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中華文明的復興和經濟理論的創新
【文/ 陳平】
中國道路的實踐遠遠超越了西方經濟學理解的範圍，也突破了馬克思經濟學的侷限。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如市場、財富、知識、制度、效率等基本概念必須全面革新，才能理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必須整合現有各派經濟學的知識，構建新的經濟學範式，才能把握當代西方衰落、中國崛起的歷史趨勢，並探討當代中國和世界面臨的經濟挑戰。
一、中國經濟的超常發展改變了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格局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1950年以來的基礎建設，以及1978年以來的超常增長，中國創造了世界史上古文明大國復興的奇蹟。這一現象超出了現有各派經濟學理論的解釋範圍。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歷史數據出發，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從便於國際比較的角度出發，本文沒有選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而採用國際公認的三個數據庫：聯合國統計局(1)、荷蘭麥迪森項目數據庫(2)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世界概覽》（WorldFactbook）(3)，前兩者彙總的各國人口和人均GDP的數據截止到2016年，中情局的數據截止到2017年。筆者認為這三個數據庫的中國數據測算依據是中國官方的數據，但是按西方的評價方法做過調整。在中國發展出國際經濟數據的評價體系之前，採用國際公認的數據可以減少對數據本身的爭論，但這並不代表筆者對西方數據的定義和分類沒有批評和修正。
本文修正了聯合國三次產業的定義，首次提出“廣義工業”的概念，即第二產業加上第三產業中的運輸和通信。調整後的中國廣義工業的實際增加值已經超過美國，比購買力平價計算GDP超過美國更能説明中國經濟的國際競爭能力，以及美國經濟脱實向虛的後果。
現有的計量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對增長問題的分析，在方法論上有兩個重大問題：第一，忽視經濟規模的量級差距。(4)計量分析把十幾億人口的超大國家和幾百萬、幾十萬人口的小國平等對待，如何能理解中國發展的困難所在？如果演化生物學家把全部生物放在一起，從細菌到哺乳動物按數量做迴歸分析，如何能發現生物演化的規律？第二，經濟分析的線性理論對歷史上人均GDP的指數增長沒有歷史發展的階段觀念(5)。
我們發現，新中國前28年提高人均GDP走過的歷史進程，相當於英國現代化初期700年，日本的300年，而中國人口規模比英國和日本要大幾十倍。如果和新加坡等東亞小龍相比，人口規模更是大了幾百倍。如果考慮到西方從地緣政治出發對中國持續幾十年的科技禁運和封鎖等不利條件，那麼前28年的歷史進程就更有歷史意義。新中國後38年人均GDP增幅確實比前28年大得多，按照後38年的增速，中國的人均GDP在幾十年內就可以達到英國、日本、美國的水平。因而，有人試圖用新中國後38年的成就否定前28年的成就，用市場經濟否定計劃經濟，即政府和國企在現代化基礎建設中的作用，這是沒有歷史依據的。中國的發展道路不同於西方早期的市場經濟和蘇聯的指令經濟，是新型的混合經濟，兼顧了計劃經濟的長遠建設和市場經濟的靈活競爭以及非營利部門的教育和創新。如何總結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經驗，重新檢驗經濟史和經濟學各派理論的出發點，是本文探索的目標。
（一）中國經濟增長的幅度和結構演化
表1給出世界人口結構的變化(6)。從公元1年到1500年西方殖民主義擴張前，印度和中國的人口各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亞洲人口遠超歐洲。殖民主義的擴張使“美國”人口在1500到1700年間下降一半以上，目前印第安原住民的人口比例僅為約1%。印度在1500到1950年間、中國在1820-1950年間的人口規模也因西方殖民和入侵大幅減少三分之一以上，但是中國和印度仍然是世界的人口大國。經過1500到1950年450年的急劇擴張，歐美人口也只佔世界人口的20%左右。由於老齡化，1990年後歐美人口佔世界人口比例下降到低於20%。中國人口規模大於歐美日發達國家的總和。所以從人口規模角度看，新中國現代化的任務大致相當於所有發達國家約500年的進程（見表1）。世界人口的歷史變遷也有力地駁斥了西方文獻對革命戰爭和反殖民主義運動的攻擊。在革命成功和獨立之後，中國和印度分別都恢復了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的趨勢（參見表3）。
限於篇幅，本文沒有列入亞非和拉美的主要大國。選擇比較中國道路的參照樣本，這裏有三個考慮：一是中國現代化的難度。必須考慮1億人口以上的大國或地區，如美國、西歐（歐盟）、蘇聯（俄羅斯）和日本。用中小國家（如韓國、新加坡和北歐國家）的經驗進行比較在數量級上沒有意義。二是經濟和科技實力足以影響世界格局。例如只有幾千萬人口的英國、德國，在工業革命和科學革命中的影響超過它們的人口規模。三是古文明覆興的艱難。在屬於人口大國的伊朗（當年的波斯帝國）、埃及和土耳其中，中東的文明大國只列了土耳其。一是因為歷史上的東羅馬（拜占庭）帝國和奧斯曼帝國屬於穩定超過千年的大帝國，和中國文明可以一比。土耳其也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全盤西化的代表，但是它的現代化進程始終無法擺脱西方控制的陰影。土耳其的戰略地位及其與西方的關係將影響北約和伊斯蘭世界的格局以及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綜合考慮在世界歷史和發展戰略上的地位，比起人口近1億的埃及、墨西哥和人口約2億的印尼、巴西，人口0.8億的土耳其與中國具有更強的可比性。
從表2看，中國經濟規模在世界的比例於2017年重回世界第一的地位。發展中國家印度、土耳其的地位有所上升，但遠不如中國。發達國家的相對地位由於中國崛起而相繼衰落。其中工業革命的先行者英國回落到1700年前的地位，德國回落到1820年前的地位，美國回落到1900年的地位，日本回落到20世紀60年代的地位，俄羅斯回落到蘇聯1950年的地位。西方學者把中國崛起稱為中國復興是有道理的。中國人口約佔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在文明大國之中，只有中國在短短四十年間，把經濟規模佔世界經濟的比例提升了3倍以上，等價於西方世界250年間的工業化發展水平，在經濟、軍事、科技、金融等方面，全面進入世界大國的前列，創造了人口1億以上的大國現代化的奇蹟。
從表2可以看到，在農業社會的公元1–1500年的1500年間，印度、中國和土耳其（當時的奧斯曼帝國）是世界三大經濟體，其中印度和中國加起來的經濟規模接近世界的一半。工業革命使英國的經濟規模迅速上升，在1700年達到高峯（世界經濟總量的10.2%），但在1900年被美國超過。美國經濟規模的高峯於1950年到來，高達27.3%，此後不斷下降。2017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總量中國位列第一（18.2%），歐盟第二（16.4），美國第三（15.2%）。
