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緒：是時候打破“自由民主話語霸權”了

【文/王正緒】

我先從“話語”的定義開始。什麼是話語？我覺得，話語首先是指一些概念和符號。符號本身也是概念，是更抽象的概念。這些概念和符號，以及它們的含義，就是話語的一部分、第一個層次。

其次，話語還包括對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的一些敍述（statements）。對這些符號和概念之間的相互關係、聯繫的敍述，也是一套話語的一部分。這些關係有的是明確的，有的是暗含的。這種關係並不見得非常堅固和持久，可能會變。

我覺得話語或話語體系不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應該是比話語更高級別的系統。另外，話語體系也不是史觀，而敍事（discourse）則是由話語構成的。

話語很有規範性。有的是價值中性的，不含規範性的傾向，但有一些話語體系是有價值取向的。

政治學界的話語體系是什麼樣的呢？

關於國內的政治學話語，我的説法可能會冒犯同行，他們可能會不高興。最簡單最有效的講法就是，我們政治學面對的話語環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有一個“自由民主話語霸權”。自由民主完全成為政治學研究裏面的霸權話語。

在政治學界有很強烈的認識，政治的體制或運行方式就應該是（某種設定了標準的）自由民主，而政治學就應該關於自由民主是什麼、怎麼運行、怎麼實現的研究；或者關於自由民主的崩潰、失敗、死亡，也就是某種實現方式的自由民主為什麼不成功，它暗含的前提是自由民主應該實現，應該成功。

這一套話語體系形成的話語霸權，極大地影響和限制了我們對關於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政治研究、什麼是好的政治研究的理解和實踐。

作為一個話語體系，“自由民主”包含其他的、對應性或次一級的概念。比如説威權主義，這是和自由民主對應的概念，還有專制。政治轉型、政治發展等，這是在自由民主的話語體系中次一級的概念，其涵義就是政治運行或變化的終點（目標）是實現自由民主，或者叫民主化。

“民主如何出現”（how democracies emerge）、民主崩潰、“民主如何死亡”（how democracies die）、威權韌性等等，也都是這一層次的一些概念。再次一級概念就更多了。

比如社會資本，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箇中性的話語或者概念，但是它現在主要作為自由民主話語的一部分——社會資本是作為“讓民主運轉起來”的東西而存在的。其他的關於社會的研究，比如抗爭政治和社會運動，很多時候也是將這些概念或現象放在自由民主的框架裏的，是自由民主話語體系的一部分。

自由民主的霸權是怎麼形成的？

國內已經有不少學者，包括潘維老師等，做了很多有意思的工作。現在把民主回溯到古希臘，這是非常片面或者錯誤的一種敍述方式。古希臘本身也不是民主體制，而亞里士多德也説民主不是好的體制。在文藝復興的時候，歐洲的知識分子重新找到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傳統，這是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概念被塑造成歐洲的政治哲學的一個內核的觀點。

古希臘和古羅馬並不是歐洲的。那時候德國是蠻荒地帶，後來的德國人就是當時文明的羅馬帝國時時必須對付的北方蠻族。地中海地區，包括南歐、北非、地中海西岸即今日的約旦、敍利亞到兩河流域的所謂“新月地帶”，是當年經濟、文化、政治繁榮的中心。地中海地區並不全是歐洲的一部分，而是包括東亞、西亞、北非、南歐的歐亞大陸的一部分。

“一帶一路”就是以地中海為中央的歐亞大陸的西部，向東經過西亞，向南進入南亞，另一條主線經過中亞進入我國的新疆，通過河西走廊進入中國，也就是東亞大陸的中央。薩米爾·阿明非常明確地指出，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並不是歐洲文明。

文藝復興以後，歐洲的知識分子把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成果變成了“歐洲”的古代文明遺產，給現代的歐洲製造了它本來不存在的古代歷史。

