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脱歐、“黃馬甲”下的歐洲，中國真有機遇？
【巴黎“黃馬甲運動”週而復始，很可能採取“無協議脱歐”的英國走在了十字路口？如此情境下，對中歐關係是機遇還是挑戰？1月20日，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所長黃平做客文匯講堂，主講《中歐關係：互動中的夥伴關係》，以下是此次講座精要】
（文/黃平）
我開始接觸歐洲相對今天的年輕人更早些，1960年代就開始試着讀到狄更斯、莎士比亞、哈代的英文作品的縮寫本或簡寫本，1970年代中期到整個1980年代則比較認真地讀過培根、休謨、洛克等英國哲學家的著作，當然更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寫的關於英國或基於英國或在英國寫的著作。
1987年起在英國學習了接近六年，主要是做英國社會和思想史的研究，除了讀英國人寫的東西並與他們討論、爭論，也實地生活和觀察了英國，其間竟一次也沒有回來過，並有五年時間一直住在一家英國人的家裏，即使回國後在社會學研究所的十幾年裏也主要是應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其中有很多也是來自或源於英國的文化研究、英國的社會史研究和當代的社會批判理論研究。
2014年來到歐洲研究所工作，其實也是重新學習。我和同事們正在做的是歐洲社會發展模式的比較研究，這應該是一項比較長期的研究，我們關心在歐洲內部存在着多種不同的發展模式，而每一個發展模式也在這兩三百年中不斷髮生着變化，比如説英國經驗、英國道路、英國模式和英國理論。
今天的英國和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狄更斯寫《霧都孤兒》，甚至和1945年二戰後，和撒切爾夫人八十年代執政時已經很不一樣，乃至於和20世紀後期和21世紀初期託尼·布萊爾當首相時推動的所謂“第三條道路”時也很不一樣，那時吉登斯就是“第三條道路”理論上的“精神導師”。
這些針對的只是歐洲的一角或者即將脱歐的一個國家而言，如果放眼看整個歐洲，那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就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別，每個國家也變化很大，我們比較耳熟能詳的就有所謂萊茵模式、北歐模式，等等。
我今天帶來的問題有三組。
“歐洲一體化”往前，還是放緩，這是個問題？
當我們講“歐洲”的時候究竟指什麼？在我看來，至少有好幾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歷史的歐洲。歐洲在近代世界史上曾經很輝煌，那個歐洲甚至也是今天中國還正在努力奮鬥着的現代意義上的現代化的第一個模板，歷史上的歐洲和今天歐洲，這個是縱向的“歐洲”，歷史的歐洲，這個歷史過程一直還在變化中，還沒有完結。
第二個層面是地理的歐洲，或空間的歐洲。它在七大洲五大洋之列，西歐是第一輪發展起來，後來跟上的有北歐、南歐以及今天的中東歐，更大一些歐洲大陸，歷史上曾連着俄羅斯。
第三個層面是正在一體化中的歐盟，即現在英國要脱離的那個“歐洲”。
第四個層面的“歐洲”，也與歐盟有交叉關係，那就是歐元區的“歐洲”，不是所有歐盟國家都在歐元區裏，例如英國沒有退出歐盟時，也不是歐元區中的一員。還有第五個層面，也是交叉的，那就是在歐洲的申根國家，也不是所有的歐盟國家都簽署了申根協議。
所以，“歐洲”是一個重疊累加和多重意義的歐洲，而不是固定不變的一個樣板，不是當初供我們趕超、學習，早期甚至把它當“老師”的那個歐洲。
歐盟最重要的事是“一體化”，從醖釀至今天也才剛剛走過六十年多一點。它的進程還在推進過程中，甚至也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逆一體化”，即英國將要退歐，不管有協議或無協議的，硬脱歐還是軟脱歐，如果不出意外，在2019年3月29日就會發生。
一體化的過程我們可以用“穩步推進”來形容。但究竟何謂“一體化”？這其實也是一個問題。記得歐盟還只有15成員國時，我們請過歐盟主席、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來中國社科院演講。他演講完，我就請教他：作為歐盟主席，您腦袋裏最重要一個問題、一個難題是什麼？他説：我最頭痛最關心最想處理但最難解決且還遠遠看不到頭的事，就是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已解決的“書同文、車同軌”，即制度的一體化。
