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迪恩·拉赫曼：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19世紀，人們接受了“民族國家”這個概念。而21世紀可能是“文明型國家”的世紀。按照“文明型國家”的主張，這樣的國家不僅是某塊歷史疆域、某種語言或某個族羣，而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文明。如今，這個概念在中國、印度、俄羅斯、土耳其，甚至美國等許多國家，正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

“文明型國家”的內涵顯然是非自由主義的。它意味着對普世人權或通用民主標準的否定，因為每個文明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反映其獨特的文化。“文明型國家”也具有排他性，因為少數族羣和移民往往不是核心文明的一部分，他們也許永遠無法融入這樣的國家。

隨着中國的崛起，“文明型國家”的概念的影響可能還會增大。習近平主席在許多國際演講中，總是對聽眾強調中國獨特的歷史和文明。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等知識分子一直在推動這個概念。在其極具影響力的著作《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中，張維為提出，現代中國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它沒有采用西方的政治理念，而是採用了源於儒家文化傳統的選賢任能的政治模式。

張維為改造了西方作家馬丁·雅克首先在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中闡述的觀點。馬丁·雅克認為，“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歷史只有120至150年，但其文明史卻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在其看來，中華文明的鮮明特徵導致中國社會和政治規範與西方截然不同，比如中華文明認為國家應該建立在家庭式關係（衍生）的基礎上、認為社會整體遠比個人更加重要。

與中國一樣，印度也是個人口超過10億的大國。執政黨印度人民黨的理論工作者們深受一種觀點的吸引：即印度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而是獨特的文明。對印度人民黨而言，印度文明一個最顯著的特徵便是印度教——這樣的主張在無形之中把印度穆斯林降為二等公民。

莫迪政府的國務部長賈揚特·辛哈曾表示，現代印度的締造者尼赫魯等人錯誤地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等西方思想，誤以為它們普遍適用於所有國家。印度後殖民時期的治理體系本應建立在本國獨特文化的基礎上。辛哈本人持有哈佛大學MBA學位，曾在麥肯錫公司擔任諮詢顧問，本應是“全球主義”價值觀的擁護者。但去年我與他在德里相見時，他已在宣傳文化特殊主義，稱“在我們看來，傳統先於國家……人們感到自己的傳統正在受到圍攻。我們有一種基於信仰的世界觀，它不同於理性科學的世界觀。”

在俄羅斯，越來越多人也開始從文明的角度看待國家。普京身邊的一些意識形態理論家接受了一種觀點，即俄羅斯代表着獨特的歐亞文明，絕不應嘗試融入西方。總統高參弗拉迪斯拉夫·蘇爾科夫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在屢試屢敗之後，俄羅斯終於不再企圖成為西方文明一部分。”相反，俄羅斯應該擁抱自己的身份——“一個融匯東、西文明於一體，有混合型心態、橫貫歐亞的領土和兩極化的歷史，具有魅力、才華、美麗而孤獨，就像一個混血兒。”

既然當前的全球體系是西方塑造的，那麼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國的部分知識分子強調本國文明獨特性，這不足為奇。真正令人驚訝的是，連美國的右翼思想家也在放棄“普世價值”，轉而強調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和“瀕危”處境。

曾在特朗普手下短暫出任白宮首席戰略家的史蒂夫·班農一再宣稱，大規模移民和基督教傳統價值觀的衰敗正在破壞西方文明。為了阻止西方衰落，班農正在意大利幫助建立一個“西方猶太-基督教學院”，旨在培養新一代領導人。

在特朗普的意識形態中，班農之流的觀點處於核心地位，即大規模移民正在破壞美國的傳統價值觀。2017年，特朗普在波蘭華沙發表演講時宣佈“西方究竟有沒有生存意志，是當前時代的根本性問題”，隨後他向聽眾保證“我們的文明終將獲勝”。不過，真正的弔詭之處在於，特朗普這種“文明型”世界觀或許正是西方衰落的象徵。此前歷任美國總統都自信地宣稱，美式價值觀具有“普世性”，上天註定它要征服全球。民族國家之所以成為國際政治體制的常態，依託的是西方思想的全球影響力。中國、印度等亞洲大國的崛起可能會創造新的模式：前進吧，“文明型國家”。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自《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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