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克：這一輪印巴衝突，莫迪佔到便宜了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吳孟克】
2月14日，印控克什米爾普爾瓦馬爆發了一起針對印度中央後備警察部隊的自殺式襲擊事件，造成45名印度官兵死亡，數十人受傷。事件發生後不久，“穆罕默德軍”宣佈對事件負責。印度隨即指認巴基斯坦為襲擊的幕後支持者，採取了取消對巴的最惠國待遇、加速印度河上游水壩建設、召回印度駐巴基斯坦高級專員（大使）等行動回擊。
巴基斯坦則強烈反對印方的指責，同時倡議印巴雙方就相關問題對話，並表示願意配合調查。2月26日起，印巴間的衝突升級，雙方的戰機在克區上空多次交鋒，並伴之以控制線附近的交火。
這一輪事件又為1947年以來印巴兩國在克什米爾地區的恩怨情仇續寫了血腥的新篇章。分析印巴兩國以克什米爾地區為核心的交鋒，印度的對巴政策、巴基斯坦的國內政治狀況、印度對克什米爾的治理狀況從來都是三個必不可少的要素。同樣，也必須把印巴爭端放在全球格局和歷史的大進程中審視。
2月27日，一架印度米格戰機在克什米爾佈德加姆一帶墜毀。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強硬施壓：莫迪對巴基斯坦的一貫政策
對外政策方面對巴強硬，是莫迪的一貫政策。這不僅僅源於莫迪個人及其所屬印度人民黨/國民志願服務團的意識形態，而且基於莫迪曾在古吉拉特邦長期擔任首席部長的事實。古吉拉特邦由於鄰近巴基斯坦，且宗教社羣間矛盾尖鋭，因而恐巴、厭巴情緒較為強烈。
但在2014年當選後不久，莫迪就邀請時任巴基斯坦總理納瓦茲·謝里夫參加自己的就職典禮，釋放出了緩和的信號。之後不久，印度開啓了一輪主要與巴基斯坦政府進行互動的對巴緩和進程。
但考慮到當時巴基斯坦國內政治的狀況，不得不説2014年5月至2016年1月間莫迪對巴緩和的“純度”不足。自2013年第三次出任總理以來，謝里夫就與巴軍方矛盾重重，軍政關係錯綜複雜。上台後，謝里夫立即推動對前巴軍方領導人穆沙拉夫的起訴和審判。在打擊國內恐怖主義勢力方面，謝里夫政府主張與當時盤踞在巴聯邦部落區的“巴基斯坦塔利班運動”勢力進行談判。
時間進入2014年，巴國內局勢走向已經逐漸明朗： 6月，巴軍方發起“利劍行動”，以武力清繳了北瓦濟里斯坦的極端分子； 8月，伊姆蘭·汗領導的正義運動黨聯合人民運動黨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衝擊伊斯蘭堡政府區。最為標誌性的事件是2015年底，巴方任命退役中將納西爾·詹朱亞為國家安全顧問。2015年12月6日，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與詹納朱會面。至此，巴軍方已經正式為印巴“緩和”背書。
但就在這種情況下，2015年12月25日，莫迪突訪拉合爾，與謝里夫會晤，現場沒有巴軍方人員。這裏必須知道的是，巴軍方一貫視國家安全事務為自身的“本職”，對巴基斯坦來説至關重要的對印外交尤為如此。但莫迪政府剛拉巴軍方給緩和背書，卻又立即去與總理謝里夫會談。
印度總理莫迪突訪巴基斯坦並與巴總理謝里夫舉行會談。圖片來源：東方IC
2016年1月2日，印度帕坦果德空軍基地遭到“穆罕默德軍”襲擊，發生時間與莫迪謝里夫會晤間隔不過一週。此次事件從各個方面都令人想起1999年的卡吉爾衝突，而恰好兩次事件發生時的巴總理都是謝里夫。事件後，印巴“緩和”遭受重創。與此同時，克什米爾的局勢演變也助推了印巴間的敵對情緒。
2016年7月8日，印度安全部隊在一次行動中打死“聖戰者組織”頭目布爾汗·瓦尼，印控克什米爾民眾隨即舉行大規模示威活動，整個印控克什米爾陷入動盪。這也直接引發了9月18日“穆罕默德軍”發起的烏里襲擊事件。印度方面指認巴基斯坦為此次襲擊的支持者，並決定回擊其所聲稱的“越境恐怖主義襲擊”。
9月29日，印軍作戰部長宣佈，在9月28日深夜至9月29日凌晨印軍對巴控克什米爾的武裝組織營地發動了“外科手術式打擊”：1.襲擊目的是“打擊恐怖主義”，是回應式的、防禦性的；2.襲擊不深入巴控制區域；3.襲擊後主動向巴方通報情況。
從此，莫迪政府將“外科手術式打擊”當做了其“應對巴基斯坦”的“基本國策”，即主張以“小規模可控”的“對等”越境襲擊回應印度所聲稱的來自巴基斯坦的“越境襲擊”。