又過了幾年，歐盟已由15國擴展為25國，我們又請了當時的歐盟主席葡萄牙前總理巴羅佐來社科院演講，巴羅佐也是滔滔不絕。我又提了一個問題：“究竟您理解的一體化是什麼意思？”他又反問我怎麼理解。我説我理解的一體化是在制度層面、規則層面、法律層面用一樣的標準，首先是在預算、財政、貨幣、金融等層面。
歐盟委員會前主席巴羅佐（左）、普羅迪（右）
歐洲是世界上第一輪發展出、孕育出形成現代國家或者現代民族國家的地區，它也是第一個試圖讓渡部分主權、形成這樣一個區域性的聯合體。讓渡部分主權形成區域性聯合體最重要的是在制度、規則、法律層面的一體化，而不是數量上的擴張，更不是已一夜之間由15個擴張為25個，仔細看新進的10個國家，按照標準、法律、規則來評判，就顯得有些過快、過早、過於勉強。
當代最著名的德國哲學家之一哈貝馬斯提出過一個命題：“現代性是一項未完成的工程”，這個概念的隱含意思是它能完成，只不過還沒有完成。歐洲歷經文藝復興、啓蒙運動，從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法國革命開始有這套現代性制度，包括財政、審計、税收、司法、教育、醫療、養老等等。
哈貝馬斯成長在戰後德國，經歷過歐洲最繁榮的黃金時代，他提出“尚未完成”概念，要大家再通過公共討論、辯論、爭論形成更開放的“公共空間”。“尚未完成”基本是正面的説法，是能完成，無非是時間早晚而已。“不可能實現的任務”是湯姆·克魯斯演的系列電影名字，英國脱歐只是現象或者一個國家，是否意味着“一體化”該放慢還是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完成？這確實在困擾着我。
再退半步，我們也別那麼悲觀。《紅樓夢》裏的話是“大有大的難處”。但我認為，大也有大的好處。歐洲的一體化放慢一點，是不是慢也有慢的好處？
出了那麼多問題，停半步緩半步，六十年走到今天已經夠快了，與一個國家建立需要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相比，為了國家的根本利益，或者為了別的什麼，歐洲人經歷的可不止是兩次世界大戰。現在追問讓渡部分國家主權而形成一個大的區域性的聯合體的下一步究竟走向哪兒？慢是不是有慢的好處？
1972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一見到周總理就説，你年輕時到法國生活學習過，您怎麼看法國革命？基辛格原意想問怎麼看1968年發生的學生運動，總理想到的是1789年，不加思索地回答，“法國革命到現在不到兩百年，要回答它還為時太早。”今天，這句話在法國思想界、理論界可以説是家喻户曉的名言。“才200年”，還不好評價，何況才60年呢？
歐洲一體化究竟是往前呢，還是放緩？這個問題沒有哈姆雷特的“活着還是死亡？”那麼嚴重，但確實也是一個問題，一個真問題。
歐洲今天所遇到的挑戰大多屬於“未能預期到的後果”？
歐洲今天遇到了哪些挑戰？
首先，從經驗層面看，今天歐洲遇到很多事：英國脱歐、法國“黃背心”運動，此前的難民危機、烏克蘭危機、希臘債務或者主權債務危機、還有恐怖襲擊等等。
十八大以後的五年中的每一年，我們都帶着四大夥伴關係——和平、增長、改革、文明——的全方位合作方案，去布魯塞爾或在北京參加一年一度中歐領導人峯會。恰好就是這些年，他們分別遇到克里米亞歸屬問題、希臘債務問題、難民問題、脱歐問題，等等，我們的全方位合作伙伴方案也包括新型城鎮化、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走綠色、環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連帶社會養老、住房、教育、醫療。
我們確實認為中歐之間可以合作、能夠合作、應該合作，我們有學習乃至取經之誠意，可是對方的興趣常常就在當年的焦點事務和危機上，甚至就只在這些危機上，當然它們是現實的、迫切的，包括現在最膠着的法國“黃馬甲”運動和英國的脱歐。
其次，除了經驗層面，是不是制度層面也有問題？
在制度設計上，比如一體化最重要是經濟一體化，要有統一的財政是最起碼的，目前雖然有統一的貨幣歐元，但直到現在還沒有統一的財政。在制度設計層面是否需要檢討，或可以改進？英國脱歐是否會有示範效應？
再次，在認知層面上，如果是“尚未完成的工程”（unfinished project），還是要正面積極去完成？如果是想建成當年丘吉爾提出過的“歐羅巴合眾國”，我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impossible mission），不論是60年還是120年，至少，相當長時期內都不可能完成。
