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女人不上桌”這個問題為什麼總在春節被“鞭屍”？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呂德文】

過年期間隨着外地媳婦回夫家、外地女婿回孃家，網上出現了一些對當地某些傳統習俗的吐槽，引起了網民的爭論。此後，更多所涉地區的年輕人則在網上講出自己的親身經歷，也道出了那些習俗其實已經是很局部和個體化的現象，很多東西都在隨着代際的更替和社會的發展而發生改變。

然而，這種局部的、特定時段的心理衝擊，在網絡上被“地圖炮”的情緒放大了，讓不少人忽視了在現實生活中，所謂的“民俗”早就發生了改變。事實上，類似於婦女不上桌吃飯的“民俗”，幾乎不存在；即便存在，亦很難再是性別不平等意義上的社會結構再現。

民俗學早就有一個説法，所謂民俗，並非僅僅是“傳統”，更不是“遺產”；無論好壞，都會隨着生活實踐而發生改變。極端意義上，民俗就是日常生活。因此，在筆者看來，與其説人們所“吐槽”的社會現象是一種民俗，還不如説越來越多的“外地媳婦/女婿”，越來越方便的“吐槽”，才是一種值得關注的新民俗。

今日之中國堪稱是一個流動的中國。大致而言，流動中國主要有兩個階段：一是上世紀90年代的“民工潮”，這是一次純粹的人口學意義上的流動。確切地説，這一流動主要是服務於建立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因此，當時的流動具有極強的經濟意義，卻未必有社會和文化內涵。畢竟，第一代農民工雖處於流動狀態，卻極少有人想要融入城市，更談不上和來自不同地域的人相互融合。

第二個階段是新世紀以來以新生代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為主體的快速城市化階段。這個階段的人口流動，就不僅僅具有經濟含義，更是創造了以人口融合為特徵的新的社會和文化形態。

這一新的人口融合，無論是在宏觀上還是微觀上都體現為“半工半耕”特徵。一方面，城市化已經成為最近20年農村發展的主線，和第一代農民工不一樣，新生代農民工和大學畢業生不僅在城市就業，還力圖在城市安家。因此，城市成了社會融合的重要場景。作為一種有別於鄉村的社會體制，城市是高度理性化的，社會關係趨於冷漠，社會治理高度制度化，人口的異質性也較強。因此，它很適合那些暫時脱離農村而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年輕男女生活在一起。

另一方面，“半工半耕”又是一個典型的二元一體的制度。它意味着，絕大多數家庭內部都存在二元制度，即年輕人在城市務工，老年人和小孩在農村務農並完成家庭再生產，兩者缺一不可。如果説平時的空間隔離主要體現為二元制度的分離的話，那麼，如過年這樣的關鍵時間節點，則是二元制度的重要交匯點。須知，這種交匯，不僅是人口學意義上，更有社會和文化的複雜內涵。

正是“半工半耕”制度的複雜性，導致了所謂的民俗文化衝突具有極端複雜性。有些文化衝突的確具有“傳統/現代”或“城市/農村”的二維內涵。大體而言，現代城市幾乎都擺脱了過去的軍事和政治內涵，大多是商業城市，在社會和文化的制度競爭上，總是佔據優勢，代表着“現代”的。因此，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年輕男女們，多少是受現代文化的浸潤的。比如，青年人更提倡獨立、平等、自主，對社會關係的評價更趨於理性。

而農村文化是建立在熟人社會的基礎之上的，對人際關係具有長期的、穩定的預期，當然也就有許多“不自覺”的特徵。很多地方的文化，是經過長期的社會實踐而形成的，自有其慣性。指望地方文化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一掃而光，既無必要，亦不現實。在這個意義上，評價“傳統/現代”視野下的文化衝突，需慎之又慎。

或許，我們這一代人，是所謂“傳統/現代”文化衝突的最後見證者，也是一種宿命。只要“半工半耕”這個社會制度存在，就難以避免文化衝突。問題在於，我們對文化衝突的體驗，大多只是在過年等極為短暫的時間中有所體驗，而在一年四季的絕大多數時候，我們其實是在享受多種文化並存的好處的。