西方工業化過程中，三大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土耳其的經濟規模不斷下降。中國的經濟規模在1820年達到世界歷史的最高峯（32.7%），鴉片戰爭後不斷下降，到1950年降至最低（4.6%），新中國建立後不斷增加，直到2017年恢復世界第一。印度從1978年後才開始回升。而老牌帝國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雖厲行全盤西化的改革，最早加入北約和西方富國俱樂部即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但始終沒有恢復世界大國的地位，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14，在意大利和墨西哥之後。令人遺憾的是俄國及其繼承者。1900年俄國的經濟總量接近德國，1990年蘇聯經濟總量與日本相當（8.6%），科技軍事實力僅次於美國，但1991年蘇聯解體後就一路下滑，2017年俄羅斯經濟規模佔世界經濟的比例下降超過一半，只有軍事力量依然算是世界強國。大國興衰的歷史充分説明在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戰略和國家政策發揮着重大作用，包括英國早先的重商主義，如航海法案。(7)
從表3可見，新中國前28年（1950–1978）人均GDP的增速高於印度、英國、美國，低於日本、土耳其、蘇聯。後38年（1978–2016）人均GDP的增速中國最高，其次是印度、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德國、英國、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增速普遍低於發展中國家。轉型經濟的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最低。後38年的發展結果表明，休克療法的自由化、私有化後果遠遠不如中國的混合經濟以及有自主政策的新興經濟，如印度和土耳其。
高科技的發展使人均GDP的增長呈非線性的過程，而不是隨時間平穩增長。為了展現中國發展的歷史進程，有必要與主要大國曆史發展的路徑做出對比，見表4。
從表4可見，新中國前28年走過的人均GDP提高的路途，土耳其花了1900年。原因不難理解，土耳其前身是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處於東西方的交通要道，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是世界貿易中心和富裕帝國。後來的西方國家能夠後來居上，靠的是發現繞過地中海的大西洋航線以及市場規模擴大誘發的工業革命。新中國前28年在農業國的基礎上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工業體系，這一成就英國用了700年，日本300年，美國115年。而中國同期的人口起點規模是土耳其的68倍，英國的273倍，日本的29倍，美國的547倍。新中國後38年，從中等收入的基礎工業國飛昇到中高收入的工業強國，英國用了261年，日本303年，美國166年，蘇聯85年。土耳其雖然只用了102年，但其科技水平無法和中國以及西方強國相比。而中國同期的人口起點規模，是英國和美國的106倍，日本的21倍，蘇聯的4倍，土耳其的64倍。由此可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不僅超越其他文明古國如土耳其，並且先後趕上西方發達國家。
應當指出的是，目前通行的西方GDP和人均GDP的測量，不能反映真實的國家經濟實力。尤其是美國20世紀80年代開始去工業化之後，虛增的第三產業GDP，有不少是對國計民生有害的成分，例如過度醫療、過度訴訟、過度軍費等。產業的分類也不科學。西方把運輸、通信等現代工業劃入第三產業，和傳統的商業、餐飲、旅館等服務業放在一起，掩蓋了美國經濟脱實向虛的有害趨勢。本文采用修正的工業定義，把第二產業加上運輸、通信合稱廣義工業，把第三產業扣除運輸、通信合稱狹義服務業。類比物理學的廣義相對論和狹義相對論。重新分類的產業結構見表5。
從表5可見，中國廣義工業的比例最高，後38年比例提高近乎翻倍，德國、俄羅斯、日本次之，美國去實向虛的趨勢最明顯。雖然美國按市場匯率計算的GDP總量依然大於中國，但是中國2016年的廣義工業總量已經超過美國。美國中央情報局公佈的購買力平價GDP中國第一，歐盟第二，美國第三。（見表6）
從表6可見，中國廣義工業的總量和購買力平價的GDP總量已經超過美國。美國按匯率計算的GDP總量依然大於中國。因為中國的人口分別是美國的4.2倍，歐盟的2.7倍，俄羅斯的10倍。相應地，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3.5倍，歐盟是中國的2.4倍，俄羅斯是中國的1.6倍。
由於西方主導着國際貿易體系，高科技和金融服務的定價權在西方跨國公司手中，才會有西方已經無法支撐的高收入（人均GDP），因為收入越高，過度消費、過度借債的可能越大，失去國際競爭力的速度越快，造成實體經濟外移。所以中國提出的全面小康社會是可實現可持續的，西方的高收入高消費是不可能持續的。這是美國發動貿易戰，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的理由。
（二）中國與西方調控經濟能力的比較
近三十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大蕭條後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的凱恩斯經濟學進行了全面攻擊和逆轉，誘發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其嚴重程度僅次於大蕭條。特朗普最近發動的貿易戰使世界經濟重新受到大衰退的威脅。近年來，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家也在反對凱恩斯經濟學的旗號下，反對中國的產業政策和中國政府在危機中的干預政策。本文將通過對中國和西方政府幹預經濟的效果進行比較，以觀察各國的經濟週期和經濟衰退的長度、深度及恢復期（見表7和表8）。
依據荷蘭世界經濟史的人口數據（表7和表8），近代工業革命以來，人口下降10%以上（即峯穀人口小於90%）的歷史事件有11次。其中最嚴重的當數英國殖民者對美國印第安人的土地掠奪導致的人口大規模減員，使1600–1700年間的美國人口減少三分之一，目前美國原住民的人口不到美國人口的1%。
戰爭和動亂造成的人口大規模減員有5次。包括波蘭在二戰中人口下降到75.7%，印巴分治的動亂致使人口下降到83.3%，中國的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等使人口下降到86.9%，柬埔寨戰爭後人口下降到88.5%，蘇聯在二戰後人口下降到88.7%。
令人驚奇的是，在美國主流經濟學家指導下的休克療法給東歐和前蘇聯國家造成的人口減員，影響比兩次大戰還要嚴重。最嚴重的是拉脱維亞，人口下降到73.5%（持續29年至今）。其次依序是：立陶宛77.6%（持續28年至今），保加利亞79.5%（持續27年至今），愛沙尼亞81.9%（持續29年至今），烏克蘭85.2%（持續23年至今）。與此形成對比，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口純減少1%，恢復時期只有2年。俄羅斯轉型期人口下降3.6%，恢復期長達7年。