最近，特朗普提倡一切要“美國優先”，對歐洲的安全承諾、氣候變化協議、以及伊核協議都推翻了或撤出了，其中包括在最近重大的國際場合，美國政府居然把歐盟列為一般性的國際組織。
歐洲是最出思想和理念、主義的地方，從古希臘以來，文藝復興是歐洲式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啓蒙時期也是羣星燦爛，“需要巨人也出了巨人的時代”，而且幾乎每一個啓蒙思想直到現在都還有活力。
那麼，“歐洲”的問題是否在認知層面出問題？18世紀以來，歐洲出現的現代制度和現代科學相隨而行，而現代科學既是現代制度的產物也是對它的正當性論證和合理化闡釋，是對確定性的尋求，而當今時代在認知層面最大的確定性恰恰是不確定性，它本身成了常態，如果是這樣，我們對危機、風險、挑戰、“黑天鵝”是否應該見怪不怪？或者本來就應該會不斷地飛出“黑天鵝”？
這些挑戰是“未能預期到的後果”。
“未能預期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提出來，後來默頓把它發展成為了一個解釋性的概念，再後來被吉登斯在他的《社會的建構》裏作為一個關鍵性的分析概念。
而傳統國際關係理論最關心的是戰略意圖、能力／實力和權力比對，社會科學其實對意圖不那麼在意。因為每個人都有意圖而且時刻都在變，最重要是每個個人的意圖，也與其他人的意圖不斷互動着，更與其所處的語境、社會關係、歷史背景互動着，結果就會出現未能預期到的後果，最深刻的原因在於社會並不是外在於每個人，每個人都是一個主體，不管什麼政策、外交、國際關係、社會科學，每個人對它們的理解（甚至也無所謂理解正確／準確與否）就會影響到這個人的行為，也就影響到社會中之一員的行為，那麼這一員也就因此也改變了整個社會之這一小部分，或部分地改變了這一小部分。
因此，數千數萬數億人不管他們各自怎麼理解，或謬誤或錯誤或荒唐地理解，比如特朗普以及手下有彼得·納瓦羅、博爾頓、白邦瑞等，用他們的理解來制定、闡釋政策，最後一定是綜合的，就是恩格斯講過的無數“合力的結果”。
“未預期的結果”為何如此重要？這不在於結果會不會事與願違。
卡梅倫並真不想脱歐，馬克龍沒想到燃油税會惹出如此之大的“黃馬甲”運動，就像撒切爾夫人當年加了幾十鎊的“人頭税”，沒想到就被黨內老臣質疑，還導致了她下台。
中歐關係：不確定性世界中的一個確定性？
中歐關係，一直是被認為是中國外交關係裏最重要關係之一。如果説，中美關係一直是最要穩定住的雙邊關係，中俄關系是最為穩固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那中歐關係至少是中美、中俄之後又重要又確定的一對關係。
一方面，合作中有巨大的互補性，彼此之間互有需要，且能互補；另一方面，歐洲的經驗、歐洲的個案，歐洲內部不同的發展模式，對我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並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解決好我們面臨的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問題也有借鑑。
各種不確定裏，中歐關係裏的這些方面，畢竟是一個穩定性、穩壓劑，一種確定性。
今天，我們不是處在“歷史的終結”，也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沃倫斯坦所説的“18世紀以來我們所知道的那個世界正在走向終結”的時代？或者，吉登斯所説的“遠離我們而去的世界”？
18世紀以來歐洲關於平等與自由的爭論或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爭論，福山曾很自信地給出了與他的老師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完全不同的結果——終結於美式西方民主，那場西歐意義上的爭論隨着蘇聯解體劃上句號。
亨廷頓則認為，隨着冷戰的結束，世界又重新回到了文明的衝突時代。亨廷頓的文章1990年代發表後，還專門組織過一場討論，請了十來個人，他請大家來批評，最後剩了五分鐘給自己答辯，答辯詞英文就三個字：“If not? What?（“如果不是文明衝突，那你們説是什麼？”）其實，真的問題是，18世紀以來的那套知識體系走向終結了，從二十世紀前七十年代開始，就進入利奧塔所寫的《後現代狀況》，進入了不確定和高度碎片化的時期。
