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很大！方星海、蔡昉、樊綱等在這場年會上集體發聲

據華爾街見聞2月16日消息，16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在北京舉行。會上，諸多政府官員、業內專家和學者發表了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

方星海：希望對二級市場的價格進行改革，以提高市場的定價效率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當前新股發行制度使得二級市場投資者預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漲，放大了價格扭曲，造成新股長期回報率低下。

方星海表示，研究發現，當前制度安排導致新股發行上市後二級市場短期內價格超漲（彈簧效應），新股二級市場短期定價水平顯著超過了以往時期。

由於創業板相對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誘發投資者盲目追漲，導致在當前制度安排下，創業板新股二級市場價格扭曲更加嚴重。

當前的制度安排下，新股上市之後連續上漲時間更長，極大市盈率更高，限價以後平均回報率較低，希望對二級市場的價格進行改革，以提高市場的定價效率。

陸磊：外匯市場的前沿性決定了儲備的第一性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表示，外匯市場的前沿性決定了儲備的第一性。外匯儲備在系統性風險中有逆週期緩衝作用，然後才有匯率穩定、本幣流動性的可置信度。

陸磊提出，2019年中國面臨的外部衝擊溢出風險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來，美聯儲漸進式加息，中國貨幣政策穩健中性，保持着低通脹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續收窄，中美1年期國債利差於2018年11月初出現倒掛，截至2019年2月12日，達到-24.47bp。

他指出，我國面臨的長期健康性挑戰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短期健康性挑戰有低利率和槓桿率體現的對流動性過度依賴。

樓繼偉：下一步要對面國際規則重塑的摩擦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表示，我國經濟仍舊處於換擋期、陣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此外，又進一步疊加了“中美經貿摩擦”，下一步要對面的比較大的問題是國際規則重塑的摩擦。

在談到當前正在進行的“三大攻堅戰”時，樓繼偉認為都是必須做的，也存在還歷史欠賬的因素。

蔡昉：中國失業率更接近自然失業 無需加過大的強刺激

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認為，過去無論多強調積極的就業政策，都是把它作為民生、理念，沒有放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機制之中。

2007年以後，全球各國經濟下行的同時幾乎都出現了高失業率，唯獨中國的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保持穩定。在蔡昉看來，這説明中國經濟發生了結構性、趨勢性變化，“我們和週期沒有很強的關係”。“同時我們的經濟增長也不是週期性的，失業也不是週期性的，或者説我們更接近於自然的失業”。

在他看來，人口紅利消失導致了勞動力短缺，而勞動力短缺就決定了人力資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資回報率的下降，以及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減慢，因此導致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而這個趨勢還在繼續”。蔡昉判斷，我國自然失業率在5%左右。“在這個自然失業率基礎上，我們沒有週期性失業，就無需加過大的強刺激”。

黃益平：金融體系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存在歧視性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從國際範圍來看，我國金融體系有兩個特點，第一是銀行主導，第二是政府幹預比較多。“這樣一個體系，過去支持中國經濟增長40年，保持金融穩定，應該説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這個金融體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它比較擅長於支持大企業，不擅長支持小企業；比較擅長支持製造業，不擅長支持服務業；比較擅長支持粗放式的擴張，不太擅長支持創新型的增長”。

在黃益平看來，上述金融體系對支持金融增長比較有效，但當前我國經濟面臨轉型、追求創新型增長時，金融體系也應所有轉變，而上述體系在本質上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則存在着一定的歧視性。

樊綱：體制上還存在各種缺陷 需要供給側機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表示，目前我國投資增長動力不足，各種增長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勞動參與率也在下降、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體制上還存在各種缺陷，因此需要供給側機構性改革。

樊綱表示，由於中央政府要承擔宏觀調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貨膨脹，防債務率過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擔此責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調控當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負責，包括把地方債務等關進籠子裏，讓它起到該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職責是地方發展、地方建設，宏觀調控需要中央政府負起全部的責任，需要在熱的時候壓、冷的時候託，進行雙向、逆向調節，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劉世錦：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產業和企業的方式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強調，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產業和企業的方式，要從過去制定計劃經濟色彩比較強的規劃，製造尋租機會，切實轉變到建立和維護公平市場秩序的平台上來。“如果咱們的政府部門確實比企業知道的多，你可以通過發佈信息，預測和研究成果來引導社會預期”。

在談到改革的目標時，劉世錦認為應該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的目標。一方面是適應國內“高難度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適應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競爭的需要。

徐忠：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精準度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表示，推動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於建立規則明確、透明、市場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系，而要實現上述目標，則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精準度。

徐忠認為，行政部門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無法真正體現市場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門委託行政部門立法，法律、規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門之間自下而上溝通協調，負責起草文件的司長髮現各部門意見不統一，不能寫進法律裏，只能大而化之，結果法律、規章制度落實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門出台相關細則，明確標準和操作程序，這就賦予了行政部門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導致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同樣的規則因為執行部門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而產生選擇不同的效果，必然會擾亂市場預期，衝擊市場信心”。

李揚：解決地方債務問題，可以借鑑日本經驗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目前中國經濟形勢比較嚴峻，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愈演愈烈。他認為可以借鑑日本的經驗。

到2007年日本出現了地方政府類似美國的地方政府破產的情況，但是日本的體制又不能破產，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個關於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法，從此之後走向了正軌。

李揚強調，特別值得中國學習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機構——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資專門為地方政府提供長期廉價融資的金融機構，相當於是專為地方政府融資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它的貸款流程審批嚴格，需要提供申請，需要審定，需要發放貸款，然後再現場回訪等等，這一套程序證明了是比較有效率的。

（ 文/曹澤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