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蒙：率獸食人——1943年的廣東旱災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阿蒙】
中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一旦遇到大的災荒，一家一户的小農經濟對自然災害抵禦力極差，結果就是“壯者逃之四方，老弱死於溝壑”。半個多世紀前抗日戰爭時期日寇入侵是人禍，還有天災，在天災人禍下中國大地不僅有河南1942還有廣東1943。
日軍佔領汕頭
廣東地處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尤其是潮汕地區是傳統的僑鄉，家中有在親人在海外的靠海外親眷匯款生活比較富裕；由此帶來的是潮汕地區商貿發達。但是廣東經濟結構中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人多地少，糧食需要外省調劑和從海外進口。抗日戰爭前1933年廣東全省田畝調查統計為3225.36萬畝，1937年增為3999萬畝，1945年為4137.2萬畝，1946年為4430萬畝。廣東省人口1934年為3242.76萬人。抗日戰爭後期的1943年下降至3178.67萬人，截止到1949年平均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5畝。
據《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陳啓輝撰寫的《廣東土地利用與糧食產銷》所依據米業者所言，廣東稻米“以豐年論，早造登場能供三個月之需，而晚造收穫，可供六個月之用”，“每年約缺乏兩個月之糧食”。
從1936年至1939年，根據廣東省銀行經濟研究室統計資料反映，廣東主食大米年平均產量為101.33億斤，年均消費量估算122.92億斤（每人年消費量369.9斤），對比不足21.58億斤，其它糧食，除大麥、小麥、蕎麥有餘外，甘薯、大豆、蠶豆、高、玉米、小米等均感不足。到1940年，據民國29年（1940年）《廣東經濟年鑑》資料，當年全省稻穀總產量110.48億斤，消費量需要131.15億斤，對比缺口20.67億斤（稻穀）。據當時海關、銀行等有關單位統計，1912年開始到抗戰爆發的37年中，從國外輸入的糧食（包括穀米、麪粉、雜糧下同）共計266，06億斤，平均每年10.23億斤；另由外省輸入的糧食145.81億斤，平均每年5.6億斤。兩項合計，每年從國外省外輸入的糧食達15.84億斤。
1938年仍從國外進口的糧食仍有9.63億斤，但隨着廣州、汕頭等地相繼淪陷，外米來源鋭減，1939年只進口糧食2.41億斤，1940年更降至6787萬斤。抗日戰爭爆發後，鄰省對外流糧食也先後實施管制，民商不能自由運銷，同樣影響到外省來糧減少。例如，1940年廣東向湖南訂購稻穀70萬石，並規定每月按運10萬石，但未能照原約撥足；向江西訂購大米20萬大包（40萬石），規定每月撥米2萬大包（4萬石），但經過4個月全未撥交；向廣西訂購60萬擔稻穀，買到數量亦不多。
之所以外省調糧不多，除了各地自己餘糧不多還有另外的原因，稍後加以介紹。外來進口大米以及外省調糧不及時加重了1943廣東旱災災情。
1942年河南赤地千里而廣東自入夏以來暴風淫雨成災。據廣東省政府之報告稱:“7月後暴風淫雨連旬，肆虐東西兩江南路各縣，災情為本省大水災後所少見。急雨告災，日必數起。高要、高明、山、四會、鬱南、南海、封川、德慶、惠來、揭陽、潮陽、靈山、吳川、合浦、惠陽陸豐、紫金等縣基堤迭經潰決，屋宇田畝牲畜禾稼損失，不可以數計，早造收成多已絕望。僅據惠來一縣例報，男女淹斃逾百，塌屋四千，災民三日不能舉火，損失值二千萬元以上，其他災區尚難縷舉。”
據12月25日國民黨中央賑委會收到廣東省政府請求賑濟電內開，該省受災縣份為:“順德、中山、新會、台山等64縣市，損失慘重。”③連續十餘天淫雨成災，早稻大面積絕收，使得農民手中沒有餘糧，加重了1943年的災情。
從1942年冬到翌年5月中旬，廣東全省大部分地區甚少降雨，如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區，從當年冬至（12月22日）到翌年春分（3月21日）沒有下過雨，春分後下了一場小雨（廣州僅錄得70毫米的雨量，正常年在春分前後為1500毫米左右），此後直至立夏，又是滴雨未降。因此，珠江三角洲、潮汕、東江、粵中、粵西地區均出現嚴重春旱，正待成熟的水稻大部分枯死，大量農田因為缺水而無法種植，許多江河（如增江、寧江等）出現斷流。上年澇災歉收，緊接着出現大旱，導致廣東大部分地區連續三造失收，糧食驟然緊張，全省糧價飛漲，如廣州市的大米，從每鬥10——20元（1942年底），暴漲至300——400元（1943年4月）。
