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龍：西方地緣政治理論解釋不了中國想做的事
【文/ 鄢一龍】
“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五年多以來，取得了多方面成績，得到廣泛認可。但是，西方世界的一些人熱衷用傳統地緣政治理論來解釋中國“一帶一路”實踐，認為中國在推行地緣政治擴張。例如，特朗普的前首席戰略師兼高級顧問班農（Steve Bannon）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混合了世界島理論、陸權理論與海權理論三大地緣政治理論的一種新實踐。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2019年美國軍力指數》將中國列為與俄羅斯、朝鮮、伊朗，以及中東恐怖主義、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並列的全球六大威脅之一。其中一條重要理由就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了歐亞大陸與印度洋的地緣政治擴張，觸動了美國的全球利益。1
我們需要探索新的系統學術理論來解釋 “一帶一路”實踐，為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宣傳與實施提供必要的理論資源。可以説，“一帶一路”是一種新型共同發展模式、新型國際協作模式與新型國際交往模式，具有許多新實踐、新理念，需要進行理論概括。具體而言，“一帶一路”實踐的“地緣發展政治經濟”理論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有以下幾點不同之處。
“一帶一路”主要着眼於發展，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主要聚焦於安全
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兩大主導範式——現實主義與制度主義都聚焦於傳統安全。現實主義是影響最大的範式，它雖然有古典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進攻現實主義、防禦現實主義等變種，但是都強調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國家要通過國際權力博弈來實現本國安全。
其中，進攻現實主義更進一步認為，強力國家會主動追求自身的安全利益最大化，最大程度獲取權力，因此強國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制度主義範式也是聚焦於安全。制度跨國主義理論構建的是基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集體安全策略。自由制度主義雖然強調經濟一體化，導致了國與國之間互相依賴，但依然強調這種依賴關係有助於保障國際安全。
聚焦於安全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權力競爭，是一種零和博弈。這也是西方一部分人對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解讀為擴大國際權力與推進安全議程的一個理論背景。然而，“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以傳統安全為中心，而是以發展為中心。以發展為中心，就有可能從國際競爭轉向國際協作，從零和博弈轉為雙贏和共贏。從這個角度來講，“一帶一路”倡議是一種有利於促進中國與所在國的發展，有助於完善產業供應鏈，幫助所在國更好地參與國際分工，實現雙贏與共贏的發展模式。
2019年1月4日下午，滿載着90標箱小商品的2019年首趟中歐貨運班列（義烏至馬德里），從浙江義烏鐵路口岸海關監管場所駛向馬德里，向西踏上了“一帶一路”征程。（視覺中國）
“一帶一路”聚焦於發展的地緣經濟，而非安全的地緣政治
以安全為中心的地緣政治戰略，需要對軍事、政治、經濟的關鍵地緣形成控制，從而主宰世界。陸權論的提出者麥金德將其全球地緣政治的關鍵概括為對於東歐、心臟地帶的控制，而馬漢的海權論則強調通過控制海洋，進而控制世界貿易，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論主張關鍵在於對於歐亞大陸沿岸地帶的控制。
與地緣政治理論預期不同，“一帶一路”倡議聚焦於以發展為中心的地緣政治經濟，是通過重塑世界政治經濟地理，為世界共同發展搭建平台，實現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互利互贏，而不是試圖通過控制關鍵地緣從而角逐世界主宰權。地緣政治控制體現了20世紀資源有限的零和思維，相互爭奪，制人而不制於人，造成劇烈衝突，釀成世界大戰。地緣發展政治經濟平台體現了21世紀資源擴展的共贏思維，搭建發展平台，實現共同發展，利人而後利己，造就互利共贏，促進世界大同。
參考世界銀行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提出的框架，以發展為中心的地緣政治經濟有如下特徵。
點上集聚：提高經濟密度。提高經濟密度是指在點上包括在城市羣、經濟區增加經濟和人口聚集度，發展集聚經濟。“一帶一路”建設通過產業佈局、園區建設、港口建設等促進經濟發展的集聚效應，提高了經濟發展的密度。五年多以來，我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共82個，累計投資289億美元，入區企業3995家，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要素的集聚。2
線上暢通：縮短經濟距離。經濟距離不是物理距離，而是指貨物、人員等流動所要耗費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通過縮短經濟距離可以提升經濟活動效率。“一帶一路”倡議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推進設施聯通也將縮短不同發展節點的經濟距離。
世界銀行2009年出台了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
