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捷：中國經濟增長不是天賜的，而是制度優勢的體現
【文/ 孟捷】
改革開放40年，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總結。中國道路或者中國模式，從經濟學的意義上來講，是跟一系列非常特殊的經濟制度聯繫在一起的，從這個角度即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反思中國模式的特點，是比較常見的，但選擇哪些制度作為起正面作用的典型制度來分析，卻有着深刻的分歧。我認為，在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可以挑出三個最典型的制度形式，即半無產階級化農民工、競爭性地方政府以及社會主義政黨-國家。
農民工是一個經濟制度，當然這樣説不意味着，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社會學的或其他意義的現象，[1]但是從經濟學角度來講，它可以被看作我們常説的經濟制度。第二個制度形式是競爭性的地方政府，理論界對這個問題有較多的分析，產生了不同的理論，但總體而言，這些理論受到自由主義話語的嚴重影響。第三個典型制度是社會主義政黨—國家。中國共產黨不是傳統意義的政黨，它同時也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經濟制度。我個人的看法是，學術界——包括政治經濟學界、社會學界——對半無產階級化農民工的分析，大體接近於完成，但沒有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對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分析，完成了百分之六七十；而對社會主義政黨-國家，尤其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經濟制度的分析，則幾乎是空白。下文將闢為三節，分述這三個問題。
一、半無產階級化農民工
（一）農民工發展的兩個階段
中國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在農村推行的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此後，到了80年代初，開始允許農民進城。1984年前後，中央出台了允許農民工進城的政策。當時如果有城市户口，就擁有購買商品糧的權利。如果你沒有城市户口，是農村户口，就不能購買商品糧。所以1984年允許讓農民進城，馬上就有一個問題，你是帶着農村户口進來的，要在城裏生活，你不種地了，那麼糧食從哪兒來？那時候買糧食光靠人民幣是不行的，要有糧票。當時我們在復旦大學的宿舍裏能碰到這樣的情況，有一些農村來的小姑娘，沿着宿舍給我們兜售農村鄉鎮企業生產的一些產品，比如襪子、手套，她不收人民幣，收什麼？收糧票。可以想象，這個時候農民進城，雖然開了個口子，但是因為有限制，口子開的還比較小，進來城裏很不容易，但是畢竟開了一個口子。
我們可以梳理一下從改革開放之初到中國進入WTO這個階段，這時候進城的農民工中有很多當保姆的，從事服務業的，像後來那樣真正到工廠如富士康打工的，相對反而偏少。比如剛才我們講的那些農村小姑娘是給鄉鎮企業做銷售的。當時有個電影叫《黃山來的姑娘》，很有影響。黃山在安徽，安徽出保姆。安徽有個無為縣，這個縣基本上都是出來當保姆的。這是第一個階段。農民工當時大多數是在本地，外出的反而是少數，我們叫本地農民工。那為什麼叫他農民工呢？因為他不種田了，他進鄉鎮企業工作，從他的工作性質來講是工人了，但是因為他又有一個由農村户口界定的身份，所以造成一個疊加，因此叫農民工，也就是説工人是他的職業，農民是他的身份。農民工這種複雜的制度現象是中國從一個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社會過渡時出現的典型現象。
2001年前後，對於中國農民工的發展而言是一個轉折點。國家統計局計算農民工數量時把農民工分成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大概在2000-2001年之前，就全國而言，本地農民工的人數在絕對量上多於外出農民工。但是在此之後，外出農民工的數量就開始超過本地農民工。説到2001年，大家馬上會想到，這是在中國經濟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年份。中國在這一年加入了WTO。從此以後，農民工的職業分佈相當大一部分在生產性行業，比如説建築業是最多的，還有很多在製造業。今天，我們大概有兩億八千多萬農民工，一半以上是外出農民工（圖1）。
圖1 農民工數量變化：1985-2017年（單位：萬人）
數據來源：盧鋒：“中國農民工工資定量估測（1979-2010）”，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討論稿系列，No.C2011020，圖1。筆者將數據延長到了2017年。
2001年界分了農民工發展的兩個階段。這一年中國通過加入WTO融入了全球經濟貿易體系，這對農民工作為一個制度現象的發展起到很大作用。在經濟學理論上我們怎麼理解農民工呢？農民工是一種制度現象，其出現是以其他制度現象為前提的。這些制度中主要是户口和土地制度。
户口是一種制度，但你很難説户口是什麼性質的制度，是經濟的、政治的、還是社會的？它兼具這幾個方面。經濟學家可以從經濟方面來理解它，把它看作是一種經濟制度，但這絕不意味着它僅僅是經濟制度。
第二是土地制度，就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小崗村包產到户的改革，是造成農民工制度的另一個制度前提。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在户口制度、土地制度的基礎之上又長出了一個新的制度，在經濟學上我們把這個現象稱為制度的演化，即在既有制度的基礎之上長出了新的制度。
在宣傳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意義時，通常認為這一變革解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此糧食產量就開始增長。但到1984年，全國糧食產量達到高峯，從那以後又開始下降。包產到户對增加產量的促進效應維持的時間並不長。而且，後來大家又認識到，糧食產量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增長，並不完全是因為包產到户，還因為文化大革命中後期袁隆平的水稻品種改良，這是中國的綠色革命，它的效應在改革開放以後才釋放出來。
然包產到户的作用主要並不是增加產量，那麼，包產到户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它的真正意義是在包產到户這個土地制度的基礎之上，農民有可能進城，成為農民工，也就是説它幫助構造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這是包產到户變革的最大意義。
土地制度變革是勞動力市場變革的前提，這其實是馬克思分析過的。當然馬克思所分析的是英國。英國16-18世紀的圈地運動，也是土地制度的變化，它直接剝奪了自耕農的土地。中國的改革不一樣，它不僅不剝奪土地，而是還給農民土地。但問題是，中國從明清以來，單位土地的產出率就非常低，所以單純依靠包產到户，要想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的生產力，是不現實的。
我們的人口在土地上是嚴重過剩的，所以即便給了土地，農民照樣有動力放棄土地進城。城市有非常大的扶貧的功能，當然不只是扶貧，還有發展的可能。我們很多農民兄弟進城以後發展的很好。土地制度變革的初衷當時是想解決產糧問題，但是最後我們看到它實際上幫助培育了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伴隨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和外向型工業的迅速發展，從2001年開始，外出農民工數量超過了本地農民工。
另一方面，在2001年之前，即從1996年到2000年，城市經歷了什麼呢？經歷了國有企業改革。通過當時的國有企業改革，造就了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城鎮職工的鐵飯碗被砸掉了，當時叫“砸三鐵”，其中“一鐵”是鐵飯碗，與此同時，是農民工大規模進城，從此，中國有了勞動力市場。
我們可以把1996-2000年作為轉折點，據此將中國40年來的改革開放過程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此轉折點之前，我們有了產品市場和一部分要素市場，但是沒有勞動力市場，也沒有土地市場。城市土地市場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也在2001年之前，即90年代中後期，其間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個是 1998年國務院頒佈的 《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體制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要求“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另一個是1999年發佈的《國土資源部關於進一步推行招標拍賣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的通知》，要求依法推行招標、拍賣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
