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國製造2025能不能成功，關係到中國幾億農民工的未來

【文/孟捷】

我覺得在過去40年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我們可以挑出三個最有代表性的制度形式。

比如説我們大家都熟悉的農民工。農民工是一個經濟制度，當然我這樣説，不是説你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或者什麼文化意義上的現象，但是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它可以看作是一種我們叫institutional（機構性）經濟制度。

第二個代表性的制度，我們叫競爭性的地方政府。

第三個在經濟學裏幾乎是沒有分析的，我把它叫做社會主義的政黨國家。尤其是我們的中國共產黨，我把中國共產黨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非常特殊的經濟制度。幾乎沒有人從這個角度理解，但實際上它是中國經濟體制當中的一個現實。

一般的年輕人90後、00後，他沒有經歷過早期的農民工形成階段。像我們上大學那會兒什麼時候？我是1984年上大學的，比較早。中國農民工能進城大概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因為以前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們有非常嚴格的户口制度，這户口制度跟今天還不太一樣。不一樣在哪兒呢？那個時候户口制度是不允許你自由遷徙的。所以像城市之間調動，你要被單位批准的，調動是很困難的。更何況從農村到城市，這就意味着你從農業户口轉化為非農户口，這是天大的變化。所以那個時候農村的人要想進城，幾乎唯一的渠道、常見的渠道就是讀書，讀大學，你可以擺脱農業户口。

所以中國改革開放，我們説一開始是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到80年代，我們就允許農民進城。我覺得應該是1984年前後，中央又出台了政策可以進城。

但是進城的時候還有非常好玩的一個制度，你有城市户口，你就可以擁有購買商品糧的權利；如果你沒有城市户口，是農村户口，你是不能夠購買商品糧的。所以1984年允許讓農民進城，馬上就有一個問題：你是帶着農村户口進來的，你要在城裏生活，你不種地了，你的糧食哪兒來？那時候買糧食光靠人民幣是不行的，要有糧票的。

80年代大學生有個特點，國家要發給你糧票。所以經常很有趣的現象：男生尤其是肚量比較大的，一個月給三十斤糧票不夠吃的；女生肚量比較小的，糧票有富裕。所以男同學跟女同學關係好，一個典型表現就是找女同學要糧票。

當時我們在學生宿舍就能碰到這樣的情況，有一些農村來的小姑娘，沿着宿舍給我們兜售農村鄉鎮企業生產的一些產品，比如襪子、手套。她不收人民幣，收糧票。當時復旦大學門外面有很多賣茶葉蛋、賣香煙的，你可以用糧票去購買，所以那個時候在這個意義上講，糧票和錢有個等價，可以用錢換糧票，這是我們80年代的特點。

所以你可以想象，這個時候農民進城，雖然開了個口子，但是因為有限制，口子開得還是比較小，你進來城裏混不容易的，但是畢竟開了一個口子。

從改革開放之初，到中國進入WTO，這是一個階段，這時候進城的農民工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羣體，很多當保姆的，從事服務業的，像真正從事富士康打工的，相對反而還偏少一些。比如剛才我們講的那些農村小姑娘，是給鄉鎮企業做銷售的。

當時有個電影叫《黃山來的姑娘》，它很有影響。黃山是安徽，我是安徽人，安徽出保姆，安徽有個無為縣，這個縣基本上都是出來當保姆的。

農民工當時大多數是在本地，外出的反而是少數，就是我們叫“本地農民工”。為什麼叫他農民工呢？因為他不種田了，進鄉鎮企業工作，從他的工作性質來講是工人了；但是因為他又有一個身份，身份是農村户口界定的。所以這樣一個疊加，工人是他的職業，農民是他的身份。所以農民工這種複雜的制度現象，是中國典型的從一個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社會過渡當中所出現的現象。

2001年前後，在中國農民工歷史上，這是一個轉折點。國家統計局從某一年開始計算農民工的數量，開始把農民工分成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我們根據官方統計數字能看到，大概在2001年之前，全國範圍內的本地農民工的人數，多於外出農民工。但是在這以後，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就開始超過了本地農民工。

這裏當然有個巧合，因為我説到2001年，大家馬上會想到這是在中國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年份。什麼年份呢？就是中國在這一年加入到WTO。也是從此以後，農民工的職業主要是在生產性行業，比如建築業是最多的，還有很多製造業，像以前的保姆反而居於少數了。到今天，我們大概有兩億五千多萬農民工，一半以上是外出農民工，他們離開了家鄉，有的跑得很遠，四川的或者河南的在廣東、浙江打工。

我經常出差，出差會碰到這樣的現象，比如如果去廈門或去杭州，最容易打交道的行業就是出租車司機。我到廈門去感覺特別有意思，廈門的司機幾乎全是河南人。到杭州，好像是一半一半——我沒統計，完全是個人體驗——杭州的司機一半是河南人，還有一半是我們安徽人。非常有趣的現象。

