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裏德·扎卡里亞：經濟學的終結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席捲了全世界增速最快的幾個經濟體，當時《紐約客》雜誌刊登了一篇關於國際經濟救援的文章。這篇文章的主人公是當時的“超級外交官”——這個擁有“大思想”的人剛剛才被《經濟學人》拿來與亨利·基辛格媲美。《紐約客》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稱當年六月這位美國官員抵達日本時享受的尊榮堪比麥克阿瑟再世。

現在回想起來，這種崇敬多多少少有些令人訝異，因為這個叫做勞倫斯·薩默斯的人在擔任美國副財長的時候，其實是個不甚整潔，甚至有點笨拙的書呆子。他的地位之所以那麼崇高，在一定程度上歸功於兩個事實：第一，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第二，他本身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物。

然而，薩默斯大受歡迎最重要的原因是許多人都認為他的專業知識能夠幫助亞洲避免崩潰。薩默斯是個經濟學家。

冷戰期間，決定世界走向的是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領域的張力。因此，那個年代最負盛名的專家都是在這些領域擁有專業知識的人。其中的佼佼者是那些真正把這兩個領域融會貫通的人，比如基辛格、凱南和布熱津斯基，作為政策制定者他們受到了政界和民間的一致讚譽。

冷戰結束之後，隨着前社會主義國家加入西方自由貿易體系，全球化市場急劇擴張，其重要性蓋過了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幾乎在一夜之間，經濟學成了最有價值的智力訓練和實用經驗，並被看作決定國家成敗的秘笈。1999年，在亞洲金融危機有所緩解之後，薩默斯、美國財長魯賓以及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成了《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那一期的封面故事叫作“拯救世界委員會”。

在冷戰之後的三十多年裏，經濟學攫取了某種知識霸權。它不但在各種社會科學當中享有超然地位，還主導了大多數政策議程。經濟學家受到商界、政府和社會的普遍追捧，他們的洞見被視作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良藥。大眾經濟學和經濟學思維方式成了一種全新的暢銷書品類。

經濟學的影響力之所以如日中天，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們的一種觀念，即經濟學為理解當代世界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

但時至今日，經濟學的知識霸權已經終結。從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事情一點點地發生着變化，經濟學受到的衝擊之大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

2009年9月，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幾乎沒有哪個經濟學家預見到當前的危機，但預測失敗還是（經濟學）這個領域最微不足道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整個經濟學界的行業性失明，大家似乎都意識不到市場經濟存在出現災難性失靈的可能性。”

來自左翼的克魯格曼不是唯一觀察到這一點的人。2008年10月，當了一輩子自由意志主義者的格林斯潘也承認，“整個智慧大廈在去年夏天垮掉了。”

在克魯格曼看來，原因顯而易見，因為經濟學家錯誤地把“數學聖衣包裹下的美感當作是真理。”換句話説，他們愛上了從完美市場假設中衍生出來的理論嚴密性。然而事實證明，現實世界比方程式更加複雜，更加難以預料。

2008年的金融危機或許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現代經濟學建立在以下三種假設上：第一，國家、公司和個人的首要目的都是使收入最大化；第二，人類是理性的行為者；第三，系統的運行是高效的。

然而過去幾十年來，丹尼爾•卡內曼、理查德•塞勒和羅伯特•希勒等學者的著作已經告訴我們，人類並不是可預的理性人；不理性反而才是可預的。人類行為學革命性地提出，現代經濟學理論最核心的假設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對理解世界毫無幫助，這無疑給主流經濟學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一般而言，人們都認為儘管社會科學的理論假設可以提供理解和預測現實的有力工具，但作為簡化的抽象概念，它們無法完全反映現實。行為經濟學家告訴我們，關於理性的假設會導致現實中的誤解和糟糕的預判。值得一提的是，希勒是少數成功預測2000年互聯網泡沫和2008年房地產泡沫的經濟學家之一，他靠對行為經濟學的貢獻獲得了2013年的諾貝爾獎。

由於近年來的一系列事件，傳統經濟學的棺材上又多了幾根釘子。如果説區隔20世紀政治陣營最顯著的分界線是自由市場的話，那麼過去幾年來產生的關鍵分歧則涉及移民、種族、宗教、性別以及一系列文化和身份問題。以前，我們可以根據一個人的經濟地位推測其手中選票的去向，然而今天驅使選民投票的因素更多來自其對社會地位和文化凝聚力的關切，而不是個人的經濟利益。

如果經濟學不能準確解釋現代人的個人動機，那麼它對現代國家的解釋力又如何呢？今天，我們似乎不能單單從利潤最大化的角度去理解各國的行為方式。

舉例來説，許多歐洲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比美國更高，但那裏的公民卻做出縮短工時和延長假期等降低產出的選擇——可能在他們看來，滿足感與幸福感比經濟產出更重要。

不丹也明確把“國民幸福指數”而非國民生產總值作為國家追求的目標。許多國家在尋求發展的同時，也開始強調環境的可持續性，並用這樣的戰略代替單純以GDP為導向的目標。

即便把經濟增長作為規劃目標的中國，也有其他同等重要的任務，而且中國也不通過自由市場機制來實現目標。此外，在世界各地的民粹主義者看來，維持就業率是比提高效率更重要的事。

我得講清楚，經濟學仍然是個非常重要的學科，是瞭解世界最有效的途徑之一。在後冷戰時期令人目眩的全球化過程中，市場、貿易和財富創造似乎成了世界的主旋律，經濟學也藉此登上社會科學的王座，彷彿成了我們理解現代生活的鑰匙。

經濟學從王座上跌落告訴了我們一個事實，世界本來就是紛亂的。誠如政治、經濟、計算機、心理學、哲學的通才赫伯特·西蒙所言，社會科學之所以不同於自然科學，是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會思考”。要理解未來三十年的世界，我們不僅迫切地需要經濟學，還需要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文學和哲學。每個學科的研究者都應該保持謙卑，正如康德所説：“ 人性這根曲木，絕然造不出任何筆直的東西。”

（觀察者網宋明慧譯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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