不確定性也未必就一定是壞事？從中國的辯證思維而言，挑戰是危，但可以變成機，既然不確定，那就給了我們希望。如果西方稱霸世界是早就確定了的，那麼中國的復興就再無機會。不確定性從國際關係而言，就是世界秩序重新洗牌、重新組合，不僅是有挑戰，也有危機、有陷阱、有難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此前經歷了一戰和幾百年戰爭的歐洲人痛定思痛，再也不能打仗。戰後也確實換來了七十多年的和平，尤其是現在的西歐北歐。中間雖有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但也可以叫冷和平、“核恐怖平衡”，但沒有真打起來。
在和平條件下，社會發展了、繁榮了，住房、醫療、教育、養老都在解決之中，雖然有老齡化這樣的巨大挑戰。冷戰結束後,美國有“一超獨霸”的短暫幻覺，也遇到過小挑戰，如“9、11”恐怖襲擊和美國指稱的幾個小的所謂“流氓國家”。
但是現在，不但非洲的貧困／發展問題沒解決，中東也越來越亂，還有各種地區矛盾和非傳統安全的挑戰，氣候變化是其一，還有疾病傳染、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等。
宗教極端主義也未必一定就有宗教背景，他們也不需要組成傳統意義上的政黨和國家，但能通過極端行為包括微型、小型的極端行為造成大的後果。
原來的亞非拉尋求獨立、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需要人民組織起來、建立政黨甚至革命，現在這些似乎都不需要了，只是騷亂、暴力和破壞。最新的“黃馬甲”運動，連政治訴求也沒有看到，政黨也沒看到，但是就是不斷髮生，還有蔓延不息的架勢。
這樣的挑戰是當前對全人類最普遍的挑戰，也是幾百年從來沒有過的挑戰。在很多國家和地區，甚至出現不僅是具體的現象層面的這些“事件”，也在更一般的意義上出現了大變動時期才有的社會失範、政治失序、安全失控、制度失靈、精英失職。是否真的出現了“西方之亂”？這又是我的一個問題。
至少，西方與非西方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變化，整個世界正在進入重新排列組合、重新洗牌、重新博弈的過程中，博弈中非西方分量作為參與者逐漸壯大，甚至也開始參與規則制定，這方面的權重越來越高，這也是百年來的第一次，現在叫“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百年，可以理解是從“五四”以來的一百年，也可以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一百年，還可以説是西方主導世界200至300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變”不止是經驗、制度層面，還包括認知層面，從理論上而言，新的世界秩序不是像當年二戰後蘇美英三巨頭密謀搞出一個雅爾塔體系，也不僅僅是學術層面看到經濟越來越開放，信息化時代讓每個人都能成為參與者，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也包括了鬥爭在裏面，而不僅是辯論要不要拋棄零和遊戲，不僅在談判中堅持互利合作而不是冷戰思維，這是必然包括偉大斗爭的新時代。
中美關係40至45年來第一次出現了原有基本框架已不再適用，變得如此不穩定，甚至也不僅僅是因為特朗普成了美國總統。與此相比，中歐關係是基本穩定的，不僅在經濟上彼此有很大的互補性，中歐也是最大的維護世界和平的兩大力量、促進發展的兩大市場，推動進步的兩大文明。
但是確實其中也有相當多的不確定性。直接地看，特朗普去年挑起貿易糾紛，也衝着加拿大、墨西哥、韓國、日本、歐盟去，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在規則上逐個擊破，先和加拿大墨西哥搞自貿協議，再和日本韓國，下一步和歐盟。
特朗普搞貿易保護主義，甚至退回到孤立主義，這個情況下，習主席第一次去達沃斯就高揚經濟全球化、貿易便利化的旗幟，維護多邊主義，堅持開放、包容，但到了G20漢堡峯會，默克爾當着二十國的領袖就説，“我們德國人早不那麼幼稚和單純，我們不止講自由貿易，我們更要講公平貿易”。這個詞也是特朗普一直掛在嘴上的，特朗普老説不能只是自由貿易，否則中國等佔了便宜，要搞所謂的公平貿易。
另一方面，我們和歐盟原來一直堅持彼此要建立平等夥伴關係，但歐盟卻總説要建立“對等的關係”。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仍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第一要務，而歐洲已經處在高現代性甚至後現代化的階段，因此怎麼完全對等呢？但這個詞從歐盟堅持，現在特朗普也老把它掛在嘴上，要求“對等”。
