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細想想，“民國大師”有這樣兩種類型

【文/ 王鋭】

在中國的歷史編撰傳統中，歷來重視對一個時期學術發展與學術特色的論述。章學誠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不僅僅是如“典鬼簿”一般，對於歷史上學術變遷進行簡單羅列，而是要求研究者能夠充分把握歷史上學術流變的總體特徵，清晰辨識不同學派之間離合互動的複雜形態，細緻考辨歷史脈絡中不同學術觀點之間或顯或隱的對話，以及能夠系統分析某一時期學術主張對先前學術傳統之間的繼承或揚棄。

在此意義上，中國古代關於學術史的論述，除了重視學派之間的具體傳承與互動的史事考辨，更強調能準確描述一個時期學術流變的精神與特色。如《莊子•天下篇》中評論先秦諸子各派之得失，只用寥寥數語，便將每一學派的基本風格呈現出來；又如《世説新語》中記載時人評價北方學風“淵綜廣博”，南方學風“清通簡要”；再如章太炎論清代學術，認為戴震之學“言直核而無温藉”，常州今文經學“瑰意眇辭，以便文士”，此皆是在充分熟悉一個時期的學術論著與觀點之基礎上，對其學術風格與類型的精當評價，堪稱歷史書寫中的點睛之筆。

晚近20餘年來，隨着學界思想風氣、價值標準、認同取向的轉變，關於晚清民國學術史的研究日漸興盛，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裏一大熱門。不少過去引起大量討論的人物與思潮，在評價標準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些曾經被人“忽視”的學人與學派重新受到重視，成為人們敍述、想象近代史的重要參考；許多以往不為人所熟知的頗為隱秘的學術聯繫，也在史料不斷充實的基礎上得以考辨、分析。凡此種種，在擴寬人們對近代歷史理解方面，自然有不小的意義。

但是，這些晚清民國學術史的歷史圖景，一旦與大眾意識形態、文化傳播結合之後，便產生出另一種頗為詭異的結果，甚至反作用於相關史事的研究。

比如會假設出一種類似於“全神堂”似的歷史想象，將那一時期大部分在歷史舞台上有一定影響的學者，都視為國之瑰寶，對之稱頌有加，並且編織出一條學派之間和諧無間、學人關係彬彬君子、學術論著閃閃發光的歷史譜系。或者秉持一種三代以下人遙想羲皇之世的心態，認為彼時學術名流輩出、學術水準極高，以此來藉機抒發研究者自身的“感慨”，雖然這種“感慨”，多半是源於冷戰結束後全球主流意識形態無孔不入的滲透，而非對周遭現實環境與歷史變遷的真實感知。

這正如尼采所批判的：“一個人、一個城市團契、一整個民族的好古感總是有一個及其狹隘的視域；它根本沒有察覺到絕大多數東西，而它所看到的少數東西，它又看得太接近，太孤立；它不能測量它們，因此把一切都看得同等重要，因此把每個個別的事物都看得太重要。”

王富仁《魯迅與顧頡剛》，商務印書館

因此，王富仁教授的《魯迅與顧頡剛》一書，在論述結構上，不但體現出中國傳統學術史書寫中重視呈現一個時期學術精神的特點，而且置諸晚近20餘年的晚清民國學術史研究領域，這本書堪稱以上所言兩種現象的“清涼散”，能夠讓我們更為全面、深入的認識民國時期的學術分歧，以及其背後的思想、文化、政治根源。

關於魯迅與顧頡剛之間矛盾的相關史事考辨，桑兵教授曾做過十分精彩的研究。然王富仁的問題意識，正如陳子善教授所言，“更關心的是魯迅與顧頡剛為什麼會交惡，他們在思想上和學術上有多大的分歧，力圖在更大的文化背景即近代以來中國思想和學術思潮的風雲激盪中來把握和理解魯顧這件歷史‘積案’的實質。”就此而言，這一研究便不僅僅是對魯迅、顧頡剛二人的論述，而是以他們兩位為切入點，探討民國學術史中兩種不同的“類型”，並由此分析近代中國文化變遷中的正道與歧途。