賑災？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各級官員宛如一眾妖精敲骨吸髓般榨取民脂民膏。
軍糧
“倉廩實知榮辱”，人相食根源在於飢餓，到底廣東有沒有糧？1941年初，重慶政府的軍政部、後勤部、糧食部會商估計第七戰區內駐軍總計官兵伕不足十四萬人。全軍需要糧食（大米）為三十二萬大包，每包為二百司馬斤（1司馬斤=598.846克）。廣東是缺糧省份，無力負擔這個龐大的數字，乃指定廣東省田糧處供應7萬大包，湖南省田糧處供應17萬大包，廣西省田糧處供應五萬大包，江西省田糧處供應3萬大包。並在第七戰區設立軍糧局。
由湘贛桂三省按給數量作為定案。當時第七戰區所有作戰部隊及非戰鬥人員與後勤人員，實際上僅為15萬人左右，以每人日給大米20兩計算，每月補給軍糧需大米28125大包，每年補給軍糧需大米37500大包。但兵站總監部則以第七戰區人員作為30萬人計算，每年軍糧補給需大米675000大包，上報後勤部，後勤部把這個數字打了折，決定第七戰區的軍糧每年補給50萬大包。因廣東缺糧湖南省每年撥出大米22萬大包，江西、廣西各10萬，剩下的由第七戰區自籌。①
1944年赴印甲級壯丁資料來源於台灣國史館
也就是説在廣東的第七戰區國民黨軍隊不缺糧，按照人數計算還多出來12萬5千大包糧食，這些糧食全被地區戰區國民黨軍隊上下其手、化公為私。
**“吃空餉”是國軍的痼疾，作戰部隊每個師實際有六七千人，而領糧名額到八九千人，甚至一萬多人。**國軍部隊由於兵員不足極為影響其戰鬥力，1940年桂南告急，蔣介石電令駐粵北的第12集團軍第66軍軍長葉肇火速馳援廣西。葉早把該軍數千名運輸兵絕大部分吃了“空額”，無法開拔，當即要嶺南師管區緊急徵交運輸兵150名。
嶺南師管區以未有軍政部徵兵令和時間不足為由，一推了之。後經餘漢謀、李漢魂協商同意由葉自行僱傭一部分，不足部分則星夜派兵到韶關市煙賭妓館大抓壯丁。接兵部隊下層軍官到各地接兵，故意挑剔，公開索賄；或與兵販子勾結，賣放壯丁，再拉人頂替，從中漁利；有的因賣放過多，致結夥潛逃。師、團管區新兵大隊普遍剋扣新兵糧的、軍需，虐待新兵。
運送路程稍遠，則將新兵5個、10個，用繩索聯扎一起，視同囚犯。解放戰爭後期1949年秋，胡璉兵團潰退潮汕時，把抓來新兵剃光頭髮眉毛，以防逃走；逃兵一經抓回，毒打槍斃；有的新兵不堪虐待，悲憤自殺；有的連、排長竟將死者耳朵割下，作為銷差憑據。抓壯丁造成的另一個後果就是農業勞動力不足加重了災情。
國民黨第七戰區獨9旅627團團指導員、少校幹事丘一中由曲江回梅縣路經江西安遠，與在路旁一個客棧旁邊住着一位逃難來的婦女交談，難婦自述：丈夫在逃難的途中餓死，他十二歲的大兒子賣給地主，小兒子棄置道旁。
她同兩個女兒幫人做傭工，不久又被逐出，這個客棧的夥計將母女三人可憐將其收留，住在客棧旁邊。剛剛安頓下來，客棧的夥計被國民黨抓壯丁，母女三人失去依靠，兩個女兒相繼餓死。國民黨抓壯丁的惡果常常使一個家庭失去其最主要的勞動力，在災荒之年影響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家人的命運。
成批的災民不斷湧來，每天都有人在附近死去，逃難來的婦女自念命苦，要做善事圖報，每天在山上挖坑埋葬餓死災民。不是這個逃難的婦女命苦，與這個婦女悲慘命運相類似的無數人苦難的根源在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統治！百姓沒糧，國民黨黨政軍大小官吏手中的糧多着呢。
第七戰區各部隊都有空額，因而也就有餘糧積存，餘糧或暗中交給中小商販運往糧價高的地方發賣，或則暗中向貧苦農民放高利貸。對於部隊的補給兵站方面大方之極，絕不計較，報多少就補給多少，省的打了敗仗部隊説兵站補給不足。打了敗仗對於國民黨兵站各級官員更是發財的好機會。
本來平時國民黨兵站就經常偽造報銷憑據，幾百元的開支，浮報到幾千元；價值幾百元的物資損失，每每浮報到幾萬元；打了敗仗最好報銷損失“情況緊急，搶運不及，忍痛焚燬，以免資敵。”這樣幾千大包軍米、幾千幾萬加侖汽油就安安穩穩流到兵站頭子的腰包裏去了。兩次粵北戰役（1939年和1944年）就給了各級兵站頭子大發橫財的機會。
1941年第七戰區8月陳崇範任第七戰區兵站總監，陳頗有“經濟頭腦”，不僅利用各地糧價的高低不同，貴賣賤買；還虛報運費，從中漁利。1943年廣東大災，東江方面，米價漲至每百斤合法幣150元，即每大包售價300元。陳崇範看到發財的機會來了，利用公家汽車做交通工具，連僱傭商車出動卡車50輛，把大批軍糧運至老隆、興梅等處售賣。
這次運過多少軍糧去賣呢?第七戰區兵站副總監呂鑑周估計：如載重兩噸半的卡車，每輛可載運大米25大包，50輛一次，就可載運大米1250大包，每月運出三次或四次，肯定每月可運四次，毎月就運去大米5000大包，**以三個月計算，就運去大米15000包，每大包售價法幣300元，共得450萬的法幣，這些軍糧被陳祟範以各種理由浮報損失。**②