文藝復興之後，資本主義興起了，一大批資產階級思想家呈現了羣星閃耀的局面，比如洛克、盧梭、孟德斯鳩，等等。正是這一批思想家創造了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人權、自由等觀念。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講得沒有錯，近代化過程中西歐國家建立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只不過現在這樣説的話，可能會被某些人視為政治不正確。

將民主與選舉政治或選舉制度結合起來、等同起來，則要到19世紀末。歐洲主要國家政治發展的主要脈絡，都變成了逐步擴大選舉權，最終在20世紀初基本實現了全民普選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與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的意識形態、全球政治競爭常態化，西方於是壟斷了對“民主”的使用，將非選舉政體都定義成非民主的政體。我們講的現代的政治學和現代的社會科學，主要都是二戰以後，在冷戰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也主要是西方的大學和學術界發展起來的。

這個西方中心的社會科學和政治學體系，有非常好的部分，我們要給予充分的肯定，也需要全面地學習。但是在話語體系上，在政治學領域，基本上選舉政體成了民主的同義詞，非選舉類的政體就變成專制，這是如今“民主”概念的形成歷史。

我們不能否認20世紀中葉以來，西歐和北美的政治發展和治理實踐，對人類的治理思想和理論做出了貢獻。西方政治與治理實踐中有很多有益的成果，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事實上，我們近二三十年來也在積極地學習他們的東西。

但是對民主這個概念的壟斷，則完全是意識形態爭奪和冷戰世界格局影響的結果，而全球範圍內的地緣政治競爭和意識形態競爭是當年這套話語體系形成統治力的根本推動力。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就成為了一個規範化的概念。

本來，一個在政府組成中是不是採用直接的普選來決定立法機關或最高領導人的產生，可能僅僅是一個政府形式的區別。以此為標準將各個國家劃分成各種“政體”，我覺得就有問題了。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政體話語體系，實際上含有很大的道德化能力——是否舉行直接選舉在區分政體類型的同時，也對非選舉類政府實行了污名化、非法化（de-legitimation）。

由此帶來的認識論後果是，第三世界國家和知識精英的想象力被這樣一個話語體系和道德主義框架限定。國內的學者就把自由民主當做一種理想、一種啓示、一種方向。反過來自由民主的概念就成了一種霸權或者一種壓迫，也就有了話語權的説法。

人家掌握了一套話語權，你沒有辦法提出反對的、替代性的敍述，你就被壓迫了。非西方國家的知識分子談論民主的時候，往往是一種想象的民主，批判和幻想都是建立在對某一種體制的想象之上。民主變成了想象，不是真的某種政治體制，而是人們在想象民主應該是這樣的，應該是那樣的。

我們不能否認，1940年以後北美的政治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從技術層面來講，在研究的科學主義和方法論等方面，的確是很有成就的。

我們在國內做調研非常好，但是在研究的社會科學化上，我們還是需要借鑑很多西方的東西。我們去搞調研，在價值觀念上，或者意識形態和話語上，都可以堅持自己的特色和價值體系，乃至開創新的體系。但是在方法和技術上，還需要學習很多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東西。研究生要接受方法論的訓練，儘快在方法論、研究設計方面，趕上西方的學者。

政治學作為一個現代的社會科學學科，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基本成型，之後繼續發展。上世紀40年代的時候，美國政治學的主要做法，也多是敍述和討論。到了五六十年代，開始有實證的研究、科學化研究，同時引進其他的理論範式，比如理性選擇學派、博弈論等。這樣在研究設計和方法上有了很大的進步。

這是我們後發者的困境或挑戰。我國在1980年以後重建政治學，需要先補課，再超越。有學者説了，我們什麼時候補完這個課？別因為要補課，我們就永遠在後面，摸着石頭補課，不停地把西方的東西搬進來，結果一直在摸石頭而忘了過河。摸石頭過河而忘了過河，就是忘了我們學習西方學術界的東西最後是要超越他們。