一、兩種學術品格

在新文化運動期間，魯迅通過一系列小説與雜文，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弊病展開極為深刻且激烈的抨擊，例如聲稱中國曆代高文典冊中無不藴含“吃人”二字。顧頡剛則通過進行古史辨偽，斷定中國傳世典籍中的古史記載頗多不可確信之處，意在顛覆行之已久的儒家歷史觀。從表面上看，二人所為，都彰顯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激烈的反傳統傾向，甚至某種程度上説，具有交相呼應之效。但在作者看來，魯迅與顧頡剛之間實有巨大的學術與思想分歧，這是導致後來二人交惡的深層次原因，甚至乃近代中國文化發展中兩種不同路徑具體而微的表現。

作者指出，魯迅、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中的主角，他們的歷史觀乃一種“歷史發展觀”，即人類歷史應該是不斷前進的，而非停滯不變，萬古如斯。因此，在這樣的視野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歷史特徵，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中國歷史文化並非從根源上就居於劣等，而是現在不得不“變”，否則率由舊章，必將導致弊病叢生。在作者看來，“‘五四’這代知識分子‘反傳統’，但不是‘反歷史’。他們承認過去的歷史，只是不想重複過去的歷史。他們對歷史有了自己新的看法，但是並不否定中國古代的歷史是由中國古代的人創造的。他們不是與中國古代的人、特別是那些歷史名人比個人的高低，只是向中國社會表達自己與中國古代人不同的理想、不同的追求、不同的看法，並且也希望他們的同時代人能夠理解他們的理想與追求，理解他們的看法，因為至少他們自己認為，這是有利於整個中國社會、有利於全體中國人的。”

陳獨秀

在此基礎上，作者進而分析魯迅的古史觀。魯迅的思想雖然充滿批判意識，但他卻沒有成為一個徹底否定一切的無政府主義者。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他認識到在現實條件下，國家與國家政治有其必要性，政治家在整個人類活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面對古今各種自然災害與集體鬥爭，人類必須依靠一個有組織的集體力量，方能渡過各種艱難險阻，克服重重困難。國家的重要意義由是而生，而以國家政治為職業的人，便是政治家。作者認為，魯迅的這一認識，貫穿於他對中國歷史的理解之中。小説《理水》中禹的形象，就體現出魯迅對中國歷史上為國家民族做出巨大貢獻的人的高度稱讚。

在魯迅筆下，“他的思想主要不是對個人前途和命運的思考和籌劃，不是對帝王一人或一家、不是對官僚集團自身前途和命運的思考和籌劃，而更是對自己所從事的與全體國民的前途和命運都有關係的各項社會事業本身的思考和研究，是為了改革現狀、改良社會的，而不是為了維持現狀、屈從現實的；是需要身體力行的，而不是始於言也終於言的空洞的説辭。”因此，“魯迅顯然是將禹這類的政治家作為中國政治的脊樑人物來尊重、來崇仰的，因而不論人們在禹這個人物身上罩了多少幻想的、神話的色彩，它都是在一個現實的政治人物的基礎上被塑造出來的，都是有其現實的歷史根據的。”換言之，魯迅的古史觀，重視的是在歷史真實進程中，為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做出不可磨滅之功勳的人物事蹟與精神，這絕非僅是史料意義上的鈎沉，更關乎對歷史的整體理解與把握。

與之相反，作者認為顧頡剛在古史研究中重視的並非“歷史”，而是“歷史的資料”。並且即便是“歷史的資料”，他未能着眼於它與歷史本身的關係，而是過分強調其與歷史學家的關係，因為“資料”是為了説明“歷史”，而非以“歷史”來證明“資料”，否則難免產生方法論上的謬誤。因為“歷史”的產生，離不開人們的歷史意識，後者肇始於人們對社會實踐的反思，並早於文字而出現。因此，用文字將過往的歷史書於竹帛，實為歷史意識與歷史實踐產生之後。並且在上古之時，歷史記憶與歷史想象難以分離，神話與“史實”，也絕非後世那樣涇渭分明，它們都是某一歷史時期人們歷史意識的體現，在這個意義上，它們都是“真實”的。“沒有早期的神話與傳説，就沒有後來的歷史意識的產生，就沒有後來的歷史理性、歷史思想乃至歷史哲學的發展，它是孕育歷史理性的母親，而不是謀害歷史理性的殺手；是中華民族歷史意識的最初表現形式，而不能證明中華民族從生下來就是一個造假的高手，就是嘴裏沒一句真話的騙子。”