在理論上，無論馬克思還是波蘭尼，都將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看作建立市場經濟的制度前提。20世紀90年代中晚期，通過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的變革，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市場經濟的制度條件，這為中國2001年加入WTO融入整個世界貿易體系鋪平了道路。
（二）人口紅利還是半無產階級化的制度紅利
2013年，我和學生一起發表了一項研究，試圖將波蘭尼的理論運用於解釋改革後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沿革。[2] 當我們做這項研究的時候，即在2012年前後，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大概正好是城鎮職工工資的一半左右略多一點。這裏有一個問題，農民工的工資何以這麼便宜？這就跟農民工的制度特徵有關。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講，我們稱其為半無產階級化的農民工。對半無產階級的分析，在政治經濟學傳統上其來有自，從恩格斯、考茨基到沃勒斯坦都有過分析。中國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具有兩層含義。
第一，半無產階級化指的是農民工還有土地，但卻出賣勞動力。如果完全喪失土地，那就無產階級化了，完全沒有土地的這部分農村户籍人口在我國比例很小，與印度截然不同。但是，農民工儘管有土地，他卻願意出賣勞動力，願意加入城市的勞動力市場。
第二，因為農民工外出打工，所以他的勞動或者就業是在城市，但他還要進行勞動力再生產，就是必須要有養老、醫療以及孩子的教育,也就是要培育新一代勞動力。第一代農民工基本上既不在他們工作的城市養老也不買房。社會學家時常談論諸如留守兒童、春運等現象，從經濟學的角度應該如何理解呢？留守兒童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一種特殊方式，而且是不好的方式，因為對兒童的成長不利。春運也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一種表現形式。一個僱主如果僱傭農民工的話，他不需要覆蓋其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費用。
我們在研究中利用過一個指標，即工資收入和農村人均家庭經營收入各自在農村家庭人均總收入中的比重。2012年，這兩個比重差不多，現在工資收入的比重有了進一步增長，超過了家庭經營收入（圖2）。
圖2 工資性收入佔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中的比例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注：由於國家統計局統計口徑的變化，1984-2012年人均收入採用的是“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純收入”，2013年以後的人均收入採用的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這一指標度量了半無產階級化的程度，也解釋了工資成本何以不需覆蓋全部勞動力價值的原因。概而言之，因為農民工的勞動或就業與其勞動力再生產在空間和制度上是分割的，結果造成了他們的工資成本低廉。如果僱主僱一個城裏人就不一樣了，城裏人要在城市買房，要在城市養老，孩子要在城市上學，所有這些費用公司都得負擔。農民工不需要這些，所以他的工資就比一般城鎮職工低了很多。從工資水平的數據來看，自加入WTO以來，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只比城鎮户口職工的一半略多些，且一直變化不大（見圖3）。這造成了中國的二元勞動力市場。
圖3 農民工工資與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的比率
數據來源：根據以下數據計算，1979-2010年農民工工資數據來自盧鋒：“中國農民工工資走勢：1979-2010”，《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7期，表5；2011-2017年農民工工資和歷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
多年以來，經濟學當中有一個很流行的理論，叫人口紅利理論，該理論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之所以便宜，就是因為人口紅利。什麼叫人口紅利呢？就是我們人口的年齡結構中，能夠工作的年輕人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很高。這個理論是以要素稟賦為前提的比較優勢論的翻版，是非常片面的。
全世界有人口紅利的國家有很多，單純有人口紅利並不能決定這些國家經濟實現發展。這個理論忽略了，真正導致我們工資成本低廉的，不是人口紅利，而是半無產階級化這種制度現象所帶來的制度紅利。對中國經濟而言，長期依賴於半無產階級化制度紅利，是欠發達或依附的表現，要真正實現現代化和工業化，顯然要儘早結束這個階段。農民工最終應該在制度上被消滅，和發達國家經歷的歷史過程一樣，完成向無產階級化的過渡。[3]
多年來學界和媒體經常談論一個概念，即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流行的命題是，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什麼達到中等收入就會面臨陷阱呢？在理論上，這兩者並間不一定有必然的聯繫。我們更願意把中等收入陷阱置換為“半無產階級化陷阱”這樣的概念。
2001年之後，伴隨中國加入WTO，農民工越來越多地離開本省，來到東部沿海城市打工。這些農民工有許多在三資企業就業，其中富士康最為典型。就單個企業來講，富士康可能是全世界用工數量最大的企業。富士康在中國大陸僱傭的人數大概有100萬，當中大概80%是農民工，所以這是非常有典型性的個案。這些三資企業大多從事製造環節的業務，在全球價值鏈中，其競爭優勢之一即在於低廉的工資成本。
除了上面講到的造成工資成本低廉的原因外，這裏還要提到以農民工為前提的所謂宿舍勞動體制，這是一種將勞動力再生產的特殊性與勞動過程理論相結合的生產體制理論。社會學家潘毅等人研究過這種宿舍勞動體制。這種生產體制的特點是，可以隨時動員足夠多的工人，為來自全球的訂單而生產。這給企業帶來了速度經濟，從而有助於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
這是以農民工制度為前提的競爭優勢，但陷入其中，則意味着我們難以過渡到一個充分依賴內需的真正工業化的經濟。農民工僅僅被看作生產者，而消費者在海外。全球資本出於“勞動套利”的需要，來到中國投資設廠，以實現哈維所謂的資本積累的空間修復。半無產階級化的農民工，作為一種制度形式，有可能在這種積累體制下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
換言之，一開始農民工還只是上述積累體制的外生的制度前提，但在進一步演化過程中，就可能成為這種積累體制內生的東西而長期持續下去。這就是我們所説的半無產階級化陷阱。它將從根本上阻礙中國實現向中高等收入國家邁進的目標。
那麼怎樣才能結束這種半無產階級化現象呢？結束半無產階級化現象，就意味着農民工要完全進城，成為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跟城鎮職工一樣。顯而易見的是，要實現這一點，農民工的工資就必須有顯著的增長，以達到和城鎮職工近似的水平，否則他在城市裏沒法進行勞動力再生產。
怎樣才能讓這兩億八千萬人的工資有這麼大的提升？從長期來看，唯一重要的經濟條件就是中國經濟在幾乎所有產業實現普遍升級，接近或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因為這樣才能有足夠的增加值，給這些人付工資。所以這事實上也意味着，中國製造2025或類似計劃何以具有極端的重要性。也正是在此意義上，美國人變得有點害怕我們，因為中國不是小國，體量太大，僅農民工就有兩億八千萬。全世界哪個大陸有這麼多生產者？我們不像一些小國，靠生產巧克力或者生產手錶，就可能把人養活了。一個韓國三星基本上可以把半個國家養活，我們做不到。所以中國必須在汽車、飛機等幾乎所有產業都達到或者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我們才能渡過半無產階級化陷阱，老百姓才有可能過上比小康更好的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農民工制度有着較為深入和透徹的分析，但從人口紅利説的流行可以看到，這些分析，並沒有在經濟學界產生足夠的影響，相反，中國主流經濟學界還在談論概念上極為片面的人口紅利和中等收入陷阱，而基本忽略了背後的制度因素即農民工制度的作用，及其所面臨的“陷阱”——如果存在的話——在制度經濟學上的真實含義。
