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王毅國委講話裏，透露出這些中印關係的訊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鵬】

3月8日上午，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出席“兩會”記者會。這是王毅第六次以外交部長身份出席“兩會”記者會，也是他首次作為國務委員亮相這一場合。“國務委員”身份特殊，意味着王國委今天的講話，將代表着中國國家領導人對外重要政策的宣示，也預示着未來中國外交的走向，因而受到全球媒體的廣泛關注。

在回答印度報業托拉斯記者等國外媒體有關中印、中巴以及中國如何看待當前的印巴局勢等問題時，王毅國委指出：

2018年是中印關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年。習近平主席同莫迪總理舉行歷史性的武漢會晤，開創了中印高層交往的新模式，增進了兩國領導人的互信和友誼，也明確了中印關係發展的大方向。這個大方向是什麼？就是作為擁有27億人口的兩大文明古國，作為兩大發展中國家和兩大新興經濟體，我們應當互為實現各自夢想的合作伙伴，互為發展本國經濟的重要機遇，攜手為亞洲的振興與繁榮作出應有貢獻。我們看到，一年來中印兩國政府部門在落實兩國領導人共識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我認為，現在的關鍵是如何把兩國領導人的戰略共識擴展為兩國社會各界的共同認知，轉化為兩國人民的自覺行動。為此，中方願同印方一道，全面加強務實合作，特別是人文交流，讓中印友好與合作像長江和恆河一樣奔湧向前，為兩國關係的發展不斷注入強勁持久動力。

如何理解王國委的上述講話？如何理解中印關係自2017年跌落之後，在2018年又迅速返升，並在五月的武漢峯會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這些表象背後起推動作用的是哪些力量和基本邏輯？

中印“轉圜”的大背景：美國“印太”戰略

2017年，美國前國務卿蒂勒森多次在不同場合提及“印太”概念，使這個原本被多國學者和智庫討論的概念首次進入本屆美國政府的官方話語體系。2017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開啓他的首次亞洲之行，並在日本、韓國、中國、越南以及APEC峯會上的一系列講話中，對該理念做了一些仍顯模糊的論述，並予以推廣。

此後，隨着《國家安全戰略》、《國防戰略》和《核態勢評估報告》三份重量級官方文件的出台，“印太”正式從官方話語（discourse）上升為國家戰略，並在國家總體安全、國防安全與核安全三個層次上確立相應政策，為“印太戰略”的實施提供指導與支持。

所謂“印太戰略”，其目標簡而言之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區域，採取包括政治（強調民主價值觀）、外交（加強雙邊同盟、離間中國與他國關係等）、軍事（聯合軍演、加強軍售）、經濟（排他性的經貿制度安排）等綜合手段，整合中國周邊的戰略力量，以削弱中國影響力，遏制中國的崛起，從而實現美國霸權的護持。

在“印太戰略”所涉及的眾多國家中，美、日、印、澳為核心四國，其中美國是當然“盟主”。從地緣上看，日本與印度如中國象棋裏的“雙車錯”一般將中國夾在其中，而澳大利亞則奧援於東南。連接日——印——澳所形成的三角形，其中心正是南海。

理論上講，特朗普的“印太”戰略似乎在地緣部署上精巧得當，同時也有力地利用了中日、中印、中澳等雙邊關係中的固有矛盾，使一個“反華同盟”日漸成型。然而在經驗層面，半年來事態的發展並沒有如美國所期望的那樣，使中國與上述諸國的關係急劇惡化。恰恰相反，中印、中日關係都迎來了戲劇性轉圜。

中印“轉圜”的過程與動力

在邊界、西藏、中巴關係、印度謀求聯合國“入常”以及地區大國影響力等問題上，中印之間存在一定矛盾，短期內難以徹底消除，且長期為美、日等國所利用。近年來，中印關係惡化的高潮體現在2017年夏的洞朗對峙事件中。此後雖然兩國和平結束對峙，但雙邊關係仍較冷淡。

至少到2018年春節前夕，兩國關係尚未轉圜：印度總理莫迪以“挑釁者”的姿態對所謂“阿魯納恰爾邦”（即我國藏南地區）進行訪問。當鄰國馬爾代夫國內政局出現動盪後，印度又加緊活動，並將中國在印度洋地區的正常海洋活動斥責為“旨在包圍印度”的行為。

然而在3月份後，印度開始逐步調整其對華行為。譬如，3月初，印度政府建議各邦高級官員與達賴活動保持一定距離，以避免與即將到訪孟買參加亞投行會議的中方高級官員產生衝突。3月26日至3月30日在中印兩國專家在杭州會晤，以討論重啓共享跨境河流信息的事宜。4月13日至15日，中國發改委與印度“國家轉型委員會”（NITI Aayog）舉行戰略與經濟對話。4月下旬，包括印度在內的上合組織國家外長在北京會晤。