所以説，“歷史，是人們觀念中的一種客觀存在，其歷史的記憶與歷史的想象永遠是混雜在一起的，所以歷史需要實證性的研究，但不能僅僅依靠實證性的研究。”作者進而指出，顧頡剛之所以有這番認識，並非基於他從實踐出發對中國社會現狀的體認與反思，也非源自他對中國歷史進程中關鍵環節的深刻揭示，而是因為他自覺掌握了源自近代西方的“科學方法”，認為如此便可自居先進，俯視古人，甚至流露出一種高傲的冷漠感。

猶有進者，作者認為魯迅與顧頡剛，分別繼承、轉化了清末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的治學傳承。魯迅師從章太炎，在整體文化傾向與精神特質上深受後者影響。章氏一方面繼承了清代古文經學的優良傳統，一方面強調自身精神的主體性，由此能夠以“學識”為基礎，較為客觀全面的看待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現實，以及符合中國發展需要的社會追求與文化追求。反觀顧頡剛，他自言其古史辨偽工作受到晚清今文經學的啓發。而在晚清今文經學的那裏，主要的關懷乃改革政治，學術云云，只是作為申述自己政見的工具，因此，宗尚其學者，往往具有比較明顯的主觀主義與理想主義。這一風氣在新文化運動中，就流於一種文化宣傳，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有將自己的主觀見解強加於研究對象之上的特點。因此，顧頡剛的“疑古主義史學觀念實際導向了對中國古代歷史本身的虛無主義態度，導致了對中國古代歷史本身的顛覆性破壞和顛倒性解讀。”

二、顧頡剛的立身處世之道

馬克思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裏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因此，“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作者分析魯迅與顧頡剛之間的糾紛，除了挖掘二人學術思想上的巨大分歧，更從顧頡剛的社會身份、學術活動、價值取捨、自我認同等方面着手，將後者置於新文化運動後期的社會實踐與學術生產機制之中，探討顧氏如何置身其中，形成自己的一套對學術、社會、自我的基本認知。

作者指出，顧頡剛、傅斯年、羅家倫等人，是新文化運動期間求學於中國最高學府的一羣文化精英，由於當時中國的教育普及率並不高，所以他們在全國人口總量中屬於鳳毛麟角。“他們像一些爬山運動員一樣，憑着個人的努力，順利地爬到了當時中國文化的最高峯。”在這之後，“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向前看，向上看，在中國，只有一個走在最前面的文化領袖胡適，而向後看，向下看，整個中國社會，整個中國社會的有文化與無文化的羣眾都被他們甩在了自己的身後。他們是中國社會的精英，他們是現代中國文化的先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是在精神上更加強大的一代精英知識分子，但卻是對自我充滿完全自信的一代精英知識分子。”生活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自然具有所謂學院精英知識分子的文化立場。這表現在兩方面，首先，學識要淵博，此乃區分知識分子與一般老百姓的重要標準。其次，道德要高尚，言行要得體，即把學校中那一套交往規範與處事準則，內化為個人精神素質的核心內容，這既是與一般老百姓之間的一個根本區別，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基本“教養”的重要體現。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後來遠赴歐美留學，對西方文化有一種比較直觀（卻不一定深刻）的體驗，這使得他們在當時趨向的時代風氣下，更有底氣面對中國的知識分子與廣大民眾。而顧頡剛則一直在國內接受大學教育，隨後又進入學術機構工作，並且在新文化運動期間，並未發表許多關於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評論，其之所以能一鳴驚人，主要由於倡導古史辨偽工作。因此，“顧頡剛較之傅斯年、羅家倫都更加典型地體現了中國現代學院精英知識分子文化觀念的特徵，因為他幾乎完全是中國現代教育的產物，中國現代教育將其打造成了一箇中國的學院精英知識分子，但也內在地決定了中國現代學院精英知識分子階層及其文化的總體特徵。”

除此之外，顧頡剛能夠在學界一炮走紅，離不開胡適對他的大力支持，胡適在課堂上關於中國上古史事的觀點予以顧頡剛極大的啓發，他的古史辨偽工作正是在後者所倡導的“整理國故”風潮下展開的。作者對此評論道：

“這是一個可以用‘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個短語做標誌的文化時代，顧頡剛也是因為可以理直氣壯地宣稱‘我的朋友胡適之’而在這個文化時代裏佔據着一個特殊重要的地位的。他們逐漸建立起了與‘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有聯繫但並不完全相同的一套話語體系，這套話語體系就是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着上下的起伏波動和形態的變遷演變但卻沒有、也不可能完全中斷的精英知識分子的話語體系。”

