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進寶：這個詞是西方首創，但可以用來為中國全球戰略發聲
【文/ 劉進寶】
“絲綢之路”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絲綢之路”是指起始於古代中國長安或洛陽，通過甘肅河西走廊和今天的新疆地區，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伊朗等地，連接亞洲、歐洲的交通和商業貿易路線。廣義的“絲綢之路”已經成為古代東、西方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代名詞，即凡是古代中國到相鄰各國的交通路線，不論是陸路還是海路，均稱為“絲綢之路”。
一、“絲綢之路”的提出及使用
中國和西方世界之間很早就有接觸和往來，這條交往的路線也很早就存在，只是沒有一個概括性的名稱。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中國——親身旅行和研究成果》（以下簡稱“《中國》”）第一卷中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他將中國長安與中亞之間的交通往來路線稱為“絲綢之路”。
1915年，德國學者赫爾曼在《中國到羅馬帝國的絲綢之路》一文中進一步提出，絲綢之路應當是中國經西域與希臘—羅馬社會的交通路線。
赫爾曼將絲綢之路的終點延伸到敍利亞（羅馬），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這是因為張騫出使西域後不久，中國的絲綢就到達羅馬帝國境內。公元前65年，龐培率羅馬遠征軍攻佔了地中海東岸，隨後敍利亞被併入羅馬帝國版圖之內。正是基於上述史實，赫爾曼認為，絲綢之路上的經濟文化交流超越了中國到中亞和印度的範圍，到達羅馬。
學術界一般認為，在公元前３世紀時，中國的絲綢可能已經傳到大夏（即吐火羅，今阿富汗北部）。當張騫出使西域返回長安後（前126），絲綢不斷運送到大夏、安息（今伊朗境內）之時，羅馬人也可能有機會接觸到絲綢。
隨着羅馬帝國版圖向地中海東岸的擴張，羅馬上層貴族對東方奢侈品尤其是中國絲綢的興趣越來越大，有人嘗試探索通往中國尋找絲綢的道路。大約在公元100年，以經商為業的馬其頓人梅斯•提提阿努斯曾派人到東方經商。他們沿絲綢之路抵達巴克特利亞和某個稱作“石塔”的地方，在那裏收集到了一些有關賽里斯國的消息。
樓蘭古國遺址
“絲綢之路”在西方的早期使用
李希霍芬對“絲綢之路”的定義，得到東西方學者的贊同。赫爾曼關於“絲綢之路”的主張，得到以法蘭西學院院士格魯塞為代表的東方學家的支持。格魯塞在1948年出版的《從希臘到中國》中描述和讚揚了絲綢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尤其是比較詳細地闡述了羅馬與印度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1936年，李希霍芬的學生斯文赫定出版了以“絲綢之路”命名的著作。該書主要記錄了斯文赫定作為為中國政府工作的外籍專家領導的西部考察，即1933-1935年進行的“汽車考察”，全書共23節，其中第18節的題目就是“絲綢之路”，在不到一萬字的篇幅中，斯文赫定闡述了“絲綢之路”的路線及其貿易。“赫定可能是第一個引用它（指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的人”，但“他在書中對導師所説的‘絲綢之路’的涵義幾乎隻字未提”。
法國學者呂斯•布爾努瓦的《絲綢之路》於1963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布爾努瓦的《絲綢之路》與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完全不同，如果説斯文赫定的《絲綢之路》主要是其“汽車考察”的記述和見聞，那麼布爾努瓦的《絲綢之路》就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研究著作，它所論述的時間從公元前200多年持續到鴉片戰爭前夕，可以説是一部完整的“中西交通史”。
日本的“絲綢之路”研究
在東方的日本，對“絲綢之路”關注較早，“日本學界對於漢文中國典籍的學習和掌握具有悠久傳統，其熟悉程度優於西方漢學界，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勃興‘脱亞入歐’思潮，學術研究亦極力追蹤西方研究之法”，但日本早期的“絲綢之路”研究包含在“東西交通史”或“東西交涉史”中。
