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扶貧羊”的故事一再重演，但脱貧攻堅急不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呂德文】

3月7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甘肅代表團審議，在提到脱貧攻堅進入關鍵階段時，習近平總書記説到，不要搞那些急功近利、虛假政績的東西。

習總書記提出這樣的警告，針對的是一段時間以來扶貧工作存在虛假瞞報、追求政績的事實，而筆者在調研中，也確實遇到過一些這種情況。

一位一線扶貧幹部曾告訴筆者，她剛剛參加完一場縣委縣政府組織的扶貧展銷會的動員會。由於地方市場容量有限，且幾乎沒有外地客商（幾乎每個縣都會組織類似活動），扶貧幹部就成了貧困户農副產品的消費主力——縣委縣政府指示，領導幹部每人最低消費二百元，普通幹部一百元，名為愛心消費，實則強制消費。讓她苦惱的是，貧困户的農副產品倒也還不錯，在平時的扶貧工作中也會主動購買，但展銷會上的農副產品實在是貴得離譜，市場價兩三塊錢一斤地瓜賣到十來塊錢一斤，兩三塊錢一斤的百香果也賣到了十塊錢一斤。當地公務員的工資並不高，基層幹部戲言，這真是“劫貧濟貧”啊！猛一看，地方政府想出“消費扶貧”這一招，不可謂不高明，卻也不能不讓人愕然——為了扶貧，似乎什麼後果都可以不顧及了。原因何在？

仔細想來，這兩年“消費扶貧”的出現應和不切實際的產業扶貧政策有關。類似“消費扶貧”的做法，筆者在調研中還真是碰到不少。有些甚至已經成了“段子”，流傳甚廣。比如，關於“扶貧羊”的故事，至少有三個版本：

版本1：A縣曾是遠近聞名的山羊大縣，精準扶貧過程中，縣委縣政府將擴大山羊產業作為產業扶貧的重點，就給各個鄉鎮下達養殖指標。一時間，羊羔價格飛漲，到後來高價也買不來羊羔。基層政府沒有辦法，就到其他縣去買種羊。可是沒有想到的是，這就把本地從沒有發生過的羊瘟從外地帶回來了！縣內80%的羊在瘟疫中死亡，損失慘重，該縣的山羊產業從此一蹶不振！

版本2：B縣山地養羊的產業扶貧搞了20多年，一直未成氣候。儘管如此，該縣的山地養羊仍成為精準扶貧的“亮點”。由於實際存欄數和宣傳口徑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某地為了應付不時前來參觀、檢查的上級領導，只得向臨縣和本縣其它鄉鎮借羊。隨着現場會的不斷增加，借羊次數也劇增，借羊費從5元/只上漲到了15元/只。由於經常被借，山羊都認識了拉羊車，一見車來了，都自覺找到各自的車順梯爬入車廂。

版本3：C縣在針對貧困户的產業扶貧項目中，同樣鼓勵貧困户養羊。因為政府有養羊補貼（四隻母羊補貼5000元），貧困户一下子全部都去養羊，導致市場上羊羔的價格猛漲，而到賣羊的時候，又因為扶貧羊太多，市場上成羊的價格又急劇下降。許多農户養一年羊，如果沒有政府項目補貼，幾乎都是虧得厲害。

“扶貧羊”的故事，在“扶貧雞”“扶貧鴨”“扶貧牛”等身上重複上演，亦在西瓜、木耳、獼猴桃、茶葉等身上不斷重演。多年經驗表明，地方政府以行政干預的方式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成功的有，失敗的更多。一直以來，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哪怕是失敗了，地方政府也可以以市場經濟規律為由迴避責任。問題是，一旦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被賦予扶貧的內涵，成為“產業扶貧”的舉措，那就意味着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在扶貧的政策目標中，不可能越扶越貧。因此，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扶貧目標，對產業扶貧政策做了修正：

1. 減少風險。地方政府和扶貧幹部心知肚明，把產業扶貧資金髮給貧困户，讓其通過發展產業脱貧，結果不可預測，風險過大，最保險的當然是直接給貧困户發錢。可問題是，產業扶貧資金只能用於產業發展，不能直接發給貧困户。於是乎，絕大多數地方政府都選擇了一種變通手段：將產業扶貧資金貸款給那些由經營能力的企業、合作社和大户，貧困户以“分紅”的形式獲取幫扶。

2. 政府兜底。產業扶貧輸不起，這是針對貧困户而言的；但就市場規律而言，貧困户產業發展一定會有風險。既然如此，政府兜底就是唯一選擇。一方面，貧困户的產業發展幾乎是“零投入”，“扶貧羊”“扶貧雞”“扶貧鴨”都是政府免費送的。這就意味着，哪怕是“虧本”，對貧困户而言亦無大礙，了不得就是勞動力投入損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扶貧幹部還負責產品銷售。筆者在調研中碰到過，一開始給貧困户送羊羔的扶貧幹部，一年後還要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購買”貧困户的山羊。否則，扶貧幹部在“算賬”時就會遭遇尷尬：產業扶貧這一欄，很可能出現負數！