我們可以給上述分析作一個簡單的小結。農民工制度是改革以來中國經濟體制中最為重要的制度形式之一。與這一制度的形成直接相關的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作為半無產階級化的勞動者，農民工在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體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作用可以概括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農民工的大量供給帶來了低廉的勞動成本，為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奠定了基礎。不過，這種廉價成本和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地位有關，而不是和所謂人口紅利有關。世界上有人口紅利的國家很多，但不一定能轉化為勞動成本的優勢。如果勞動密集型部門構成了中國外向型經濟部門的比較優勢的話，這種優勢其實主要來自制度因素，而不是天然的要素稟賦。
第二，農民工是一種勞動力的蓄水池，適應於靈活的外向型積累體制的需要。當經濟較高速增長時，這個蓄水池可以及時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當經濟面臨危機時，農民工可以返鄉，減輕城市失業的壓力，從而成為資本積累矛盾的減壓閥。2008年9月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後，從當年10月到隔年4月，失業農民工人數多達4900萬，其中2400萬在半年內又找到了工作，剩下的2500萬長期失業者，有多達67%的人返回了家鄉，從而大大減輕了城市的壓力。
第三，農民工制度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結構性特點，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導致中國工業化的程度高於城市化的程度。與其他國家相比，這一結構性特點壓低了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
在過去三十年，對於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而言，農民工制度帶來的廉價而充沛的勞動力供給，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但在今後的發展中，農民工制度也可能阻礙經濟的轉型和內需的擴大，使中國經濟陷入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從而形成經濟發展的“半無產階級化陷阱”。半無產階級化陷阱並不僅僅對應於中等收入水平，在低收入水平上，也可能形成這種陷阱。
二、競爭性的地方政府
中國經濟中第二個重要的制度現象是競爭性地方政府，這是學術界廣為承認的，並得到了相當程度的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理論。史正富教授曾經寫過一本著作叫《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他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三維市場經濟。[4]
什麼是三維呢？它講的是市場經濟當中的行為主體，我們有競爭性企業，有地方政府，還有中央政府。在亞當·斯密的筆下，經濟當中的行為主體只有企業，所以叫一維市場經濟。後來，凱恩斯認識到中央國家也必須成為行為主體，承擔投資即創造有效需求的責任，市場經濟由此成為兩維的。在中國經濟中，又多了一個競爭性地方政府，因而是三維市場經濟。
（一）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調整與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的地方政府的出現
地方政府成為經濟主體也是從改革之初就出現的。在改革伊始，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的調整，當時稱作“大包乾制度”，還有一個很形象的説法，即“分灶吃飯”。
當時中央和地方就財税等收入的分配達成了一個協議，各個省的協議都不太一樣。在那以前，地方的所有盈餘都要上交國庫，現在允許地方按照其和中央談判的某個比例保留。這當然極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且地方經濟發展得越好，它可能拿到的越多。這個制度在80年代流行起來，並起到了很大作用。一些省如廣東很快富裕起來。
邁入90年代，這個制度的弊端開始暴露。政治學家王紹光教授，當時跟胡鞍鋼教授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中國國家能力報告》，計算了中國國家能力，這個指標計算的是當時中央的税收佔GDP的比例，在80年代這個比例急劇下降，大概下降到只有20%。依據王紹光等人的説法，這個比例已經接近於前南斯拉夫的比例，前南斯拉夫在這個比例下就分裂了，這叫國家能力嚴重下降。
1994年朱鎔基總理推行分税制改革，把這個趨勢扭轉了。儘管分税制改革和財政包乾制度有所區別，但在中央和地方分權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新制度依然賦予了地方以很大的自主權，這種自主權歸根結底是地方政府追逐和使用經濟剩餘的權力。
在財政包乾制度下，地方既有財權又有事權。實行分税制以後，中央把一些財權回收，但事權留給了地方，這種結構性矛盾最終派生出取得和使用經濟剩餘的新方式，其典型表現就是土地財政。
改革開放到今天有一個很大特點，土地是國有的，這是我們區別於西方市場經濟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決定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土地國有不排斥土地可以商品化，在20世紀90年代晚期，我們設計了一個制度，土地是國有的，但地方政府可以將土地有償轉讓和使用，這樣在很大程度上把土地商品化了。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大家可以想象土地價值會有天量級的增值，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金等形式拿走了其中相當大部分。
中央和地方這種縱向財政關係的調整，直接塑造了地方政府之間橫向的關係，使他們開始相互競爭。這種中央和地方的縱向關係調整以及由此形成的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競爭關係，屬於馬克思意義上的生產關係，因為財政包乾也好、分税制也好，一方面涉及剩餘所有權在縱向的再分配，另一方面還直接形塑了新的經濟行為主體，即競爭性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生經濟主體，有它獨特的經濟行為和動機。從方法論的意義來講，這一事實不僅凸顯了中國市場經濟和西方市場經濟的差別，還凸顯了傳統歷史唯物主義（即蘇聯教科書中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不足，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政治權力事實上同時構成了生產關係，從而嵌入了經濟基礎。
這個特點和上述三維市場經濟的觀點一道，決定了改革以來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特點。拙著《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系統地討論了這個問題。在其他文章裏，我將這種市場經濟稱作市場經濟3.0，以與19世紀亞當·斯密所構想的自由市場經濟（市場經濟1.0）和20世紀凱恩斯所構想的國家干預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2.0）相區別。[5]
（二）關於地方政府競爭行為的幾種理論解釋
承認地方政府是市場經濟的行為主體，意味着我們必須解釋如下問題——應該提出一個什麼樣的理論來解釋地方政府的行為和動機模式呢？學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經濟學要解釋經濟當事人的行為和動機。比如資本家追求利潤，工人得到工資，土地所有者要拿地租，如果在這個畫面當中，我們又增添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想要得到什麼？它的行為模式又是怎樣的呢？這就決定了研究中國模式的經濟學必須囊括一個關於地方政府的理論，否則就沒有觸及到中國模式的根本特點。