按照中國預防醫學院、國家統計局在《中國七省市食物營養與健康狀況》中提供的數據，中國衞生部推薦的營養標準中限定，一個人一天需要攝入的熱量為10048320J，蛋白質70g和脂肪65g，這些營養需要糧食0.681kg，一個月需要20.43kg糧食，這是維持最基本的生命所需要的。
1包約合106斤，1大包約合210餘斤，15000大包約合糧食3000000斤合1500000公斤，除以每天必須的糧食需要量，陳祟範貪污的糧食夠7.3萬餘災民吃一個月！在廣東旱災最嚴重的時候將這批糧放出去賑災將救火多少於水火的饑民？這批糧節約分配再加之以野菜等輔助品至少可以保證十萬災民渡過在災荒最嚴重的五月份，也就是説十萬災民的性命就死在陳祟範的手上，這批糧食大部被國民黨的蛀蟲們倒賣給日偽，而陳藉此大發橫財。
1944年國民黨豫湘桂大潰敗，第七戰區轉進到龍南時，陳崇範妻子由韶關坐一輛卡車到龍南，為了避免別人注意，用很多步槍子彈箱裝載金條，偽作子彈裝上卡車。
迨抵達龍南，卡車開進鄧秀峯分站的時候，有一箱被碰壞，一條條的黃金漏出來，旁邊的人驚的目瞪口呆。可以看出陳宦海遨遊所得頗豐，漏出的不是黃金而是饑民的血肉！陳崇範這人算是極品，他父親從家鄉看他，呆了幾日都不見讓手下人給五百塊錢了事。而其父死花了十餘萬給其父親風光大葬、大宴賓客，真真是一個“大孝子”！
第七戰區最大貪污犯當屬第七戰區總司令餘漢謀，抗戰結束後第七兵戰區兵站取消，部隊調往他處打內戰，結餘的大米以15元一斤計算，陳給了餘漢謀4億法幣。國民黨第七戰區軍隊在大災之年不僅貪污軍糧謀利，他們所作所為更是開創了世界戰爭史的先例。
奇怪的戰爭
大災之年日偽統治區也面臨缺糧，為了保證統治區的“安定”，日偽方面取消了國統區物資進入日偽限制。1943年4月26日《廣東迅報》（日本侵華機關報）刊登了這樣的新聞:“省糧管局昨佈告准許自由運米入市，限制配給，兼食什糧或自由購買。佈告內稱：現在穀米來源益絀，配給額數…酌予變通……為增加輸入米糧，暫準商農自由運入市………配給米額……不足之數……自由購買補充，悉所其便。穀米入市之限制，自本日起，暫行撤銷。不論何項人等，予運穀米來市，自由買賣。”③日偽以工業製成品廉價吸取國統區糧食，在潮汕、沙坪等處以洋紗和肥田粉高價誘購糧食，當時一萬斤米可換肥田粉（硫酸氨）三十包或洋紗十一條，獲利八倍以上，國民黨大小官吏趁此“天賜良機”大發橫財、中飽私囊。
先説日偽統治下的廣州。
汪偽社會局局長民政廳長王英仠，是汪偽救濟會的主任委員，又管糧食，趁米價飛漲，漲到極高時，賣糧，且勾結奸商運去港澳，交換物資，賺錢極多。
廣州漢奸販賣糧食以郭湛和王輝權勢最大，二人合股創辦華豐穀米埠，甚至向日本海軍取得了獨佔東堤兩個卸貨碼頭中的一個的特權，供其華豐穀米埠單獨使用，可以隨時停泊卸貨，不予干涉和檢查。而其餘的穀米埠，甚至和它業務相捋的東和洋行，亦無此特權，只能十幾家共同使用另一個碼頭。
郭湛、王輝都是廣東當地“撈家”（黑社會），廣州淪陷投入日偽當了漢奸，王輝為漢奸任廣州全市自警團總團長。郭湛、王輝借仗日寇的兇勢，對於水上運輸的工人，百般苛刻，受他們任意凌辱的運輸人員，敢怒不敢言。
1942年年末旱情初現，廣州發生搶購糧米的風潮，許多米鋪的存米被購買一空。郭湛等人認為這是一個極好的發財機會，他和台灣人陳思齊勾結，藉口解決廣州米荒，通過日本特務機關的批准和協助，從台灣運來大米4000包。陳思齊是承辦廣州鴉片煙販賣的“福民堂”的經理，日特務。這批穀米從台灣運到後，他們深恐一旦公開會遭到搶劫，採取化整為零的辦法，分別存放於民房內，以便於囤積居奇。
計存放於維新路華南建築公司堆房（現華僑中學附近）2000包，存放於仁濟路和一德路民房各100包，以低價租金賃用民房，避開東堤倉庫。
敵特務機關為了保護這批穀米，還派出漢奸密探在其附近把守。《廣東迅報》記者鄭廣忠問郭湛：“何以大米不賣呢?不怕影響大局前途嗎?”郭湛笑着説:“這些米即使全部賣出，如同在大碗裏撒些胡椒，實在無濟於事。人人每天都要吃飯，我們放了出去就再沒有來路了。遲早都是要死人的，怎麼會影響到大局呢？有了後路來源批一批搗動放出去，就有大利可圖了。”
這400包大米後來賣出去獲暴利達到原來購買價的200倍，其利潤由郭湛、王輝、陳思齊和一班狗腿子共同分肥了。他們有了這些暴利，異常闊綽，整日花天酒地，到大三元酒家宴客時必以請帖邀記者鄭廣忠參加，鄭廣忠藉此得知其大災之年倒賣糧食的真實情節。