聯合國給出的人口數據更令人震驚。1989年到2016的27年間，東歐人口從3.83億人下降到2.93億人，人口減少了8920萬，即1989年人口總數的23%。同期，西歐人口只增加了1847萬。1970到1997年的27年間西歐人口增長了1.097倍。如果保持同樣的人口增長率，西歐1989年後增加的人口，2016年應當到1.93億，實際卻有1.94億人。如此則移民可能的來源只有100萬人。所以，剔除移民等其他因素，東歐轉型27年間“非正常減員”的人口數，估計至少有8000萬人，即21%。人口減少的原因可能是老弱者死亡、年輕人推遲婚姻和生育等。
（三）各國經濟增長速度比較（1978–2016）用聯合國真實GDP的數據，可得表9。
從表7可見，近半個世紀以來，各大國經濟衰退幅度最大的是蘇聯及其繼承者俄羅斯，休克療法使其經濟下降達43%，恢復期長達9年。經濟衰退超過5%的有6次，按衰退深度排序，分別是日本2009年的衰退6.5%，巴西1983年債務危機的衰退6.3%，土耳其2001年的衰退5.9%，德國2009年的衰退5.6%，韓國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衰退5.5%，印度1975年的衰退5%。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源頭美國只下降了3.1%，下降較少的可能原因是美國的金融霸權使其得以對外轉嫁危機。中國1976年的衰退只有1.6%，遠低於英國自由化改革導致的1975和1981年的兩次衰退（–3.9%、–2.8%）。由此可見，中國管理宏觀經濟穩定的有效性，不僅遠高於拉美和東歐，而且優於東亞和西歐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和德國。
如果考慮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的規模和幅度，可以毫不誇張地説，中國經濟的高速和穩定發展是現代化進程中的奇蹟，超越了西方和東亞的工業化模式。這是本文研究的前期觀察基礎。中國經濟學家過去對中國前28年的發展成就估計不足，對中國學習現代化過程中的代價估計過高，包括對三年困難時期人口減員影響的估計以及文革經濟損失的估計，都沒有考慮國際比較的歷史而言過其實。本文的國際定量比較只是重估中國道路的一個探索，希望更多的學者參與國際比較的研究和對話。
對此，西方主流經濟學沒有能力破解西方經濟的困境。我們下面就來分析，哪些經濟學理論無法理解中國經濟的復興和西方經濟的衰落。
二、中國經濟的發展顛覆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預言
新中國前28年和後38年的經濟增長，加上中國發展出原子彈、導彈、核潛艇、載人空間飛船、北斗衞星導航系統、高鐵、全球先進的電網、核反應堆、高速計算機以及高產優質糧食品種等成就，遠遠超過北約扶植下的土耳其，依賴美國經濟的亞洲小龍和拉美、非洲的大國，如巴西、墨西哥、南非和菲律賓等。只有個別中小國家，如幾千萬人口的韓國和幾百萬人口的新加坡，可以在少數領域取得驕人成就。但是和日本、德國等依賴美國的大國一樣，沒有中國這樣獨立自主的科學、工業和國防體系，也就沒有中國央行這樣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
下面具體討論中國道路的發展歷史挑戰了哪些經濟學的流行理論。(8)
（一）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
首先，筆者曾在2014年國際熊彼特經濟學會的專題講演中指出，包括索羅的外生增長論(9)和羅默的內生增長論(10)在內，新古典經濟學的增長理論都無法解釋現代化過程中大國興衰的歷史。(11)理由很簡單，索羅外生增長理論假設規模報酬不變或遞減，推論是經濟增長速度必然趨同；羅默內生增長理論假設知識資本的規模報酬遞增，推論是先進與後進國家的差距必然發散，這和世界史上大國興衰的事實相矛盾。我們觀察到的技術革命史都有生命週期，其規模經濟從發育期的規模報酬遞增，到成熟期的規模報酬不變，到衰老期的規模報酬遞減以至衰亡，是技術競爭中必然出現的優勝劣敗的自然選擇過程。因此，才有歷史上觀察到的後起國家的後來居上。
從方法論看，新古典經濟學的線性模型是沒有歷史觀的優化模型。技術革命有巨大的不確定性，不可能進行優化設計。我們提出的代謝增長論，是依據生態學的物種競爭模型（數學表達是非線性動力學模型和小波表象）取代索羅模型（用噪聲驅動來描寫技術創新），如此才能兼顧經濟增長理論的長期非線性趨勢和經濟週期的中期結構演變，否定新古典經濟學用短期隨機遊走模型誇大“看不見的手”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所謂的索羅剩餘（Solowresidual）只是經濟增長未知因素（或黑箱）的代名詞，和技術創新沒有可觀測的關係。新古典經濟學的計量增長模型從來無力解釋世界經濟的大歷史，包括殖民主義、世界大戰和軍備競賽對當代經濟社會的最大影響。
（二）交易成本理論和新制度經濟學
中國在最近三十年引進的新制度經濟學，試圖取代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和國家貧富差距的原因。影響最大的當數科斯（Coase,R.H.）的交易成本理論(12)以及依據交易成本理論發展的新制度經濟學。(13)交易成本理論的核心是用市場交易取代政府監管，以及否認經濟組織的成長是消耗能量而非節省能量的生物過程。(14)諾斯（DouglasC.North）後來也發現美國從1870年到1970年的交易成本在GDP中的比例從25%增加到50%。(15)美國製造業外移到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交易成本太高。私有化並沒有節約所謂的交易成本，包括營銷成本和訴訟成本。從中國改革的經驗可以發現：政府監管和市場投機是一個競爭過程。
放鬆監管可能促進競爭，也可能增加漏洞引發更多破壞性投機。(16)科技發展也會相應增加對監管的需求以促進建設性的合作。單靠“看不見的手”不能保證市場的健康發展。
20世紀50年代，西方最看好的東亞國家應當是菲律賓。因為在兩千萬人口以上的中等國家中，菲律賓的資源、海運條件最好，人均GDP比韓國、泰國、印尼、印度等國都高，又是美國的前殖民地，完全照搬美國法律，英文和教育普及，保護私人產權，經濟政策是標準的“看不見的手”。所以亞行也設在菲律賓的首都馬尼拉。
然而，幾十年過去後，東亞小龍不僅遠超菲律賓，而且人均GDP也增加到菲律賓的數倍；人均GDP在1950年不及菲律賓一半的中國，如今人均GDP幾乎是菲律賓的兩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菲律賓沒有搞過土地改革，所以大地主家族壟斷經濟和政治資源。中國和東亞小龍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土改和產業政策，才會比菲律賓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
內生增長論片面強調知識和教育的重要性，沒有強調知識的更新換代。菲律賓的技術升級落後，經濟政策的觀念落伍。新制度經濟學強調保護私有產權，卻不區分鼓勵創新還是保護收租的私有產權。(17)在南亞和拉美，受保護的是私人大地主和外國公司寡頭的產權，而不是中小企業和農民的產權，所以才會導致巨大的貧富分化和經濟發展停滯。
（三）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