我們可以舉出一些理論，比如説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這是比較早出現的，後來又有地方政府圍繞GDP進行錦標賽競爭的理論。這些理論當然都有它的貢獻，比如説財政聯邦主義，它試圖解釋為什麼中國容易開展分權式的改革，而蘇聯很困難。中國跟蘇聯確實不一樣，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一直是比較有彈性的，不是那麼死板。地方始終有某種自主性權力。
這種自主性權力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國共兩軍打仗，共產黨軍隊老贏，國民黨老敗。除了純粹軍事的原因外，還有制度的原因。周恩來同志曾經風趣的説，“我們這個指揮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指揮部，一不發人，二不發槍，三不發糧，只是天天發電報，就把國民黨打敗了”。
在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就是一個高度分權的體制，第一野戰軍、第四野戰軍等等獨立自主性都非常強。今天看林彪或者粟裕跟毛主席的電報，可以證明前線的自主性是相當大的，有時他們可以不聽中央命令，而中央事後承認他們是對的。國民黨軍隊不一樣，據説蔣介石會指揮到前線的團、營長，這是一個高度集中化的體制。跟共產黨的軍隊比起來，國民黨軍隊不如共產黨的軍隊體制靈活，後者是一個集中和分權相結合的體制。解放以後，毛主席寫過《論十大關係》，其中一大關係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即便在中國的計劃經濟年代，地方也有某種自主性，這和前蘇聯不同。
回到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這個理論在解釋中國改革後分權體制的形成時有其貢獻，但也有明顯缺點，它對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和動機模式的解釋失之狹窄。不妨從錢穎一教授的著作裏摘引幾段，他寫道：
最重要的是，維護市場的經濟聯邦制引入了地方之間的競爭，這產生了一些重要的經濟效果。
第一，地方之間的競爭會促使地方政府努力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以吸納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入，其典型做法包括：為要素所有者提供所有權保障，提供基礎設施，幫助市場進入等。……地區間的競爭為地方政府產生了很強的刺激，促使它們去努力提供最好的地方公共產品和保護要素所有者的利益。
第二，硬預算約束意味着地方政府有可能破產，這會促使地方政府在財政上慎重從事。硬預算約束會在支出環節上限制地方政府對虧損企業給予不斷的救濟，把政府的財政行為限制在對地區經濟發展有用的服務性支出上，例如，基礎設施、住宅等，以便為生產要素向本地區的流入創造一個良好環境。[6]
在這些論述裏，地方政府的作用，侷限在新制度經濟學所能設想的範圍內，即提供公共產品，包括產權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等。在財政聯邦主義理論之外，還有所謂晉升錦標賽理論。該理論強調GDP增長對於官員晉升的重要性，但在涉及地方政府官員通過哪些行為帶來GDP的增長時，基本上和財政聯邦主義的觀點如出一轍。錦標賽理論的另一特點是把地方政府還原為個人，以地方政府官員的行為和動機模式代替政府作為一個組織的行為和動機模式，具有方法論個人主義的特點。[7]
上述兩種理論的共同缺失在於，第一，在解釋地方政府行為時，將政府的作用限定為界定產權、監督合同的履行等等，大體侷限在減低交易成本的範圍內，因此，這些理論可以看作新制度經濟學或新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
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包容性政府就是一個小政府，類似於亞當·斯密筆下的“守夜人”，但實際上，在中國地方政府的經濟作用比這要大得多。一個比較典型的故事是奇瑞汽車的發展。在奇瑞汽車以前，中國的家庭轎車業被桑塔納、捷達和富康主導，且價格頗高。奇瑞汽車是安徽省政府和蕪湖市政府投資成立的地方性國有企業。隨着奇瑞汽車和其他自主品牌汽車入市以後，經濟型轎車的價格應聲下降。奇瑞當時的一款微型車QQ遍及大街小巷。不少人以為，政府幹預必然造成價格體系的扭曲，這使得市場不能有效地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這是一個教條，影響了很多人，甚至一些反對新古典主義的理論（如英國學者韋德以台灣地區為案例而提出的發展型政府理論），有時也不能徹底地拋棄這個教條。[8]
在中國家用轎車業的發展中，政府行為不是扭曲了價格，而是“搞對”了價格。在沒有奇瑞汽車之前，桑塔納、捷達所主宰的市場價格就是對的嗎？那是一個典型的寡頭壟斷市場。事實上，正是因為以奇瑞汽車為代表的一批本土品牌企業進入汽車市場後，家用汽車業才提高了競爭程度，價格才真正變得合理，消費者也得到了更多實惠。
奇瑞汽車進入市場後，我國汽車市場的價格逐漸變得合理
今天，中國家用汽車業是全球最具有競爭性的市場，眾多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以及合資企業同台競技，共同為這個市場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貢獻。令人遺憾的是，經濟學界對這個行業缺乏研究，甚至刻意忽略了該行業的發展所包含的那些極具啓示性的經驗。
如果在這樣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部門，國有企業可以在競爭中得到發展，甚至提高了行業的競爭性，那些反對國有企業可以搞好搞活的片面看法，就不會有立足之地。那種認為政府行為只能導致價格扭曲、國有企業敵視競爭的觀點，事實上都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在無視現實的基礎上堅持的神話。
概而言之，在上述例子裏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政府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僅僅是監督合同的履行或者界定產權，而是直接扮演了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企業家絕不僅僅是像馬雲這樣的個人，它可以是一個組織，熊彼特將這一組織看作巨型公司，而在中國經濟裏，還有地方政府。
第二，在解釋地方政府的經濟動機時，財政聯邦主義等理論將其歸於税收最大化，這對於理解地方政府的目標遠遠不夠。[9] 從方法論的角度看，一個僅僅追求税收最大化的政府，和斯密筆下的守夜人政府，沒有什麼區別。假定地方政府追求的只是税收，暗中假設了政府只是自由主義的“小政府”，這是理論上的先入之見，絲毫不符合中國經濟的實際。錦標賽競爭理論將地方政府的動機歸於GDP，這個假設在某些情況有解釋力，但問題是，GDP並不是地方政府實際支配的收入，且GDP的增長率和地方政府實際支配收入的增長率相比，也不一定總是正相關。[10]
在這裏，作為一種對比，我還想評論一下史正富和張五常的地方政府理論。張五常正確地看到，在解釋地方政府的動機或所面臨的激勵制度時，必須超越將這種動機歸於財税最大化的觀點，他主張地方政府的收入，就其要端而言，應該理解為租，而不是税收。[11] 史正富接納了他的這個觀點，甚至認為這對於“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屬性，具有革命性的意義”。[12]
但令人遺憾的是，一方面，張五常和史正富的這個觀點還缺乏足夠充分的論證，另一方面，該觀點也未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因而迄今依然是一個尚未得到發展的理論。究其根源，除了租的理論本身缺乏充分的發掘和梳理外，最為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強勢霸權禁錮了人們的想象力。
在新制度主義看來，經濟增長和租的提高是一對二律背反。在秉持新制度主義的中國學者那裏（如周其仁），政府取得的租金，譬如土地出讓金，被看作體制成本或交易成本，對經濟增長只有負面效應。[13] 而張五常將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動機歸於租金的取得，並賦予這一現象以推動經濟增長的正面意義，這一見解已完全背離新制度主義，和周其仁等人的看法有根本區別。
史正富接納了張五常的這一看法，在《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一書中，土地財政的本質，在於將商住房地產市場取得的租，轉而用於補貼工業用地的低價出讓以及在招商引資中引致的各種成本，據此刺激了投資率，使之達到其他國家在歷史上難以達到的水平，進而造就了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14]
