以及文字訓詁工具書，及個人的文集等收集在一起，編纂進《四庫全書》。至於中國的文學、書法、繪畫乃至娛樂方式也被滿族接受。
清吳廷琛狀元及第匾
當然，雄才大略的統治者如康熙、雍正、乾隆等，事實上並不會認識不到保留滿族本身的特點與習俗的重要性。但中華文化的吸引力如此強大，以至於到了18世紀後期，帝國官方強調的對本民族特點的保持，已經淪為對部分皇室宗親與滿族科舉候選人的法律上的義務，比如學習騎射之術，滿文等。儘管滿族的薩滿信仰似乎還保持到了王朝的結束。有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即使對滿族王公來説，最遲到19世紀初之後，滿語也已經成為了一種死語言。此外，跨族婚姻在整個清朝都十分盛行。事實上，很多旗人逐漸陷於貧困，其結果只能是他們通過通婚日益於漢人融合，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無需詳述。
事實上，滿族漢化程度如此之深，以致我們竟將其視為傳統的儒家國家與社會，這種情形不僅在早期的中國朝代中出現，在清代也是如此。我們有必要提一下，在宋代儒家國家形成的時代，總所周知，在指導思想與實際政策上存在着顯著的差異，而且並沒有欽定的學術正統。儘管明朝的創立者選擇了程朱學派作為正統，但他的後人，並沒有真正的看重這種意識形態。
即便是天才的明代統治者宣宗（1425-1435），也曾將一位官員及其家屬關進監獄，因為他抗議皇帝，認為應該由淵博的學者幫助皇帝學習宋儒真德秀的《大學衍義》。而對比之下，從康熙時代到清末，官方選擇的皇家教師，以及春秋兩季為皇帝講授儒家學説的學者都是程朱學派的。且不論其後果的好壞，可以肯定的是在滿洲異族的統治下，中國成為了一個嚴格遵循正統儒家思想的國家。在清代，對現代的學生稱為儒家思想的那些規範、習俗、價值的滲透之深入，接受之廣泛，在清代之前的任何歷史時期都是不可能發現的。
儘管滿族的漢化與儒家化政策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但其收益同樣巨大。滿族統治了中國268年，而元朝統治中國只有89年。儘管存在着種種缺陷以及鎮壓手段，康熙、雍正、早期乾隆的時代，依然可以説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盛世。大部分人民享受着和平、繁榮而心滿意足的生活。重大的考驗來自1851年，在太平天國的叛亂中，漢民族的大部分，特別是它的關鍵階級士大夫，忠誠地站在他們的滿族統治者一邊為其戰鬥。這是因為，所謂的“異族王朝”，實際上已經遠比過去的中國王朝更為儒家化了。
第四，儘管隨着清朝的結束，舊秩序崩潰了，但從整體上看，必須認識到，它作為一個傳統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體系，具有高度的成熟性，並且在經濟與社會上，實現了高度的跨區域的整合。就政治制度而言，清代顯然從宋明的失誤中得益匪淺。比較唐以降不同朝代的行政法，我們可以知道，在很多方面，諸如不同官員之間的管轄權以及相互關係的處理，文件的分類與傳遞，決策的程序以及其後的執行過程，以及方方面面的官員任免、考績等領域，清代的制度都顯得更加審慎、有序及理性。
儘管實際上很少有——假如有的話——社會經濟制度是清代原創的。眾所周知，商人行會與手工業者行會，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近代的父系宗族可以上溯到1050年，私人學術與針對科舉考生的社區學校系統可以上訴到宋代。同樣，各種非政府慈善機構也早在宋代就已出現，如救濟孤兒的機構以及提供給窮人的社區公墓，救生船等組織都出現在清代之前。不過，在清代之前的這些制度與機構可能是零星的，支持不足的，在地理分佈上也是有限的，而在清代它們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並越來越普及。
一個極好的例子可以説明社會經濟制度的成熟，並昭示着大規模的跨區域經濟與社會整合，這就是各種各樣的志願者協會，它們基於同鄉而形成，一般稱為“會館”。從現存記錄看，最早的會館在1420年代前期出現在北京，是排他的安徽蕪湖的同鄉會館，是中央政府的官方機構。從1560年開始，有些地區商人團體開始在國家的首都建立他們的會館。到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在長江下游的主要城市和少數繁榮的鄉鎮，都建立起了各地商會與手工業行會的會館。
蘇州七里山塘
在清代，在江蘇南部城市蘇州，共建立起了41個會館，還有很多各種同來自全國各地的同鄉團體建立的行會。在清代，北京共建了400餘所會館，代表着所有的省份，以及那些繁榮富庶的區縣，其主要用途是作為本鄉的考生進京趕考的旅社。