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石油危機和美元與黃金的脱鈎，80年代美國出現了高通脹和高失業並存的滯脹現象，引發盧卡斯（RobertE.Lucas,Jr.）發起的反凱恩斯革命，其理論依據是所謂的微觀基礎論和理性預期論，(18)其方法論的核心是宏觀經濟學的動態一般均衡理論。盧卡斯否認西方宏觀經濟學觀察到的經濟週期是內生不穩定性造成的，他認為大蕭條也是工人的理性選擇，即工資水平下降時，工人會選擇休假而非工作，所以無需政府幹預。他看不到金融巨頭引發的投資波動的幅度遠大於家庭消費波動的幅度。(19)弗裏德曼（MiltonFriedman）更是鼓吹市場自由化可以解決一切西方的社會問題，(20)包括經濟危機和社會問題，例如失業、通脹、貧困、婚姻、教育、吸毒、犯罪等等，他認為市場競爭會自動穩定市場經濟，而沒有看到投機競爭會放大市場的不穩定性。(21)弗裏德曼親自出馬，為深陷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政府獻策，後來被西方國際機構總結為“華盛頓共識”，(22)先後在拉美和東歐國家推行，又被稱之為“休克療法”。(23)該理論的推行在拉美造成嚴重的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在東歐和俄羅斯造成長達一二十年的轉型蕭條，經濟損失超過兩次世界大戰。烏克蘭等國至今還未擺脱經濟和人口持續下滑的趨勢。
歷史經驗證明，經濟政策的調整和經濟結構的演變是非線性的延時過程，調節時間可能長達幾年到幾十年。一般均衡理論假設市場調節的速度極快、代價極小，完全沒有理論和實踐的依據，只是黑板經濟學的紙上談兵。
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問題，是對市場經濟發展內生矛盾和歷史條件的否定。(24)其核心政策是隻考慮資本自由運作的空間，無視民眾的利益和後果，也不理解西方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結構性問題，而採用一刀切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方案。分別由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在英美主導的自由化造成了英美經濟脱實向虛的結果和西方的衰落，而華盛頓共識在拉美和休克療法在東歐推行的自由化也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例如，英國鐵路的私有化降低而非提高了鐵路的效率，因為私營的鐵路公司各管一段，破壞了鐵路的網絡效應。里根同時減税和擴軍，導致財政赤字和大量負債，使金融資本主義架空軍火工業集團主導的實體經濟，直接埋下2008年金融危機的定時炸彈。金融寡頭主導的拉美經濟，在油價高漲時過度借債，在油價大跌時又陷入債務危機，對民生造成嚴重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採取雙重標準。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拉美、東亞和東歐國家的危機援助，都採取所謂“硬約束”，即在金融危機發生時，要求發展中國家保護外國債權人而非本國企業和人民的利益，即要求政府削減開支，提高利率，匯率貶值以及金融自由化，使外國金融資本可以廉價收購發展中國家的核心企業，包括韓國這樣已經進入高收入的亞洲小龍。東亞金融危機前，韓國排名前十的大企業，外國資本擁有的股份不到百分之五，而金融危機後則超過百分之五十。
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美歐日採用的量化寬鬆政策，則大規模推行保護壟斷資本的“軟約束”，與IMF的傳統方針背道而馳。即政府加大財政赤字，降低利率，央行購入巨量壟斷企業的壞債和股權，以避免金融寡頭和核心產業，如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破產，阻止外國資本收購核心企業和高科技企業，同時炒高股票市場和捍衞匯率，但是讓投機資本大規模衝擊新興市場，轉嫁金融危機的損失。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雙重標準，值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政府高度警惕。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都出現了巨大的貧富分化，包括中產階級萎縮，社會過半的財富向百分之一的人口集中，造成日益加劇的社會動盪。
三、中國文明的復興和經濟學理論的檢驗
中國文明的復興對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提出新的挑戰，包括亞當·斯密（AdamSmith）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開創的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經濟學。(25)因為斯密的國富論片面強調市場對勞動分工的作用，低估了分工帶來的規模經濟產生的市場不穩定性，以及政府在協調市場分工上的關鍵作用。馬克思沒有看到亞細亞生產方式和西歐模式的不同，中國和印度發展現代化的道路也不同。中國文明的復興突破了幾派西方經濟學的預言，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和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一）亞當·斯密理論的侷限和矛盾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1776年發表時，英國還處在工業革命初期。斯密只注意到工場手工業的分工模式只需要小政府，沒有預見鐵路出現後，協調國際和國內的勞動分工遠非“看不見的手”可以企及。這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內在矛盾，也隱藏了我們發展新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斯密公認的貢獻是提出勞動分工提高了生產效率，同時他也承認“分工受限於市場規模”，(26)被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稱為“斯密定理”(27)。斯密定理有兩個嚴重後果，完全被當代的新古典經濟學忽視。
第一，市場份額的限制首先源於自然資源的限制，這是非線性理論生態學的基礎。它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和達爾文的生物演化論開闢了道路。其理論含義是演化經濟學否定無視資源限制的人性自私假設，也否定新古典經濟學的消費驅動經濟增長的觀念，因為在生態資源上不可持續。
第二，市場規模競爭意味着規模報酬遞增和多均衡態的存在。這就挑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和有效市場假設。因為規模經濟不存在唯一穩定的均衡解。多均衡態產生系統內生不穩定性，必然要求政府在危機時進行干預。(28)