史正富甚至將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而支付的成本，也歸於一種投資，他寫道：“中國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性支出，花費之後所產生的是一個不斷放大的價值創造與分享流程，最終以税收增長、股權增值、土地升值等多種方式迴流到政府財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性財政支出是為了未來預期收益的投資行為。”[15] 這個洞見是極為深刻的。
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和生產性企業之間的競爭一起，構成了中國經濟的雙重競爭結構，這兩種競爭是相互促進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理解，一方面，地方政府將所取得的租金用於補貼那些具有效率和創新能力的企業，這些租金事實上構成了相關企業的一部分超額利潤，進一步刺激了企業的創新和生產性投資。另一方面，正如史正富所強調的，地方政府的上述戰略，同時也構成了一種特殊意義的投資行為，政府藉此間接地參與了企業的價值創造，所帶來的增加值最終通過財税增長、股權增值、土地升值的形式——質而言之即作為租——部分地回到政府手中，並可進一步用於上述意義的補貼或投資，從而成為一種良性循環。
在這個敍事裏，關鍵是生產性企業創造的超額利潤。在馬克思（以及熊彼特）經濟學裏，超額利潤的產生是和技術創新相聯繫的，個別企業的創新帶來超額利潤，進而促進了整個部門的技術進步和投資，這一現象在全社會各部門擴散開來，造成了必需品價值的下降和剩餘價值率（它決定了資本的贏利率）的提高，即馬克思所謂的相對剩餘價值生產。在中國經濟中，存在着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雙重結構，因為除了企業之外，地方政府的競爭也嵌入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過程。[16]
在我們描繪的這幅畫面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是生產性租金的分配者，即以租金補貼了那些開展創新和生產性投資的企業，另一方面又以生產性租金進行了間接乃至直接投資（回顧一下奇瑞汽車的故事）。因此，地方政府的競爭在雙重意義上推動了相對剩餘價值生產過程。
筆者在近年來的文章裏，一直主張將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理論看作馬克思經濟學的參照系，以替代新制度主義的參照系——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在《資本論》裏，馬克思用這個參照系解釋了英國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增長。應予強調的是，只要我們替換了參照系，就有可能發展一種嶄新的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制度經濟學理論。
在這一理論中，除了參照系，還包括參照系的實現條件理論（我稱之為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以及促進現實經濟向參照系收斂的國家理論。採納這個理論，我們就有可能對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國家的經濟作用做出更為全面而深入的解釋。[17]
在本節結束前，我還想簡單評論一下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林毅夫教授的理論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是這個理論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它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關於地方政府的明確理論，而且也沒有對現有的幾種地方政府理論給出自己的評價。這樣一來，該理論——以及該理論的反對者——對產業政策的描述在相當程度上是空洞的或者不太切題的。
因為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要不要產業政策，或者有沒有產業政策，在中國經濟當中，問題的核心是產業政策能否有效。在中國經濟中，不僅中央政府有產業政策，地方政府也有產業政策，這是一個雙層結構，所以我們可以稱其為雙層產業政策。[18]
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這兩個產業政策未必是一致的。舉一個例子，有一種電動汽車叫低速電動車，山東省是低速電動車生產的大省。在國家層面，對這種低速電動車的發展是不鼓勵的，在地方政府層面就存在一種選擇，是跟着中央產業政策走，還是另闢蹊徑？在現實中，我們看到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選擇，某個省可能完全聽從國家產業政策，那麼這種低速電動車就失去了發展的機會。但是以山東省為代表的省份，沒有完全跟隨這個政策，而是奉行了另外一套產業政策，所以它現在是生產低速電動車的大省。這個故事是非常有趣的。事實上，奇瑞汽車當年能發展起來，也是繞過國家產業政策，打了“擦邊球”的結果。
從這個例子裏，不僅可以看到林毅夫的片面性，而且可以看到張維迎——新結構經濟學的敵手——的看法為什麼也是不切題的。的確，政府推行產業政策，有可能犯下主觀主義的、違背經濟規律的錯誤。但是，在中國經濟中，由於雙層產業政策結構的存在，一種產業政策的成功與否，不只是政府推行的結果，而且往往是在市場中決定的。雙層產業政策的存在，造成了一個對產業政策的選擇和糾錯的機制，因為兩種產業政策事實上在相互競爭，然後由市場決定哪個產業政策有效。這才是中國經濟中真實的故事。但很遺憾，在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的那場爭論中，這些現實並沒有得到反映。
總之，在如何正確地理解競爭性地方政府的問題上，現有的主流經濟理論也是落後的，或者至少是未完成的。那些已然成為主流的地方政府理論（財政聯邦主義和錦標賽競爭理論），事實上都是新制度主義的翻版，因而從方法論的角度可以歸於一類。張五常、史正富以及筆者所論及的觀點，代表或預示了與之迥然不同的理論，但這一派理論作為一種分析範式還有待於發展。
三、社會主義的政黨-國家
接下來我想談談社會主義的政黨-國家。我認為，中國共產黨，甚至中國人民解放軍，也是一種經濟制度。在上一節裏，我們論及國家權力只要承擔了經濟功能，就嵌入經濟，成為基礎的一部分。這個命題也適用於黨。由於黨和國家是同構的，因而可以統稱為社會主義的政黨-國家。
將黨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不是改革之初就設計好的，而是在40年來的實踐中摸索形成的。在改革之初還有相反的做法，如80年代提倡黨政分開，還有一個提法叫政企分開，這些觀念距離後來形成的中國經濟體制都相去很遠。
黨政分開在1989年以前曾經走得很遠，當時甚至取消了在一些機關部委和事業單位的黨組，後來又恢復了。所以今天我們看“十九大”報告，看《黨章》，其中提到：“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這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根本特點的概括，是符合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的。
然而，關於黨在經濟中的領導作用這個問題，在我們現有的社會科學理論當中，尤其在經濟學理論當中，沒有得到反映，是一個空白。也由於這一點，本文不可能提出系統和深入的看法，只限於做一些淺顯的觀察和評論。
（一）黨的經濟作用：實體化的方面和非實體化的方面
理解黨的作用，要分成兩個方面來看，第一是實體化的方面，什麼意思呢？就是黨和國家機器是同構的。比如説為了領導經濟工作，中央成立了一系列機構，它們與國家行政部門是交叉重疊的，譬如中央金融工作領導小組、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等等。這些機構的地位可能比農業部、人民銀行更高。最近有一個例子，中央任命了易綱做央行行長，同時又任命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同志做央行的書記。這樣的任命是饒有深意的。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於中央銀行的主流理論是所謂的央行獨立性理論。這個理論是針對80年代以前凱恩斯主義理論而提出的。央行獨立性指的是不受黨派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將其職責限定為維持通貨穩定，為此要盯住通貨膨脹目標，不讓票子貶值。這和傳統凱恩斯主義相反。凱恩斯主義主張，在市場經濟當中，首要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必要通過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有效需求。這會帶來所謂半通貨膨脹，因為超額髮行的貨幣最終會為產出的增長所吸收。