無論是減少風險的措施，還是政府兜底的做法，實際上都有悖於精準脱貧的內在要求。將產業扶貧資金用於非貧困户的產業發展，權且不説涉嫌違規使用扶貧資金；更重要的是，它客觀上製造了兩個問題：

一是扶貧目標的脱靶。客觀而言，這一做法更有利於優勢羣體，貧困户只是獲得了少量好處，赤裸裸地製造了“扶強不扶弱”的結果。

二是扶貧內涵異化。扶貧的核心內涵是增能，即通過扶貧措施增強貧困人口自我發展的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是要增強市場競爭的能力。一旦貧困户坐享分紅，本來是增能措施的產業扶貧政策，反而成了弱化其能力的催化劑。

尤其是政府兜底措施，它本質上是與扶貧目標相悖的：當政府為貧困户無償提供資金，還為其包銷包利時，貧困户哪能學習到哪怕一丁點的市場經驗？在我們的調查過程中，絕大多數貧困接受到的政策信息是政府“施惠”，而非“增能”。這也就可以理解，“養懶漢”現象並不少見。

弔詭的是，當某些貧困户坐享其成享受各種政策優惠和福利待遇，表現得不急不躁時，隨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刻的到來，很多貧困地區的脱貧攻堅工作開始進入倒計時，一些地方政府表現出了畢其功於一役的姿態。一些計劃摘帽的貧困縣，更是不斷加壓，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參與扶貧攻堅戰，確保萬無一失。在扶貧工作壓倒一切的態勢下，基層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又有抬頭的趨勢，“消費扶貧”的做法即是其中一例。而一些不切實際的做法，則很可能製造出無盡的後遺症。

根據“兩不愁、三保障”的要求，最簡單、最省事的扶貧措施或許是異地扶貧搬遷。一些深度貧困的少數民族地區，地方政府又沒有那麼多財政資金來推動異地扶貧搬遷，結果就打起了土地增減掛鈎政策的主意。為了整合國家土地增加掛鈎和異地扶貧搬遷的資金，地方政府強制要求貧困户搬遷到市、州府駐地，同時宅基地騰出來。結果，一些適應能力強、且有較強進城願望的漢族貧困户，都在爭搶異地扶貧搬遷指標，為此還製造出不少矛盾。但是，一些少數民族貧困户，因文化適應力低、知識水平也有限，根本就無法在城市好好工作；而在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現金開支急劇增加，絕大多數貧困户的生活壓力不減反增。可以預見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部分脱離了鄉土的貧困户，將繼續是城市貧困人口，依靠公益性崗位和其它社會保障政策維持最低生活。

還有不少地方為了解決貧困户的住房問題，動員貧困户改造危房。然而，國家的危房改造補貼一般只有5萬元左右，財政充足的地方政府還可以補貼一部分，財政困難的地方政府根本就不可能補貼。結果，貧困户普遍借債建房，反而加深了貧困。

客觀上，貧困自有其發生發展的規律，脱貧攻堅急不得。儘管我們將於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但並不意味着貧困現象不再出現，亦不意味着扶貧工作不存在。恰恰相反，貧困治理是現代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將長久存在下去。某種意義上，當前的脱貧攻堅工作最主要的不是實現“數字脱貧”，人為掩蓋貧困發生的事實、扭曲脱貧的規律；而是應該遵循客觀規律，為建立貧困治理的長效機制探索經驗。

當務之急是，要擺脱“數字脱貧”和運動式扶貧的迷信。我國還遠不是一個現代社會，尤其是農村的生產生活，還存在諸多非正規經濟，“數字”本來就不準確；另一方面，“數字”只有至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中才有意義，貧困線既是一個數學數字，更是一個既有社會意義的數字——它意味着國家如何對其民眾進行分類，如何調配資源和協調各階層的關係。因此，貧困治理並無可能一勞永逸。那些違背規律，甚至不惜犧牲扶貧幹部的做法，需要得到切實糾正。

一些地方對扶貧幹部的監督，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單單是簽到便讓人不可忍受：使用軟件“釘釘”簽到、筆籤，還要每天在“釘釘”上寫扶貧日誌。有些村的信號不好，扶貧幹部滿村找信號。年紀大動作慢的扶貧幹部，單單是簽到和寫日誌，半個上午就過去了。為了督查扶貧幹部工作情況，大晚上的十點多緊急通知集合開扶貧會議，沒在規定時間內到的直接被撤職了——但事後發現，會議並無實質內容，僅僅是為了“查崗”而已。

地方黨委政府每次開會動不動就説扶貧做不好就要追責，一些扶貧幹部吐槽説嚇都被嚇到麻木了。甚至於，我們在多地調研，扶貧幹部不僅要承擔被問責的風險，還要有切實的利益付出。“消費貧困”的做法或許還隱晦一些，一些地方黨委政府甚至明確要求扶貧幹部得花自己的錢去看望貧困户。

運動式扶貧本是教育、培養幹部的一個絕好機會，讓幹部瞭解基層、密切與羣眾的聯繫，培養一批政治素質過硬、作風硬朗的幹部，本是脱貧攻堅工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作出的重要貢獻。但是，如果類似於“消費貧困”的做法層出不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不能得到有效制止，反而讓很多基層幹部甚感無奈和無力，反而是在消弭來之不易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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