更為嚴重的是，斯密的兩個錯誤猜測誤導了西方的古典經濟學。第一個錯誤是斯密認為市場交易會自動導致貿易平衡，不用政府幹預。他在《國富論》第四卷第二章裏舉了個案例，説的是海上馬車伕荷蘭人從東歐的哥尼斯堡運了一船糧食到西歐的葡萄牙去賣，返程的船會裝上葡萄牙的水果和葡萄酒，運回東部去賣。這樣，貿易這隻“看不見的手”可以自動實現貿易平衡。斯密的錯誤在於忽略不同貨物的重量、體積和單價不一樣，往返貿易實現的總價值不一定相等，這是美國要和歐洲、日本以及中國打貿易戰的原因。當年英國為了扭轉對中國的茶葉貿易逆差，發動了鴉片戰爭不夠，還在印度種茶，持續了170年。(29)美國貿易逆差從1971年到現在，進行了多少次貿易戰爭和熱戰，還逼日本簽署廣場協議，依然沒有解決貿易不平衡的問題。亞當·斯密的錯誤在於他的市場是原子論，而非網絡和層級論的世界觀，形成的原因是國際分工的格局在資源、交通和技術條件上都不是平等的交易關係。
第二個錯誤是分工不能保證國富。斯密的問題是他自己不知道財富是什麼。因為在市場規模競爭下的定價權不是平等的。斯密不得不承認霍布斯（ThomasHobbes）的話，“財富就是權勢（Wealthispower）”。在西方的殖民主義史上，壟斷海運的暴利加上先進的軍事技術，可以供養強大的海軍，侵佔海外殖民地，搶劫其他國家的財富。西方列強的興衰史是列強“看得見的手”的爭霸史。“自由貿易”只是強國打開弱國市場的口號，一旦強國自己的競爭力下降，就轉而採用貿易保護主義。這被目前的貿易戰證實。
所以，我們必須發展新的勞動分工理論和非均衡競爭下的經濟學，同時關注科技、經濟、政治、軍事和金融之間的關係，不存在新古典經濟學所宣稱的純粹的經濟行為。
（二）馬克思經濟學的發展必須總結中國經驗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預言了社會主義將會取代資本主義，產生世界性的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沒有任何社會科學理論能產生如此巨大的社會效果。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影響，在世界上是史無前例的。
因為馬克思本人沒有看到蘇聯和中國的革命建設，所以馬克思經濟學不足以回答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新問題。中國實踐的經驗突破了以西歐經驗為基礎的馬克思經濟學。我們應當總結當代的新經驗，發展馬克思經濟學，回答當代中國與世界的新問題。筆者認為有三個新問題值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
第一，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辯證相互作用。馬克思原來的設想是，生產關係的變革應當發生在生產力先進的地方。當時馬克思認為生產力水平較高的是英國，後來寄希望於德國。他沒有想到，革命先發生在半資本主義的俄國，然後是還處於小農經濟的中國。蘇聯和中國的改革經驗表明，科技革命引發的國際分工的發展是非均衡的。科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可以剝削發展中國家來贖買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阻止革命和改革的發生。所以，社會主義革命首先爆發在國家資本主義的邊緣區，而非核心區。列寧預測社會主義革命可以在一國首先勝利，毛澤東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突破了馬克思的預言。蘇聯和中國的經驗證明，革命和建設都需要發揮政黨、領袖和幹部的領導作用。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不能自動保證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穩定。毛澤東認識到，社會主義也有發生和平演變的可能性。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有複雜而非單向的因果關係。
第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競爭，不僅在經濟分配領域，而且在科技創新領域。如果片面強調分配公平，片面強調計劃經濟，會忽視科技創新的不確定性和經濟發展的多樣性，這一缺陷一度使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落後於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國改革開放條件下發展的混合經濟，必須兼顧馬克思經濟學的按勞分配，西方經濟學的流通效率以及熊彼特經濟學的創新機制。否則，不能兼顧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和科技創新，也就不能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馬克思低估了文化、宗教和社區對經濟發展多樣性的影響。馬克思樂觀地估計，科學可以取代宗教，但卻沒有看到科學發展的雙刃劍使宗教，尤其是伊斯蘭教、天主教、東正教以及各種新宗教有復活與深入民間的趨勢，成為西方消費主義和東方官僚主義的勁敵。反而是韋伯宣稱的新教倫理在西方的衰落，造成巨大的文明衝突和西方福利社會的危機。富裕起來的中國社會，如果不重視精神文明和基層社區的建設，任由西方私有產權膨脹的高消費主導，中國面臨的挑戰不是什麼“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西方的“高收入陷阱”，包括經濟的脱實向虛，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不願結婚和生育，社會老齡化和依靠外勞，染上富貴病“富不過三代”，如此等等。要想實現中國和世界的可持續增長，必須研究和發揚適合當地生態環境的傳統文化，發展多樣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政治經濟學應當和文化經濟學、文化人類學合作研究。
四、從代謝經濟學的新視角理解中國道路的發展經驗
我們準備把解釋中國復興的“代謝增長論”發展為更一般的“代謝經濟學”，以實現毛澤東的非均衡發展理念和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並整合各派經濟學的成就。下面是我們提出的具體思路。
（一）自主型的開放和雙軌制的改革
筆者不同意國內有些説法，把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簡單片面地描寫為“市場化改革”和“對美國開放”，因為這不能説明為什麼拉美、東歐的對美國開放和自由化改革遭遇了重大挫折，而只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出乎西方預料的成果。
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國是自主型開放，東歐是單方面開放，而拉美是依賴型開放。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始終依據中國發展的實際，推行的是漸進自主開放。開放的時間、範圍和速度取決於中國經濟實際的需要和競爭力。
中國首先開放少數經濟特區，引進國外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同時讓特區內的中國企業和地方政府在和外國公司的競爭與合作過程中學習和提升中國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培養自己的人才。這給中國企業和政府帶來寶貴的學習機遇和調整空間。