20世紀中後期，“絲綢之路”受到日本的廣泛關注，從學術界到新聞界，乃至普通民眾，對“絲綢之路”傾注了大量熱情。尤其是1979年8月至1981年5月，日本廣播協會與中國中央電視台聯合拍攝了大型電視紀錄片《絲綢之路》。隨後，又翻譯出版了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井上靖的小説《敦煌》，並籌劃中日雙方合作拍攝同名電影。中日兩國形成了一股“絲綢之路熱”。
日本的“絲綢之路熱”雖然由學界發起，但認可“絲綢之路”這一稱謂的卻主要是社會大眾，“絲綢之路”也成了廣播和電視宣傳的重要題材之一。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學者、作家、畫家、攝影家到絲綢之路沿線旅行，有關新聞社還舉辦絲綢之路的報告會和講座。這些都為絲綢之路的大眾化起了推動作用。
日本學界認為，“絲綢之路”是一個通俗性的稱呼，學術性不強，所以學者較少使用“絲綢之路”的概念，而是用“東西交涉史”或“東西交通史”的名稱。
二、我國使用“絲綢之路”一詞的演變
在“絲綢之路”的名稱出現之前，國內曾稱其為“綢緞之路”。如1933年9月，《北辰》第46期發表了葮水的《戈壁大沙漠的秘密》一文，其中寫道：
土耳其斯坦，是歐亞兩洲往來的最大通衢。有所謂“綢緞之路”的，是漢朝張騫出使大月氏的道路。在Lobnor湖（羅布泊）的附近一帶，這時尚可看見當日從中國運綢緞到巴比侖，Tyr，Alexandrie羅瑪諸城的車馬轍跡。而希臘的地理學家ptolémée氏，曾描寫過這條路徑，計從中國洛陽起，至地中海止。最初握有貿易專權的，是波斯人；後來是土耳其人。
從其內容可見，“綢緞之路”顯然是指今天的“絲綢之路”。該詞出現不到兩年，就有了“絲綢之路”的先聲“絲路”。
由於當時國內已有“絲路”的稱呼，在轉引海外報道和翻譯海外論著時也使用“絲路”一名。如1936年4月，《西北導報》以《新疆歐亞“絲路”》為題報道了“斯文博士在挪京演講”：
外部據駐挪威使館電告，瑞士考古家斯文赫定博士，頃在挪京澳斯麓，應文化團體之敦請，講演在中國新疆一帶考古經過……謂彼在新疆時，曾探得中歐“絲路”為歷史上極有價值之發現，此項“絲路”負有歐亞交通商務之重要使命，乃為歐亞航海途程未開闢以前，中國絲商運絲赴歐所經之途徑，現在雖多已破壞，或湮沒，但仍可尋覓其蜿蜒之遺蹟，可見中歐交通商務遠在數千年以前，即已相互往來，文化之溝通亦可於斯路得其梗概。
總之，1935年，我國學者已使用“絲路”稱謂。1936年，在報道和翻譯歐洲的相關信息和論著時，也使用這一名稱。
1939年1月，蘇聯烏茲別克斯坦至我國新疆惠遠的公路開通，蘇聯在報道中也出現了“絲路”一詞。《申報》以“蘇聯趕工，修築公路，通至新疆惠遠”為題轉載了來自莫斯科的報道：
“古昔所謂‘絲路’，乃系印度波斯各國與中國通商必由之路。其時之駱駝隊，均自搭什干城、薩瑪肯特城、蒲哈拉城（均在蘇聯烏慈貝吉斯坦邦境內）通至庫爾嘉城（在新疆省即惠遠城）。”
由於蘇聯烏茲別克斯坦和我國新疆都位於絲綢之路的要衝，而“絲路”一名已為中歐學者所使用，蘇聯方面也使用了“絲路”的名稱。
1943年，《申報》在南洋各地特輯之四《馬來亞縱橫談》中，講述了16世紀葡萄牙對印度和馬六甲的佔領：
“當時還沒有橡膠，也沒有石油與錫，歐洲人所追求的是南洋特產的香料，所以，當時北循陸路越天山以至中國以取絲的道路，叫做‘絲綢之路’，而南線麻六甲出南海以取南洋香料的路就稱為‘香料之路’”。
這是目前所見我國媒體最早使用“絲綢之路”一詞的報道，同時還出現了“香料之路”。從其內容可知，“絲綢之路”就是指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香料之路”則是指海上絲綢之路。
政府層面使用“絲綢之路”概念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已開始使用“絲路”和“絲綢之路”，其指代明確，即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但使用頻率很低。“絲綢之路”較多出現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政府層面的對外友好交往中。1957年12月27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楚圖南在《關於促進亞非國家間文化交流的報告》中使用了“絲綢之路”一詞。
1959年9月6日，周恩來總理在歡迎阿富汗王國副首相納伊姆親王宴會上的講話中也提到了“絲綢之路”：
