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如何在戰爭中發展工業？國共兩黨給了不同的答案

【文/王鋭】

《孫子兵法》曰：“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關於“取用於國”，曹操注：“兵甲戰具，取用國中。”宋人梅堯臣亦言：“軍之須用取於國。”

其實這段話的另一個言下之意，就是強調“國”必須有充足的“用”，才能夠保證軍需。這在近代世界體現得更為明顯。

一

工業革命以後，隨着作戰裝備的不斷進步，是否有先進、完備的工業體系，對於一個國家在戰爭中的勝敗至為重要。而另一方面，面對戰爭的威脅，要想保證國家的主權完整與國土安全，就必須集中力量發展工業，讓國內的工業產量不斷提高，一旦出現戰事，能夠充分提供軍事部門的各種基本需求。

這恰恰也是近代中國所必須面對的時代問題。鴉片戰爭以後，面對列強的堅船利炮與高效的組織動員能力，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吏開始購買機器、聘請客卿、創辦軍工產業、培養工業人才，希望通過提高中國的工業水平來抵禦外侮，所謂“富國強兵”，從那時起便是一體之兩面，這一口號也成為近代中國人不斷追求的主要目標。而近代中國的工業，也正是在戰爭不斷的年代裏萌芽、成長。

在《戰爭與工業》一書裏，作者希望通過討論抗戰時期中國裝備製造業的各種狀況，分析對於近代中國而言，戰爭與工業發展之間具有怎樣的關係。這本書最為引人矚目之處，不僅僅是通過大量徵引相關史料勾勒史事，呈現出抗戰時期中國工業跌宕起伏的圖景，而是作者在敍述的過程中具有充分的理論自覺，藉助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特別是李斯特的基本框架，同時吸收社會學家桑巴特的觀點，即“與國家形成過程相伴隨的戰爭，從市場需求、技術誘發、組織變革等多方面影響了現代經濟的發展。”

嚴鵬：《戰爭與工業：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裝備製造業的演化》，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

在李斯特看來，“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根據的”。而歷史所彰顯的，恰是“任何一個國家，不幸在工業上、商業上還遠遠落後於別國，那麼它即使具有發展這些事業的精神與物質手段，也必須先加強它自己的力量，然後才能使它具備條件與比較先進的國家進行自由競爭。”按照作者的説法：“探討戰爭時期的工業發展，對於中國的國家形成問題尤其是經濟基礎的打造，將提供有益之切入點。反過來説，要分析戰爭狀態下的工業演化，也必須將其置於國家形成之宏觀視野下，探究工業發展所無法擺脱的非經濟面向。”因此，中國的工業在抗戰時期面臨怎樣的挑戰與機遇，它的發展過程能給今人怎樣的歷史經驗，這就是此書所要着重討論的。

二

作者首先從抗戰前夕中國的工業發展狀況談起。近代以來，東亞地區開啓了一場工業競賽，中國有洋務運動、清末新政，明治時期的日本，同樣着眼於大力發展本國工業。在與西方列強簽訂的通商條約裏，日本政府一度禁止外國人在日本國內從事商業活動，其目的在於防止外國人越過居留地，通過對礦山、工廠、鐵道、銀行等行業的直接投資掌握經營權，以此來保護處於初生狀態下的日本工商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感於歐洲各國在戰爭中的巨大消耗，日本軍方提議建立“總體戰體制”，集全國之力保護那些“在產業結構上或在國家安全保障上起到關鍵作用的產業”，增進日本的整體國力，服務於未來的擴張行為。

相比於近鄰日本，作者指出，南京國民政府雖然認識前者的狼子野心，開始籌劃發展基礎工業，加強備戰，包括成立統一管理規劃、管理戰略產業的“資源委員會”、創辦“中央機器廠”，但由於各種原因，成效其實非常有限。例如機器廠的資本有不少來自庚子賠款，這樣導致其經營權不能完全自主，以至於必須迎合市場需求。如此一來，“中央機器廠與一般民營廠商無異，將無法發揮國營大企業引領產業技術升級的戰略功能。”

又如國民政府曾希望發展航空技術，但蔣介石卻任命宋美齡為航委會的秘書長。在這位風度翩翩的蔣夫人看來，與其按照當時技術官僚的意見，採取“技術引進—本土仿造”模式，和美國合作生產飛機，不如“購買現成貨”。在這一“造不如買”的思路下，中國的航天事業錯失發展良機，這在後來的抗戰當中遭受了十分慘痛的苦果。總之，由於國民政府的權力結構與當時中國的經濟特徵，抗戰前夕的中國製造業雖有些許發展，但總體上不容樂觀。