2018年我們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從哪兒算起？當然一般來講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但是經濟學意義上最標誌性的事件，是小崗村的包產到户改革，這是農民自發的改革。

今天我們來反思，包產到户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是提高農產品產量？其實不是。它的真正意義是在包產到户這麼一個土地制度的基礎之上，農民有可能進城，成為農民工。也就是説，它幫助構造了中國的勞動市場，這是包產到户變革的最大意義。

在2001年之前，就從1995年、1996年以後到2000年這五年，在城市經歷了國有企業改革。通過當時的國有企業改革，造就了城市的勞動市場，就是説我們把城鎮職工的鐵飯碗砸掉了。當時叫“砸三鐵”，其中一“鐵”是鐵飯碗。在城市當中“砸三鐵”，讓農民工可以進城。

所以我們可以把從1995、1996年到2000年這麼一個區間作為一個轉折點，把中國的改革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這個之前我們有產品市場，但是我們沒有勞動市場，而且那時候也沒有土地市場。土地市場什麼時候出現的？也是在1999年前後。所以到2001年中國加入WTO的時候，實際上我們已經做好了制度的準備，也就是在勞動市場方面和土地市場方面，我們已經做好了鋪墊。

在中國加入WTO以後，這些農民工到中國的沿海城市、到東部來打工，他們主要在那些外資企業就業。比如説富士康是最典型的，就單個企業來講，它是全世界用工數量最大的企業。所以以前有一種形象的描述，叫“富士康生產，沃爾瑪購買”。富士康一個企業在中國大陸僱傭的農民工大概有100萬，全球沒有哪個資本僱傭勞動力有這麼大數量。這100萬人當中大概80%是農民工。

我們説農民工之所以成為中國變成世界工廠的一個前提，因為農民工的成本很低。我們當時做研究的時候，大概到2012年前後，農民工的工資是城鎮職工工資的大概一半多一點點。那麼這裏有一個問題，怎麼解釋工資這麼便宜？這就跟農民工的特點有關。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講，我們稱他是半無產階級化的農民工。我們用的“半無產階級化”這個詞，它有兩個含義：

第一個含義，半無產階級化指的是什麼呢？他有土地，這個土地包括兩塊，一塊是他生產的，另一塊是他的宅基地。但是另一方面，他願意出賣勞動力，願意加入城市的勞動市場。

第二個特點，他外出打工，所以他的勞動或者就業是在城市，但是他還要進行勞動力再生產。

什麼叫勞動力再生產？這是我們一個經濟學術語，就是你必須養老，你要有醫療，要有孩子的教育，要培養新一代勞動力。如果説第一代農民工不在城市養老，所以一個僱主如果僱傭農民工的話，這個公司不需要覆蓋他的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費用；如果我僱一個城裏人，就不一樣了，城裏人要在城市買房，要在城市養老，孩子要在城市上學，所有這些費用公司都得負擔。農民工不需要這些，工資就比一般的城鎮職工低了一半。

我們都聽到經濟學當中有一個很流行的理論，叫人口紅利理論。我們中國勞動力人口為什麼便宜呢？因為人口紅利。什麼叫人口紅利呢？能夠就業的如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很高。這個理論我認為是有片面性的，因為全世界有人口紅利的國家很多，單純人口紅利並不能決定這些國家經濟實現發展。而且就中國人口來講，我們現在已經老齡化很厲害，叫“未富先老”。這個當然不是一個好事。

所以如果中國經濟要真正實現現代化，我們顯然要儘早結束這個階段，農民工要消滅。

大家也都知道，我們經常談論一個概念，叫“中等收入陷阱”，説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講，我們更願意把它稱作“半無產階級化陷阱”。

那麼怎樣結束這種半無產階級化現象呢？農民工要完全進城，成為城市居民，跟城鎮職工一樣。顯然要實現這一點，剛才我們講到的那個工資就必須再增加50%，跟城鎮職工一樣，否則他在城市裏沒法生存。那你怎樣才能做到讓這兩億五千萬人的工資有這麼大的提升？唯一的條件就是中國經濟在所有產業能夠普遍升級，因為這樣你才能有足夠的增加值，給這些人付工資。

這就是“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重要性，要在我們所能想象到的幾乎所有產業，中國要達到世界的一流或者接近一流水平。

所以説美國人害怕我們，因為中國不是小國，我們這個體量太大了，農民工有兩億五千萬，嚇死人。全世界哪個大陸有這麼多生產者？我們不是像一些小國，靠生產巧克力或者生產手錶就可能把人養活了。一個韓國三星基本上可以把半個國家養活了，我們做不到。

所以中國必須從汽車、飛機到所有行業，達到或者接近世界一流水平，老百姓才有可能過上比小康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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