“中國和阿富汗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友誼，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密切的經濟和文化往來。著名的‘絲綢之路’，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是我們兩國人民友好關係的標誌。”
1963年11月20日，陳毅副總理在歡迎阿富汗政府代表團宴會上的講話中指出：
“中國和阿富汗自古以來就是和睦相處的親密鄰邦。我們的祖先共同開闢了著名的‘絲綢之路’，對促進兩國人民的互相瞭解和友誼，溝通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曾經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64年10月30日，劉少奇在為阿富汗國王和王后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講到：
“中國和阿富汗自古以來就是和睦相處的親密鄰邦。兩國人民有悠久的傳統友誼，我們兩國的祖先很早就開闢了著名的‘絲綢之路’。”
在張騫出使西域以前，“絲綢之路”就已經存在，但張騫出使西域顯然是中西交通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因此，學界一般將張騫出使西域作為“絲綢之路”開通的標誌。
張騫出使西域的目的是尋找大月氏（在今阿富汗中西部）和烏孫共同攻打匈奴，張騫派副使到達大夏（巴克特里亞）。1877年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時，所指主要就是由中國經過巴克特里亞到西方的道路。
敦煌壁畫中的張騫通西域
古代的阿富汗被譽為“文明間交往的十字路口”，是溝通不同文明的中心樞紐，它將中國、印度與其西部的希臘、羅馬連接在一起。阿富汗境內發現的阿伊哈努姆遺址，證明在阿姆河地區確實存在希臘—大夏王國遺存。
1978年，蘇聯考古學家維克托•薩瑞阿尼迪在阿富汗北部蒂拉丘地發現了數座古代墓葬，出土數量龐大的古代黃金製品，其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之間。
20世紀30年代，在阿富汗喀布爾以北發掘的貝格拉姆遺址中，有兩個房間內藏有大量寶藏，其中有來自“絲綢之路”沿線各地區的精緻工藝品，如中國漢代的漆器、印度的象牙雕刻、羅馬的玻璃器皿、敍利亞的青銅製品、希臘的石膏圓盤等，表明當時這裏是通往東西方和南亞的交通要衝。
絲綢之路經過亞洲中西部和歐洲部分地區。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疆以西的中亞地區主要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蘇聯中亞地區（今中亞五國），這一地區與中國交往的國家主要是阿富汗。阿富汗既是中國的友好鄰國，又是古絲綢之路的要衝之地，“絲綢之路”成為中阿交流的紐帶與媒介。這一時期，“絲綢之路”主要是在描述中阿之間的友好關係時使用。
此後，“絲綢之路”一詞開始在國內頻繁使用。如1961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正式開館》的報道中，就有“我國歷史上對外的經濟、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從西漢開始，已經開闢了通往中亞的‘絲綢之路’”。1963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文教科學編輯部編《歷史故事》第４集中，也出現相關記述：
“從中國到西方去的大路，後來也被歐洲的歷史學家稱為‘絲綢之路’了。”
由於政府層面在對外友好交往中的頻繁使用，“絲綢之路”為社會大眾和學界所熟知，並逐漸廣泛傳播開來。
紡織業使用“絲綢之路”概念
在政府層面以外，與絲綢密切相關的紡織工業界首先使用“絲綢之路”一詞。1959年，孫和清在《欣欣向榮的絲綢工業》中使用“絲綢之路”一詞：“歷史上絲綢是從黃河上游經過新疆運往中亞細亞和歐洲的，因此這條路曾被譽為‘絲綢之路’。”
1977年，《絲綢》雜誌第３期發表了周應惠以《絲綢之路讚歌》為名的詩歌。
相關行業性刊物對“絲綢之路”的關注度也很高，如《蠶業科技》1979年第１期發表了彭錚的《絲綢之路的由來》、《蠶桑通報》1979年第4期發表了楊宗萬的《絲綢之路雜談》。
史學界使用“絲綢之路”概念