對顧頡剛而言，能夠躋身精英知識分子之列，與他作為北大學生，特別是與胡適關係緊密的學生之身份息息相關。在顧頡剛的學術思想中，有許多胡適所宣揚的理念與方法。所以，顧頡剛“對知識精英、學術名人的感受、瞭解和理解，也帶有學生期‘個人崇拜’的特徵。這種‘個人崇拜’是在個人與個人的比較中建立起來的，而不是在對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不同學術傾向的區別和聯繫中建立起來的。”

”大師”的朋友圈，圖自微博

正如桑兵教授所論，“顧頡剛雖是胡適的學生，但在北大時尚屬人微言輕，亦不能躋身英美派的行列。”因此，作為一位極有“事業心”的學者，顧頡剛對自己的名譽頗為在意，甚至十分敏感。當他感覺到魯迅在《阿Q正傳》中對考據學的批評，很可能意在揶揄自己後，便開始一系列的反擊行動，包括向當時正與魯迅打筆仗的陳源暗示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有抄襲日本學者鹽谷温《中國文學概論講話》之嫌疑，致使魯迅一度處於頗受非議的境遇。作者通過詳盡的分析，認為這一抄襲案本不能成立，但顧頡剛如此這般，卻體現出其處事的些許特點。比如他十分在意自己專業古史研究者的身份，因此在他眼裏，“魯迅原本就不是一個正經的學者、正經的人，原本就是一個靠剽竊過日子的假學者，假道學。”加之他的身份與地位，讓他“很容易誇大別人對自己的傷害，而又很容易感覺不到自己對別人的傷害。與別人的矛盾一經產生，在心理上就永遠處在一種失衡的狀態，就總感覺到是別人傷害了自己而自己卻是無辜的，從而使矛盾日趨激化，任何細碎的矛盾和差異都有可能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有甚者，“有一些東西，根本不是從他的思想中自然生長起來的，而是在一定情景下產生的一種主觀錯覺，是與自己的‘面子’聯繫在一起的。”顧頡剛之所以敵視魯迅，正是基於這樣的心理因素。而以上這些特徵，近百年來，又豈止僅在顧頡剛一人身上有所體現？

三、另一羣在場者：胡適與“現代評論派”

作者此書，雖然名為《魯迅與顧頡剛》，但內容上卻涉及到新文化運動以降許多學人，堪稱對那一時期學術文化形態的全景式描繪。在這其中，作為論述顧頡剛之時必須同時着眼的重要對象，胡適與“現代評論派”，可以説始終貫穿於全書的脈絡之中。甚至可以説，正是因為全書頗為細緻的分析了他們，才能更凸顯出顧頡剛的學術風格，以及作為異路人的魯迅之特點。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聲名鵲起，成為新一代的思想領袖。雖然在當時真正學有根底者，並不認為胡適的治學功力真的名副其實，甚至不斷質疑他是否具有真才實學，但他之所以能有此地位，實與當時的文化氛圍關係密切。在作者看來，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學習西方作為主要內容，那麼勢必造成留學西方的知識分子地位愈發重要，因此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便從陳獨秀向胡適轉移，學院派知識分子將日漸佔據主流的文化話語平台。而在胡適的觀念中，“美國文化實際就是西方近現代文化的集中體現，美國社會也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際社會的集中體現，即使放在整個西方世界以及各個民族的文化中，美國社會也是最‘先進’的，美國文化也是最發達的。”所以，“美國的現實社會，美國的現實社會文化、美國現實社會的社會思想，就有了一種理想的性質，就有了作為中國現實社會、中國現實社會文化、中國現實社會的社會思想的榜樣的意義。”總而言之，欲改造中國，“就必須按照西方社會精英的思想理念以及相應的從業原則、從業方式重新建構中國的現實社會、中國現實社會的文化和中國現實社會的社會思想。”

胡適與羅斯福

近代以來，隨着一系列時代危機紛至沓來，西方勢力對中國的影響愈發加重，“中國文化思想界就成了外來觀念的天下”。作為曾經留學美國，師從彼方名流的胡適，在時人看來，自然是“現代的”、“先進的”文化之具體象徵。這對不曾有過留洋經歷的顧頡剛來説感受得尤為明顯。作者認為，在顧頡剛那裏，“他的疑古主義史學觀一經提出，便受到胡適的一力推薦，使他一鳴驚人，成為中國現代史學的領軍人物，胡適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變得愈加不可動搖了。”因此，當魯迅開始對胡適的文化觀頗有微詞之後，顧頡剛便不自覺的“從魯迅和胡適並牽連到自己的個人情面關係出發來感受這一事實的。在這時，他感到魯迅傷了胡適的情面，也傷了自己的情面。”於是開始在私下裏散佈魯迅學術抄襲的流言。總之，擁戴胡適、嚮往美國文化、維護自身名譽，成為顧頡剛一以貫之的思考邏輯。