我國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的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主骨架，其中，“六廊”是指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和孟中印緬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六路”指鐵路、公路、航運、航空、管道和空間綜合信息網絡，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主要內容；“多國”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國家；“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運輸大通道安全暢通的合作港口。3這就是推進基礎設施的聯通性。縮短不同發展節點之間的經濟距離。
這些基礎建設大大推進了沿線國家間的聯通性，例如，五年多以來，中歐班列累計開行數量突破了1萬列，到達了歐洲15個國家43個城市。4
面上聯通：消除流通障礙。通過消除流通障礙可以提高經濟活動效率，中國通過大量貿易聯通、政策溝通的措施，來降低貿易通關、資金流通的成本，促進貨物流、人員流、信息流、資金流。消除流通障礙就是加強與沿線國家的軟聯通，五年多以來，中國已與13個沿線國家簽署或升級了5個自貿協定。5同時，積極推進資金融通機制的形成，已形成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絲路基金為主要載體的資金融通平台。
型上成勢：點軸發展模式。經濟地理強調點軸發展模式，不論是梯度轉移，還是所謂的“雁行模式”，都是沿着交通幹線進行產業轉移與經濟發展的下滲。“一帶一路”是將點串聯成線的發展倡議，陸上“絲綢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既是貿易交通線，也是對外投資與產業發展的延長線。
而且，這種點軸模式是內外連通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和國內“四橫四縱”的城市羣佈局與交通主幹線佈局相配合的，六大經濟走廊的設計也是為了把國內外的經濟地理大幹道打通。
“一帶一路”倡議是國際發展的點軸模式，而不是所謂的海權戰略或者陸權戰略的地緣政治擴張，將進一步整合充滿活力的東亞經濟圈，推動其成為繼歐洲、北美之後的第三大發達經濟圈。推動中國發展向南亞、印度洋、南太平洋，中亞等地區的經濟輻射效應，並形成連接東亞經濟圈與歐洲經濟圈的新亞歐大陸橋，暢通各國的合作往來通道。
總之，“一帶一路”是一種塑造點、線、面、勢的國際地緣政治經濟發展平台，促進國際發展點上集聚、線上暢通、面上聯通、型上成勢。
“一帶一路”突破了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秩序
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從顯性層面上來看，表現為國際社會成員共同接受的價值規範、互動準則與制度安排，從政治上確認了國家主權平等、民族自決等原則；從經濟上確立了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的原則，有其進步性的一面。
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深層國際秩序具有內在的不平等性。經濟上表現為不平衡的全球化，即貿易自由化是以不損害發達國家本國的產業利益為前提；投資自由化是以不觸動美元金融霸權為前提；技術擴散是以不觸動發達國家的技術領先地位為前提；全球共同參與的產業分工體系，是以不觸動發達國家佔據全球價值鏈高端為前提。政治上表現為不平等的國際關係，即共同的價值規範是將西方價值轉變為普世價值；國家形式上的平等是以實質上的不平等為前提；多邊國際體系是以霸權國家的控制為前提。
2018年11月17日，首屆“一帶一路”青少年模擬聯合國大會於杭州長江實驗小學體育公園校區盛大開幕。（東方IC）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一體化過程的斷裂對新自由主義國際體系造成了巨大沖擊，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對於霸權國家而言，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裝點並擴展其實力的外包裝，一旦不符合其利益完全可以重新塑造，甚至棄之如蔽履。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允許其參與的全球化是有霸權國家所設定的天花板的，一旦觸及這個天花板，簡單地想通過融入霸權國家主導的全球體系從而發展自己的機遇窗口就關閉了。
“一帶一路”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實踐，突破了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但為中國的發展創造新的戰略機遇窗口，同時也為世界創造出新的更好的政治經濟秩序。
新型的共同發展模式，從不平衡的全球化轉向更平衡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下的全球化是一種中心邊緣的全球化，是資本主導下的全球化，本質是將資本與勞動僱傭關係投射到國家之間的剝奪關係的不平衡的全球化。“一帶一路”倡議超越了簡單強調國家利益最大化，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國際主義色彩，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6
“一帶一路”是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聚焦於共贏發展，從而超越了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模式。