在我最近的著作《中國會館史》中，顯示出，到晚清時代，無論是向社會各階層開放的會館，還是隻向同鄉同業者開放的，已經遍佈於各個省會，大小沿海與內陸港口，某些縣城，甚至是一些既不以貿易也不以手工業聞名的內陸縣城。會館密度最高的地方出現於四川，幾乎每個縣都有最少一兩個由遠方來的移民建立的會館，多地縣竟至有四五十所。
在四川以及其他主要城市，根據詳細的地方誌以及新出的碑刻史料，我們知道，不同的通向組織傾向於匯聚在一起，組成用現代術語描述近似於“商業公所”的機構，以參予整個地方社區中與福利等相關的事務。各種同鄉會團體與本地居民之間的保持着持續的聯繫，其後果往往是土客之間的相互通婚與社會同化。
在某些西方及日本學者的印象中，他們往往認為會館的流行體現了中國地方上存在的強烈的獨善其身的取向，這遲滯了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但恰恰相反，實際上在中國各地數以千計的會館以及同時存在的同鄉會組織在大小城市，不可能沒有促進相跨地區的經濟交流與社會整合--甚至在晚清到民初政治失序的那些年代中，這一程依然迅速進行着。
蘇州山塘陝西會館
第五，在物質文化與藝術方面，清代被視為一個悠閒與繁榮的時代。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物質文化的發展，刺激了更廣泛的領域中的文化生長，這是一個罕見的繁榮世紀，且從1683年（譯者按，平定三藩）後的中華太平盛世（Pax Sinica）之後，君主施行仁慈的專制。清代物質文化發展的領域實在是太廣泛了，以至於我們不能試圖去做出概述。從當時的原因看，我們只能根據那些較完備的地方誌總結，自從貿易與手工業中的勞動分離出來後，藝術業迅速發展，不同的繪畫卷軸越來越多的產生出來，以供大眾與精英之消費。當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商業鉅子制定出炫耀性消費的新標準後，從未有過的眾多的人口迅速地提升了他們的生活水準。
這個和平與繁榮的世紀，見證了史無前例的對書籍的大量需求，出現了大批的版本目錄學家和藝術鑑賞家。在帝國宮廷中，從康熙開始後纂集、彙編出版大量的書籍，收藏巨量的藝術品。長江下游地區的大量商業鉅子或殷實的學者也聞風景從。隨着精英階層熱衷於培養學術與藝術愛好的風潮成為一個全國性現象，長江下游地區依然是全國的文化藝術中心。那裏富於財富，閒暇安逸，大量的收藏室與藏書樓被建立，江南地區給那些為學術而學術的研究的興起提供了大量的機遇。表現主義畫派興起，其代表人物是揚州的隱士八大山人，它啓發了近代的畫界鉅子如吳昌碩、齊白石等大家。各種流派的歌劇日漸成熟，其中一種日後在某種程度上被錯誤地命名為京劇 （Peking Opera）。
《同光十三絕》
當1800年後，江南鉅商走向沒落之後，文化活動在地理分佈上變得更加廣泛，並逐步走向公眾。從文化活動的範圍領域以及其深入的程度來看，沒有理由同意以前流行的那種認為清代是文化藝術停滯時期的觀點。
最後，我認為十分重要的是，應當嘗試指出為什麼中國歷史上這個最為成熟的帝國會走向衰弱？
首先，這些在中華太平盛世（Pax Sinica)的世紀中難得的經濟與制度的有利因素，使致18世紀末時，人口爆炸到達了前為所有的程度，導致了一系列的新經濟問題的產生，這樣一來中國就沒有辦法支持科學技術知識方面的投資。
第二，在外在的莊重華袞之下，乾隆朝在各方面都出現了廣泛的矛盾，如法律與實踐的矛盾，還有貪污腐化。從3份發表在Wen-hsien ts’ung-pien（觀察者網注：《文獻叢編》）的軍機處的秘檔案來看，至少在1776到1799年間，貪污已經遍及全國，並且半制度化了。貪污如此盛行，以至於乾隆朝以後，康熙、雍正時代曾實行的仁慈專制只得轉變為嚴酷的專制，這導致了白蓮教的興起以及隨後的叛亂。
第三，太平天國戰爭迫使1850年後的清政府恢復賣官鬻爵之制，且其規模驚人，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這被許多後太平天國時代的政治家與官僚視為一切行政罪惡之淵藪。
第四，在太平天國叛亂時期以及其後，一種權力去中心化的趨勢開始盛行，這是由於省級威權力量的興起，但這些省級威權力量又越來越無力控制地方上的官員。
第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中國被西方捲入近代世界政治的漩渦，且這時的西方在很多方面並不遜色於中國，在某些關鍵方面甚至優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這些因素就開始導致滿族帝國的衰弱，1840年之後，這些因素匯聚在一起並相互作用，最後導致了清王朝的垮台以及傳統中國的制度與儒家文化的重新整合。
本文來自《亞洲研究》，由楊昂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