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若麟：“黃馬甲運動”與“反猶主義”——必須理解的歐洲“癌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鄭若麟】

早在法國“黃馬甲運動”初起時，我就曾撰文分析指出，這是法國大革命以來爆發的首場“極右翼”革命；説這是一場“極右翼”的革命，當然是因為這場運動事實上獲得了極右翼選民的強烈支持。但令局外人倍感蹊蹺之處，是這場“極右翼”革命卻同時也得到了“反全球化”的極左翼法國民眾的支持和聯手……這正是這場革命極其特殊的地方。

為了回應轟轟烈烈的“黃馬甲運動”，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並正在實施一場全國性的“大辯論”，試圖以全民參與的大辯論來向抗議民眾解釋他上台以來的各項政策，以緩解矛盾並求得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大辯論”得到了法國主流媒體的充分報道，似乎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然而“黃馬甲運動”在上週末卻依然繼續。事實證明“大辯論”並沒有真正回答和解決“黃馬甲”提出的種種問題，其中最為尖鋭的如“馬克龍下台”、“RIC”（公民倡導、提出的全民公決）、重建法國金融主權等均被迴避了。

“大辯論”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的作用，原因非常簡單：“大辯論”顯然是對“黃馬甲運動”用錯了藥！因為它迴避了這場運動最本質的因素……“大辯論”僅僅在“姿態”上贏了一着小棋。僅此而已。

正如法國左翼學者艾瑪紐·託德（Emmanuel Todd）不久前就“黃馬甲運動”一針見血地指出：“坦白的地説，我懷疑馬克龍在智力上能夠理解正在發生的事……”

“大辯論”並沒有使“黃馬甲運動”停止，當地時間2019年2月16日，法國巴黎迎來了第14輪“黃馬甲”示威（@東方IC）

這場受到極左翼民眾支持的“極右翼”革命最本質的因素，就是其“反猶性質”。對於法國政壇來説，是一場強烈的地震。眾所周知，在法國和歐洲，“極右翼“在法國主流媒上往往意味着“反猶”。而“反猶”則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在法國和歐洲永遠會遭到主流媒體主導下的輿論的強烈反對。

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黃馬甲運動”本身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反猶”色彩，其特徵就是“反馬克龍”——部分極右翼示威者明確地將法國政權視為猶太金融資本的“傀儡”、反媒體——媒體同樣被示威者視為資本所控制的輿論工具、當然包括反金融資本本身……但這一“反猶色彩”在開始時被法國媒體有意識地忽略了。

然而這幾天正在進入第十四周的法國“黃馬甲運動”突然被主流媒體指控“反猶”，顯然是事出有因的；這也是我們理解這場運動的一個關鍵因素。

過去我們看到在西方社會經常會發生種種運動，往往示威過後似乎政權依然穩如泰山。於是這令很多民眾、甚至包括部分學者，認為西方的政治體制有着“排泄不滿情緒的合法合理渠道”，因而從總體上來説是“民主”的，政權與民眾不是處於絕對對立狀態的。確實，在過去的絕大多數民眾運動中，往往是左翼衝擊右翼，往往是某個專門的、特殊的訴求在引導着民眾。包括著名的法國68年5月風暴等。

但惟獨這一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這一次是左右翼、極左極右翼等共同聯手的一場反對政權、資本和媒體這統治着西方的真正的三大權力的一場革命。原因恰恰是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能夠解決西方社會問題的種種左右翼政策都已經完全失敗。

這次“黃馬甲運動”將鬥爭的矛頭直接對準了西方民主選舉體制本身，而其中“反猶”則是起着某種“導火索”的作用的。應該指出的是，在西方始終存在着一股強大的“反猶”勢力——這種勢力往往被冠之以“陰謀論”的帽子。這股勢力往往認為正是“猶太勢力”控制着西方的政權、資本和媒體……

所以，當“反猶”問題凸顯出來後，可以説“黃馬甲運動”已經到了轉折點，對“黃馬甲運動”的鎮壓已經迫在眉睫。2月16日，法國著名猶太裔“哲學家”阿蘭·芬凱爾克羅（Alain Finkielkraut）來到巴黎蒙帕那斯地區，當時“黃馬甲運動”正在這裏進行示威；當他們突然發現芬凱爾克羅時，一批憤怒的年輕示威者便衝着芬凱爾克羅大喊起來，主要是罵他“骯髒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巴勒斯坦”、“滾回以色列去”、“法國是屬於我們法國人的”……等等。

這一下子激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在法國二戰之後，猶太人問題一直是一個極端敏感的問題。法國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就通過了“蓋索法”（Loi Gayssot），明文規定“反猶”與“種族主義”一樣被歸入違法行為。法國通過這條法律鎮壓了諸多“反猶”行為和人士。於是，反猶便開始逐漸向着“反猶太復國主義”（Antisionisme）方向發展。

“反猶太復國主義”是這次“黃馬甲運動”中的極右翼和極左翼民眾的一個共同口號。早在運動早期就曾出現過某種跡象：一位著名的反猶作家埃爾維·利森（Hervé Ryssen）在12月6日出版的《巴黎競賽畫報》上成為“封面人物”的“意外事件”……

芬凱爾克羅事件一爆發，法國政界、輿論界立即做出強烈反應。從總統馬克龍開始，幾乎主要政治家都人人表態反對“黃馬甲”的“反猶行為”。政府甚至出面組織了一場支持芬凱爾克羅的“反示威”遊行。一場“反黃馬甲運動”的運動正在掀起。

當地時間2019年2月19日，法國巴黎，當地民眾參加對抗反猶太主義集會，抗議反猶仇猶行為。（@東方IC）

但從另一方面，“黃馬甲運動”也在反擊。由於芬凱爾克羅在接受諸多電視媒體採訪時多次提到著名“反猶”學者阿蘭·索哈爾（Alain Soral）和他領導的網站“平等與和解”網站，將“反猶”與“反猶太復國主義”相提並論，“平等與和解”網站也公開提出訴訟，抗議芬凱爾克羅將“反猶太復國主義”等同於“反猶主義”。

法國法律目前禁止“反猶”，但卻並不禁止“反猶復國主義”。“平等與和解”網站認為，前者是對一個種族的歧視，而後者僅僅是對以色列的政策的反對，兩者存在着本質上的不同。在芬凱爾克羅事件爆發後，有一位法國國民議會議員提出要修改法律，將“反猶太復國主義”等同於“反猶主義”。但這一提議甚至連總統馬克龍都認為“不是一個好的解決辦法”，因為這將會使“反猶主義”更趨於激化，會引起更多的本土法國人的不滿。兩者之間的鬥爭顯然將會在今後幾天、幾周趨於激化。

“黃馬甲運動”發展迄今，其反體制、以及某種“反猶”的特性，已經逐漸展現。運動參與者往往期盼的是回到戴高樂時代的法國，他們認為那個時代才是“民主的法國”……從這種意義上來説，今天法國曆史實質上走到了一個轉折點：無論法國朝哪個方向發展，都將不可避免地引發一場重要的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