實質上，莫迪及其所屬的印度人民黨早就想對巴實行高壓政策。2016年9月以來，印度對巴在軍事上以“外科手術式打擊”威懾，外交上利用印度對巴基斯坦壓倒性的綜合國力實行對巴孤立。而2016年“穆罕默德軍”發起的一輪襲擊恰恰給了莫迪政府以口實。
烏里襲擊事件發生後不久，印度就聯合數個南亞國家發起了對原定當年11月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的南盟峯會的抵制，導致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這個唯一同時包含印巴兩國的南亞地區合作機制停擺，至今仍處於癱瘓狀態。
印度還加強和發起了一系列旨在繞開巴基斯坦的南亞區域合作機制，環孟加拉灣多部門技術與經濟合作倡議就是其中的代表。同時，莫迪幾乎逢出訪必談“越境恐怖主義襲擊”，在國際上發起針對巴基斯坦的造勢。
莫迪政府的對巴政策，就是要把巴基斯坦打造為國際上的“賤民”。再加上2017年中以來美國也開始對巴基斯坦實行強硬政策，巴基斯坦的處境一度非常被動。
軍事實力不足：莫迪的失算
軍事實力無疑是莫迪政府對巴強硬政策基礎。據報道，莫迪和國民志願服務團高層對以色列的軍事安全政策非常欣賞，並有意模仿。而以色列的政策無疑有賴於其相較於周邊國家的壓倒性軍事實力，尤其是在小規模軍事衝突方面。
相比巴基斯坦，印度的綜合國力優勢是壓倒性的，其無疑能在一場全面戰爭中擊敗巴基斯坦。但莫迪的失算在於，如果將衝突侷限在較小的規模，那麼印軍將很難佔到便宜。
克什米爾地區的印度士兵。圖片來源：東方IC
印度軍隊所面臨的情況，在所有大國的軍隊中絕對是獨一無二的。
建國之初，出於對軍人執政的恐懼，尼赫魯確立了嚴格限制軍方權力的原則。
首先，印度軍隊至今仍沒有建立有效的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機制，因為三軍割裂便於政府對其實行控制。
其次，印軍實行全面的文官領導原則，如印度國防部官員很多都是財政部派過去輪崗的，這些官員的主要任務是控制預算。
再次，印軍對外交安全政策制定、國防政策乃至軍購和軍工科研的參與都被嚴格限制。
這一系列安排還使得涉及印軍的事務成為其他各個部門大撈油水的絕好機會，20世紀80年代末導致拉吉夫·甘地政府倒台的博福爾斯軍購案醜聞就是最佳例證。
軍隊與軍工科研的“脱鈎”還導致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現象，比如中文網絡熱傳的阿瓊坦克和光輝戰機的研發。為其供應軍事裝備的公共國防企業系統和國營兵工廠委員會更是效率低下、人員冗餘、技術落後。
據2018年12月印度軍方發佈的一份報告，2013年~2014年間，印軍每年平均因為粗製濫造的彈藥要發生70起事故，2016年5月的一起事故就造成了19人死亡。劣質彈藥甚至使印軍使用的L-70型防空火炮完全癱瘓。比較地看，劣質彈藥對印軍的危害恐怕要比克什米爾的恐怖分子更大一些。
必須指出的是，印度獨立以來的幾場戰爭已經顯示，印軍官兵並不缺乏英勇的戰鬥意志。但在官僚系統、政黨分肥、國營企業的“圍剿”下，印軍的戰鬥力無疑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因而，“強軍”也是莫迪改革中的重要一環。2018年的排燈節和2019年元旦，莫迪都在邊疆地區與守邊官兵度過，這無疑是在社會氛圍上提高印軍的地位。另一個標誌性事件是莫迪在2018年宣佈將每年的9月28日定為“外科式手術打擊日”，利用這個機會，莫迪大肆宣揚印軍的英勇和印人黨政府在對巴政策上的“領導有方”。
這就表明，莫迪的強硬排巴政策不僅僅是出於在國際上孤立巴基斯坦的目的，而且也是在國內推行強軍政策和為印人黨爭取政治支持的關鍵環節。與印度的情況截然相反，巴基斯坦軍隊不但在國內地位較高，而且其也被國際上普遍公認為效率較高、素質較強。
時間推進到2018年8月，以伊姆蘭·汗就任新一任巴總理為標誌，巴基斯坦自2007年開始的一輪政治動盪已經塵埃落定，一段時間內的穩定和發展可以預期。在對印外交方面，無論是總理伊姆蘭·汗還是陸軍參謀長巴傑瓦都數次伸出了橄欖枝。考慮到巴的內外局勢，應該説這種表態是真誠的。