國民黨政府表面上嚴禁偷運糧食“資敵”（即運糧進淪陷區），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餘漢謀在1942年就電請蔣介石實行糧食管制，不許糧食私自外運——但禁者自禁，運者自運，所謂禁止糧食外運不過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郭湛和王輝手下的馬仔，四出到淪陷區各縣腹地和蔣管區中亂竄，為華豐穀米埠蒐購糧米，與敵特、大天二、蔣管區人員都有勾連，沿路通行無阻，彼此有暗語招呼。派到外地採辦穀米的馬仔，約達五六十人。這些人一方面由華豐給予從業人員的固定工資，另一方面還按照採購實績，給予佣金，以資鼓勵。
在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手段下，華豐穀米埠就把大批穀米實物採購到手。由於偽幣中儲券貶值不定，居民以酸枝雲石枱椅和他們交換，每運米來市後，隨即有許多名貴傢俬一船船運到港澳獲取暴利。郭湛和王輝沒有國統區國民黨大小官員的“幫助”是完不成自己“發家致富壯舉”的。
閩粵贛邊區司令部司令香翰屏、副司令歐陽駒將韓江上游各縣糧食（這些地區一向缺糧，靠洋米及蕪湖米）當時國外米源已斷，主要靠內地，他們將杉木、燃料、鎢錫礦等佔領物資利用其軍事壟斷，組織走私集團，運到汕頭（淪陷區）銷售，當時國民黨潮汕專署的檢査站曾兩次截獲過他們偷運的物資，香翰屏的司令部竟派科長來國民黨潮汕區專署，要求專署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陳卓凡放行，遭到陳卓凡拒絕。武裝走私不是個別現象在國民黨第七戰區是極為普遍的，如國民黨第63軍186師（餘漢謀粵系部隊）師長李卓元（台山人）和中統特務蘇鋭松（普寧人）、軍統駐潮汕抗日別動隊總隊長姚萬傑（揭陽人）經常武裝走私。
李卓元的岳父成立大豐公司，直接間接偷運糧食出口，同時盜運鎢砂、錫礦等戰略物資，賣給在汕頭的日本人的三閭公司。這些軍統、中統特務和餘漢謀部隊自恃為“天之驕子”公然以機關槍、步槍武裝押運，勾結私梟聯手大發國難財。興寧的報紙報道：“有奸徒勾結軍政人員武裝運米資敵的消息。由山城經水口到留隆前線，只有三日的路程，據確報，兩擔米可與敵人換一條棉紗（價值七萬元）。”④
陳卓凡先生受海內外鄉人的委託，主持潮汕區救災工作，接着任潮汕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主要是辦理災情善後。（當日李任潮先生任桂林行轅主任，出席指導廣東省行政會議，有鑑於潮汕區災情慘重，薦陳卓凡接任該區行政督察專員。）陳卓凡先生就職伊始，便組織各鄉聯防緝私，來對付武裝走私和底私的特務們。
並議訂各鄉聯防公約:如發現武裝走私，即鳴鑼擊鼓報警，各鄉聞警應即鳴鑼擊鼓響應並派武裝追擊，如聞警不採取行動者即以通敵（漢奸）論罪，截獲私梟物資及槍彈全部撥獎立功鄉民。因公傷亡者由專署負責醫治或撫卹。各鄉有一定的組織和武裝力量，且在重賞之下，大家對於緝私極為踴躍，故一時頗為收效。
桂林《大公報》記者甄凱報道：“那些喪心病狂的不肖之徒，為了追求七八倍的厚利，便不惜依恃勢力禍國殃民……許多人都説天災害人是無可奈何的事，但今日何日，豈容人禍再荼毒生靈……《時事日報》報道：《其身不正則令不行》，山城槍決了不少搶米犯，但槍決走私犯及囤積犯的事卻少見聞，結果走私猖獗，大大的激起輿情的騷動。城頭上開始出現不平則鳴的標語。士紳們集議組織鄉團，用人民的武裝去防止走私，果然米價便由一百元二斤跌至二斤半，這不能不説是民眾的力量。”⑤
面對災荒民眾自發組織起來與國民黨發大小官吏鬥爭。倒賣糧食、戰略物資還不算什麼，更令人髮指的是在大災之年搶劫自己的同胞！
刮地三尺
廣東省梅縣的米店甚至關門看漲，不賣米；在飯館裏吃飯，價是一碗一碗地漲，第一碗和第二碗不同價。糧價越漲，地主糧商手裏的糧食就更不肯出手。增城地主賴昌，混名爛頭昌，附近農民向他買谷時，總是一點一點賣，如要求他多賣一些，他便宣稱：“等下還有得貴”。惠陽、紫金等縣的地主、商人，勾結大官做後台，屯積了幾萬擔糧食，待價而沽。從興寧到梅縣的途中有糧車行駛，車上有武裝士兵押運，糧車上的老闆和過往客車的商入互通情報，談到糧價漲個不停，無不眉飛色舞，見災心喜。地主藉機放高利貸謀取暴利。
一些大地主擁有上萬畝土地，且有脱離生產武裝保護。他們與土匪武裝兩位一體，甚至與敵偽互通音信。南、番、順地區每畝早、晚稻要交税稻穀85公斤，地租漲至每150至200公斤。部分地區盛行佃、主二八分租，每月借貸利率高達借一還二。
如梅縣鬆口的梁月蓀、梁石蓀、李採珍、李相記、李伯存、李邵穎、梁國材、廖介和等，有的是地方豪紳惡霸，有的是地主奸商，勾結國民黨地方武裝勢力和政治勢力，屯積糧食，放高利貸。貸糧的條件十分苛刻，一般是加倍歸還，四、五月間借米一斗，六月收割時要還兩鬥，如不歸還，秋收時就要還四鬥。借時還要用產業或其他財產作抵押，寫下借據，打下手模。貧苦農民稱這種債為“閻王債”，十分貧苦的人連“閻王債”借不到。