這就是規則層面的不確定性，背後支撐的是規則，乃至於歐美在基本制度和價值方面的的一致性。
中歐關係，雖然前景光明，穩定很強，確定性很大，但更大的確定性在於中國本身，有人用了“西方之亂，中國之治”來形容，至少，我們中國的確定性體現在方向、目標、任務、路線圖，和背後指導它們的思想，都已經很清晰，朝着2020、2035、2049穩中求進。
而歐洲的一體化也還是基本確定的，儘管有債務危機、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脱歐，包括今天的“黃馬甲”運動，背後是民粹主義、保守主義等，但德法等主要歐洲大國在一體化進程問題上反而會更加堅定？
但有一個弔詭的問題是纏繞着我，即：兩個確定相加，會不會是不確定？
下一步，中歐之間少不了溝通、切磋，新時代的中國如何與新問題不斷的歐洲相處？這是個問題，如果歐盟是繼續朝着繁榮穩定、和平的歐洲一體化方向走，再走六十年甚或一百二十年，中國都將是與它能夠相向而行的最大的地區大國，而歐盟也繼續將是西方的最大區域聯合體、最大的市場、最大的和平力量，這個如果是確定的，中歐關係的基本面就能夠不僅維護，還能推進。
但我們應該看到，歐洲內部的差異很大。
歐洲人最近提出一個概念叫“多速歐洲”，歐洲各國，包括歐盟內各國，並不是在一個起跑線上。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2016年在中國社科院來發布《歐盟安全戰略》，這是在歐洲境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發佈這個報告。發佈之前，英國脱歐公投結果沒出來，草稿即將打印，用的詞還多是歐盟“應該”如何，最終定稿時公投結果剛出來，她把那些“應該”都改成了“必須”，其中包括共同的防務、共同的外交。但是“多速歐洲”要搞共同防務、共同外交，那就是28國，英國脱歐了就是27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如果是“多速歐洲”，德法是不是可以先搞起來呢？
其實歐盟內部各國也有分歧，也有矛盾。小布什時期搞單邊主義、先發制人，拉姆斯菲爾德還有切尼就明確説更願意和“新歐洲”玩，不願意跟“老歐洲”玩。
中東歐國家在“一帶一路”等上和我們合作比較多，他們有大量的經濟、投資、貿易需求，但另一方面，安全上，在蘇聯解體後他們紛紛倒向西方，一直處在俄國的所謂的威脅陰影中，如克里米亞問題給他們的壓力。
但美國現在走向“新孤立主義”，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連北約國家的安全保障費都不願意繼續承擔。這種情況下，歐洲內部分化，一體化不止來自外部挑戰，內部因此有“多速歐洲”的提出，現在提出搞共同防務、共同外交的框架，又説“多速歐洲”，其實也是在內部想有所區別。
儘管歐洲內部有多樣化、差異化，但是因為客觀上中國越來越強，不僅美國，一些歐洲國家對我們的所謂猜忌、疑慮也在增加。對“一帶一路”、中國與中東歐合作（簡稱16+1），歐盟和一些歐洲大國反饋的信息竟然是，“我們承認一箇中國，但我們也是一個歐洲”。“一帶一路”和“16+1”是不是在分化歐盟？從學者智庫到政要，都有這種説法，我們通過對話和開放包容透明來推動“一帶一路”和“16+1”，包括邀請他們參與“一帶一路”或做“16+1”觀察員，應該要逐步化解這種疑慮。
一帶一路上的中國班列
其實，從經貿投資的數量上來看，和中國與西歐、南歐、北歐的合作相比，與中國和歐洲大國的合作相比，我們與中東歐合作簡直就是零頭，既然我們和歐洲是全面的合作伙伴，為了更平衡，就要展開和加強次區域的經濟合作、貿易合作、投資合作、人文交流，但沒有任何安全、地緣政治上的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更沒有想要分化歐洲。
以“匈塞鐵路”的合作為例，匈牙利是歐盟國家，歐盟擔心我們有貓膩，是否符合歐盟的標準，結果發現完全符合歐盟規則，後來又説中匈塞三國是否面向全世界招標？現在內部的分歧也包括對匈牙利的指責，還有對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指責，這些都需要時間來化解。
總之，中歐關係，用中國的“行百里半九十”來形容，一百里路，走完九十才走了一半，那最後十里愈發艱難，因此愈發要走好、走穩、走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