以家電產業為例，中國迅速引進日本的生產線和中國香港、台灣地區的營銷渠道，從進口日美產品到迅速打入國際市場，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從逆差轉為順差，再實現人民幣雙軌制的並軌，取消外匯兑換券。在調整過程中，中國經濟始終保持高增長。
東歐採取的是片面對西方開放，但西方沒有取消貿易壁壘，導致鉅額貿易逆差，貨幣大幅貶值，企業大量倒閉，核心國企被跨國公司廉價收購。拉美是在國有和民族企業缺乏競爭力的情況下對美國資本的開放，被跨國資本控制了本國的自然資源和金融市場。即使技術先進的德國和日本，也因為沒有擺脱對美國的依賴，在2008年經濟危機中蒙受了比美國還嚴重的經濟損失。
有上述前車之鑑，加上美國一直沒有解除對中國的高科技禁運，所以如果只片面強調對西方資本開放，而低估中國獨立自主的科學技術體系和經濟政策，就無法理解中國道路的自主性。換言之，經濟體系的開放只是發展經濟和科技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歷史上，對西方的經濟開放帶來的經濟政治風險，包括國際資本對民族資本的兼併和壓制，以及分離和瓦解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的可能乃至戰爭的風險，都必須保持警惕。因為斯密自己承認，國家財富是一種權勢，必須依靠科技、軍事、金融和政治的強權來保衞。單純依靠經濟分工，不可能掌握國際市場的定價權和控制權。
中國的開放能夠自主，關鍵在於堅持實行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私有經濟、國際資本的雙軌制，實行混合經濟但依然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權。即使英國和美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也都在實行不同形式的雙軌制，不存在新制度經濟學鼓吹的純粹的私有制。
（二）中國的競爭優勢在規模經濟和產業集羣
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凸顯了西方經濟學的自相矛盾，説明經濟複雜性研究的重要性。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時，西方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的三大產業，包括金融、汽車和農業必敗無疑。理由是中國金融業的壞賬率高，產權不清，銀行對國企是“軟約束”，汽車業的技術落後西方近半個世紀，農業的規模經營和生產技術與西方的差距更大。
但是，十幾年之後，中國的四大國有銀行排名居世界前十名之首，超過美國的銀行巨頭。汽車產量和銷售量世界第一，與西方的技術差距迅速縮短。農業不僅產量世界第一，品種數量也是世界第一，中國人餐桌上食品的豐富讓發達國家望塵莫及。此外，中國大量的小商品和機電產品價廉物美，暢銷世界，嚴重打擊了美歐產品傳統的壟斷地位。西方經濟學家無法消解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只好求助於反傾銷法，不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其經濟學理論完全自相矛盾。
如果西方經濟學能自圓其説，私有經濟效率高於國有經濟或混合經濟的假設成立，則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只會在國際競爭中失敗，怎麼可能打敗美歐企業？其實西方媒體經過調查已經發現，中國商品的競爭力在於規模經濟。因為大批量生產可以降低企業的平均成本。這證實了斯密定理的觀察，即規模經濟在國際勞動分工的競爭中具有決定性的優勢。這就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即市場優化的條件是隻存在規模報酬遞減和規模報酬不變。但是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沒有均衡解，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就無法自動保持市場穩定性，包括國際貿易的自動平衡。
經濟複雜性的研究表明：規模報酬遞增是類似硅谷那樣典型的非均衡集聚過程。(30)美國市值超萬億美元的蘋果手機只能在美國研發，但是必須在中國生產，因為中國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的產業集羣有高效的零部件配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新古典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成立，則中國在資源優勢上不如東歐和拉美，在勞工成本和私有產權保護上不如印度和南亞，在資本和技術輸入上不及多數發展中國家。然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國能夠復興，一個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國保持了兩千多年的中央集權制度和文化的統一。這一點使中國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和歐盟美國相當；但是人口規模高於發達國家之和，使中國的基礎建設，包括電網、互聯網和高鐵的規模效應高於美歐日等發達大國；而中國執政黨的長期規劃和全國協作能力遠大於聯邦制的美國和邦聯制的歐盟。發展基於規模經濟的複雜經濟學是我們從20世紀80年代經濟混沌研究開始的原創貢獻。(31)
（三）技術競爭的學習能力是比資本更重要的決定因素
古典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都把資本的原始積累作為現代化和工業化的起點。中國是後起的發展中國家，沒有英國、法國、俄羅斯、美國和日本以殖民擴張積累原始資本的可能；中國的人均自然資源又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國民教育素質和人均GDP也不如東歐和中東國家。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三要素理論，加上西方國家在資本和技術輸出上對中國的限制等不利條件，在2000年之前，沒有任何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會預言中國經濟的崛起。
只有我們在1987年提出的勞動分工模型引入了技術競爭的學習能力和文化因素，發現後起的集體主義文化，如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以後的中國，如果人均消耗資源比西方的個人主義文化節省資源，同時學習新技術的速度超越西方，則有可能在經濟競爭中獲勝。我們同時發現，集體主義經濟的穩定性也優於個人主義經濟。這一結論在1987年複雜系統的國際研討會上引起演化生態學家和軍備競賽研究者的注意，(32)2014年則以“代謝增長論”的新視角贏得熊彼特經濟學家和演化經濟學家的認同，成為我們發展“代謝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四）產業生命週期的四階段論和政府作用的相應演變
