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大灣區應該成為“中國內部的歐盟”

轉自“俠客島”公眾號（xiake_island）2月19日文章

2月18日晚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文2.5萬字左右。

做為國家級重大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從去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一直為外界廣泛關注。昨晚的《新聞聯播》在描述這一戰略時，再次使用了“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這樣的描述，規格可見一斑。

對中國來説，粵港澳大灣區意味着什麼？這份近期規劃到2020、遠期規劃到2035的重大綱要，對粵港澳地區、乃至對於中國來説將帶來什麼？

圖丨視覺中國

從2016年開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就對這一規劃開始了論證與政策建議。今天，我們與IPP的領導者鄭永年教授，就此話題進行了一番探討。以下是我們的對話實錄。

1.俠客島：從去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到今年兩會前規劃綱要落地，中間經過了接近一年時間。去年我們在專訪霍啓剛等粵港澳地區代表委員的時候，大家對此也有相當程度的關注。為什麼綱要出台的時間這麼長？

鄭永年：從概念到政策確實需要很長時間，也顯示出高層的重視。中國的創新實踐有很多形式，早期80年代沿海經濟開發特區，十八大後的自貿區，都是如此。這次花這麼長時間，我想主要是為了避免“為了創新而創新”，避免為了特區而搞特區。對比此前廣東發改委、國家發改委的規劃可以看到，綱要的出台是內容逐步在充實。

這恐怕和領導人的個人風格也有關係。比如京津冀協同發展，其實之前也説了很多年，但突破不大，一直在紙面上打轉。最高領導人親自抓起來之後，經過大量調研，制訂可行綱要，還任命了常務副總理去協調。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也類似。

相比京津冀，大灣區更復雜的地方在於，京津冀還是省份之間的協調，大灣區則涉及“兩制”地區的協調，難度更大，要考慮各方意見。

精心構思考慮是有必要的。我們現在不缺政策，缺的是可行的政策，需要非常審慎科學的決策。

粵港澳大灣區示意圖。圖丨中新網

2.俠客島：2016年的時候，您和IPP的同事就作為智庫向中央提交類似的建議報告，我看消息説當時用的名稱還是“環珠江口灣區”。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理論思考？或者説，從中央的高度謀劃粵港澳大灣區，可能出於怎樣的考慮？

鄭永年：規劃有時代背景。一方面，中國經濟面臨從數量型經濟到質量型經濟的轉變，國內也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怎麼走，如何創新。

現在我們談粵港澳大灣區，大家會説，那我們去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看看，去學習，這當然是有好處的，但還不夠。從我的角度看這個大灣區，對標的應該是歐盟、應該是之前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曾經進入談判的TPP。

為什麼？因為和這些地區類似的是，粵港澳也面臨資源整合的問題。

大陸要告別以往的粗放發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各方面的創新；香港的製造業已經都轉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務業，面臨發展瓶頸；澳門更是產業單一。三地都面臨瓶頸，各自為戰去突破，有難度。

但如果把三地的要素結合起來呢？可能就完全不同。這就和歐盟內部很像，分散開，各自力量不算強；合在一起，人員、資本、技術，全要素流動起來。

比如，香港有很多新技術，沒有市場；珠三角有龐大的市場，但技術不如香港；港澳都有優質的服務業經驗，比廣東強的多，但也沒有市場。香港800萬人，有8所不錯的大學，過一座橋，深圳2000萬人口，沒有類似等級的大學，甚至廣東接近1億人也只有2所985高校。為什麼不整合起來呢？

我在歐洲工作過，歐洲大學之間的人員流動就很密集。英國脱歐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以前歐盟有大學的科研基金，英國的學校從中拿了非常多去支持科研，現在可能就沒了。人家是不同的主權國家，資源還能頻繁流動，我們是一國之內，不流動反而造成巨大浪費。

香港中文大學 圖丨視覺中國

從歷史上看，歐洲能從二戰之後的一片廢墟上重新站起，歐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當然它現在也面臨問題，因為沒有超越主權政府的實體組織從中協調。

這個意義上，我們反而可以避免歐盟的弊病：粵港澳三地雖然是“兩制”，但我們是“一國”，有中央政府從中協調。換言之，大灣區應該成為“中國內部的歐盟”，既對標歐盟的高標準、好做法，又避免歐盟缺乏協調產生的弊病。