安流文葵的古新風，貧農，家裏十多口人，2、3月間缺少糧食，只好上山摘樹葉、挖蕨菜度日；平時做竹器為副業，這時也賣不出去，只得到橫陂去挑擔，也無法維持一家生活。一家大小，餓得沒有辦法，古新風就到地主興祥隆那裏，借米五斗，折谷一石，申偽幣二千五百元，契約上寫明：“夏收時，每千元付息穀二石，到期如果拖欠息穀，利折母本計算……”夏季收成極差，一家大小，捱餓度日。到了11月，父親、弟娘和小婦等三人，通通餓死，地主興祥隆迫債更緊，沒有辦法，只好把十五歲的弟弟賣去，得谷三石，還了一部分債。
廣東順德九區單局、麥局二村，一向受鄰村上村李姓地主壓迫，又值大災之年饑民闔族賣村遷徒，兩村所有一切，僅以八千元之代價賣與上村地主李定山、祖值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地主藉此機會兼併土地，土地愈益集中，廣大農民以至不少中小地主破產。地主借大災之年謀財、霸佔土地不算，還用種種殘酷的手段壓迫農民，其種種手法令現代人難以想象。
保安縣的保安大隊（新中國成立後命名），有六個青年因無食，偷了地主一點東西，便被捉住槍殺。陳天來偷地主陳忠木瓜二十斤，要賠償大洋二百元，無法拿出，被拉到他母親面前槍殺。何新才、何壽妹二人偷了保長曾慶安兩條番薯，被活活打死在田裏，還要賠大洋二百元，結果傾家蕩產。温房生母親把一個親生女兒以一斗米賣給一個惡霸，女兒偷吃漁霸的東西，被漁霸活活打死，還把肉一塊塊切下來醃鹹，用來釣魚。南海縣的地主，在田頭張貼告示，對偷竊者“格殺勿論”。
鰲頭鄉譚明桂的八歲獨生子穩仔因飢餓難忍，偷了惡霸地主“快掣七”田裏的兩個小芋頭，被“快掣七”捉住，綁在樹上槍殺。譚明桂夫妻趕來跪地痛哭哀求，明桂妻還求代子一死，村人亦願合夥賠還芋頭十斤，救回孩子一命。“快掣七”堅不答應，拔槍指穩仔説:“我新買的手槍還未發市，借用穩仔‘試新’看看。”話畢向穩仔開槍，穩仔當場慘死。還有更殘忍，更令人髮指的！新中國成立后土改從新會縣地主曾堯佳家裏搜出一副人膽，原來曾聽説吃人膽可以為其母親“延年益壽”。這幅人膽是曾國旋打劫了江門範埠羅崗的一間小學，將一個小學生在三河殺死取出人膽賣給曾堯佳。⑥地主階級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廣東大災與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着密切的關係。
國民黨政府的部門中設有水利機構，全無水利工作，對防旱抗災，根本沒有作用。他們在汕頭成立有一個“韓江治河處”，“治河處”的招牌在一個晚上被人塗改為“治何處”。國民黨政府不但一向沒有什麼水利建設，就是在旱象己成之時，反動地主、豪紳對農民的抗旱還百般阻撓，極力破壞。梅縣畬坑上墩村有些青年農民發動抗旱，借了幾部水車，挖了一條新圳，打算把河水車上來灌田，但當地的地主藉口怕自己田裏的水會由裏走掉，阻止開圳抗旱。他們請鄰村讓水，也因地主的阻撓而無法實現，結果這些年農民日夜辛，終於無法得水灌田，只有眼巴巴望自己的田乾裂枯萎。不僅如此上游水源把持在地主豪紳的手裏，他們為了霸佔水源，竟然唆使農民為爭水而械鬥。
由於文化落後神棍到處活動，在地方豪富的支持下建醮祈雨，搞遊神大會，而神棍惡霸從中撈取油水。當時陽江中學的校長指責了他們，斥為害人迷信，被地主嗾人打得華半死。抗旱無效，災情已現之時，地主豪紳就關上屋門，派武裝家丁守望防搶，而農民則只有四處逃荒。農民逃荒后土地儘可以為地主所有，而土地在通貨膨脹中是最為保值的資產。
“政績卓著”
記者甄凱寫道：“今年二月間，揭陽災民已食草根了，仍徵繳勒迫了上千餘石穀子，三月並催收公債。地方當局為其地位與官要緊，殊不惜災民餓死，以勤榨之資盡行獻媚。現在雖有中央增撥大宗粵省徵實餘糧七十萬石救災，但七十萬石的穀子要用人員輾成米，非一月後不可了的事，而且省政府規定餘糧平糶的價格，照市價七五折，一斗米亦要二百元，一般災民未免有望洋興嘆之感吧!”⑧
地方上的惡霸地主採用極其殘酷的手段維持他的封建統治，國民黨各政府在一旁助紂為虐。
各地的兵、徵、派款照常徵收，農民不交田賦，就被迫以田償還、還有扒房拆磚的，無所不為。地霸豪富，乘機發財，兼併土地，富者愈富，貧者益貧。鄉下中等人家如有存糧，被查因時就勒令封存，強行徵購，等於強槍。國民黨各級搞田賦工作的官員，在災荒期間，關心的不是人民的死活而是千方百計，而是如何完成徵收任務，徵得的糧高價倒賣。台山流行一首民諺:“最衰陳夢周，抵死黎暢九，此人若不走，人民無氣透。”針對台山縣的糧政科科長陳夢周、黎暢九，趁災追迫勒索，人民有感而發。從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徵收的糧食就可見一斑。
《廣東省志 糧食志》第70頁
大災之年仍徵收二百餘萬石糧食，仍完成了92%的糧食徵收，這不可不謂之為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政績卓著”！廣東有政府存有1942年度徵購餘糧70萬石，如能及時和確實地發放，災情是可緩和不致加重。國民黨廣東省各級官吏見到這批糧食如“蒼蠅見到臭肉”你爭我奪，發放計劃等於騙人，最後這種救災糧被公開分肥。