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西方經濟學沒有解決的問題。西方經濟學對“東亞模式”和“中國模式”質疑的一個焦點，就是政府的產業政策是否需要和是否有效。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的中美貿易戰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攻擊中國製造2025的產業政策威脅到美國的優勢地位。這從反面證明了中國目前的產業政策比日本20世紀70年代的產業政策更能削弱美國競爭力。
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奧地利學派都主張小政府甚至無政府，所以他們都無法解釋西方列強的軍備擴張。凱恩斯經濟學只重視從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角度調節宏觀經濟的波動，但是沒有討論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就沒有注意軍備擴張推動的產業，如核能、航天、計算機、互聯網、GPS等等，不是單靠“看不見的手”或央行加財政部的干預就可以產生。原因在於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假設企業壽命無限，沒有技術和產業的新陳代謝，所以無需政府幹預。
代謝增長論把生命小波引入產業的新陳代謝過程，可區分為發育期-生長期-成熟期-衰老期等四個階段，(33)助於理解政府在產業發展不同階段的不同作用。
在發育期，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很大，只有政府研究機構和非營利的大學能夠投入基礎研究。在生長期，基礎研發進入應用階段，企業競爭使市場迅速擴大，實現了規模遞增，此時多種
所有制的市場競爭起主導作用。政府監管的作用是及時制定技術標準，同時防止出現經濟過熱。在成熟期，規模報酬不變，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主要針對這一階段。政府的反壟斷法有助於防止成熟產業的既得利益形成壟斷，阻礙新技術的進入。
在衰老期，規模報酬遞減的結果可能不是趨於均衡，而是走向衰亡。政府需要幫助夕陽企業轉型，包括給失業工人提供救助和技術再教育等等。
中國政府在這四個階段的發展經驗，都值得東歐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鑑。在代謝增長論的框架之下，我們解決了在混合經濟的條件下，市場和政府的兼容問題以及產業政策的作用問題。
考慮到各國工業革命的經驗，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私有產權優於混合產權。關於產業發育期的基礎研究，顯然是非營利機構占主導地位。在成長期和成熟期，混合經濟也可以兼顧民營經濟的靈活性、集體經濟的穩定性和國有企業的攻堅力。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期間的高增長和低動盪顯示了混合經濟比單純私有經濟有更大的優越性。
（五）理解市場功能的三個維度，發展經濟學的統一理論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顯然不同於蘇聯的計劃經濟，也不同於西方的市場經濟，這引起國內外經濟學家的不少誤解。雖然中國在發展過程中讓幾億人口擺脱貧困，但是中國社會依然與西方的福利社會有巨大差距。有人認為中國是國家資本主義或重商主義，有人則認為中國是專制集權主義。他們看不到中國的國有企業及官員的選拔都面臨比西方跨國公司和議會民主更激烈的競爭淘汰過程。中國在兼顧發展和民生方面的成就超越西方任何大國。
為了澄清經濟學的理論混亂，理解中國混合經濟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我們認為市場經濟的功能有三個維度，即交易、分配和競爭。新古典經濟學只考慮市場的交易功能，馬克思經濟學強調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的分配功能，熊彼特經濟學強調新舊產業的競爭功能。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需要我們同時兼顧市場的交易、分配和競爭功能，如此才能在發展過程中正確處理三者的關係。日益發展的國際勞動分工，要求日益緊密的社會協作，包括國家間的協調。單靠市場交易不可能穩定國際分工市場、解決社會分化的矛盾衝突。
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簡單概念，即線性交叉的需求和供給曲線產生唯一穩定的市場均衡，見圖1。因為消費者喜歡價廉量多，而生產者喜歡價高量多。由此推理説人性是自私的。
圖1描繪的是新古典經濟學構造的理想市場。因為線性的需求曲線DD和供給曲線SS只有一個交點，即唯一穩定的均衡態，代表市場可以自動平衡。沒有經濟週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當然就無需政府幹預。
與新古典經濟學的線性供求曲線不同，經濟複雜性研究引進有限的資源約束，得到非線性的供求曲線，市場行為就複雜得多，見圖2。
圖2(a)給出行為經濟學的S形需求曲線描寫從眾行為。市場可能在冷門和熱門的兩個亞穩態之間大漲大落(34)，金融市場也有類似行為。(b)圖是信息經濟學描寫的效率工資，產生Z形的勞動供給曲線，(35)可以描寫不同工資等級之間激勵機制的效果不同。
依據演化經濟學的理論，生命過程存在物質的生存下限和飽和上限。所以，勞力的供給曲線是Z形，而非正斜率的直線。在小康區之內，物質激勵有積極作用，可以實行按勞付酬的混合經濟模式。生存線以下，是抱團取暖的集體主義模式，才能犧牲小我拯救大我。這也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模式。在生存區的飽和線以上，收入越高反而工作越少，人們的積極性不是來自物質獎勵，而是興趣愛好。這是我們在若干北歐國家已經觀察到的經濟模式，將來可以成為走向共產主義的創新社區。高科技時代的信息分享、開源代碼、免費資訊和可再生的能源與綠色經濟，可能會創造新的經濟社會模式。
這裏描寫的非線性供求曲線可以整合現有經濟學不同學派的觀察，理解市場內生的多均衡態，不穩定性以及物質和精神的多種激勵機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能在國有、集體和民營的多種所有制下，兼顧了市場的穩定和創新。
結論
如果用從毛澤東、鄧小平直到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的思想來總結中國發展的道路，總結一箇中國的經濟發展理論，就必須做出比對，從頭檢驗從斯密開始的西方經濟學。也要發展馬克思的經濟學並吸收熊彼特的創新經濟學。我們的一個初步嘗試就是把代謝增長論系統化為代謝經濟學，用技術和產業新陳代謝的視角來理解鄧小平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推動中國文明覆興和超常增長的動力，不是資本，而是技術和產業的新陳代謝。資本和勞動力只有和新技術結合才能創造價值。勞動分工只有經過社會協作才能利用有限的自然資源，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 National Accounts Main Aggregates Data Base.
