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量很大!方星海、蔡昉、樊綱等在這場年會上集體發聲
據華爾街見聞2月16日消息,16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在北京舉行。會上,諸多政府官員、業內專家和學者發表了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
方星海:希望對二級市場的價格進行改革,以提高市場的定價效率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當前新股發行制度使得二級市場投資者預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漲,放大了價格扭曲,造成新股長期回報率低下。
方星海表示,研究發現,當前制度安排導致新股發行上市後二級市場短期內價格超漲(彈簧效應),新股二級市場短期定價水平顯著超過了以往時期。
由於創業板相對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誘發投資者盲目追漲,導致在當前制度安排下,創業板新股二級市場價格扭曲更加嚴重。
當前的制度安排下,新股上市之後連續上漲時間更長,極大市盈率更高,限價以後平均回報率較低,希望對二級市場的價格進行改革,以提高市場的定價效率。
陸磊:外匯市場的前沿性決定了儲備的第一性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表示,外匯市場的前沿性決定了儲備的第一性。外匯儲備在系統性風險中有逆週期緩衝作用,然後才有匯率穩定、本幣流動性的可置信度。
陸磊提出,2019年中國面臨的外部衝擊溢出風險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來,美聯儲漸進式加息,中國貨幣政策穩健中性,保持着低通脹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續收窄,中美1年期國債利差於2018年11月初出現倒掛,截至2019年2月12日,達到-24.47bp。
他指出,我國面臨的長期健康性挑戰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短期健康性挑戰有低利率和槓桿率體現的對流動性過度依賴。
樓繼偉:下一步要對面國際規則重塑的摩擦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樓繼偉表示,我國經濟仍舊處於換擋期、陣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此外,又進一步疊加了“中美經貿摩擦”,下一步要對面的比較大的問題是國際規則重塑的摩擦。
在談到當前正在進行的“三大攻堅戰”時,樓繼偉認為都是必須做的,也存在還歷史欠賬的因素。
蔡昉:中國失業率更接近自然失業 無需加過大的強刺激
全國人大常委、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認為,過去無論多強調積極的就業政策,都是把它作為民生、理念,沒有放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機制之中。
2007年以後,全球各國經濟下行的同時幾乎都出現了高失業率,唯獨中國的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保持穩定。在蔡昉看來,這説明中國經濟發生了結構性、趨勢性變化,“我們和週期沒有很強的關係”。“同時我們的經濟增長也不是週期性的,失業也不是週期性的,或者説我們更接近於自然的失業”。
在他看來,人口紅利消失導致了勞動力短缺,而勞動力短缺就決定了人力資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資回報率的下降,以及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減慢,因此導致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而這個趨勢還在繼續”。蔡昉判斷,我國自然失業率在5%左右。“在這個自然失業率基礎上,我們沒有週期性失業,就無需加過大的強刺激”。
黃益平:金融體系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存在歧視性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黃益平表示,從國際範圍來看,我國金融體系有兩個特點,第一是銀行主導,第二是政府幹預比較多。“這樣一個體系,過去支持中國經濟增長40年,保持金融穩定,應該説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這個金融體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它比較擅長於支持大企業,不擅長支持小企業;比較擅長支持製造業,不擅長支持服務業;比較擅長支持粗放式的擴張,不太擅長支持創新型的增長”。
在黃益平看來,上述金融體系對支持金融增長比較有效,但當前我國經濟面臨轉型、追求創新型增長時,金融體系也應所有轉變,而上述體系在本質上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則存在着一定的歧視性。
樊綱:體制上還存在各種缺陷 需要供給側機構性改革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表示,目前我國投資增長動力不足,各種增長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勞動參與率也在下降、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體制上還存在各種缺陷,因此需要供給側機構性改革。
樊綱表示,由於中央政府要承擔宏觀調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貨膨脹,防債務率過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擔此責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調控當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負責,包括把地方債務等關進籠子裏,讓它起到該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職責是地方發展、地方建設,宏觀調控需要中央政府負起全部的責任,需要在熱的時候壓、冷的時候託,進行雙向、逆向調節,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劉世錦: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產業和企業的方式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強調,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產業和企業的方式,要從過去制定計劃經濟色彩比較強的規劃,製造尋租機會,切實轉變到建立和維護公平市場秩序的平台上來。“如果咱們的政府部門確實比企業知道的多,你可以通過發佈信息,預測和研究成果來引導社會預期”。
在談到改革的目標時,劉世錦認為應該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的目標。一方面是適應國內“高難度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適應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競爭的需要。
徐忠: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精準度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表示,推動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於建立規則明確、透明、市場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系,而要實現上述目標,則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精準度。
徐忠認為,行政部門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無法真正體現市場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門委託行政部門立法,法律、規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門之間自下而上溝通協調,負責起草文件的司長髮現各部門意見不統一,不能寫進法律裏,只能大而化之,結果法律、規章制度落實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門出台相關細則,明確標準和操作程序,這就賦予了行政部門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導致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同樣的規則因為執行部門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而產生選擇不同的效果,必然會擾亂市場預期,衝擊市場信心”。
李揚:解決地方債務問題,可以借鑑日本經驗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目前中國經濟形勢比較嚴峻,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愈演愈烈。他認為可以借鑑日本的經驗。
到2007年日本出現了地方政府類似美國的地方政府破產的情況,但是日本的體制又不能破產,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個關於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法,從此之後走向了正軌。
李揚強調,特別值得中國學習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機構——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資專門為地方政府提供長期廉價融資的金融機構,相當於是專為地方政府融資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它的貸款流程審批嚴格,需要提供申請,需要審定,需要發放貸款,然後再現場回訪等等,這一套程序證明了是比較有效率的。
( 文/曹澤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