此外，對於魯迅與顧頡剛糾紛中的另一羣重要參與者——“現代評論派”，作者也從羣體特徵、文化類型方面展開分析。作者指出：“‘現代評論派’知識分子較之魯迅都擁有絕對的‘制空權’。在智力上，他們擁有較之魯迅‘更高’的學歷，有在英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的實際經歷，因而在生活習慣和禮儀舉止上較之魯迅也都更有英美紳士之風；在社會行為上，他們一路讀書進入上層社會，成為社會精英，可以説身上還沒有留下一絲污跡；在倫理道德上，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中國社會，其倫理道德幾乎就是以他們的風範為標準建立起來的，他們既有西方知識分子‘自由’‘開放’的性格，也不違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規範。”因此，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他們逐漸掌握思想界的話語權，也就不那麼令人感到意外了。其結果便是，“當他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是他已經認定你犯了錯誤的時候，所以你的任何辯白對於他都不會產生作用。他們持有的是‘公理’，針砭的是你的‘錯誤’，所以錯的總是你，他是不會有錯的。不論你怎麼辯白，這個結論是不會變的。”

在作者看來，分析“現代評論派”，必須先做一個澄清，即將他們視為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因為只要從他們的現實文化與政治立場，以及社會網絡中的權力關係來看，這一稱謂着實牛頭不對馬嘴。因為“以陳西瀅為代表的‘現代評論派’知識分子則更多是站在楊蔭榆、章士釗、段祺瑞這些擁有強權統治力量的人的立場上説話的，是為他們用強權統治的手段維護現實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和教育秩序服務的，體現的並不是他們作為中國現代獨立知識分子的自由意志。”這一判斷，無疑是對大多數所謂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生存方式、話語結構、政治取向的深刻揭示。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為“現代評論派”知識分子自有一套區分人與人之間尊卑貴賤的標準，即“精英”的標準。“在這種關係中，‘精英’是值得尊敬的，而‘非精英’則不須尊敬，不尊重‘精英’、專與‘精英’做對的人則更不值得尊敬。”如此這般，進一步證明了，“他們還沒有同中華民族的任何一項具體的社會事業聯繫在一起，還沒有一個自己無法放手的具體的獨立的社會追求目標和思想追求目標，因而也還沒有同中華民族的實際命運和前途融為一體。”按照被視為現代實證主義史學先驅的蘭克的觀點，“如果沒有對現在的熟悉，那麼對過去的知識也是不完全的”。那麼作者的這些論述，無疑是具有深刻現實感的歷史判斷。

關於民國貴族的想象

四、餘論

作者此書，按照筆者的理解，基本上屬於“史論”的範疇，即通過敍述魯迅與顧頡剛之間的各種關係及其背後複雜的思想與社會根源，來呈現對中國近代文化史、知識分子精神史的一系列思考。梁啓超曾言，“明人道”乃中國傳統史學的重要遺產，其要義在於“把史實羅列起來，看古人如何應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敗，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這種若給他一個新名詞，可以叫做‘事理學’。”作者將魯迅與顧頡剛視為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進而展開廣泛討論，揭示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的種種現象，堪稱現代中國學術史、文化史的“事理學”。作者指出： 一個民族在處於落後狀態的時候能夠主動、積極地向其他民族學習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一個民族能夠不斷從自身汲取力量以保證自身的不斷進化與發展則更加重要，因為這是一個民族不論在任何條件下都不至於走上腐敗、墮落之路而能永遠保持自己旺盛生命活力的基本保障。

這番思考提示我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已經過去百年之際，如何進行嚴肅的思想與文化探索，對於中國未來的學術與文化建設來説，依然十分關鍵。是像魯迅一樣深入民族精神內部進行拷問與反思的中國命運擔當者，還是像顧頡剛那樣深埋在“學人”的圈子裏敏感而高傲的生活，抑或像陳源那樣成為一個八面玲瓏的“精英”，這或許是作者這本遺著留給後人繼續思考、自省的大問題、真問題。

本文原刊於《南方文壇》2019年第2期，此處略去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