資料來源台灣（國史館）
李漢魂煞有其事地説:“原準備打算把這批糧食分七個月發放，一、二、三月每月發放百分之十，四、五、六、七月每月發放百分之十五以上七個月共發放百分之九十，餘下百分之十作為預備糧。”分別在韶關、西江、四邑等地召開有關的會議進行分肥，確定各區發放數額。會議開來開去，光打雷不下雨。時任廣東省省委秘書長、糧食局局長鬍銘藻先生説：“李漢魂這樣做作，不過是為了便於“分贓”，眾目睽睽之下無法獨吞，挑選一個“皆大歡喜”的辦法。”
5月9日國民黨糧食部部長徐湛曾函至李漢魂讓其把餘糧救災，此際不拿出解決辦法説不過去了，在災荒嚴重的5月中旬，這批糧食在賑災的名義下，由李漢魂在留關黨政軍聯席會上公開進行分肥。分肥的辦法是以50%為“平糶”糧，20%為“施粥”糧，50%為“難直”糧，15%為“救濟”糧。施粥糧、難童糧、救濟糧都免費發放而平糶糧則加倍收回價款。
這就是以全部存糧的50%免費“發放”，把免費部分的糧款轉嫁於平糶部分，免費部分大有利可圖，平糶部分也只按公價繳，仍然油水甚豐。平糶糧在名義上歸各區和各縣政府領去，而救濟糧、施粥糧、難童糧等等分別落入了救濟機構如收容所兒童院的手裏。
在那百分之十五的所救濟糧項下，還抽出1.5%按當地糧價95折收價，以所收價款撥歸軍隊為“士兵副食補助費”，連軍官也分潤了“救濟糧”。⑨這批糧食瓜分停妥時，已是43年的下半年，災區已餓殍遍野、不死者四處逃荒，所謂賑災不過是一句空話，廣東國民黨政府黨、政、軍以救災之名中飽私囊而已。不僅如此廣東國民黨各級官吏皆藉此良機“救災”。
廣東省電政管理局局長李大超，發起組織潮梅各屬救災委員會，自任主任委員，在廣東軍政當局的同意下向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嶽採購湘米一萬包，借運回潮梅救災為名，把這批糧食分頭賣與韶關糧商，有恃無恐，發了大財。陳卓凡先生將獲得的李大超與糧商簽訂的賣糧合同多份，拍成照片，當面質問李大超並向餘漢謀、李漢魂告發，雖證據確鑿，卻卒無下文。不僅如此廣東省主席李漢魂經濟頭腦豈是國民黨一般官吏所能比的！
如此發家
廣東是僑鄉海外華僑在抗戰開始後紛紛捐款為祖國抗戰儘自己的一份力，在廣東華僑的親眷由於有海外援助生活也比較富裕，來自海外的匯款也支援了中國抗戰，國民黨政府可以用這筆錢去購買軍火物資，這又是廣東省主席李漢魂發家致富的財源。
李漢魂主粵之始，即派其親信杜梅和為廣東省銀行營業處長，經常利用省行信託部職權及省行資金，從事戰時投機買賣，甚至勾結前方駐軍，非法秘密經營鎢砂、桐油等之出口，以戰略物資運出淪陷區資敵。杜梅和在曲江生活奢侈腐化，有幾處“公館”，為時人所側目。杜以後還曾由李漢魂推薦，繼雲照坤出任廣東省銀行行長，杜梅和先任廣東省銀行營業處處長後又繼任廣東省銀行行長。抗戰時期（太平洋戰爭未發生之前）廣東各地僑匯均由香港轉匯。
法幣價值日貶，僑匯到廣東省銀行分行後，經常被該行無理稽留。實際上，省行即利用僑匯炒賣外匯以獲暴利。四邑和潮汕是廣東的僑鄉，在災荒期間，華僑惦記家人，不斷匯款接濟，但是，國民黨政府截扣僑匯，使僑眷生活無着，賣兒、賣女、賣身，家散人亡。
饒平縣後溝鄉萬興昌僑批局老闆許某，曾娶鄰鄉某僑婦為繼室，過門僅三天，該僑婦即懸樑自殺。該僑婦系泰國華僑某殷實商人妻子，夫妻感情素融治，家庭一向過着幸福的生活。
抗日戰爭爆發，僑匯中斷，她初則變賣傢俬器皿度日，後因災荒米佳高昂且所有變賣一空，老姑弱子將絕生路，憤恨丈夫不顧家人死活，義斷情絕，故決心改嫁，將所得聘金以全老弱性命，用心良苦。後憑媒説合為許某繼室，過門後於許某抽屜中發現其前夫寄給她的僑批多封，且款項為數甚巨，至此她始悟前夫並非有負於己，而使她們骨內離散者，實由於許某積壓僑匯圖利所致，因許某權勢滔天只得以死反抗。
趙華協在美洲想盡辦法在當年匯了幾次款回到合山故鄉，這幾筆匯款過了一年多才到家入之手，當時已經錢不值錢。新會古井鎮的墨西哥歸僑趙廣，全家夫妻兒女五人，陷於飢餓絕境，先是趙廣本人餓死、接着餓死一子一女，僅其妻和另一子倖免不死。
古井鎮的趙爵因家貧由親友幫助出洋謀生，留下母親、妻子和兩個兒子居鄉，兩個兒子都是二十多歲的青年。當年旱象初起時，趙在美國託趙華協匯款回鄉，很久以後，匯款才到，而趙爵的母親、妻子和兩個兒子卻已全家餓死了。古巴華僑趙勝秩，一家三口，全家餓死。