但莫迪政府方面還是維持強硬的“不接觸”“不談判”政策。在2018年聯大期間取消了原定的兩國外長會面。在巴基斯坦於2018年11月底單方面開放錫克教聖地卡塔普爾時，莫迪政府懾於國內錫克教羣體不敢直接予以反對，但卻縱容對受邀參加儀式的旁遮普邦旅遊部長納夫喬特·辛杜·辛格的圍攻。
事後，莫迪又在一場選舉活動中表示，卡塔普爾原本就應該在分治中劃給印度，劃給巴基斯坦都是國大黨的錯，而巴基斯坦之所以會開放卡塔普爾也都是自己的功勞。
進入2018年後半程，事實上巴基斯坦的國際環境已經大為好轉：
首先，美國對巴“極限施壓”的“新阿巴政策”因為在阿富汗遭到阿富汗塔利班的強硬反制而宣告破產，不得不開始尋求巴協助其與阿塔的談判；
中東地區沙特與伊朗的博弈不斷升級，尤其是卡舒吉案後沙特面臨空前的外交困境，亟需巴基斯坦這個傳統安全夥伴的支持；
2018年11月，伊姆蘭汗總理訪華時與習近平主席會面，兩國宣佈“打造新時代更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中巴關係得到進一步強化；就連俄羅斯和巴基斯坦的關係都出現了諸多進展。
沙特王儲訪問巴基斯坦，並與巴方簽署了200億美元的投資協定
考慮到當前巴基斯坦國內局勢較為穩定，軍政關係和諧，其實正是莫迪政府主動改善印巴關係，謀求雙邊穩定的大好時機，但莫迪卻選擇了完全相反的政策。這無疑是基於國內選舉的考慮，但更多地可能還是出於對印度之於巴基斯坦實力優勢的高度自信。在求緩和而不得的情況下，巴基斯坦無疑需要等來一個事件，以打破印度的這種“自信”，以實現對印外交“破局”，突破2016年以來的孤立狀態。
莫迪政府陷入尷尬境地
2019年2月14日發生的普爾瓦馬事件無疑是巴基斯坦所等待的那個事件，也構成了對莫迪政府的嚴峻考驗。
這次襲擊的時間點非常趕巧，恰恰在印度人民院選舉即將進行前夕。在國內政治鬥爭異常激烈的背景下，莫迪政府之前對“外科手術式打擊”的高調宣傳使其不得不採取行動回擊印方所聲稱的“來自巴基斯坦的恐怖襲擊“，而且必須是印軍”雄赳赳氣昂昂越過控制線“的那一種，時間必須在4月至5月之間的人民院選舉之前。
但“外科手術式打擊”要求出其不意，要求印軍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突破戒備森嚴的巴軍阻撓而執行一場成功的“越界打擊恐怖主義”的地面行動，其難度無異於登陸火星。因而印軍另闢蹊徑，選擇了空中打擊。
2月26日，印軍宣稱派出多架戰機，投下了以色列的“高科技精確制導炸彈”，炸死了“300多名恐怖分子”。巴方則稱印軍戰機確實有越境行為，但巴軍戰機也緊急起飛予以應對，致使其不得不慌忙將載彈投出，落在了“開闊地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和基礎設施損失。
2月27日，巴基斯坦方面宣佈擊落兩架印軍戰機，並俘虜一名飛行員。印方回應稱巴方只擊落了一架，並要求巴方儘快放人。
從目前的訊息看，巴方針對自己描述版本的事實都公佈了照片和視頻的證據，而印度方面則缺少“實錘”。恐怕印度當前需要的不只是以色列的“高科技炸彈”，而且需要以色列的特效團隊施以援手。在武裝衝突升級的同時，巴基斯坦方面也不斷的釋放善意，包括呼籲雙方保持克制，同意在雙邊會談中列入恐怖主義議題，並單方面釋放被俘的印軍飛行員回國。從整個事件看，巴方此次軍政配合得當，軍事和外交動作都頗為出彩。
當前的局面，無疑已經使莫迪政府陷入了“進而受損，退而丟臉”的尷尬境地。如果直接接受了巴基斯坦方面的談判提議，那無疑就打破了長期以來對巴基斯坦的孤立政策，並在國內觀眾面前丟失顏面。如果選擇進一步推升局勢，那麼由於巴基斯坦一貫的“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一場代價高昂的對巴“勝利”無疑是印度難以承受的。即使僅僅是全面緊張的對峙，也會嚴重影響莫迪的選情。
這就涉及到了印度這個國家國內政治的特性：其不同地區對巴基斯坦“威脅”的感知是不同的，靠近巴基斯坦邊境的北部和西部地區對巴“威脅”的感知較強，南部、東部和東北部地區相對較弱。
東部大邦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長的瑪瑪塔·班納吉就已經針對本次事件數次發言，要求莫迪不要“裹挾”整個印度走向與巴基斯坦的戰爭。而尷尬的是，北部地區和西部地區恰恰是印人黨的“基本盤”，但由於前一輪國內政局變動，莫迪又不得不在本輪選舉中儘可能謀求南部、東部和東北部地區的支持。