在西方國家經歷過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以後，凱恩斯主義式微，新自由主義成了主流話語，央行獨立性理論也流行開來。央行獨立性理論是反對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的，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理論的組成部分。在80年代，這個政策對於製造失業，從而推進市場的自發調整起到了作用，但依靠這個政策本身並不能自動保證繁榮的持續，不能消弭新的危機和週期。
在危機來臨時，我們反而看到，以美聯儲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央銀行的行為，是與央行獨立性理論相矛盾的。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為了克服並轉嫁危機，美國推行了量化寬鬆政策，就是一個例證，其結果是造成了全世界資產市場價格的通貨膨脹。剛才提到中央任命郭樹清做央行的書記，易綱做行長，這個人事任命可以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解讀。我把這個任命看作對央行獨立性理論的一個挑戰，因為它體現了黨領導央行這一原則。黨是有它的意識形態，有它的基本價值取向的，黨領導央行，意味着貨幣政策不是中性的，不是單目標的，而必然是包含失業水平在內的多目標的政策。
還可以舉一個例子，近年來我們在包括外企的公司裏設立黨支部。一些反對意見認為，這不符合國際慣例，美國的公司治理教材裏面沒這個內容。但問題是，世界上沒有統一的公司治理規範，因此也沒有所謂國際慣例，美國的公司治理教科書並不一定能反映其他發達國家的公司治理實踐。
曾有過新聞報道，談論中國汽車企業在德國的投資。在德國，工會是能夠進入監事會的，而且監事會的權力很大，有時候甚至不比董事會小，在這一點上德國的公司治理跟美國有顯著區別。中國企業要去德國投資，就必須遵守德國公司治理的相關法律和法規，必須接納工會的上述作用。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公司治理事實上是一場力量博弈的結果。在外企建立黨支部，同時也是中國在國際經貿關係中的力量的體現，這樣的實踐一旦成功，必然要求中國經濟學家重新改寫關於公司治理的教科書。
除了上述實體化方面外，黨的作用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即非實體化的方面，這指的是黨的意識形態、黨的基本價值在經濟中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説要不忘初心，什麼是黨的初心？事實上就是黨的基本價值，它構成了黨的意識形態的靈魂。黨的意識形態裏有一部分是經濟意識形態（包括經濟政策理論），這些意識形態不是單純的觀念，或言之，不只是現狀的反映，相反，它們必然同時是現實的組成部分，甚至是現實的構成原則（後文還將談及這個問題）。我也把這個方面稱作黨或國家的主觀方面，跟實體化的方面相對應。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中，國家權力可以直接構成生產關係，從而成為經濟基礎的一部分。這個原則不僅適用於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實體化方面，而且適用於其非實體化的或主觀的方面。
除此之外，還要強調的是，正如在生產力中包含觀念因素一樣，在生產關係當中也有觀念因素，這些觀念因素或意識形態，就是那些締造和建構生產關係的原則。從歷史唯物論的立場看，觀念因素、意識形態不僅是對現實的反映，而且是現實的要素。那種僅僅從反映論的角度看待觀念因素的做法，體現了片面的認識論立場；從本體論的立場來看，觀念因素、意識形態是社會存在的組成部分。[19]
這個觀點自然決定了經濟學理論——就其中與現實直接相聯繫的、因而轉化為意識形態的那部分而言——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因為這些理論中有一部分不僅是對現實的反映，而且是現實本身的要素。這一點意味着，一旦改變某種經濟意識形態，同時也就改變了經濟本身，譬如，一旦接受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經濟生活的組織原則就將全面私有化；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則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通過改革搞活國有企業，就是題中應有之義。在這裏，兩種經濟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別代表了兩套在現實中締造和建構生產關係的原則。
（二）社會主義改革意識形態與歷史終結論
從改革伊始，鄧小平就宣佈：“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20] 習近平進而提出，“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21]
這兩個相互關聯的表述表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某種最為鮮活、最具政治哲學品格的內容。為方便起見，我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這一部分內容稱為社會主義改革意識形態，它可以和美國學者福山提出並在冷戰後流行於西方的“歷史終結論”並列，作為當代兩大代表性意識形態來看待。冷戰結束以後，美國乃至西方沉醉於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歷史到此結束了，自由市場經濟，就是新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市場經濟，是人類經濟組織所能想象的歷史的頂點，這是歷史終結論的經濟學含義。
許多人在學習和借鑑新古典經濟學的時候，忽略了這個理論還有“附產品”，即它所附帶的兩個後果。
第一個後果就是承認歷史終結論。新古典經濟學是通過完全競爭市場來論證市場經濟的效率的，在它看來，完全競爭市場是人類所能想象的經濟組織的最高形態，如果全然接受它，就必然要接受歷史終結論。
第二，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實際上是永遠不能被證偽的。新古典經濟學是用完全競爭市場作為一個參照系來評判現實的市場經濟，在現實市場經濟中出現的任何問題，比如説2008年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在它看來都不是市場本身的問題，而是各種制度因素造成現實經濟背離了完全競爭市場這個參照系的結果。
這聽起來有道理，但是細想一下它的潛台詞就危險了。潛台詞是什麼？那便是這一參照系本身永遠不會錯，換言之，永遠不會被證偽。科學哲學家波普爾有一個觀點：任何理論，如果它沒有機會被證偽，就不可能是科學，而是神學。[22]
採用波普爾的這個標準，新古典經濟學就是神學。最早將資產階級經濟學比作神學的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裏，他寫道：“經濟學家們在論斷中採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們認為只有兩種制度：一種是人為的，一種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為的，資產階級制度是天然的。在這方面，經濟學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為兩類的神學家。一切異教都是人們臆造的，而他們自己的教則是神的啓示。”[23] 在這裏，馬克思也預言了完全競爭市場理論的另一個特點——即通過宣佈完全競爭市場是人類經濟組織唯一合理的形式，從而同時宣告了歷史的終結。
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學是可證偽的。在馬克思眼中，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歷史科學。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提出，一旦直接勞動不再是財富的直接源泉，交換價值就不再是財富的尺度，依照這種見解，一旦自動化全面支配了人類的社會生產，勞動價值論就將失效。
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盧森堡和布哈林等人還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後，連政治經濟學也不需要了，所需要的只是經濟政策，為什麼呢？因為政治經濟學是揭示拜物教背後的經濟生活本質的，如果市場經濟已經消失，政治經濟學也會進入歷史的博物館。