辛亥革命元老時任廣東省政府顧問李漢魂前輩羅翼羣，因兒子兒留學向李漢魂詢問：廣東有無派公費留學生出國。李答稱並無派公費留學生計劃，但個人可在費用上量力幫忙。李願助羅翼羣美金5000元（其後李改送法幣10萬元給他，作購5000元官價外匯之用）。由此可見李漢魂手中定有不少外匯，其來源不言而喻。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僑匯斷絕，記者甄凱報道：“數十萬各縣貧窮的僑眷婦女，僕僕在粵、贛道上，她們成為調劑粵、贛鹽糧的挑運夫。可是，自今年春食鹽官運後，黑幕重重，影響她們都失了業，甚至不少因為生活被迫着，忍辱含垢去出賣肉體。”廣東缺糧但是有鹽，而湖南、江西缺鹽可以鹽糧互換，鹽專賣不亞於斷絕以此為生的百姓生路。
一方有難、四方旁觀
廣東災荒嚴重鄰省江西、湖南、廣西，卻有餘糧，可救災，但各省各自為政，各有打算，不肯認真救濟。
1941年粵、贛、湘、桂四省在桂林洋行舉行過“四省限政會議”，四省決定每年“額撥粵省民糧一百二十萬市石”。江西省應“撥”的糧，當災情嚴重時指定在贛南山區撥的糧，當時交通盡被破壞，撥的米不是集中一地而是分散山區各鄉間，無法運出。實際上廣東省政府也明知這是國民黨江西省政府的官樣文章，未曾積極組運，又以同一辦法“額撥”給東江地區，囑由當地同鄉會組織人力運輸，李漢魂不過以此來搪塞東江人民的責難罷了，這樣就算是“額撥賑災”了。蔣介石與1943年7月14日曾致電江西省政府敦促其積極組運糧食，注意日期7月，旱情最嚴重的5月已過，俗語——“孩子死了有奶了。”
資料來源台灣（國史館）
災荒嚴重，廣東省主席李漢魂為了鞏固自己地位，多方掩飾災情，但為了緩和各方面對他的不滿，也不得不派員赴湘、桂各省治購米糧，運濟廣東。廣西的米，一粒也沒有運，連個“額”都沒有。白崇禧在重慶的糧食會議上還打官腔説:“廣東人一向好吃絲苗（洋米），現在就知道苦了。”
1940年春夏間，李漢魂兼任廣東省糧食調節委員會主任時，曾用鹽糧交換辦法，以粵鹽換取湘省大量米穀，稱為儲糧備荒。迨運抵曲江，省府參事兼議會主任秘書長沈毅藉口以：米糧過多，倉儲準備欠缺，交通運輸工具不足，久積誠恐變壞。遂勾結留市商會會長吳季禧將一部分米糧在韶就地賣給商人。
一時與論譁然，以粵缺糧嚴重，借救濟為名以粵鹽換取湘米，竟用以變賣牟利，實屬漠視荒政，請求依法嚴辦。不得已遂將沈毅、吳季禧二人判刑，李漢魂每月私下給沈家屬300元，後沈被保釋。至此薛嶽不肯將糧食賣給廣東，李漢魂和餘漢謀叫葉少華（當時任第七戰區顧向、廣東省政府顧問、湖南省政府參事、湖南省民生物品購銷處顧問、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參議等職，是與各方面聯繫疏通的適宜人選。關於粵、湘鹽糧互換具體內容已在拙作《薛嶽主湘》提及就不多述了。）
糧鹽互換，至1943年夏末止，湘米運回留關的約有一萬擔，粵鹽運去湖南的約有7000擔。運來的米是第九戰區的軍糧，當時長沙經過幾次會戰，國民黨部隊餘糧甚多，當地賣不值錢，運來廣東則換回一倍半的鹽，方人矩（湖南省貿易局局長）和蔡馥生（第九戰區軍糧管理處處長）幕後分肥，比原地賣來的利潤益厚。米運回韶關後，一擔米要算擔半鹽的價，結果糧價比當地還貴，沒人肯買。廣東省銀行和貿易局不顧災區人民的死活，他們掌握的汽車寧運紗布和其他物資也不願運糧。這批糧聽説有一部分為肇慶專區專員李磊大轉手給商人“偷”運到淪陷區去換汽車輪胎和零件去了。
1943年12月1日國民黨行政院“嘉獎”李漢魂。資料來源台灣國史館網站
行文至此可以得出結論，廣東1943大災瘐死300萬災民主要是人禍！對於廣東大災蔣介石知道，對於李漢魂置萬千災民於水火不顧也當有所聞。但仍於1943年末給李漢魂發了一個田賦徵借獎狀，之所以給李漢魂發獎狀，從田賦分配可以看出結論。
徵實分配，以供應軍糧為主。各項田賦具體分配如下:
徵實——中央佔30%，省佔20%，縣市佔50%。
徵借一一全部上交中央，中央在五年後分五年償還。
公糧一一省佔50%，縣市局佔50%。
積穀——全部歸縣市局，其中縣倉佔30%，鄉鎮倉佔70%。
中央部分全部用於軍糧；省糧部分用於保安團隊糧食、省級員工糧食、警訓所學生糧食、收容人員糧食、囚糧、運輸口糧、倉儲損耗、運輸損耗、準備糧（以軍糧為主）等方面；縣糧部分用於行政費用、員工警員糧食、民夫口糧、囚糧等方面。一目瞭然，徵收的糧食都被國民黨蔣介石政府豢養其作威作福、欺壓人民的工具！
解放區的天
與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大小官吏刮地三尺般榨取民脂民膏，同處於粵省的廣東抗日根據地除一邊貫徹黨中央、毛主席指示減租減息，一邊自己動手種田解決糧食問題，黨政軍共同努力抗擊天災人禍。
韓江縱隊游擊隊每次勝利的戰鬥，都能繳獲一批物資和鈔票。韓江縱隊第1支隊政委周禮平經常到書店同吳健民（周禮平的助手，1943年3月進入敵後，掩護在潮安東風鄉的共產黨員陳雲鳳的書店裏）商量敵後鬥爭的部署，有時也將籌得款項放在吳處，還曾通過陳雲嵐將鈔票換成黃金或港幣。