而如果選擇繼續以小規模軍事行動予以回擊，莫迪恐怕將有很高的概率面臨他最想避免的局面：軍事作戰上無可辯駁的失敗。同時，克什米爾地區的持續緊張也將實現巴基斯坦長期以來的夙願：克什米爾問題的“國際化“。
當前，莫迪在表面強硬的同時，已經不得不開始尋求出路。
在國內層面，莫迪再次發揮了宣傳方面的鬼才，接連舉辦國家安全會議直播、演講直播等活動，要求在被俘飛行員回國前暫停政治活動，並在飛行員回國會對其英勇舉動進行高調宣傳——這些無疑都是出於“損傷控制”的目的。與此同時，3月2日，印度駐俄大使也表示願意與巴基斯坦共同推動局勢穩定，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已經表示願意接受俄羅斯的調停。
種種跡象表明，莫迪政府對巴基斯坦的孤立已經因為此次事件而難以為繼，俄羅斯的介入也增強了克什米爾問題的“國際化”，莫迪的國內政治聲譽也因此遭到了削弱。至此，莫迪對巴戰略與手段的失配狀態已經顯露無疑，外交姿態缺乏迴旋餘地，陷入被動。莫迪面臨的局面已經是“在一筐爛水果裏選出不是那麼爛的那個”那一種，進一步加強軍備建設、調整對巴政策已經勢在必行。
要以全面和歷史的視野審視克什米爾問題和印巴衝突
首先，要認識到印巴關係的複雜性。
自獨立之日起，事實上印巴兩國都以在以對方作為“他者”推進國家構建進程。巴基斯坦對自身的定位就是保護“印度穆斯林”免受“佔多數印度教徒迫害”的堡壘；而在印度眼中，國大黨佔優勢年代巴基斯坦是與“世俗主義”相對立的“社羣主義”的典型，印人黨佔優勢年代巴基斯坦又成為了威脅“印度教文明”的“外來勢力”的堡壘。
印巴對彼此的外交活動從來都與其彼此國內政治高度相關、渾然一體。分治時期以來不間斷的教派仇殺、數次戰爭都為印巴關係增添了濃厚的仇恨色彩。歷史上美國和蘇聯在南亞地區爭奪又使的問題進一步複雜化，如1979年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就給南亞格局留下了延續至今的“遺產”。面對這種複雜的局面，對涉及印巴關係的議題，一定要避免下簡單粗暴的判斷。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
其次，要對當今南亞格局的歷史進程有確切的判斷。
必須要看到，印度崛起的勢頭是難以阻擋的。雖然仍有着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印度這個國家自獨立以來一直都保持着持續的上升軌跡：政治建設沿着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軌道持續推進，人民權利的保障不斷完善；較好地處理了地方分離主義問題，民眾對“印度文明”的認同感不斷增強；經濟和社會改革雖然推動緩慢，但一經啓動基本上都呈持續向前姿態。
因此不應該被印度表面的“混亂”狀況所迷惑，要看到根植於其“多元一體”文化所反映出的文明韌性。
還要看到的是巴基斯坦加強經濟社會政治建設的決心。經歷了自建國以來數次軍政交替的週期，可以説巴基斯坦全社會已經認識到，採取有力措施推進改革已經勢在必行。
最後，要認識到中國在南亞的根本利益在於堅定奉行同時與印巴兩國發展友好關係的政策不動搖。
對印度，在堅定維護我國在主權、領土和地區層面合法權益、堅持在一些國際機制中正確正當主張的同時，應持續保持友好接觸，加強實質性合作，推進經濟融合和人民交流。
2018年4月，習近平主席與莫迪總理的“武漢會晤”就為中印關係發展指明瞭方向。對巴基斯坦，也要大力加強合作，堅持幫助巴發展經濟、完善社會治理的立場不動搖。要充分理解和包容巴基斯坦這個國家的複雜性。
在印巴衝突中保持“中立勸和”態度關係到我國的根本利益，正如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2月27日所指出的：“作為印巴共同的朋友，我們希望雙方能夠通過對話，查明真相，管控局勢，解決問題，共同維護好地區和平穩定。中方願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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