(2)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8.
(4) 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 2011, p.1076–1151.
(5) 陳平：《中國道路的爭議和新古典經濟學的迷思》，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年，第3卷，第2期，第39–75頁。
(7) 參見文一著：《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
(8) 陳平：《歷史作為檢驗經濟學理論的自然實驗》，載《政治經濟學評論》，2016年，第5期。
(9)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 1956 , p.65–94 . 索羅著：《經濟增長論文集》，平新喬譯，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
(10)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5), 1986, p.1002–38.
(11) Chen, Ping. “Metabolic Growth Theory: Market-Share Competition, Learning Uncertainty, and Technology Wavelet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4(2), 2014, p.239–262.
(12) Coase, Ronald H.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8). 科斯著：《企業、市場和法律》， 盛洪、陳鬱譯，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
(13) North, Dougla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
(14) 陳平：《科斯問題和普里戈金視角：來自工業和科學的實踐經驗》, 載《學術界》，2014年第1期，第29–37頁。
(15) Wallis, J. J. and D. C. North.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70 – 1970,” p.95 –148, and “Comments” by Lance E. Davis, pp.149-161, in Engerman, Stanley L.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Studies on income and wealth, vol. 5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6).
(16) 陳平：《交易成本的複雜性與公司治理的演化》，載《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1輯，第1–12頁。
(17) 陳平：《中國道路的本質和中國未來的選擇》，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2年第3期，第1–23頁。
(18) Lucas, R. E. Jr. Studies in Business-Cycle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1). 小羅伯特·E. 盧卡斯著，經濟週期理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19) 陳平：《宏觀漲落的微觀基礎和概率論的基本規律：大數原理和理性預期下的套利行為》（2002），載陳平著，《文明分岔、經濟混沌和演化經濟動力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6章。
(20) Friedman, M.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Harcourt (1980).
(21) 陳平：《宏觀經濟動力學和勞動分工的生物學框架：持續經濟週期、裂變，與經濟穩定性與複雜性之間的消長》，載陳平著：《文明分岔、經濟混沌和演化經濟動力學》，第3.7章。
(22) Williamson, J.‘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23) Sachs, Jeffrey, Poland’s Jump to the Market Economy, MIT Press, MA: Cambridge (1993).
(24) 陳平：《從華盛頓共識失敗看經濟學變革方向》，載《紅旗文稿》，2005年第11期，第13–15頁。
(25) 陳平：《重新反思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定位：兼論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載《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13期》，2016年7月6日；《觀察者網》，2016年7月24日，31日，8月7日。
(26) Smith, A. The Wealth of N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76,1977). 〔英〕亞當·斯密著：《國富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見第一部，第一卷，第3章的標題。
(27) Stigler, G. J. “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9(3), 1951, p.185–193.
(28) Chen, Ping.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London: Routledge(2010). 陳平：《經濟複雜與均衡幻象：關於市場非穩定與宏觀生機的論文集》，載《演化與創新經濟學評論》，2010年第3輯，第16–26頁。
(29) 參見 Pomeranz, Kenneth, and Steven Topik, 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 2nd Ed., M.E.Sharpe, New York ，2006.【中譯本】〔美〕彭慕蘭，史蒂夫·託皮克著：《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與世界經濟》，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30) 參見 Arthur, W. Brai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I: Ann Arbor,1994.
(31) 參見 Chen, Ping. Economic Complexity and Equilibrium Illusion: Essays on Market Instability and Macro Vitality, Chapter 14, London: Routledge,2010.
(32) Chen, P. “Origin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a Stochastic Mechanism of Differenti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30(3), 1987, p.246–250. 陳平：《勞動分工的起源和社會分化的隨機模型》，載陳平著：《文明分岔、經濟混沌和演化經濟動力學》， 第179–188頁。
(33) 陳平：《代謝增長論 : 市場份額競爭，學習不確定性和技術小波》， 載《清華政治經濟學報》，2014年，第2卷，第1期，第26–52頁。
(34) Becker, G. “A Note on Restaurant Pricing and Other Examples of Social Influences on Pri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5), 1991, p.1106–1116.
(35) Stiglitz, J.E. “The Efficient Wage Hypothesis, Surplus Labor,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L.D.C.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8(2), 1976, p.185–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