周禮平手握鉅款，身體又患多種病，經常咳血，但與全體人員同甘共苦，三餐經常是一碗番薯粥配幾片菜，在饑荒年甚至一把糠一把野菜地過日子；他不吸煙不喝茶，思考何題時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白開水。在周禮平這種榜樣的力量的教育帶動下，游擊隊全體隊員均嚴格守“一切繳獲要歸公”的紀律，傍晚出來參加戰鬥行動結束後半夜餓着肚子返回隱蔽地，一切繳獲均上交。
珠江縱隊在災荒最嚴重的時候部隊每人每天只供應三兩糧食，以野菜、香蕉樹頭等充飢，即便這樣廣大指戰員仍積極響應總隊關於“節約糧食，救濟災民”的號召，從三兩米中擠出一部分集中起來救濟災民。
駐順德西海地區部隊開荒稻田近10公頃、蔗地5公頃多，除部分送給羣眾耕種外，留下田、蔗地5公頃多，抽調六七名游擊隊員負責管理，種稻谷、甘蔗和薯豆類；或者派員保護地方治安或安排部分同志當老師解決部分給養，或派戰士化裝成老百姓去當僱工或割草變賣，以求得微薄收入。部隊經常沒有米下鍋，不時捱餓，還缺衣少被，一件棉衣輪流穿，一張被子幾個人蓋。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團體也積極組織起來想盡一切辦法戰勝天災人禍，有很多地主出身的幹部選擇了背叛自己出身的階級。前文提到的薛嶽系官僚資本家方人矩兒子方迪槐同志，在美國留學期間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50年回國後即入朝參戰；其女方郭良老人解放戰爭時期利用陪同其父親去香港的機會為黨組織傳遞情報，老人回顧自己的革命生涯説：“我不能選擇自己的出身，但我能選擇革命！”選擇革命意味着最廣大的人民站在一起，為與自己素味平生的人而奮鬥！
順德西海抗日救國婦女會會長霍淑出身大地主家庭，災荒期間和郭子云、馮二女等集體種田，一年就支援部隊5000公斤稻穀。還將其父親遺留下來的輕機槍1挺、長短槍10支和一批糧食送給部隊，在災荒最嚴重的時候動員其母親變賣了13公頃田地，把所得款項全部捐獻給部隊。五桂山根據地部隊，與崖口鄉開明人土譚蘭芬、譚森等人在雞頭角合股經營耕種稻田。
珠江縱隊中山縣第一主力中隊中隊長楊日韶的母親譚杏聽説部隊經濟因準，便把自己大半生積存下來的900多元和幾千公斤稻穀捐給部隊，還將自己結婚時陪嫁的金戒指、金項鍊等變賣後將款送給部隊。譚杏老媽媽在大兒子楊日韶犧牲後，又親自送了3個子女參加游擊隊。
陳卓凡先生無論面對怎樣困難仍想盡辦法積極救濟災民；’還有敢於仗義執言報道災情的記者甄凱；廉潔自律一心為公的周禮平同志；選擇與最廣大人民站在一起背叛自己出身的階級、毀家紆難抗日救國的霍淑同志；送兒打東洋的譚杏老媽媽；他們的豐功偉業將永遠寫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青史將永遠鐫刻着他們的名字。
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大小官吏的罪惡也將永遠寫在中華民族的恥辱柱上，他們的名字也將永被子孫後代所唾棄。
【本文資料來源：
①②《抗日戰爭兵站組織系統及其任務》呂鑑周著《廣東省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4卷》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429頁、432頁
③《廣州文史資料第八輯》羅進主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63出版第17頁
④⑤⑧《蔡廷鍇自傳》蔡廷鍇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出版589頁、590頁、590頁
⑥《廣東農民的仇恨和喜悦——記廣東省土地改革展覽會》周增恬著1952年出版第6頁
⑦《廣東省志氣象志》廣東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輯 1996年7月出版306-307頁
⑨《廣州文史資料第八輯》羅進主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州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人民出版社1963出版第20-21頁
⑩《抗戰前後十年間粵政之親歷與見聞》羅翼羣著《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5卷》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403頁本文未見標註見廣東各地文史資料 本文承蒙澳洲女學人（微博名）、jadeite1975（微博名）無私提供資料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