學習新古典經濟學的麻煩在於，只要接受以完全競爭市場為核心的微觀經濟學，就必然要接受上述兩個相互聯繫、相互支撐的結論，其中就包含歷史終結論。與之相對照，我們黨的社會主義改革意識形態則宣佈，改革作為一場社會革命永遠沒有終結，這相當於説，現實永遠是和這種意識形態相對立的，現狀永遠是需要被改變的。而在地球的另一端，西方宣佈歷史已經終結。當代兩種類型的市場經濟並存和競爭，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兩種意識形態的並存和競爭。
要指出的是，冷戰後出現的歷史終結論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在每一次人類偉大歷史鬥爭結束以後，這類觀念都會出現。例如，在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具體而言是在1848年革命以後，當資產階級在歐洲取得了全面勝利時，就出現過歷史終結論。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裏，馬克思對此有過如下評論：“斷言自由競爭等於生產力發展的終極形式，因而也是人類自由的終極形式，這無非是説中產階級（即資產階級——引者注）的統治就是世界歷史的終結——對前天的暴發户來説這當然是一個愉快的想法。”[24]
在二戰結束後，歷史終結論又被提出，一位叫蓋倫的哲學家試圖將二戰後人類的意識形態狀況視作歷史的終點，他寫道：“就思想史而言，人類已經沒有什麼新東西可期望了，而是隻需在已有的偉大指導思想的範圍內安排自己的一切就可以了”。[25]
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批判過這種論調，他寫道：“這裏，對資本主義全面控制的絕對完美性與絕對終極性所作的美化和頌揚，真是達到淋漓盡致和無以復加的地步了。”[26] 伴隨蘇東解體和冷戰的結束，歷史終結論獲得了空前的流行機會。然而歷史當然不會終結，人類的經濟組織永遠不會達到一個理想的狀態，人類永遠都要探索下去。
斷言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是和改革作為一場革命的認識聯繫在一起的。鄧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和新民主義革命相比較而言的。1949年建國之前，毛澤東曾屢次指出，中國革命的根本使命，在於解放生產力。他寫道：“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政治、軍事的力量，是為着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推翻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力量，目的是為着解放生產力，發展經濟”；“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結底，看它對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27]
將改革稱作第二次革命，具有類似的意義。改革破除了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習近平也強調：“改革開放是我們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也是我們黨最鮮明的旗幟。”[28] 他還進一步指出，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作為革命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其內涵具有明顯的政治哲學品格，這也是筆者將其作為社會主義改革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而與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加以比較的原因。這種政治哲學的品格，在思想史的系譜上，可以一直追溯到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
1850年，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裏這樣寫道：“這種社會主義就是宣佈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29] 在《共產黨宣言》裏，則將消滅了階級差別的未來社會，稱作“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30]
強調改革作為革命永遠沒有完成時的社會主義改革意識形態，是對上述不斷革命論的繼承和發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第一，中國共產黨繼承和弘揚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價值（所謂“初心”）。《共產黨宣言》裏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即作為正義原則的自由，在這些基本價值中居於核心地位，這也是《共產黨宣言》予以特別強調、並以之代表全部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價值體系的緣由。在中國共產黨所秉持的基本價值沒有獲得實現之前，改革作為革命是不會停止的。[31]
第二，這些基本價值的實現，是以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財富源泉的充分湧流為前提的。改革作為革命，恰好擔負着變革一切不合時宜的生產關係，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的歷史使命。在接近於實現那些基本價值目標之前，改革自然沒有完成時，只有進行時。
第三，中國作為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還經歷着在落後國家發展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的特殊任務，改革不僅要在一般意義上發展生產力、解放生產力，而且代表着落後國家制度變遷的一條特殊道路。在這條道路上，通過改革開放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實現人民羣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社會主義改革意識形態，作為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主觀方面，具有鮮明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強調改革也是革命，必然意味着黨也是革命黨。改革以來，隨着黨將其工作中心轉向經濟建設，一些人提出，黨自身也應該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這種看法是片面的，甚至是膚淺的。在改革開放年代，一個秉持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黨依然可以是革命黨，這和黨以經濟建設為工作中心，並無矛盾，和黨作為執政黨，也無矛盾。黨作為革命黨和作為執政黨，是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並不能相互替代。黨正是通過宣佈改革是永遠不會結束的革命，通過保持革命黨的屬性，才贏得了自己的先進性和作為執政黨的政治合法性。[32]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共產黨通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成功地探索了一條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33] 一般讀者可能不會太注意，其實在黨的文件裏，科學社會主義這個術語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出現了。恩格斯寫過《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以前我們總認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就結束了，從此以後，科學社會主義就一統天下了。問題沒那麼簡單。現實社會主義經歷過嚴重的挫折和失敗。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些做法是在搞空想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是一個永遠沒有句號的過程。
對科學社會主義的這種理解，可以跟改革作為永遠不會結束的革命聯繫起來看。社會主義改革意識形態，作為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主觀方面，為當代中國的制度變革提供了動力。讓我們回顧一下毛澤東所説的話，他説：“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34]