具體表現為：推動了當地的發展。亞洲、非洲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成為制約其經濟發展的瓶頸。“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對外直接投資超過700億美元，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彌補了當地最重要的投資缺口，對經濟起飛起到了大推動的作用，而不是所謂的將發展中國家拖入債務陷阱。提升了所在國的內生髮展能力。通過幫助所在國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產業、開展技術培訓等，提升了所在國的內生髮展能力，這是一種互利共贏的共同發展模式。“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與沿線國家貨物貿易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在沿線國家建設的境外經貿合作區總投資200多億美元，創造的就業數十萬個，給當地創造的税收幾十億美元 。7
提升了所在國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完善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使得發展中國家能夠更好地參與全球分工，同時在價值鏈上獲得更為有利的地位。超越了中心邊緣格局，“一帶一路”是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的發展倡議，將有力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全方位興起。超越了簡單的利潤最大化，國有資本是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主力軍，具有更強的政治取向，推進了許多風險大、週期長、盈利空間小的國家協作項目。超越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關係，“一帶一路”的項目協作是資本、管理、技術與勞動的全要素的協作。
中新網製圖
新型國際協作模式，從戰略競爭到戰略協作。傳統的政府間發展合作模式主要是通過國際貿易和發展援助等形式進行的，仍然會面臨着一個全球發展失靈、全球市場失靈的問題。“一帶一路”倡議是一種新型的國家間合作模式，各國政府之間協調聯動發展。推進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我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戰略對接、規劃銜接，構建發展夥伴關係。“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已有103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118份“一帶一路”方面的合作協議 。8
“一帶一路”倡議與多個國家實現了戰略對接，例如俄羅斯等國的“歐亞經濟聯盟”、哈薩克斯坦“光明之路”計劃、蒙古國“草原之路”計劃、歐盟的“容克計劃”、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構想。“一帶一路”倡議與這些國家的倡議不但沒有形成衝突，反而形成了互補與對接，為這些國家的倡議的實現注入了新動力。
新型國際交往模式，從不平等的政治秩序轉向平等的政治秩序。真正的共同體是平等成員參與的共同體。“一帶一路”是平等協商、平等參與、平等分享的共同體，中國是倡議國，但是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在推進經濟合作過程中，不附加政治條件，結伴而不結盟，不斷做大朋友圈，但是不搞排他的小圈子，通過實施“絲綢之路”獎學金計劃，在境外設立辦學機構等，為沿線國家培育技術管理人才。2017年，來自沿線國家的留學生達到30多萬人，赴沿線國家的留學生達到6萬多人 。9
倡導共通價值而不推行普世價值，進行文明交流對話而不搞意識形態輸出，提供中國方案而不輸出中國模式。“失道寡助，得道多助”。 “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對世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多邊國際合作框架，不但受到了許多國家與國際機構的普遍歡迎，還被寫進了第71屆聯合國大會決議。
總之，“一帶一路”並非地緣政治擴張，而是地緣發展政治經濟平台。實踐是理論創新的不竭源泉，“一帶一路”的偉大實踐呼喚我們進行“地緣發展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而理論創新也將進一步指導實踐創新。
參考文獻：
1. https://www.heritage.org/military-strength/download-the-2019-index
2.《國新辦就共建“一帶一路”5年進展情況及展望舉行新聞發佈會》，人民網：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3.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與中國的貢獻》，中國一帶一路網：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qwfb/126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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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習近平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人民日報》2018年4月9日，第1版。
7.《國新辦就共建“一帶一路”5年進展情況及展望舉行新聞發佈會》，人民網：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8.《國新辦就共建“一帶一路”5年進展情況及展望舉行新聞發佈會》，人民網：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9.《國新辦就共建“一帶一路”5年進展情況及展望舉行新聞發佈會》，人民網：http://tv.people.com.cn/n1/2018/0827/c43911-30253152.html。
【本文首發於《前線雜誌》2019年第2期，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