中印緩和的高潮發生在4月27日和28日印度總理莫迪訪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武漢東湖賓館同莫迪舉行非正式會晤。兩國領導人同意，應構建中印間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增進政治互信，擴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實現共同發展。

2018年4月27日和2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武漢東湖賓館同印度總理莫迪舉行非正式會晤。這是4月28日，習近平同莫迪散步交談。 新華社記者謝環馳 攝

由此可見，中印關係從洞朗對峙的谷底上升到兩國領導人會晤，經歷了一個先長期冷淡而後加速變化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美中、美印關係也在發生變化。特朗普於3月8日宣稱願與朝鮮最高領導人會晤，使得此前半島地區面臨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從而使中國可能在其他戰略方向相應地提高關注度。

此後中美貿易戰的打響也極大地惡化了中美兩國關係，使中國在不斷加強的美國壓力下產生了與周邊競爭對手轉圜關係的客觀需要。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並不是特朗普經濟戰的唯一打擊目標。譬如，特朗普公開將印度與中國相提並論，稱如果這兩國國家不降低美國進口商品關税，則將對他們徵收報復性關税。美國財政部的半年度外匯政策報告也沒有將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反而把印度列入了觀察名單。

近半年來，美國一系列在戰略和經貿上的單邊主義行為，以及“印太”口惠而實不至的做法，讓期望值被一度調高的印度再度失望。此前，印度相繼提出“香料計劃”、“季風計劃”等，但由於其國內實力的限制，並不能在國際舞台上產生較大的實質性影響，只能在話語層面對中國“一帶一路”產生一定的對沖作用。美國雖樂觀其成，但強調“美國第一”的特朗普政權也沒有為印度的區域經濟計劃提供實質性幫助。與之相反，印度雖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存有一定疑懼心態，但加強在亞投行支持下的基礎建設合作，仍使中印有了更強動力去轉圜雙邊關係。

在經濟領域，美國、以色列的中東政策導致地區局勢緊張，並進一步加劇了油價上升的趨勢，這便使得同樣依賴石油進口的發展中大國印度倍感壓力。對此，與擁有原油期貨合約且為世界原油第一大進口國的中國在進口問題上加強協作顯然是符合印度利益的。

綜合上述，可能導致印度從“支持‘印太’、抗衡中國”，向“保持平衡、轉圜中印關係”轉變的動力主要有二：一是與中國合作可能帶來巨大收益，而繼續與中國對抗不僅沒有收益，而且可能會有新的損失;二是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施並沒有給予印度實質性收益。

中印“轉圜”的原理與趨勢

通過對上述典型案例的分析，本文推測可能存在兩個原因，導致美國“印太”戰略在實施後產生了非預期後果：一是特朗普印太區域戰略與“美國優先”總體方略之間的矛盾。二是中、印等國領導人的務實智慧與良性互動。

從“印太”戰略來看，特朗普的確敏鋭地觀察到中印間的固有矛盾並加以利用，但他有可能低估了中印間巨大的合作潛能。而且，特朗普在利用中印、中日矛盾時，也不是採取提供支持、援助盟友的傳統模式，而是靠強化中印矛盾來達到既遏制中國又強化對盟友、準盟友影響力的目的。這是因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總方略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即美國利益優先、美國內政優先。在安全領域，該原則必然導致美國在處理與盟友（如日本）和試圖聯合的國家（如印度）的關係時，表現出一定的單邊傾向，譬如要求日本支付更多的防務開支以分攤美軍負擔。這使得日本、印度等國因為並未得到實質性利益而對美國產生疏離。

在經貿領域，“美國優先”同樣以單邊的、只服務於美國的方式，在世界自由貿易框架之外重構了的基於雙邊談判的特朗普經貿模式。美國經濟、軍事及外交的巨大實力使得該模式對包括中日韓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構成一定挑戰。與之相反，中國堅持在世貿組織、世界銀行等多邊框架下的自由貿易體制，而日本、韓國也同樣是多邊貿易體制的維護者。所以，在特朗普式一對一“交易”方案與中國支持全球化、倡導互利共贏的方案兩者間，印、日、韓等國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因此，印度國作為理性的行為體，在權衡比較了“追隨美國印太戰略對抗中國”與“團結中國互利共贏”兩種方案的成本、收益與風險後，做出了符合其國家利益的選擇。這或許正是中印創造性地實現“歷史性轉圜”的動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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