宋美齡

抗戰爆發之後，“一方面，東部地區的工業企業大量西遷；另一方面，國民政府的持久抗戰也需要經濟基礎來支撐。於是，戰時大後方工業勃興，國統區逐漸形成了頗具規模的裝備製造業體系。”

對於大後方而言，出現了兩個十分明顯的變化。首先由於沿海大部分地區被日軍佔領，與海外的交通越發困難，大後方處於被封鎖的狀態，因此進口的器材、零部件、工業成品數量急劇下降。其次是西遷至內地的工廠面臨大量的本地需求，必須集中生產相應的工業產品及時供應，特別是製造相關軍需物品支援前線。如此這般，雖然造成許多生產上的困難，但同時讓大後方製造業必須自力更生，不斷增加產量。例如裝備工業，由於軍事需求產生的連鎖反應，推動其發展，同時由於交通設備、發動機、機牀等產品對技術複雜程度的要求較高，在裝備企業努力滿足其要求的過程中，產業技術水平得以提升。作者指出：“從總體趨勢上看，國統區在戰時建立了一個具有發展性的裝備製造業體系殆無疑義。”

出現這種變化的不止是國營企業，民營企業的生產能力也有相似的發展。盧作孚創建的民生公司在戰前就頗有名氣，但根據作者的分析，“在抗戰全面爆發前，民生機器廠的技術能力還是極為幼稚的，停留在修配水平，未能發展出實質性的製造能力。”

到了抗戰時期，民生機器廠實現了由修到造的跨越，這主要由於戰時資源缺乏而必須改進相關技術，特別是在原料的選取方面做出調整；同時大量東部的技術人員內遷大後方，提升了工廠的技術水平。

總之，“在戰時大後方，裝備製造業隨着東部工業企業的大西遷，突然繁興起來，並在戰時需求的誘導下，發展壯大。國統區的戰時需求，既包括武器彈藥等純粹的軍火需求，也包括能源利用與生產工具供應等經濟發展需求，而戰時經濟發展最終又是為了將戰爭進行到底。”因此，“戰爭對於中國裝備製造業反倒是一種推動性力量。”

李斯特認為19世紀德國的崛起原因之一便是“在與國家環境相配合的情況下采用保護制度，就可以使國內工業獲得發展，國外貿易與海運事業獲得增長，國內交通運輸設備獲得改進，農業獲得繁榮，並且可以鞏固國家的獨立自主。”言下之意，為了保護還處於幼小狀態下的本國工業，國家必須採取相應的政策促進其發展，而非執迷於自由市場理論，誤信“看不見的手”，最終讓國家錯失改變現狀的機遇。

與之相似，在作者看來，抗戰時期中國製造業的發展，除了戰時條件的刺激之外，還與國民政府實行統制經濟息息相關。例如製造飛機，對比於戰前的踟躕態度，戰爭期間，國民政府不計市場效應，投入大量資源創立發動機製造業，鍛鍊了一批工程技術人才。

此外，在機器生產領域，國民政府於投資、購料、生產、銷售等環節承擔了市場的功能，使相關企業很大程度上成為按照政府指令行事的生產單位，這樣反而提高了企業的生產能力，提升了技術水平。正是由於戰爭的需要，讓國家得以抗拒資本的邏輯，付出巨大代價去扶持短時間內難以盈利，但關乎國家工業基礎的企業。作者強調：“沒有國家作為一種能動性制度的支撐，落後經濟體的幼稚工業將無法存活。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與大後方的裝備製造業之間，即存在此種辯證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書中不但論述了抗戰時期國統區的裝備製造業，還聚焦於敵佔區的相關情況。作者指出，儘管日本在偽滿地區創辦了一些工廠，引進了一些技術，但歸根結底，這一地區的裝備製造業是依附於日本的產業結構之中，比如犧牲其他工業以確保鋼鐵和煤炭的生產，讓其服務於日本的軍事擴張，所以並無獨立性，因此難有很大進步。

