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中國“強起來”了，西方也不會讓我們“入夥”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春】

最近一段時間，媒體、公眾對中美關係的惡化感到非常擔心、也非常焦慮，甚至部分人由此產生了對中國前途比較悲觀的情緒。然而，一個很奇怪的問題就是，當我們回顧歷史，會發現，五十年代的中美關係非常差，甚至可以説遠遠糟糕過今天，但那時的中國人對此卻沒有太多的人擔心。

換句話説，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變得如此依賴美國？這背後的中國外交戰略的變化對我們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要明確這些問題，我們就需要梳理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外交整個地位中的演變。而發展中國家外交在中國外交戰略地位的轉折點是1979年的中美建交。在此之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是中國外交的主線。

第一階段，是中國“站起來”時期。大致是從新中國成立至 20 世紀 70年代後期，或者更準確地説是改革開放政策啓動前。這一時期又以中蘇分裂作為分界點。在中蘇關係惡化之前，中國外交的核心是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這一時期，中國的外交雖然經歷過一些困難和“麻煩”，但是積極因素卻都是來自於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才是維持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關係穩定發展的中堅力量。

1959年毛主席和亞非拉青年在一起

從中蘇關係惡化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外交基本上完全依賴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成為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這一時期，正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使中國得以恢復聯合國地位；毛澤東主席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等等。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在這一時期達到第一個歷史高潮，但總體仍停留在“政治團結”的水平。

第二階段，是中國“富起來”時期。大致從改革開放到 2009 年（奧巴馬當選總統）或奧巴馬政府啓動“亞太再平衡戰略”。這一時期也有一個分界點，就是1989年的政治風波。在此之前，有相當長時間我們對於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是相當忽視的，為了改革開放、經濟建設，我們的交往對象重點轉向發達國家。不過，也得益於中國和發達國家關係的全面改善，也帶動了中國與其他一些存在歷史問題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地區的關係改善。

政治風波發生之後，儘管與發達國家關係仍被視為“重中之重”，但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戰略定位也因此得到緩慢回升。尤其是在整個90年代，我們需要通過與發展中國家合作應對一系列的危機，包括1989年後的西方制裁危機、蘇聯解體後的邊界劃分問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非典，等等。進入21世紀後，對發展中國家外交開始變得有一些主動的作為，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重點是地區性整體外交機制的發展，典型是中非合作論壇，但不夠系統，發展也不夠平衡。

中非論壇擴大了民營企業之間的交流@東方IC

第三階段，是中國“強起來”時期。奧巴馬政府上台、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始，中美關係逐漸發生質的變化，從戰略合作轉向戰略競爭，這與中國逐漸“強起來”是對應的。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阻遏中國崛起的戰略日益清晰和完善，我們發現，我們和西方、和美國的交道越來越難打。面對這樣的現實，中國不得不重新借重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戰術重要性也重新上升。

雖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地區性整體外交正迅速完善，發展中國家的戰術重要性重新上升，但這是一種“消極的重要性”，我們將與發展中國家的交往與合作當成了對付別人、處理大國關係的一種“手段”，戰略意識仍不夠強，公眾更缺乏此類戰略自覺。隨着中國崛起的戰略環境改變及由此而來的中國崛起戰略調整，發展中國家對於中國實現崛起的重要性也必須提升到戰略的高度。

中國崛起戰略環境的根本變化在於，發達國家陣營看待“中國崛起”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此前發達國家認為幫助中國“富起來”便可使中國“社會化”，從而可規制“強起來”的中國，甚至根本上管理中國的“強起來”；但中國是一個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國，其“富起來”與“強起來”根本不是西方所能控制或“社會化”的。因此，西方試圖在中國尚未完全“強起來”之前，改變戰略，阻遏甚至中止中國的“強起來”進程。

奧巴馬政府推動的“亞太再平衡”成為了中美關係的轉折點@東方IC

這就決定了我們在崛起過程中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自我定位，我們可不可能在崛起的過程中加入發達國家世界，讓他們真心實意地支持我們的發展？不太可能。

所以我們應該明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必須長期繼續保持我們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份子，中國的崛起就要從根本上改變歷史上大國崛起的老路。因此，我們説，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而中國的大國崛起進入的是“無人區”，我們正在面臨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國都沒有遇到過的問題和挑戰，也必然要選擇一條和他們有根本區別的屬於我們自己的道路。

即從此前的“體系內效仿型崛起”，轉變為“體系內創新型崛起”。

一方面，中國崛起仍需在體系內實現，這決定了中國與發達國家關係仍相當重要；但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必須是創新性的，這種創新一是放棄歷史上大國崛起的傳統方式即武裝崛起——經濟實力有了之後靠武力擴張，通過掠奪落後國家的利益促進自己的發展。

二是扭轉大國崛起的溢出效應，使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從歷史上的“受害者”轉變為中國崛起的“受益者”。和平崛起、和平發展，是我們必須真心實意去做的。如果發展中國家變成了中國崛起真正的受益者，那麼我們和平發展基本上就有保證了。如果能做到這一步，發展中國家就不是一個手段，而是我們真正的“同盟”。

根據這一戰略調整，中國外交應提高發展中國家新的戰略定位，改進戰略戰術。做實中國的“體系內創新型崛起”，具體可從三個方面入手：

一是塑造戰略自覺：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是從發展中國家陣營中崛起的，即使“強起來”也無緣加入發達國家陣營，因此中國未來發展必須繼續植根於發展中國家陣營。雖然對於中國來説，經濟上達到發達國家水平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從戰略心理上我們應該始終將自身視作“發展中國家的先鋒隊”，從戰略上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

**二是提供戰略實惠：**我們正在穩步推進的如“一帶一路”倡議、進口博覽會等就是中國將崛起的積極外溢朝發展中國家傾斜，這是最直接的戰略實惠。不僅是經濟上的，間接的戰略實惠，如加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特別是思想性、安全性、治理性的公共產品，以及強化治國理政經驗交流，提供更多安全援助等也應該有所加強。

東盟文化週上參展方展示特色美食@東方IC

**三是完善戰略保證機制：**中國與發展中國家關係的一個潛在困境是，中國達成發達國家水平後，如何讓別人真正相信我們的“發展中國家”身份，或者説仍然和發展中國家站在一塊，如何從戰略上得到發展中國家信任？這是一種必須從機制上做的。

我們看到，雖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們的經濟體量、軍事實力和政治影響力實在太大了，和周邊的小國或者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差別太過明顯，所以很多國家會尋求“抱團取暖”的方式來應對中國，比如説我們周邊的“東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其實現在在做一些事，就是主動讓發展中國家抱團，這就是一種戰略再保證機制，不是讓他們被逼到抱團，而是我們幫他們抱團“集體議價”，這在中非關係中也是一樣的，你要平衡，我主動讓你和其他國家聯合，我們搞三方合作，歡迎你來平衡。

這樣的機制今天來講可能還不夠完善，但是我們已經有一些想法，正在推進。中國對發展中中國家的戰略再保證機制的核心是戰略捆綁機制，這種捆綁是將中國綁在發展中國家的戰車上，而非相反；當前的地區性整體外交機制有這一潛力，但需要進一步系統化，其內部勞動分工體系也需要進一步合理化。

【本文根據雲南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張春在“中國外交70年”系列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