早期的“絲綢之路”被納入“中西交通史”或“中外關係史”中，即它屬於歷史學的範疇，研究者也主要在史學領域。
以史學界為代表的人文社科學界，對於這一概念開始使用的稱謂是“絲路”而不是“絲綢之路”，如朱傑勤在1935年發表的《華絲傳入歐洲考》中，就使用了“絲路”一名。方豪在1953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中提到了李希霍芬與“絲路”：
至於華絲傳入歐洲之路線，即裏希霍芬（即李希霍芬——引者注）所首倡之“絲路”名詞，在中國境內，必沿斯坦因發現之西域大道，由敦煌出發，經沙漠而至羅布諾爾湖。
1957年，陳竺同遺著《兩漢和西域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使用的也是“絲路”一詞：“因為運去的貨物主要為絲織物，所以大家就稱這條道路為‘絲路’。”
1963年，夏鼐在《新疆新發現的古代絲織品——綺、錦和刺繡》一文中，研究了尼雅遺址和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中發現的絲織品遺物。
這兩處都位於新疆境內古代“絲路”的沿線。漢代的“絲路”從關中的長安開始，穿過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跨越過帕米爾高原，然後經過今日蘇聯的中亞各加盟國、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和敍利亞，直達地中海東岸的港口，全長七千來公里。
在政府和紡織業使用“絲綢之路”一詞後，史學界也開始關注“絲綢之路”，並與政府層面的使用有前後呼應的關係，即為了説明歷史上中外之間的友好關係。
史學界較早使用“絲綢之路”一詞的是新疆文物考古、歷史研究工作者和研究新疆歷史文物的學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羣清理簡報》中談道：
“我國自古被譽為‘絲綢之國’，穿過我國新疆，通往西亞、歐洲的交通大道被稱為‘絲綢之路’。從出土的精美絲織物看來，確實是當之無愧的。這些絲織品的發現，為研究我國絲織工藝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也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貴資料……通過‘絲綢之路’，中國人民同西亞、歐、非各國人民之間，建立了歷史悠久的友誼。”
此後不久，新疆人民出版社編輯了《新疆歷史論文集》（徵求意見稿），其中許多論文如章左聲《論張騫的歷史功績》、王炳華《從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的政治、經濟》、王仁康《漢唐時期新疆和內地的交通》都使用了“絲綢之路”一詞，尤其是趙永復的《絲綢之路》一文，是目前所見最早以《絲綢之路》題名的史學研究論文。1979年5月編輯完成的《新疆簡史》第一冊也有“絲綢之路”相關表述。
這一階段，“絲綢之路”一詞在新疆歷史研究中的廣泛出現，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至70年代末期，包括新疆大學、新疆民族研究所在內的西北相關學術單位組織編寫了《沙俄侵略中國西北邊疆史》。與此同時，文物考古工作者也從學術上聲討沙皇俄國對中國的侵略，如1971年底，郭沫若專門研究了新疆發現的兩件古代寫本，寫了《卜天壽〈論語〉抄本後的詩詞雜錄》和《〈坎曼爾詩籤〉試探》兩文，以卜天壽和坎曼爾之口聲討了沙皇俄國。
學界一方面研究中俄關系史，揭露沙皇俄國對我國的侵略；另一方面研究新疆歷史、文物，強調中國與亞非拉各國源遠流長的友好關係，從而出現了較多關於“絲綢之路”的論述。如夏鼐在《吐魯番新發現的古代絲綢》一文結尾部分寫道：
“這些古代絲綢説明，通過著名的‘絲綢之路’，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不僅互通有無，進行貿易，而且不斷地互相學習，促進了文化交流；這對於進一步闡明我國人民和各國人民之間深遠的友好關係，也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1978年開始，各學科學術研究開始勃興。在前一階段的良好基礎上，有關“絲綢之路”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同時期的史學著作中，開始較多使用“絲綢之路”一詞。如1979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中出現“絲綢之路”，即“因為運往西方的貨物主要是絲和絲織品，所以後來把這條路稱之為‘絲綢之路’”。1979年出版的馮惠民《張騫通西域》、1980年出版的王治來《中亞史》中也使用了“絲綢之路”。同時在高校教材中也頻繁使用“絲綢之路”。