同時工廠的技術人員以日本人為主，中國人僅為低級勞工，根本無法掌握核心技術。與大後方比較，敵佔區的裝備製造業正好體現了國家主權“不在場”情形下的畸形狀態。相似的，抗戰勝利以後，為了贏得美國的支持，國民黨政權急忙與美國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大開中美自由貿易的大門。如此一來，還在成長階段的中國裝備製造業必須與發達國家短兵相接，其結果可想而知，在所謂市場邏輯的牽引下，許多戰時以製造高端技術產品為旨歸的工廠，此刻只能大批量生產簡單低技術含量產品。

同時在美國的壓力下，國民政府人為擴大了機械進口的幅度，這更不利於扶持本國的裝備製造業。李斯特強調的對於初等工業國而言，一旦放棄國家保護政策，任憑別國工業產品流入，本國工業將遭受巨大打擊，在戰後國民政府身上得到充分印證。而這背後所凸顯的國家主權缺位、國家能力低下、國運操之他人，值得讓後人引以為戒。

三

這幾年來，史學界就“碎片化”問題爭論頗多，依筆者之見，所謂“碎片”或許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為所研究的對象是比較微觀、局部的，二為問題意識流於就事論事。若為前者，如果有宏大的視角、豐富的全局感，那麼以小見大，並不“碎片”；若為後者，哪怕討論的是一個“大議題”，但缺少充足的理論基礎與豐沛的歷史感，那麼結果很可能是顯得乾癟單調，這恐怕才是一種歷史認識上的“碎片”。

作者此書，資料豐贍有目共睹，更難能可貴的是，理論視野十分宏闊，中外比較隨處可見，雖有微觀考察，但絕不流於餖飣，而是體現出作者對近代中國工業化問題的全局性思考。

作者在結論中指出：“後發國家可以通過政策手段模擬戰爭為幼稚工業發展創造的有利條件，包括終端產品的市場保護，以及主動為高端部門產品創造市場需求，但同時應促進知識與技術的生成與積極流動，積累產業人力資本，最終誘導本國工業結構的高階化發展。

易言之，由國家實施積極的產業政策是戰爭的替代品。”而讓筆者心有慼慼焉的地方在於，作者考察近代中國裝備製造業，在理論層次擺脱了晚近流行於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順口溜，不是拿中國的經驗論證冷戰後的某種全球意識形態如何“正確”，而是從中國自身的歷史處境出發，將域外理論為我所用，思考中華崛起之道。就此而言，本書堪稱具有經濟學意義的經濟史研究。

最後，本書研究的時間段是抗戰期間，所以對於解放區的工業發展也進行了探討，認為“在抗戰時期，中共抗日根據地難以發展正常形態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裝備製造業，毛澤東等領導人對此有清醒的認識。然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根據地軍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充分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創造了太行山上建立兵工廠的奇蹟，可以説是戰爭需求誘導工業發展的又一顯例。”

太行山黃崖洞兵工廠

正如作者所論，毛澤東對工業化問題十分重視。1944年他對博古説：“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基礎是工廠與合作社，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由農業基礎到工業基礎，正是我們革命的任務。”在這一戰略指導之下，中國共產黨展現給世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

李斯特説，一個國家假如專心致志於工業發展，在那裏“存在的普遍特徵必然是競勝情緒、自由意志和努力於身心發展的進取精神。”但遺憾的是，李斯特卻未能注意到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裏，工業發展更能展現這些風貌。

新中國成立之後，對整個社會結構進行了全面的改造，工人階級的地位與解放前相比發生了質的變化，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流政治文化話語。與此同時，新中國還不斷探索如何從制度層面來保證這一新的局面。比如著名的《鞍鋼憲法》的核心要義便是“幹部參加勞動，工人蔘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命中相結合。”

《鞍鋼工人王吉才》連環畫書影

那是一個對比於解放前，廣大工人真正有了翻身感，人們能十分自豪地唱《咱們工人有力量》，為天下窮人都能過好日子，中國人不再受列強欺負而不斷奮發努力的時代。在那一時期，新中國在工業領域取得了國民黨統治時期難以企及的舉世矚目的成就，讓中國真正擺脱了落後捱打的局面。作者在書中提及：“1949年後一個穩固政權的出現，使戰時工業化的重工業偏好及國家強幹預特性重新得到釋放。不可忽略的是，1949年新中國一成立，就遭遇了朝鮮戰爭。因此，以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為背景，戰爭與工業的關係得到了延續。不過，那是另外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