如果我們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解釋為不斷發展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解釋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毛澤東的這個論斷在今天依然是適用的。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思想武裝的中國共產黨，面對歷史終結論，在精神上是解放的、是主動的。這樣的理論，是批判和改造世界、建設社會主義的強大武器。
參考文獻
[1] 在筆者參與主編的《農民工與新工人》一書裏，不同學科的學者對農民工制度開展了分析。潘毅、孟捷主編：《農民工與新工人》，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
[2] 孟捷、李怡樂：“改革以來勞動力商品化和僱傭關係的發展——馬克思和波蘭尼的視角”，《開放時代》2013年第10期。在這篇文章裏，我們對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及其經濟後果作了較為細緻的理論分析，本文關於農民工的觀點來自這篇文章。該文也被選入了前引潘毅、孟捷主編《農民工與新工人》一書。
[3] 在馬克思主義史上，一些作者如考茨基強調了無產階級化對於提高工人階級福利的進步意義。在前引孟捷和李怡樂發表於2013年的文章裏，我們進一步討論了無產階級化和勞動力商品化的區別和聯繫。在馬克思那裏，向完全無產階級化的過渡被等同於徹底的勞動力商品化。而在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當中，無產階級化可以和相對低度的勞動力商品化相伴隨，這種局面有助於改善工人階級生活狀況。
[4]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5] 孟捷：“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間——從列寧晚年之問到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5期；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見第三章。
[6] 錢穎一等：“中國特色的維護市場的經濟聯邦制”，載張軍、周黎安主編：《為增長而競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38頁。
[7] 周黎安寫道，與主張地方官員受到財税激勵的觀點相比，“晉升錦標賽下地方官員的晉升激勵比財政和行政分權所帶來的激勵更為持久和基本。政府官員作為政治參與人，最關心的是行政晉升和仕途，而非地區的財政收入。”周黎安：“中國地方官員的晉升錦標賽模式研究”，載於張軍等主編：《為增長而競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0頁。
[8] 可參閲韋德：《駕馭經濟》，呂行建等譯，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29頁。在那裏，韋德曾設想將新古典理論作為參照系，以方便衡量政府在影響市場時所起的作用。
[9] 陶然等人雖然批評了財政聯邦主義的一些觀點，但在關於地方政府行為動機的解釋上，和財政聯邦主義持有類似立場。見陶然、陸曦、蘇福兵、汪暉：“地區競爭格局演變下的中國轉軌：財政激勵和發展模式反思”，《經濟研究》2009年第7期，第27頁。
[10] 陶然等人較為細緻地批評了錦標賽競爭論，參見陶然、陸曦、蘇福兵、汪暉：“地區競爭格局演變下的中國轉軌：財政激勵和發展模式反思”，《經濟研究》2009年第7期，第29頁。
[11] 張五常：《中國的經濟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12]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頁。
[13] 周其仁：“體制成本與中國經濟”，《經濟學季刊》2017年第4期，第868頁。
[14] 陶然等人描述了地方政府這一戰略的細節，參見陶然、陸曦、蘇福兵、汪暉：“地區競爭格局演變下的中國轉軌：財政激勵和發展模式反思”，《經濟研究》2009年第7期，第27頁。
[15] 史正富：《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頁。
[16] 如果我們在世界體系的層面看問題，相對剩餘價值生產還將呈現為三重結構，因為國與國（甚至國家集團）之間的競爭會被納入進來。這種國家間的競爭，同樣可以圍繞租金的生產性配置來考察。
[17] 由相對剩餘價值生產這一參照系、相對剩餘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以及國家的經濟理論構成的馬克思主義制度經濟學框架，可以和新制度主義的框架（包括作為參照系的完全競爭市場、交易成本理論和國家的經濟理論）直接相比較。進一步的研究可參閲孟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化的若干問題——兼評張宇等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報》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孟捷：“《資本論》的當代價值”，《光明日報》2018年6月5日；孟捷：“《資本論》與現代市場經濟”，微信公眾號CPEER，2018年5月3日發佈，https://mp.weixin.qq.com/s/3ItI5_pxTL5aNHudUsxdEA。
[18] 參閲瞿宛文：《多層級模式：中國特色的產業政策》，《文化縱橫》，2018年第2期。
[19] 參見筆者在《歷史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對這個問題的進一步討論。
[20]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出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4頁。
[21] 習近平：《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出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9頁。
[22] 卡爾·波普爾，《科學知識進化論：波普爾科學哲學選集》，紀樹立編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8頁。
[23]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53-154頁。重點標識是原有的。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1頁。
[25] 轉引自盧卡奇：《關於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下卷，白錫堃、張西平、李秋零等譯，重慶出版社1993年，第905頁。
[26] 同上引。
[27]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9頁；《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79頁。
[28] 習近平：《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説明》，載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2頁。重點標識是原有的。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頁。
[31] 拙著《歷史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第7章，討論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價值、即其正義概念。除了上述自由原則外，馬克思主義的正義概念還涉及需要原則以及勞動的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相統一的原則，在這三者中，自由原則是最高的歸宿。
[32] 值得關注的是，汪暉曾試圖在去政治化的框架裏分析這裏的問題，依照他的分析，政黨的國家化，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去政治化的結果，即黨所秉持的政治價值和黨的政治代表性衰弱，進而導向政治合法性危機。這一理論架構的明顯缺失，是遺漏了對社會主義政黨-國家的主觀方面的分析。見王紹光主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第308-309頁。
[3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着科學社會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頁。
[34]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