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玉：中國40餘年的發展不能簡單歸結為“奇蹟”

張維為院長每次有新書面世，都會引起各界的熱議。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是張院長用紮實的邏輯批判了西方對於中國的誤讀；第二是從歷史脈絡中探尋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特別是張院長在瑞士研究國際關係的同時可以用西方的語言觀察中國，進行更為深刻的討論，論斷也更具説服力。與此同時，在批判中國學界蔓延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同時，從歷史的觀點出發，提出並推廣了“文明型國家”觀點，開啓了中國學研究的新方向。

書的題目是文明型國家。法國使用的文明（civilization）是一種“有禮有節，秩序井然，有教養的一種狀態”。從這個角度來説文明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可以稱為文明化。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曾經表示“由空間、社會、經濟、文化構成的文明最具特徵的現象是悠久歷史藴含着悠久的歷史。”由此來看，中國最接近於文明的定義。張院長在深刻理解這類文明的基礎上，融合了兼具近代國家的“民族國家”、中華文化等特徵的“文明國家”概念，提出了“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 state）”的概念。全書對於“文明型國家”的概念、特徵、制度、模式、理念等進行了全面闡述，觸發了學界新的討論與思考。

韓國對於發展中的中國有幾種不同的認識。一種是傾向於西方中心主義，或“社會主義”中國崛起威脅論。另一種是還原了中國的原本面貌，從現實客觀的角度審視中國，把握中國對韓半島的影響。但是韓國學界還沒有形成“中國正以‘文明型國家’的面貌崛起的認識”。因為從比較的角度來看，並沒有關於中國崛起的有效理論説明，同時和平崛起，永不稱霸等主張的邏輯性薄弱，缺乏創新性問題意識，因此中國相關崛起的討論尚未在韓國學界引起更多的共鳴與關注。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著作的面世不僅有助於理解中國社會的“根”，也將提供一種不同以往的分析視角。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塞繆爾·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指出模式根本轉變（改宗），就如同改變自己的宗教信仰一般。這本書的創新之處也在於對於其改變了現有討論模式。特別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引入的共產黨組織原理、人才選拔方式、民心和民意的區分、人權問題、中國文化中試驗推廣戰略等不僅僅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模式，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被現代國家參考的內容。

與此同時本書對於中國改革開放模式的成功進行了説明，提供了有效理解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視角。西方學界也認為中國的發展是奇蹟，並將這一奇蹟稱作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速度、中國道路等。但是中國40餘年的發展並不能完全簡單地歸結為“奇蹟”，中國模式的成功具有相當的根據。可以説是文明型國家發展的結果。但是現在的成功並不能代表未來持久的成功，所以有必要對中國的未來發展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

首先，政治領域。改革開放提高了社會的流動性，但是也增加了結構性腐敗的發生。這是比政治民主化，中國的政治改革更加重視政治制度化的結果。未來應該針對如何擴大人民的政治權力、政治參與、確立法治、“沒有發展的治理”與“沒有治理的發展”等問題進行調整。

第二，經濟領域。過去中國強調地方政府的企業家作用，把增長指標作為評價幹部的重要標準。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但是目前中國正在從不平衡發展向平衡發展，從以財政和出口為中心的增長向以消費為中心的增長轉換。中國需要推進國有企業在內的結構性調整。特別是隨着促進文明型國家的經濟增長環境正在惡化，必須加速推進改革開放，同時也需要更加重視創新性和效率性。

第三，社會領域。中國共產黨對主要矛盾進行了重新定義。中國指出現在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發展進程中，矛盾可能會帶來城鄉、地域、收入等方面差距的不斷擴大，最後引發統治合法性危機。因此應該把脱貧脱困，保護民生等政策放在重中之重，迴歸社會主義原本之義。

第四，文化領域。中國指出“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最近強調以自信為基礎的中國價值、中國標準、中國普遍等也是這個原因。但是真正的軟實力傳播並不是簡單地把自己的東西傳播給別人，而是在對方那裏提高自己的魅力指數。因此，中國想要和周邊國家實現“民心相通”，就一定要加速開放，加強相互交流。

第五，環境領域。未來環境治理不是必要條件，而是必要充分條件。中國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開始積極應對全球變暖。應該提出環境生態為中心的持續發展方案。現在上海和北京的環境問題也將得到治理和改善。也就是説中國有必要提出關於穩定和發展，以及包括國際社會責任在內的環境治理方案。

第六，意識形態領域。中國的理念應該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古典政治智慧中尋根溯源。中國正從民主對專制，走向好的政治與壞的政治的轉換，相比程序上的民主更加強調實質上的民主與政治道義。但是中國模式需要更具普遍性，更具包容性。

第七，外交領域。中國提出了新型國際關係。這一理念反對孤立主義與愛國主義構成的美國例外主義，強調的是包容性國際關係框架下的中國例外主義可能性。“國際關係民主化”、“開放與多邊主義”作為重要的國際關係原則發揮着作用。但是中國有必要超越愛國主義、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侷限，推進“文明型國家”在國家關係中發揮作用。

閲讀張院長的《文明型國家》，會讓人聯想到中國思想家康有為提出了文明國家模式，以及新康有為主義現象。但是文明型國家並不是與西方對立的概念，也該超越侷限性確保普遍性。但是有必要警惕文明型國家崛起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急躁。

張院長提議翻譯出版此書。張院長不僅在百忙之中受邀參加了成均中國研究所主辦的學術研討會，還接受了《成均中國摘要》（《Sungkyun China Brief》）的採訪。通過此書的翻譯出版，我們與張院長之間建立了密切深厚的學術友誼，對此，我倍感榮幸。在本書翻譯出版過程中，成均中國研究所的楊甲鏞、徐正京、楊哲博士，協同研究員張允美、高英姬教授都做出了眾多貢獻，感謝他們的辛勤付出。在出版協調過程中於婉瑩研究員與復旦大學的邢麗菊教授也提供了很多幫助。張永泰研究員在交印過程中不遺餘力，做了大量的校對、排版工作。負責出版的知識工作所出版社為書籍的最終呈現貢獻了自己的努力。我認為這不單單是一本書，而是幫助正確理解中國，理解中國根源的“決定性”媒介。期待能以此為契機引發學界的熱議。望讀者朋友們不吝指正。

成均中國研究所 所長 李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