超越不見得是“超過”。在話語方面，更可能是“transcend”，摒棄到目前為止佔統治和霸權地位的話語，推動形成替代性或競爭性的話語。沒有這樣的目標，那就是一直在補課，一直在摸石頭而忘了要過河。

怎麼辦？構建中國政治學的中國話語體系，首先我們還是要抑制和避免學術民族主義。所有問題都説西方錯了而我們是對的，一切按中國的來，這叫“學術民族主義”。不能太着急，學術民族主義是不行的，超越對方要有耐心，要慢慢來。

第二，簡單地講中國例外論也不行。説中國和西方不一樣，中國的理念、政治不一樣，講中國道路、中國特色來拒絕西方的話語體系，也不行。

要形成有競爭力、有影響力的話語，還是需要超越中國例外論。要超越單獨國家的案例，超越國界以後還能夠被適用，只適用於中國是不夠的。《開放時代》一直努力在這方面構建中國話語，這非常有益。

第三，光否定和拒絕西方這一套不行，要想辦法建構。中國的存在不能被西方學者忽視。最近就有人提出新的敍述了。

第四，比如説最近有一本書，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和一個學者合編的，比較印度和中國，書名叫《超越政體》（Beyond Regime）。我還沒有讀這本書，但感覺作者的意思是比較印度和中國，是不是可以不要講一個民主一個非民主，不要考慮政體概念。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努力，不過還不夠，這只是有一定的自主性的意識，在想辦法超越現有的話語框架。

他們或許提出了政體思維應該被超越。但是用什麼新的話語來組織我們的思想、知識呢？這就需要新的概念和話語體系。

我覺得我們可以分兩步走。第一步，我們的確要構建中國話語、中國的概念。很多學者都在做這方面的事情。

潘維老師最早將我們的政治制度稱為“中華體制”。我們自己政治實踐中的理念和哲學，比如羣眾路線、政道思維等，現在有學者把它們提煉出來，給予適當的定義和運用。

趙鼎新的《儒法國家》也是這樣一個例子。在他之前還沒有人把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用社會科學的模式來解釋。

這些工作就是將中國作為一種現象去研究，用一些西方人都能理解的詞彙和話語描述出來。有一本書講過，先要總結出來，下一步在構造話語時儘量照顧到別人能接受和讀懂，不要強調中國特殊論，逐漸就可能擴大它的影響。

第二步，要去研究、解釋和描繪表述中國以外的現象。現在的學者只是把中國的研究搞好，但真正要創造中國的話語權，必須走出去。

當然這不是幾年內的事情，是未來一二十年的事情。現在中國經濟和各種力量，觸及全球各個區域，我們的知識也要跟上。美國的比較政治研究和對世界其他國家的研究，也是和美國在二戰之後變成世界第一大強權國家並行發生的。現在我們進入這個階段。我們不是和美國或其他國家爭奪全世界，而是自然而然地走向、融入全世界，這要求我們對世界各地形成自己的知識。

這需要用到現在的社會科學形成話語，已經有的一些話語和工具，包括從中國的經驗和現象產生話語，從當地的經驗現象產生話語，超越本地，超越中國這個“本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本地”，來獲得通用性。

知識話語體系的轉移要靠代際替換。我們的高等教育和知識人才培養體系有兩個方面需要改革。我們作為大學老師，一部分工作是自己要做研究，另外一部分是培養下一代知識人員。通過培養新一代的知識工作者，使得他們採納和推廣新的一套話語體系，話語體系的替換就逐步發生了。

我認為我們社會科學領域，一是要改革人才培養模式，讓研究生接受更加系統的學術訓練，有更多的時間做田野研究；二是是在綜合大學當中，將社科類的學院與外語的專業整合在一起，培養研究世界各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下一代知識工作者。

（本文根據作者在第十六屆開放時代論壇發言整理，原載於“開放時代雜誌”，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