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殷弘：中美有衝突，但大可不必危言聳聽

【文/ 時殷弘】

我認為目前迫切需要從戰略和政治角度比較1907年的英德對抗與2018年的中美競爭，從而揭示後者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相對嚴重性，及其升級為一次劃時代的對峙或衝突的可能性。目前，關於中美在公共和私營領域的競爭有太多“危言聳聽”的言論，我希望藉機提出強烈的質疑。

讓我們先談談1907年的英德對抗。當時，雖然包括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在內的協約國已經形成，而且《克勞備忘錄》（觀察者網注：由艾爾•克勞所著，他警告德國的擴張意圖不利於英國，英國必須與法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盟）已經引起英國大戰略的根本性轉變，但英國議會和公眾輿論都未能看到英德對抗的嚴重性以及兩國爆發重大沖突的可能性。

英國最大的關切點是德國製造軍艦的狂潮，卻僅僅把德國帶來的地緣政治挑戰看作其對摩洛哥和波黑的野心——而這兩個地區只是英國潛在盟友法俄的勢力範圍——德國充其量對英國勢力範圍的邊緣地帶，例如土耳其和南非造成威脅。換句話説，英國的戰略前沿——即北海和低地國家——尚未受到德國勢力的衝擊。

現在，讓我們來比較一下2018年的中美競爭。首先，2018年美國國內針對中國的動員程度遠遠甚於1907年的英國。美國國會和公眾輿論十分確信中國對美國乃至整個世界構成了威脅。美國政界三大陣營——共和黨民粹派、共和黨建制派和民主黨——在反對中國這件事上基本是團結一致的。

更重要的是，美國認為其中美競爭遠比1907年英德對峙嚴重得多。在我看來，這是因為英國人早已習慣了英德對峙。但由於美國對中國過於戲劇性的妖魔化，嚴重誇大了中美競爭的嚴重程度。

2月15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進行新一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的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和財政部長姆努欽。 新華社記者 李學仁 攝

我們無法用“樂觀”甚至“謹慎樂觀”來描述中美關係的現狀。但我們可以換個角度來思考，平衡地看待這個問題。至少我們大可以懷疑那些危言聳聽的言論，原因如下：

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四十年裏，國際實力變遷動態比今天劇烈得多、複雜得多，處理起來也棘手得多。在19世紀60年代這十年期間，有三個國家急速崛起，它們分別是德國、日本和美國。而今天，只有中國一個國家的崛起程度能與當初那三個國家相比。儘管如此，中國在總體實力和軍事能力方面仍落後於現有的超級大國美國，而且中美差距遠遠大於當初的英德差距。因此（對守成大國來説）處理中國崛起是件相對容易的事情。

其次，今天的國際法、倫理和政治文化與一百年前存在着天壤之別。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下，1914年以前的世界遠比今天更加民族主義、更叢林化，對大國爭鬥的約束也小得多。

第三，今天的國際機制遠沒有1914年以前的“世界末日軍事機器”和“世界末日外交機器”（觀察者網注：亨利•基辛格在《外交》一書中用它們來形容一戰前的歐洲外交形勢和軍事聯盟）來的危險。

第四，如果考慮到引發大國衝突的“第三方”，即經常作為催化劑或麻煩來源的中小國家，那麼今天的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遠遠比1914年以前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更加安全，因為後兩者的內部結構和外部形勢都更加危險、動盪。

最後，當代中國不論是政治文化、戰略文化還是國民的主流經歷，都完全不同於1890年俾斯麥卸任後的德意志第二帝國。中國保持着相對審慎、國內問題優先、規避風險，以及不憚於做出必要妥協等特點。

從上述比較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雖然不確定因素很多，但未來肯定比過去40年的任何時期遭遇更多危險。中美兩國的智識和政治能力畢竟是有限的，而普天之下所有人都是健忘的。儘管中美還遠遠沒有陷入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但這個距離已經比過去40年的任何時候都更近了。因此，我們應該保持底線思維，做好最壞打算。只有防患於未然，才能避免或延遲最壞情況的到來。

（觀察者網李天琪譯自“中美聚焦”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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