1990年9月，我國隴海—蘭新鐵路與哈薩克斯坦鐵路接軌，為了與傳統的貫通亞洲北部的大陸橋相區別，將其稱為新亞歐大陸橋，或第二亞歐大陸橋。由於其所經路線很大一部分是原來的“絲綢之路”，又稱為現代“絲綢之路”，有學者認為“絲綢之路”就是歷史上的亞歐大陸橋。
伴隨着新亞歐大陸橋的開通，絲綢之路研究引起各方重視，尤其是與中亞聯繫密切，又是絲綢之路沿線的陝西、甘肅、新疆等省（自治區）更為積極。西北五省（自治區）聯合出版《絲路文化叢書》；甘肅省成立絲綢之路協會，創辦《絲綢之路》雜誌，出版面向大眾的通俗讀物《漫畫絲綢之路》叢書；新疆、陝西、甘肅學者籌劃編輯了三本絲綢之路辭典。
史學界從“絲路”到“絲綢之路”的概念使用有一個演進過程，不論是學術論著、高校教材，還是通俗讀物，主要限定在學術層面。但史學的“經世致用”在“絲綢之路”研究上也有體現，它既與政府、行業界的使用有所聯繫，又與時代發展變化緊密結合，使“絲綢之路”擴展到整個文化界，成為社會大眾熟知的詞語。
三、“絲綢之路”概念的充實和深化
李希霍芬所説的“絲綢之路”是指從中國到中亞、印度的交通路線，赫爾曼將其延伸到羅馬。但他們最初的定義僅僅限定在貿易或交通方面。隨着學術界研究的不斷擴大和深入，“絲綢之路”的概念也在不斷深化。早在1965年版《辭海》（未定稿）中，就有了“絲綢之路”的支線之説：
“絲路的支線，亦有取道今新疆天山北面的通道及伊犁河流域西行者；亦有取道海上者，或自中國南部直接西航，或經滇、緬通道再自今緬甸南部利用海道西運，或經由中亞轉達印度半島各港再由海道西運。”這裏的“滇、緬通道”就是今天的“西南絲綢之路”，“海道”就是今天的“海上絲綢之路”。
隨着“絲綢之路”研究的深入和細化，其概念也在不斷擴大或充實，即將我國古代到相鄰各國的交通路線，不論是陸上，還是海上，都稱為“絲綢之路”，甚至更為廣泛。因傳統的“絲綢之路”，即經中亞陸路到羅馬的交通線，經過一段沙漠地帶，所以被稱為“沙漠路”，同樣，這條路線還經過中間的綠洲地帶，又被稱為“綠洲路”，經北方蒙古草原遊牧民居地到中亞稱為“草原路”，從雲南入緬甸、印度稱為“南方絲綢之路”或“西南絲綢之路”，經海上航路與對外交往稱為“海上絲綢之路”。除了這些大的支線外，還有一些臨時的小支線，如經青海湖畔的吐谷渾居地到敦煌的支線被稱為“吐谷渾道”或“青海道”。
劉迎勝撰著的“絲路文化叢書”《草原卷》中，首次出現了“絲路網絡”一詞。
隋、唐帝國遼闊的疆域使中原與西北邊疆地區的聯繫變得空前密切。唐政府在漠北設置州府後，開闢了漠北通往內地的驛路，唐朝平定西突厥後，天山以北諸地之間的交通形成網絡。……草原絲路的網絡成為連接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人民的紐帶，成為東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
這是有關“絲綢之路”研究中，第一次將“絲路”作為網絡探討，為以後的研究開闊了視野，提供了思路。
此後，在1996年出版的《新疆各族歷史文化詞典》中也有“絲綢之路”是“交通網絡”的明確表述。《絲綢之路大辭典》的表述更為寬泛：
現今流行的説法是：原來所説的經中亞陸路的絲綢之路，被名之為“綠洲路”或“沙漠路”；另有經北方蒙古草原遊牧民居地至中亞的“草原路”；經海上西行之“海上絲綢之路”；雲南入緬甸、印度的“南方絲綢之路”（又稱“西南絲路”）等等。
不論是支線説，還是各條道路的單獨存在，都是“絲綢之路”概念的擴大或充實，實際上也就是今天所説的網絡。我們知道，李希霍芬、赫爾曼所説的“絲綢之路”，是指從中國長安到羅馬之間的東西方交通路線。後來，隨着交往的不斷擴大，尤其是由於氣候、政治、戰爭、宗教等各種因素的變化，中西交通路線可能會隨時發生變化，從而偏離原來的路線或規劃，甚至廢棄某一段道路，也會不斷開闢新的支線或道路，這些支線分而複合，合而復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如從長安到敦煌就有幾條通道，從敦煌出陽關、玉門關到帕米爾又有幾條通道。在這些通道上，還有許多小支線，在史籍文獻記載中，僅以民族、部族或地名出現的就有“靈州道”、“朔州道”、“雲中道”、“河西道”、“高昌路”、“伊吾路”、“白龍堆路”、“回鶻道”、“大磧道”、“焉耆北道”、“康居道”、“大宛道”、“大月氏道”等。