3.俠客島：從數據上看，粵港澳大灣區應該説是世界最發達的經濟區域之一。這個地區的GDP已經接近10萬億人民幣，接近紐約灣區水平，舊金山灣區的兩倍；進出口貿易額是東京灣區3倍以上；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則是這三大灣區加起來的5倍多。但您在此前的文章中卻反覆説，不要單純把大灣區理解成“經濟上的大灣區”，説這不僅對於地區GDP意義重大。為什麼？

鄭永年：我在此前文章中説，對地方政府來説，不要覺得大灣區僅僅是個經濟項目。當然，沒錯，這肯定會促進經濟發展；但要超越簡單的經濟思維。大灣區應該是中國現代化的下一個模板。

我們説國家競爭力，什麼是國家競爭力？一説到美國的國家競爭力，我們就想到硅谷這些，這是平台。一個國家需要很多具有競爭力的平台，而且是有操作性的平台。未來世界競爭，就是對優質資本的競爭。中國以什麼來吸引世界的優質資本？就需要大的平台。

早期中國經濟體量小，一兩個項目就拉動經濟增長了。現在只靠某些地方、某些項目，拉動作用不大。**所謂優質資本，不光是錢，還有高科技，技術含量要高。**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服務業、科技、法治、制度優勢；澳門服務業水準很高；珠三角產業鏈完備，有廣闊腹地。

現在全球的局勢如此，習近平總書記説，中國要更深化改革，更加開放，才能克服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大灣區就是這樣的謀劃。**如果大灣區的制度銜接到位、全要素自由流動，又有技術又有市場，還有資金和法治，對於國內、國際的優質資本吸引力就太大了。**華爾街不會放棄，歐洲、日本也不會放棄。

資料圖：連接深港的深圳灣大橋。圖丨中新網

4.俠客島：您好像也很關注大灣區對於“一國兩制”的深化作用？

鄭永年：對。港澳地區的制度我們説五十年不變，但是要互相適應。我們不照搬美國、歐盟的制度，但是也要通過學習、借鑑和實踐，產生新的制度。你不能説前49年都完全不變、到第51年就自動變嘛，那就太劇烈了。不要機械理解這種原則。

現在內地和港澳都在適應對方，也都各自在產生着變化。況且這裏的語言文化本來就是一致的，沒有障礙。大家完全可以通過經濟、社會上的互動，朝着更好的方向去發展。

5.俠客島：11座城市、兩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制度，整合起來的難度可想而知。怎樣克服這些困難？或者説我們可以把困難定位在什麼地方？

鄭永年：主要是行政上的障礙。早期處於簡單擴張型發展階段時，大家自身都有發展空間，也都搞地方保護主義，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美國也是如此。但現在簡單擴張已經飽和，大家都面臨困境，所以必須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為什麼三地的市場沒法完全起決定性作用？這是病因。

這需要很多細節探索。比如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我們現在有了港珠澳大橋、赴港高鐵，但是簽證仍然是問題。歐盟有個申根簽證，簽完基本可以去歐盟所有地區，我們要不要研究借鑑？

粵港澳現在有三個獨立的關税區，看上去不容易，但是歐盟內部有26個關税區，它們是怎麼整合的？三個海關怎麼協調、省掉一遍遍通關的中間關節？在這裏註冊企業，能不能都視為“灣區企業”，而不再分內資、外資，一視同仁？

甚至法律，歐盟內部也有英美法系、大陸法系的不同國家，但障礙也不多。這都是很先進的做法，要學習。

2019年1月30日，粵港澳大灣區又一重要過江通道虎門二橋項目的兩座主橋鋼橋面環氧瀝青鋪裝工程完成，預計今年5月1日前通車。圖丨視覺中國

細節會真正解放生產力。我們已經是“一國”了，就要更從技術層面着眼解決問題。**不同的制度是眼下的障礙，但未嘗不是機會。不同的制度在一起，融合、碰撞，現在的障礙可能轉變成優勢。**這不是誰吃掉誰，而是可以在制度的融合中調試出更優的選擇。

比如前面説到香港高校質量不錯數量也多，但是招生都招不滿，臨近的廣東卻好學校不夠多，這就很浪費。能不能整合香港和大陸的科技、弄一個大平台？這都是技術層面的問題。2016年的時候，我就把我們的團隊分成幾個組，分別研究勞動力市場、房地產市場、教育資源、科技市場整合的問題，因為這都需要細緻的技術操作。

最重要的是，市場要起決定作用。**不要規定某個城市要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應該是市場形成的。**深圳的科技就在向東莞轉移，因為土地貴了。

政府可以規定不要污染，可以去做好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法治的規則均等，比如勞動力、公共服務的自由流動。其他的則要讓市場去決定。這應該成為共識。

採寫/公子無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