別的不説，最近20年中國以平均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在迅速推進城市化，這個過程規模之大、程度之深，也算是古今中外都極為罕見了，但這個社會過程卻有極為平穩。這個結果，在多大程度上與老年人基於“恩往下流”，為子女無私付出的“傳統”價值理念有關？在這個意義上，“傳統”沒有好壞之分，只有與現代社會調和與否對差別。

就好比説女性不上桌吃飯的“民俗”，它或許彰顯了男女不平等的傳統“價值”，但更多的是生活實踐的產物。一旦家庭小型化和男女在家務上的分工趨於模糊化，這種現象就極為少見了。這説明，哪怕是最為“傳統”的地方，也終究會適應現代社會。

有些文化衝突則本質上還是不同類型、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的衝突，談不上先進/落後的差別。在某種程度上，夫妻、代際關係所支撐的家庭制度，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無不是地方文化的核心內容。不同地方社會關係的連接程度不一樣，就很容易衍生出不盡一致的文化模型。

大致而言，南方村莊大多是“團結型”，家庭內部的代際關係和兄弟關係的強度都比較大；又因單姓村較多，血緣和地緣關係高度重合，村莊內部集體行動能力較強。華北平原村莊的主流是“分裂型”，村莊內部的“門子”林立，“門子”內部的高度團結和“門子”之間的激烈鬥爭互相強化。中部地區村莊多是“原子化”，核心家庭的關係之間聯繫淡薄，代際關係也變數極大。總體而言，華北和南方農村的文化都更加趨近於人們關於“傳統文化”的想象，規矩多、人情重；中部農村的文化則更接近於現代文化的想象，規矩較少，人情也極為理性化。

一個城市人和一個農村人結合，當然會有城鄉文化衝突；而南中北不同地域的人走在一起，也難免不同文化模式之間的衝突。然而，這種意義上的文化衝突，實在談不上是孰勝孰劣。過去的婚姻締結，都有相對穩定的通婚圈，一個通婚圈其實就是一個亞文化圈，結婚是很難產生文化衝突的；而在流動中國的場景下，過去的通婚圈已被打破，也就意味着不同亞文化之間會深度碰撞。衝突僅僅是碰撞的一種形式，其實還有融合。

2019年2月4日，山西運城，晚上6點左右，一桌豐盛的年夜飯擺好，一家人擠在房間內有説有笑地開始過除夕。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過年期間外地媳婦回夫家，外地女婿回孃家的吐槽很多，但感受到的家庭温情恐怕更多。就當前的情況而言，跨省婚姻的夫妻雙方因長期生活在城市，又因“半工半耕”的原因而缺乏和對方父母長期生活的經歷，對對方從小生活的地域文化其實是缺乏深度體驗的。而過年恰恰又是文化的集中展現時期，對“外地人”的心理衝擊當然也就比較大。

不過，這倒是給流動人們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意見。那就是，就中國社會而言，無論是哪一種文化模式，“家”之於每一個家庭成員，意義或許都是差不多的。正因為家庭不僅具有經濟和社會意義，也有價值內涵，使得不同階層、不同羣體和不同地域的人們，都會珍視和維護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們在和長輩相處的過程中做一個有心人，更有同理心地去理解對方，或許在過年之時就會少很多文化震撼。

中國文化歷來有“多元一體”的特徵，地域文化雖多，卻能融合為一體。這説明，中國文化本有其共同的內核。可以預見的是，流動的中國必然帶來文化大一統。只不過，這種大一統的文化，並不意味着哪一種文化模式的勝利，而是不同地域文化對現代社會適應。並且，“現代性”也不是唯一的，它本身也意味着異質性。在這個意義上，無論身處何處，我們最好持文化相對主義的態度。

並且，如果超脱一點的話，我們應該珍惜我們的文化現在還有那麼多的多樣性，還可以那麼多的“槽”可以吐，這是健康社會的具體表現。如果從民俗的角度看，“吐槽”何嘗不是文化融合的一種表現？開始似有不解，或有衝突，但只要大家都瞭解各地的地域文化了，想來也會理解其背後深刻的生活邏輯，進而相互尊重。哪怕是那些留下的文化糟粕，吐槽之，改造之，也是文化融合的一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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