這些支線通道，有些是同時並存，有些是前後出現，它們根據不同情況和需要被使用。更大一些並且比較固定的通道還有如草原道、印緬滇道、唐蕃古道等，因此史學界認為“絲綢之路”是一個交通網絡系統。一旦因自然條件或社會環境出現變故，導致某一條或某幾條線路出現阻隔或阻斷的時候，就可利用其他路線，從而保證絲綢之路的暢通。
結語
從學理層面梳理了“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發展、演變和含義的充實後，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作為地質地理學家的李希霍芬，並沒有專門研究中亞史地，“絲綢之路”一詞也是他偶然、無意之間提及的，所指也僅僅是從中國長安到中亞之間的東西交通路線，並將其理解為一條基本上筆直的道路。因為他把古代中西交通的貿易路線想象成一條直線，所以在《中國》第一卷的《中亞地圖》上，他用加粗的紅線畫出了一條基本上筆直的“絲綢之路”，這與“絲綢之路”的實際走向並不符合。
雖然赫爾曼也對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進行了引申和研究，但真正奠定“絲綢之路”學術地位的是李希霍芬的學生斯文赫定，他對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進行了更加具體、深入的研究，並將“絲綢之路”一詞引入國際學術界，但他並不認同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直線説。斯文赫定於1933—1935年在我國西北，尤其是新疆的汽車探險後，專門寫了《絲綢之路》一書，詳述了此次考察的收穫、見聞等，該書第18章標題就是《絲綢之路》，可以説是全書的點睛之筆。雖然全篇不到一萬字，但對李希霍芬提出的“絲綢之路”作了全面解題和闡述。
正是斯文赫定在李希霍芬的基礎上，對“絲綢之路”的幾條道路、走向、性質作了全面的闡述，出版了以《絲綢之路》命名的學術著作，才使“絲綢之路”一詞為大眾熟知，併為後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第二，“絲綢之路”一詞最早由李希霍芬於1877年提出，50多年後我國學者才開始使用這一詞彙。此前曾於1933年使用“綢緞之路”以指稱“絲綢之路”。1935年開始使用“絲綢之路”的簡稱“絲路”。此後不久，歐洲和蘇聯也使用了“絲路”一詞。1941年使用“絲綢路”。同時，還使用“販絲之道”代稱“絲綢之路”。1943年，我國正式出現“絲綢之路”一詞。
第三，“絲綢之路”雖然稱呼眾多，甚至有些泛化，但不論是按交通路線劃分的“綠洲道”、“草原道”、“沙漠道”、“南海道”等，還是以交換物品分類的“玉石之路”、“青銅之路”、“香料之路”、“皮毛之路”等，這些擴大或充實了的“絲綢之路”，都是借用或參照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概念。如果不加特別説明，當我們説到“絲綢之路”時都應有具體的含義，即從我國長安（或洛陽）出發，經甘肅河西走廊、新疆到中亞、歐洲、非洲的古代交通道路。
第四，雖然“絲綢”不是整個歷史階段中西貿易的大宗商品，“絲綢之路”也出現多種稱謂，但都僅僅是對某一個時期或某一種物品的概括或總結，還沒有哪一個稱謂或名稱能夠替代“絲綢之路”。因為絲綢是這條通道開創的原動力，它是中西方貿易的主要物品；在“絲綢之路”上，絲綢的影響最大，它可以作為貨幣流通和使用，中國因此被稱為“Seres”。正因為如此，1988-1997年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絲綢之路：交流之路綜合考察”活動，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命名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都是以“絲綢之路”命名。
當然，“絲綢之路”現在已不是某一條道路或某一種交換物品的專稱，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統稱，甚至突破了原來的“中外關係史”和“中西交通史”。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命名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這一歷史名稱在當下的現實反映。
【本文轉載自“文化縱橫”微信公眾號，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